的確，生機勃勃的大唐是一個耕耘的時代，也是一個撒下種子就能開花結果的時代。之前四百年的動亂，等于把中華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層的沃土翻了上來，外面的肥水流了進來，開放寬容的政策更是讓陽光雨露得以充分降臨，生命活力得以盡情揮灑。毫無疑問，這樣的時代是需要發(fā)出自己聲音的，無論是在哪個領域。
于是，禪宗便被挑選為宗教方面的發(fā)言人。
時代精神
選擇是在門閥制度衰朽之后開始的。
事實上，中國雖然沒有種姓制度，卻有血統(tǒng)觀念和門第觀念。表現(xiàn)于歷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貴族政治和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貴族政治時代，佛教尚未傳入中國，華夏民族也沒有產(chǎn)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兩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當貴族政治在秦漢逐漸讓位于官僚政治時，門閥制度便誕生了。門閥時代的統(tǒng)治階級不是貴族領主，而是士族地主。他們雖然并不世襲領地，卻壟斷仕途；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靠的正是祖宗。門閥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就因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國才有這樣的土壤。
當然，也因為官僚體制最早在中國成熟。
不過這樣一來，矛盾就產(chǎn)生了。因為官僚政治絕不允許仕途被壟斷，帝國制度也絕不允許國土被瓜分。要維護天下一統(tǒng)，就必須消滅貴族領主；要保證皇權至上，就必須消滅士族地主。漢唐兩代，肩負的就是這種使命。
動搖了血統(tǒng)觀念和貴族政治的是漢，挑戰(zhàn)著門第觀念和門閥政治的是唐。漢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兩個王朝的不同性質，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氣質。包括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也有著自己的風度和風采。
這是黃河九曲十八彎一樣的歷史長卷。
總體上說，漢是雄渾大氣的。唯其雄渾，所以厚重；唯其大氣，所以樸拙。那些碑刻、陶俑、畫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現(xiàn)出第一個農(nóng)業(yè)大帝國初生牛犢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興貴族地主小喬初嫁式的天真爛漫和滿心歡喜。即便迂腐繁瑣如經(jīng)學，妖妄荒唐如讖緯，鋪陳排比味同嚼蠟如漢賦，也未嘗沒有漢文明的自豪與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歷史的邏輯。
實際上，作為秦始皇政治遺囑的執(zhí)行人，以及真正意義上的“中華第一帝國”，兩漢奠定了帝制時代的基本原則和主旋律：重農(nóng)抑商，中央集權，獨尊儒術，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爾所說，歷史與邏輯是一致的，那么，兩漢就是歷史邏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
作為邏輯意義上的否定，魏晉南北朝與兩漢，歷時大約等長，風貌截然相反：華夷不辨，胡漢混雜，戰(zhàn)亂頻繁。天下一統(tǒng)變成了群雄割據(jù)，對外征服變成了民族混血，統(tǒng)治階級變成了士族地主，意識形態(tài)變成了魏晉玄學，就連佛教也由巫術化的浮屠道變成了玄學化的般若學。
當然，風骨也變成了風度。
漢文化是有風骨的。它甚至延續(xù)到建安時期，因此而被稱為“漢魏風骨”。這其實是一股心勁，一種可以“激揚文字”的精氣神。建安詩人的“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是這個時代的終結篇，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強音。[14]
之后就變成瀟灑飄逸了。應該說，此前沒有哪個時代像魏晉這樣，把才情和氣質看作審美對象，將游山玩水、飲酒服藥、論道談玄作為生活方式，讓最放蕩不羈和最嚴肅認真的統(tǒng)一起來，然后整體性地打包成一種風度――魏晉名士基本上是同一個調(diào)調(diào)，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各說各的。
所以，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心態(tài)，而心態(tài)關乎思想。人們津津樂道的既然是道家的無、佛門的空，睿智的談吐當然成為追求目標。就連鐘愛漂亮的風貌也不奇怪。這不僅由于那風貌原本表現(xiàn)為脫俗的言行，體現(xiàn)著高超的睿智，也因為玄學本體和般若智慧，最終都要變成美。
實現(xiàn)這一轉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燦爛輝煌。玄學時代像玉山一樣崩潰之后，留下了一片廣闊天地和諸多文化遺產(chǎn)；混血的楊隋和李唐則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氣度恢宏地對外開放。新文明海納百川厚積薄發(fā)，理所當然地多元多樣，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絢麗斑斕已于《隋唐定局》盡述。那繽紛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鉛釉，濃郁得化都化不開。
樸實無華的，似乎只有禪宗。
禪宗確實是最樸素的。沒有嚇人的高頭講章，沒有華麗的鋪陳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語。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時悟到了菩提智慧，寫下了這樣一則示法偈：
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凈方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15]
