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西安事變（下）
相比于臨潼，西安的行動非常順利，到8點鐘為止，已經解決了所有蔣方勢力的武裝。
陜西省政府是要重點控制的。據邵力子回憶，頭天晚上，他因為參加張、楊的招待酒會，夜里12點才回來就寢，因為疲勞，睡得很沉，“夜半忽被槍聲驚醒，槍聲很近，遠處也有，我猜想是幾天來所憂慮的東北軍不穩(wěn)的情況發(fā)生了。無法查問情況，因即下樓，進入藏書室，在書柜旁坐待天明?！币粫?，楊虎城派人來，告訴他“張、楊為了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項條件；張、楊各向部下宣布，說是對蔣實行兵諫”，并將邵力子“請”到了綏靖公署新城大樓。
從名義上講，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政訓處長曾擴情雖然是張學良的部下，但他們都是“中央”的人，需要控制起來。
晏道剛，1889年生，湖北漢川人。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基本上也就是老蔣“剿共”的那一段時間，他身邊有兩個人曾紅極一時，然后幾乎同時在政壇消失得無影無蹤，給人的感覺，好像從來就不曾有過這樣兩個人似的。
這兩個人，文的，自然就是前面說過的楊永泰，已經于一個多月前在漢口遇刺身亡。武的，就是晏道剛了。
晏道剛1907年入武昌陸軍中學堂，1911年18歲入伍成為一名學生軍排長，三個月后恰好趕上辛亥革命。因此年紀輕輕的晏道剛，卻參加過“武昌首義”，這在當時的“革命者”當中，是一份極度不平凡的簡歷。
此后，晏道剛進保定軍校第一期炮科學習，隨即入北京陸軍大學。這兩個學歷，在當時的軍界，有一個就是響當當的了！
1926年，晏道剛以陸軍第2師參謀處處長的身份參加了北伐，并加入國民黨。至此，晏道剛具備了一切飛黃騰達的條件，只等著一步一步高升就行了。
事實似乎也是如此，1931年，晏道剛任南昌行營第一廳副廳長，第一廳就是前面說過的所謂“三分廳”，廳長是賀國光。1933年3月，晏道剛更進一步，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參與密勿。
所謂“侍從室主任”，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除了衛(wèi)士，睡覺的房間離蔣介石的寢室最近的那個人了。有什么緊急電報，都是先交給他，然后再由他去把蔣介石從睡夢中叫起來，聽蔣說完了處理意見，再把記錄交給機要拍發(fā)出去。不是最親信的人，干不了這個位置。
到1935年10月，蔣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原班人馬幾乎照搬到西安，唯一的例外，是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錢大鈞，不知為何，怎么也不肯入陜。
于是，張學良只好向蔣介石保舉了三個人：賀國光、晏道剛、林蔚，請蔣介石選擇一個任參謀長。最后蔣定的是晏道剛，晏向蔣辭行時說：“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蔣說：“與張漢卿協商合作，有困難之事你可告訴我，沒有做不好的事?！?br/>
1936年2月，晏道剛就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授陸軍中將銜。
張學良不知道，他把晏道剛弄到陜西來，可算是把晏給害了。當然，包括蔣介石、還有晏道剛本人，都不會想到，晏的政治生涯，會在1936年底，走到盡頭！
據晏道剛回憶：
12日凌晨，他聽見城里槍響，馬上打電話給特務處暫代西北區(qū)長江雄風，江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會兒江又來電，說好像楊虎城的部隊兵變了，正在搶銀行。
這時槍聲越來越密集，晏道剛待不住了，打電話給張學良金家巷公館，張不在家。晏道剛還懷疑因為楊虎城的部下兵變，張學良跑了。于是又往臨潼打電話，結果線路不通。
沒辦法，晏只好打楊虎城的電話，沒想到接電話的正是張學良，張說：“我是漢卿。外面發(fā)生槍響，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員長在此地。你不要動，也不要管?！比缓缶桶央娫捊o掛了。
