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日的清早，參政會派的車子來了，是一部吉普車。借用的期間只有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不知道是什么緣故。大約因為二十二日的中午休戰(zhàn)便要滿期了，滿期后的政協(xié)代表便無須乎再事奔走的意思吧？然而也好，像南京這樣一座大城，有得一車代步，確實是很值得感謝的。
這樣一座堂堂首都竟沒有電車設(shè)備。公共汽車少得可憐，因而也就擠得可怕。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靠著一條京市鐵路，從下關(guān)一直穿到雨花臺?？恐疖囋诙际兄凶鼋煌üぞ撸峙率鞘澜缟虾币姷钠媸掳?。京市客車聽說約略每三十分鐘開行一次，在沒有其他方便的地方，有這客車自然也很方便，總比走路或坐人力車快些，車費自然也比人力車公道。
主要應(yīng)該怪八年間的敵偽統(tǒng)治，是毫無疑問的。搞了八年，像這樣平坦而廣漠的都市竟沒有搞出一條電車道，流行全世界的地下車道自不用說了。聽說日本人的治華政策是北主南從，從南方吸取養(yǎng)料去培植北方。第一步是東北，第二步是華北，東北、華北的建設(shè)都很有可觀的。這樣便自然引起了南方普遍的凋落與北方城市的繁榮。日本人走后，擇肥而噬的人因此也就忙著要去“接收主權(quán)”了。這一接收于是又把北方繁榮的城市大部分打成了一片凋落。由北而南的蹂躪者，我們知道是日本人，由南而北者的國籍倒真應(yīng)該檢查一下了。
吉普車的司機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他和我一樣才從后方來，對于南京的路徑絲毫也不熟悉。上午十點鐘，我和費德林博士約好，要去訪問他。為了找尋大方巷的蘇聯(lián)大使館，我們在南京城里跑來跑去，足足找了有一個鐘頭。地址實在太偏僻，居民大概都有戒備，就到了大方巷附近也不容易問清。想找尋一面蘇聯(lián)紅旗，找著了，但車一轉(zhuǎn)彎，又看不見了。因為房屋太矮，旗桿不很高，故不甚顯著。想起了重慶枇杷山的蘇聯(lián)大使館，那真是有天淵之別了。
高聳在山頭的一座城堡式的建筑，襟帶雙江，俯瞰全市。紅旗一面迎風招展，附近至少一公里的半徑內(nèi)似乎都可以望見。每逢十月革命或紅軍紀念節(jié)，山頭賀客云集，館廳可以容納千人?！@兒是大方巷。不知本來是哪一位二三流人物的公館，今天突然升了格，房屋本身的外貌就好像我們整個中國成為了“四強之一”或“五強之一”的那樣。
汽車、卡車在館前的空地、館內(nèi)的庭園里，露天陳列著。一進門，在廊道上擺著辦公桌，接受外來的文件或訪問。好幾位在重慶常見的熟面孔，站在進門處呈現(xiàn)出歡迎的喜悅。
費博士的辦公室就在進門后右手的一間，依照蘇聯(lián)的習慣，他的辦公席和接客席，在室的東北隅，丁字形地斜陳著。
博士現(xiàn)在是大使館的參事。大使聽說昨天到上海去了，還有一位米參事，今天午后也要到上海去，經(jīng)由海參崴回國。大使館的高級人員要算只有費博士一人在負著留守的責任了。使我十分感激，而且敬佩的是，在繁忙的公務(wù)之下，在這樣炎熱的暑天，而費博士還在繼續(xù)著翻譯我的劇本《屈原》。
博士是受了蘇聯(lián)對外文化協(xié)會和戲劇協(xié)會的委托，把《屈原》介紹過去，可能的話，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戲劇節(jié)演出。在十分認真而不肯絲毫茍且的蘇聯(lián)朋友，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wù)，而這任務(wù)的接受卻又碰在還都遷館的青黃不接的時候，作為作者的我，實在是感覺著有點不安。博士有好些關(guān)于譯述上的問題要向我提出，在重慶是沒有工夫做到，一月前在上海見面時也沒有工夫，沒想出問題竟拖到了南京來才得到解決。
博士的譯稿已經(jīng)快要完工了，和著好些公事文件一道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我把《橘頌》和《禮魂》兩首，索性用近代語翻譯了一遍。主要是采取了意譯的辦法，譯得非常自由。博士得到我的譯稿，他表示著很大的滿意。第四幕澤畔行吟時所吟出的《惜誦》斷章，我勸他省略了，要用那么一景時，盡可以用《橘頌》來代替。就這樣解決了一些難題，在我自己也起了這樣一種心事：就在原作中，像《橘頌》、《禮魂》那樣難解的古文，與其照原文直錄，讓演出時發(fā)生困難，使聽者絲毫也聽不明白，不如索性用譯文倒更為妥當而調(diào)和了。
在劇本寫作的當時，我寫得很快，那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二日開始執(zhí)筆，十一日完成的，僅僅費了十天。因為寫得太快，把一支派克筆的筆尖都斷了。那時候在重慶是不容易另配或修繕的，也就是費博士，他聽見了這個消息，便把他自己用的一支派克筆送給了我。這筆我是隨身帶著的，翻譯《橘頌》和《禮魂》的時候，我用的卻是博士的派克鉛筆，等我把譯文寫完，博士又把他的鉛筆向我遞出。
——這枝鉛筆奉送，作為紀念，和那支鋼筆配合起來。博士這樣說。
我感覺著受之有愧，但這樣可珍惜的情誼又真是卻之不忍。
我結(jié)果是默默地接受了，不知道說什么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