在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機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農(nóng)作之一。為了將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農(nóng)民必須低頭彎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會踩踏已經(jīng)插好的秧苗，他們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這位僧人卻在年復一年的簡單重復勞動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實，而且句句雙關，這顯然是只有親自參加生產(chǎn)的禪僧才能做到的。
沒錯，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樸實無華，雖然顯得一枝獨秀，卻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態(tài)如魏晉般玄遠，形式像兩漢般樸拙，這才從容不迫，心平氣和，比玄言更上層樓。問題在于，為什么是這樣一種境界的禪宗，成為了大唐的宗教發(fā)言人呢？
因為科舉。
事實上，禪宗的興起與科舉的發(fā)展幾乎同步――唐代科舉之盛，肇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極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為六祖，南宗成為正統(tǒng)，懷海進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這三個時期。何況與百丈懷海同時期同輩分的，還有南泉普愿、興善惟寬、藥山惟儼、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為一時之選；而科舉完全成熟，禪宗大行其道，則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請問這是巧合呢，還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當然。
前面說過，消滅士族地主是隋唐的歷史使命，庶族地主也遲早要登上歷史舞臺。因此，當門閥政治窮途末路日薄西山時，科舉制度就被發(fā)明出來。它不但為帝國的文官集團建立了人才庫，實現(xiàn)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對公平地為天下讀書人提供了進身之階。貧寒之士不用考慮門第族姓，憑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豈非另一種意義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眾生？
的確，寒門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這就是新時代，也就是大唐夢，而且是可實現(xiàn)的。難怪庶族與禪僧要惺惺相惜了，因為他們共同挑戰(zhàn)著血統(tǒng)觀念和門第觀念；也難怪禪宗會成為時代發(fā)言人了，因為正如玄學化的般若學是門閥地主的意識形態(tài)，禪宗則屬于勤勞耕耘的寒門庶族。戰(zhàn)勝了關隴勛貴和山東豪門后，他們將成為時代主人。
何況禪宗還告訴大家，入世與出世，求官與求佛，并不矛盾，因為成佛只在一念之間。金榜題名固然好，科場失意或削職為民則無妨退而參禪。這就為那些苦讀于寒窗，顛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糾結于窮達的人，提供了得意時的憩息地，失意時的避難所。當然，是心理上的。
與此同時，士大夫和知識界的心境開始變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開始傾向于內(nèi)省。因為安身已由科舉解決，立命則可以交給禪宗?？婆e保證了國家的穩(wěn)定，禪宗保證了心態(tài)的平衡。從此，中國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內(nèi)在心靈。這是中唐到兩宋的基本調(diào)性。
時勢造英雄，也造觀念。
當然，這同樣有一個過程，而且也同樣有趣。
通往自由之路
馬祖道一剛開始學佛時，也是坐禪的。
于是，南岳懷讓便去禪房看他。
懷讓問：年輕人，你在這里坐禪，究竟圖什么？
道一說：成佛。
南岳懷讓便找了塊磚頭，在墻上磨。
道一問：和尚磨磚干什么？
懷讓說：做鏡子。
道一說：磨磚豈能成鏡？
懷讓說：磨磚不能成鏡，坐禪豈能成佛？
道一問：那要怎么樣？
懷讓說：牛車不動，該打車，還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來。
懷讓說：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學坐禪，還是要學做佛？如果學禪，禪非坐臥；如果學佛，佛無定相。像你這樣整天坐禪，這不是學佛，是殺佛。
馬祖道一如醍醐灌頂，頓悟。[17]
現(xiàn)在看，懷讓不愧為惠能的親炙弟子，確實已得六祖的真?zhèn)?。實際上禪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凈，佛性本有，無念為宗，見性成佛。這一點，惠能說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18]
這就是懷讓不主張坐禪的原因。禪是車，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車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當然，牛若肯走，車也可坐，否則仍是執(zhí)迷。
因此禪宗的修行主張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19]
這當然是革命，也是顛覆。因為佛教之教法和證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號稱三寶（梵文Triratna），皈依佛門就是皈依三寶。禪宗作為革命派，當然要顛覆。問題在于，心是看不見的，悟道卻需要契機，傳法也需要載體，牛和車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處求？
生活，實踐，大自然。
的確，禪宗跟莊子和魏晉名士一樣極其熱愛自然。因為自然在漢語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與禪宗主張的“覺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禪宗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無上正等正覺，正所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20]
于是，修禪就變成了休閑：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jié)。[21]
也是泛舟，是垂釣，是一無所獲：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22]
般若智慧，就這樣變成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