晏道剛判斷，如果是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與張學良，那么張學良怎么可能替楊虎城接電話呢？再聯想張平時的言行，肯定是張、楊有所舉動，扣押了蔣介石！
晏道剛猜得不錯，早上，張學良派人把他接到金家巷公館，見到了留守的繆澂流，繆“出示油印紙一張，上面寫明兵諫八項主張”，并說：“中央對東北軍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軍隊是雙人雙餉，我們則是糧餉不夠，兵也不補，到處流離，還要我們打內戰(zhàn)，蔣委員長見著副司令便罵。我們今天是‘兵諫’，要委員長聯共抗日。”隨即派車將晏送到西京招待所軟禁。
來陜的“中央”大員此前均集中下榻于西京招待所，此時，這里成了他們的臨時“集中營”，晏道剛一看：陳誠、馬占山、朱紹良、萬耀煌、蔣百里、蔣鼎文、衛(wèi)立煌、陳調元、陳繼承，還有先送來的邵力子，另外還有來陜公干的蔣作賓，除了“隨節(jié)”的錢大鈞、蔣孝先，該來的基本上都到齊了，只少了一個邵元沖。
因為在拘禁他們的過程中，發(fā)生了一個悲劇——邵元沖在亂軍中被打死。
邵元沖，1890年生，浙江紹興人。
我們知道邵元沖，多半都是因為周恩來，因為邵元沖曾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前任。
邵元沖也是國民黨元老，1904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孫中山成立軍政府，邵元沖為機要秘書，代行秘書長職權。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邵元沖也是遺囑見證人之一。
1924年7月，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不辭而別，邵元沖繼任為政治部主任，但他在這個位置上其實并不合適。究其原因，邵元沖雖然是搞政治的，但政治部主任這個位置，有其特定的工作職責和工作技巧，比如思想發(fā)動啦、政治宣傳啦，團結青年啦，這些，讓邵元沖這樣一個舊式文人來做，顯然是勉為其難。
于是到1924年11月，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經征詢校長蔣介石和前蘇聯軍事顧問加倫的意見之后，決定請**推薦一位合適人選接替邵元沖，這就是黃埔軍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來。
1927年，邵元沖任杭州市市長。
1936年12月4日，邵元沖應蔣介石之命來到西安。出事當天，邵聽到槍聲，即從窗戶探出身子查看，士兵令其不要動，邵仍欲跳出窗子，結果被開槍擊中，掉出窗外，后不救而死。
此外，比較狼狽的還有陳誠，這老兄一聽到槍聲，馬上鉆到一只櫥柜里，弄了一身土，最后也被搜了出來。
唯一令楊虎城遺憾的，是他最想抓的馬志超，沒有抓到，被他跑了。
1936年12月12日一早，原定是檢閱西安警察和“義勇隊”的日子，內政部長蔣作賓就是專門為此事到西安來的，不料，也被當作“中央大員”打在網里。
與他一樣躬逢其會的還有蔣百里。蔣剛剛從歐美考察回來，此次是專門來向蔣介石匯報考察情況的。1936年12月11日才到西安，下午匯報，第二天凌晨就給抓了起來。
檢閱儀式定在12日一早，所以馬志超當天起了個大早，天還沒亮就打算去上班。走到革命公園附近時發(fā)現情形不對，此公還算機警，找個黃包車夫，花高價買下了他的車子和一身行頭，轉眼之間，特務處陜西站站長就變成了一個黃包車夫。為避免陰差陽錯、萬一有人來用他的車，還特地把一個輪胎弄癟，拉著車子跑到蓮湖公園他一個熟人處躲了一天，借了一身衣服，然后就直奔潼關，投奔他的一期同學，也算是陜西同鄉(xiāng)，馮欽哉部的副師長郭景唐處去躲起來了。至于警察局和陜西站，馬志超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據當時《西北文化日報》、《工商日報》派駐潼關的兼職記者徐文華回憶：
“就在次日夜幕來臨之際，潼關縣政府傳達室的陳彥亭接待了一位陌生農民打扮的人，要見縣長馬潛（長安人）。經傳后，才知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長馬志超（華陰人，軍統特務），他化裝農民從西安倉皇逃出，日夜兼程跑了二百八十華里。馬潛急忙請進他到房子吃飯壓驚，并著人到商店為其制作緞袍料衣服，給狼狽不堪的馬局長換上了新裝，馬潛還和田科長陪馬志超到公道澡堂洗澡?！?br/>
同樣跑了的還有江雄風，但他比馬志超負責任，逃跑的路上，找了一個沒有暴露的電臺，匆匆給特務處發(fā)報，簡單地報告了情況。
沒跑了的是大多數，比如馬志超的下屬喻耀離。
喻耀離，1902年生，江西萬載人，軍校五期畢業(yè)。
喻耀離也是洪公祠出來的，也就是說，他跟陳恭澍既是軍校同學，也是洪公祠的同學。不過他提拔得沒有陳恭澍那么快。
喻耀離從洪公祠出來以后，戴笠先是讓他到河南“實習”了一段，然后回江西老家當贛南組組長，當時的江西站站長是軍校三期的柯建安。贛南是粵軍余漢謀的駐地，喻利用軍校同學的關系搞余漢謀部的情報，卓有成效。1933年，喻被提拔為江西站副站長兼臨川辦事處主任，臨川辦事處書記就是曾澈，后來去了天津，跟陳恭澍搭檔。
1935年春，喻耀離升任江西站站長。1936年10月，喻被派到西安，任陜西省會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長，也就是說，喻耀離是馬志超的直接下級。
當天，由于有警察檢閱，而且喻耀離是檢閱的總指揮，因此他凌晨三點鐘就起來了，招呼值班的警察起床、吃飯。四點鐘，喻耀離派出警察分頭去召集一同參加檢閱的義勇隊隊員們到分局來集合。
一會兒，出去的警察都回來了，說戒嚴了，出不去。
喻耀離很奇怪，說沒接到戒嚴的通知啊，再說了，戒嚴也是由警察來執(zhí)行的，怎會不讓警察出去呢？
喻耀離給總局打電話，找馬志超，不在——馬志超早就跑了，當然沒人接。
總局值班的讓查明再報。一會兒派出的警察回來了，說出不去，只看到“中國、中央、交通、農民四大銀行都被包圍了”。
此時槍聲響起來了，喻耀離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趕緊讓大伙兒抄家伙，緊閉大門。頃刻之間，分局已經被包圍——西北“剿總”的辦公地點，正在第二分局的轄區(qū)，所以楊虎城的人來得很快。
外邊喊，讓趕快繳槍，喻自然不干，下令開火。楊虎城的部隊雖然是雜牌軍，但那也是經過正規(guī)訓練的軍人，警察顯然不是對手，不一會兒打死好幾個。大家一看情況不妙，一哄而散，喻耀離身邊只剩下一個會計和喻的隨從劉明山。
楊軍沖入分局，將喻捆在廊下，開始搜查。
喻最擔心的，是他與特務處通電的密碼本。果不其然，被楊軍從箱子里翻了出來，萬幸的是，楊軍不是特務，沒注意這個小本子，扔在了一旁。喻的隨從劉明山由于不是警察，因此楊軍沒有捆他，但這個人非常忠實，一直守在喻的身邊。此時，喻給他使了個眼色，劉趕緊拾起來，悄悄收好。
這時，楊虎城派來接收分局的人也到了，喻請他將被打死的警察先給收殮了，然后去找回了一部分警察，其中有一個叫趙和生的外事警察，是喻的親信，受過特務訓練。趙悄悄放了喻耀離，將他送到可靠地方藏了起來，并用喻的密碼本，通過沒有暴露的電臺給南京發(fā)報，報告了西安發(fā)生的事情。
在1936年12月12日，除了西安、臨潼，響應西安事變的，還有西北剿總管轄范圍內的甘肅蘭州。
東北軍第51軍的駐地在甘肅，軍長于學忠同時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陜甘邊區(qū)總司令，甘肅綏靖公署主任則是朱紹良。1936年12月上旬，朱、于都被召集到西安參加蔣介石的軍事會議，行前，委托甘肅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周從政、陜甘邊區(qū)總部參謀長劉忠干分別代理朱紹良、于學忠的工作。
此時，于學忠參加了西安事變，朱紹良則已被軟禁在西京招待所。
據甘肅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周從政回憶：12月12日下午，他正在省府主持一個會議，陜甘邊區(qū)總部參謀長劉忠干匆匆跑來找他，說西安出事了，隨即取出于學忠的電報，電報中說：
“今晨一時左右，張副司令和楊虎城主任共同率領東北軍、十七路軍向蔣委員長實行兵諫，提出八項主張，已將蔣留在西安，并對在西安的中央軍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將胡宗南部的兩團、綏署特務營及與軍統有關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裝，對重要人員要限制自由，結果如何，盼電復。于學忠文印?！?br/>
對于學忠的指示，周從政、劉忠干沒有異議，堅決執(zhí)行。
經研究，二人決定，周從政只負責解決特務處甘肅站站長兼甘肅省會警察局局長史銘即可，其他方面，均由劉忠干派51軍負責解決。
史銘是特務，是隨身帶槍的人，這個人怎么個抓法，可要仔細思量，弄不好讓他跑了可是后患無窮。
周從政想了一個辦法——他找省府的報務員偽造了一封電報，大意是：
“蘭州于主席，據確報蘭州警察局局長史銘有重大違法事情，著即看管，聽候查辦?！?br/>
然后找了幾個警衛(wèi)，告訴他們要抓史銘，讓他們著便裝在辦公室的外屋等候，然后約史銘來談話。
史來了以后，周從政不動聲色，上茶，請他抽煙，然后說：“請你來是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總部一封電報，我感覺愕然?！比缓缶桶央妶竽贸鰜斫o他看。
史看后“面色灰敗”，于是周從政說：“我們干工作的不免碰到這類事情，就來電看，并不是就認為是事實，還須進行調查，經過調查，皂白自可分明?，F下主席公出，就省府來說，不能不遵照電令處理，我想請你在后花園四照樓暫住幾天，下一步請西北總部核示?！?br/>
史說：“同意，請秘書長關照吧！”周從政為緩和氣氛，說：“你是省會警察局局長，若說你有問題，我們省府也不得辭其咎！”此時警衛(wèi)進來，下了史銘的槍，隨即押到四照樓看管。
到12日晚間，蘭州方面的蔣方勢力全部解決。
西安、蘭州都還比較順利，但關鍵在臨潼那邊、關鍵是老蔣。
否則，跑了老蔣，西安這邊，人抓得再齊也沒有用。張、楊最擔心的，是老蔣在亂軍中出了事，子彈可不長眼，別像邵元沖那樣糊里糊涂挨一槍，又怕老蔣一時想不開別再自殺了，那可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劫持“領袖”是一回事，殺害“領袖”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特別是張學良，以他與蔣的關系和感情，跟楊虎城相比，自然又不一樣。所以臨潼的任務，張學良必須讓自己的部隊、自己最親信的將領去執(zhí)行，別人他不放心。
從臨潼的槍一響，張學良就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據趙壽山回憶，在西安的行動結束之前，劉多荃曾從臨潼打過來一個電話，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br/>
一會兒張學良又打臨潼的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問找到蔣沒有，白說還沒有。張大怒，說：“如果九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
困“坐”愁城，這個時候張的心情可想而知，為了調整情緒，張、楊二人到室外去散步，省得坐在屋里，總盼著有電話來，來了電話又怕是壞消息。
趙壽山也出來跟在他們后面，聽到張學良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睏畹皖^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
楊說的，其實正是張最擔心的。
此時此刻，張學良嘴上說的，雖然是捉蔣之后的事情。但心里想的，百分之百是如果捉不到蔣、或者蔣出了事怎么辦、如何收場！
幸好，就在此時，振奮人心的消息來了。打電話來的是白鳳翔，報告蔣已捉到，正往西安送來。
張學良長出了一口氣。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時左右，白鳳翔等人開始進攻華清池的蔣介石行轅，與蔣的侍衛(wèi)部隊交火。
蔣介石行轅的安保，分為四個層次，最外面兩層，由張學良的衛(wèi)隊營負責。
最外一層，是十里鋪到臨潼的交通檢查，有一個騎兵連，另外在灞橋（就是白鳳翔他們集合出發(fā)的那個地方）駐有一個排。
再往里一層，是華清池頭道門以外和周邊地區(qū)的駐地警衛(wèi)，又是一個連。
再往里的兩層，就是“中央”派來的警衛(wèi)了。
從頭道門、禹王廟那兒到“華清勝境”二道門，為第三層警衛(wèi)圈，駐扎著70名蔣從南京帶來的憲兵，就住在禹王廟里。
進了二道門就是華清池，上有小橋一座名“飛虹橋”，過了橋就是蔣的宿衛(wèi)之處“五間廳”了，這是第四層警衛(wèi)圈，也是安保的核心，由蔣的貼身侍衛(wèi)日夜巡邏值守，侍衛(wèi)長就是侍從室一處處長錢大鈞，副侍衛(wèi)長則是蔣孝先。
外邊兩道防線是東北軍自己人，張學良事先已通知他們全力配合。
里面的兩道，可是真刀真槍地干！
當晚值守的，是蔣介石的族侄孫蔣孝鎮(zhèn)，他聽到槍聲，知道不好，趕忙叫起老蔣。這時又來了幾個警衛(wèi)，眼看前門是出不去了，蔣孝鎮(zhèn)背起老蔣，穿過東小門就往后院跑，到了后院，沒想到后門上了鎖！
后門上鎖，這是警衛(wèi)工作的大忌！一旦出了事，別人肯定從前門攻進來，你讓“領袖”往哪里跑，等死嗎？
此時，蔣介石就處于“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
萬般無奈之下，蔣孝鎮(zhèn)等幾個人搭起人梯，送老蔣翻墻而過，沒想到墻里墻外不一樣高，墻外有一條兩丈多深的大溝。老蔣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迥不復當年身手，黑燈瞎火中，不慎摔了一跤，后背著地，摔傷了腰，從此終生受腰疾困擾。
華清池的墻外，就是驪山。翻墻的時候，急切中，蔣介石的鞋子也掉了一只，忠心耿耿的蔣孝鎮(zhèn)，脫下自己的鞋子給老蔣穿上，扶著他就往山上跑。不一會兒，蔣孝鎮(zhèn)的腳就被磨爛了，實在跑不動了，只好讓老蔣自己往山上去。
西安事變之后，蔣孝鎮(zhèn)被送進醫(yī)院，治了好幾個月才把腳治好。
再說孫銘九，冒著槍林彈雨搶入“五間廳”，一看蔣介石沒在，頓時心里涼了半截，抓不到老蔣，可怎么向張副司令交代呢？
確實，如果老蔣出了事，那就不是向張學良“交代”的問題了，而是從張學良起，大家一塊全得“交代”嘍！
這時是凌晨4點半，據孫銘九回憶，當時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還有一定溫度，知道蔣跑出的時間不會太長，便命令搜查各處，但仍不見蹤影。
此時貴妃池那邊激戰(zhàn)正酣，孫以為蔣介石在那里，于是趕快過去令對方繳槍，說“你們不要抵抗了，如果委員長在這里，就請出來答話，我們保護委員長的生命安全！”又說：“再不繳槍，我們就扔手榴彈了，把你們全炸死！”對方才停止抵抗，把槍扔了出來。
經搜查，沒有老蔣，孫大失所望，趕快去向捉蔣的總指揮白鳳翔報告。這時已經六點多了，劉多荃也來了，趕快給張學良打了一個電話，說“尚未找到委員長”。
孫銘九緊接著又回到“五間廳”，經仔細觀察，他“看見蔣的帽子、皮包、假牙等東西雜亂無章地擺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細尋找。”
按：孫銘九此處回憶有誤，蔣介石是西安事變之后，回到家鄉(xiāng)奉化養(yǎng)傷的時候，才開始把牙齒拔掉，并裝全口假牙的。
蔣介石沒有搜到，搜出了他的侍衛(wèi)長錢大鈞，躲在一個窯洞里，還挨了一槍。
錢大鈞，1893年生，江蘇吳縣人。
蔣介石的手下，素有“八大金剛”的說法，即何應欽、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誠、陳繼承、劉峙、張治中等八人，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黃埔軍校教官出身。
錢大鈞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炮科，1921年到廣東投入粵軍。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錢大鈞成為軍校戰(zhàn)術教官。
1926年北伐開始，錢大鈞任廣州警備司令兼廣州市公安局局長，替北伐軍看家。
錢大鈞雖然有一份日本士官學校的履歷，而且還是軍校的教官，還是專教“戰(zhàn)術”的，但他卻不怎么善于帶兵打仗，所以更多的時候，錢都是以一種高級幕僚的面目出現。
1935年3月1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主任張學良、錢大鈞任參謀長，“圍剿”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1935年10月2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改組為西北“剿總”，錢拒絕赴任，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wèi)長。
“侍從室”第一處負責總務、參謀和警衛(wèi)工作，因此，保護老蔣，正是錢大鈞的職守。
據蔣介石的日記記載，當天晚上，在與張學良的談話中，他覺得張“形態(tài)奇異”、“形色匆忙”，“精神恍惚”，懷疑是“其為昨日聞余切訓，使彼不樂而已”，再加上陳誠當天下午的提醒，使他產生了某種不祥之兆。因此，12月11日晚上，蔣曾有意召喚錢大鈞，告訴他對“行轅警衛(wèi)應特別加嚴”，但因太晚了，就沒有叫他。結果真的出了事。
在亂軍中，錢大鈞被流彈擊中胸部，打穿了肺葉，只好躲在一個破窯洞中。被孫銘九發(fā)現，其實真的是救了錢大鈞，否則時間長了，非死了不可。
據白鳳翔的副官回憶，當時錢大鈞被送到白鳳翔處，錢像見到了救命恩人一樣，拉著白的手問：“瑞麟（白鳳翔字瑞麟），是怎么回事?”
白說：“西門已讓共軍占了，張副司令派我來保護委員長進城，委員長哪里去了?”
錢說：“晚間我還和委員長在一起吃點心，以后就不知道了?！?br/>
要說這錢大鈞可真行，委員長讓你當這個“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wèi)長”，就是要你陪著“在一起吃點心”的嗎！挨這一槍真是不冤！
想起來也是報應——當初張學良讓他入陜就任西北“剿總”參謀長，他說什么也不肯來。讓你不來，這回挨一槍！
挨一槍，錢大鈞總算還保了一條命，蔣孝先可是連命都給丟在臨潼了。
蔣孝先，1900年生，浙江寧波奉化縣溪口鎮(zhèn)人，軍校一期畢業(yè)。
蔣孝先是蔣介石堂兄蔣周益的孫子，因此，他跟蔣孝鎮(zhèn)一樣，也是蔣介石的族侄孫，畢業(yè)于浙江第四師范學校以后，適逢老蔣主持黃埔，遂前往投考，入軍校一期一大隊。
蔣孝先參加過東征和北伐，此后一直干憲兵，1928年任憲兵第1團第1營營長。1930年曾赴日本考察憲兵業(yè)務，回國后任憲兵第3團上校團長，1933年升任北平憲兵副司令。后調回南京，任蔣介石侍從室組長，此次隨蔣介石入陜，相當于副侍衛(wèi)長，是錢大鈞的副手。
蔣孝先的死，實在是咎由自取。
侍衛(wèi)長錢大鈞，不管他盡到責任沒有，怎么說出事的時候他還在老蔣身邊。
蔣孝先呢，作為蔣介石的副侍衛(wèi)長，居然跑到西安“搓大飯”去了。
前面說了，1936年12月11日晚，張、楊二人在綏靖公署安排了一個飯局，請來陜的“中央”大員吃飯，飯后還有堂會，請了戲班子唱秦腔。
按蔣孝先的地位，還不夠“中央”大員的層次，但他是老蔣的親戚，又在蔣身邊工作，大家都讓他三分，久而久之，你吹我捧，弄得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于是，聽說張、楊請客，蔣孝先也人五人六地去了。
吃了飯、聽了戲還不夠，蔣孝先沒有盡興，又湊了一桌麻將，瀟灑了一夜，早上4點多鐘才往臨潼趕。
他不知道，這是他最后一頓飯、最后一場戲、也是最后一桌麻將了。
1936年12月11日，張學良衛(wèi)隊營副營長商同昌奉張之命，會同孫銘九一同趕赴臨潼執(zhí)行捉蔣任務，當天凌晨，他趕到十里堡會齊了孫銘九。當時因幾輛車子的水箱出了問題，于是孫帶一部分人先走，商同昌在十里鋪等候，這時是4點多鐘不到5點。
據商同昌回憶：“就在這個時候，從西安方向開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公路，小汽車開不過去。我上前一看，見小汽車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個人）。
我問：“你們是哪里的？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干什么的？”小汽車上一個人掏出名片給我并回答說：“我是憲兵第3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情。這一位是xxx（我忘了他的姓名和職務）?！?br/>
按：另一個人是侍從室的財務人員蔣和暢，也是蔣介石侄孫輩，但他隔得比較遠一點，所以不按“孝“字排行。
商同昌接過名片一看。上邊印著兩行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官”，一行是：“憲兵第3團團長”，中間三個字是“蔣孝先”。
商同昌看了名片后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的。車子馬上就開。”商把商營部政治指導員張找來。我告訴他說：“這小汽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名衛(wèi)隊坐在他的車子上，別讓他們跑了。要他跟著我的兵車后邊走。捉到蔣介石后，再處理他們?！鄙逃窒蚴Y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子坐不下，我叫三個人坐在你的車上吧！”商同昌回憶說：“這時蔣孝先和那一個人面如土色，一句話也沒有說。張指導員叫衛(wèi)兵繳了他們的槍后，就上了小汽車。這時我們大汽車已裝好了水，我率領第八連張萬山部隊的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后邊跟著走，隨即到了臨潼。當我率隊到達華清池時，孫銘九帶的第七連已打死華清池外圍衛(wèi)兵沖進大門了（大門內分幾個單獨小院子）。我即刻加入戰(zhàn)斗?！?br/>
至于蔣和暢，他腦子還比較快，一看勢頭不對，于是說自己是搭車的，由于他當時沒穿制服，結果幸免于難。
商同昌將蔣孝先送到臨潼，派人將蔣看管起來，隨即投入戰(zhàn)斗。適逢白鳳翔、劉多荃檢視俘虜，一眼看見蔣孝先，劉多荃登時想起張學良曾對他說：“蔣孝先這小子太狂了，他對黎天才說，你告訴張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務如不愿擔當，即請張退出西北，不要誤了大事。如若還愿意干，就好好干。蔣孝先有什么資格教訓我!”
蔣孝先在北平當憲兵副司令的時候，多次與東北軍發(fā)生沖突，因此東北軍個個恨之入骨。此時，劉多荃新仇舊恨一起涌上心頭，對白鳳翔說：“還把他（指蔣孝先）送進城里干什么？”于是白對自己的副官說：“把他弄下來給拾掇了?！?br/>
沖撞了張學良的蔣孝先就這樣死了，少帥很生氣，后果很嚴重。
按：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追晉蔣孝先為中將軍銜，埋葬在奉化老家。不久后，張學良也被送到奉化幽禁，張還送了蔣孝先的遺孀一筆錢以“超度亡魂”。
這時，一個戰(zhàn)士發(fā)現了蔣介石遺失在墻下的鞋子，趕快報告孫銘九，孫由是斷定蔣已經上山了，趕快又去找白報告，并跟著傳令搜山。
首先發(fā)現的是腳已經扎壞的蔣孝鎮(zhèn)。孫銘九問他，委員長在哪里？蔣不說，孫急了，用槍逼著他：“你不說真話，我馬上槍斃了你!”
蔣孝鎮(zhèn)還是不肯說，但不由自主地往山上看了一眼，孫銘九隨即讓人把他押下去，然后上山搜查。
不管怎么樣，蔣孝鎮(zhèn)在槍口之下，也沒有直接透露蔣介石的下落，已經對得起他那位“叔公”了。
這時天已大亮，衛(wèi)隊營班長陳思孝（商同昌回憶中名為陳至孝）忽然發(fā)現一個洞口似乎有人，一閃又消失了，于是喊：“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
里面?zhèn)鞒雎曇簦骸拔沂俏瘑T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隨即，一個人站了出來，只見他“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br/>
孫銘九聞訊，趕忙搶將上來，定睛一看，不是蔣介石而誰？
據孫銘九回憶，當時蔣介石凍得“渾身發(fā)抖”。
蔣介石從凌晨4點多鐘跑出來，穿著一身睡衣、睡褲，鞋子也跑丟了，已經在寒風中凍了兩三個小時。12月的天氣，還差10天就冬至了，大山里，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靠著一股“逃生”的**在頂著，換一個人，凍也凍死了。
按：西安事變解決以后，蔣介石把他在此期間的日記整理為一本名為《西安半月記》的小冊子，公開發(fā)表。在這本書中，老蔣總想著表現自己在逆境當中那種“不辱革命之人格，無忝于總理教訓”的英雄氣概和“領袖風范”，因此竭力回避、掩飾當時的窘迫之態(tài)。
其實大可不必，當時那個情況下，換任何人都是這樣的反應。這里所說的“逃生”，沒有什么丟人的。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那都是說說而已。再說也得分什么事，到了性命攸關的時候，不跑那是傻子，換了蘇洵，也是一樣，別聽他吹大牛。
“三軍統帥”的威嚴，其實并不來自于統帥本人，而來自于他所面對的人群和這個人群所持的態(tài)度，離開了這個人群，或者失去了某種特定環(huán)境，他就什么也不是。比如某一個組織的負責人，平日里在單位指指戳戳，吹胡子瞪眼睛，大家都很怕他。下了班，跑到集貿市場去買菜，他照樣得換一副臉孔，為什么？因為人家不認識他，如果還弄那一套，人家得揍他！
在“兵變”面前，“三軍統帥”的威儀，一錢不值。
孫銘九捉住了老蔣，喜不自勝，當時就跪在地上給蔣介石磕了一個頭，說：“委員長你可救了我！”
孫的這個舉動，一方面是真情流露，因為抓不到老蔣，或是老蔣出了事，他真的沒法跟張學良交代，從這個意義上講，老蔣確實是救了他。
另外，孫銘九的這個舉動，從客觀上確實緩解了蔣介石當時那種極度緊張的情緒，讓他知道，自己還是把蔣當作“上官”的，你不用緊張，我絕對沒有惡意。因此，從這件事上來看，孫銘九還是很會來事的，難怪張學良把他引為親信，確實辦事讓人放心。
按：孫銘九磕頭這件事，他本人的回憶錄中并沒有記載，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蔣介石日記和商同昌的回憶中都提到了這件事，這兩人應該不會瞎編。
于是蔣問：“你們是哪里來的?”
孫說：“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
蔣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br/>
孫回答：“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庇终f：“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著你呢！”
這時蔣介石可能是實在站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地上，很生氣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
這時孫銘九不再與蔣介石啰嗦，同時他也看出蔣確實摔壞了腰，于是背起蔣送到山下。
這時，商同昌已經集合了部隊，白鳳翔、劉多荃以及105師第2旅旅長唐君堯也趕來了，大家一道勸蔣介石去西安，蔣說什么也不去，口口聲聲說“讓你們副司令來”。
但這時由不得老蔣，大家半請半推地把蔣介石擁上汽車，由唐君堯帶著孫銘九將其“護送”到西安。
唐君堯，1899年生，遼寧遼陽人。
唐君堯畢業(yè)于東北講武堂的前身東三省講武堂第五期，1934年任105師第2旅旅長，他的師長就是劉多荃。1936年12月4日，劉多荃飛赴西安參加蔣介石的“剿共”會議，由唐君堯暫代師長。12月11日事變發(fā)生前夕，張學良急召唐君堯到西安，并令他擔任進攻臨潼的“內線”總指揮。
唐君堯是個大塊頭，據說身高在一米九零以上，做“解差”是再合適不過了，誰也跑不了。
1936年12月12日上午8點多鐘，蔣介石被送到楊虎城的綏靖公署西安新城大樓。
至此，張學良的“兵諫”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在西安、臨潼兩地的戰(zhàn)斗中，蔣方的重要傷亡，除邵元沖、蔣孝先以外，還有蔣的秘書蕭乃華、憲兵第1團團長楊鎮(zhèn)亞等人。
楊鎮(zhèn)亞，1902年生，湖南石門人，黃埔四期步科畢業(yè)。
西安事變時，楊鎮(zhèn)亞任憲兵第1團上校團長。1936年12月9日，蔣介石聞聽西安的大學生要來臨潼請愿，曾派楊鎮(zhèn)亞帶憲兵到半途截擊，如果不是張學良到灞橋勸阻學生，極有可能發(fā)生流血事件。
12日凌晨，楊鎮(zhèn)亞率僅有的幾十名憲兵死守華清池，力竭而死。
1951年，去臺的國民黨政府將每年12月12日定為“憲兵節(jié)”，“以緬懷西安事變壯烈犧牲之憲兵烈士”。
據《中央日報》當年12月23日的文章說，蔣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時，“隨從官佐共52人，殉難者46人”。
另據商同昌回憶，在臨潼的戰(zhàn)斗中，蔣方死傷共為17人。
當天，以張、楊領銜，通電全國，這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聯署的，還包括在陜的一部分“中央”大員。
據晏道剛回憶：
“十二日上午九點多鐘，孫銘九等已經送蔣介石到新城大樓。這時張學良帶著擬就通電全國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員宣布，他說：‘各位，這是我給全國的一個通電。我來向各位宣讀，希望各位聽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簽一個名，我再拿著這個通電去找委員長?！?br/>
“張學良念完后又說道：‘這電文下面簽名的已有兄弟和楊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這上面簽個名?！谑邱R占山先簽，接著陳誠、朱紹良、蔣百里、于學忠、邵力子、蔣鼎文、衛(wèi)立煌、陳調元、陳繼承、萬耀煌、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繆澂流、錢大鈞等均在通電后面簽了名?！?br/>
由于這份文件十分重要，茲全文附錄于后：
南京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
暨各部院會勛鑒：
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鈞鑒：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協議，繼之于后，凡屬國人，無不痛心。
近來國際形勢巨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zhàn)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于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fā)動全國之整個抗戰(zhàn)!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后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fā)，世界震驚，舉國痛惜，愛國獲罪，令人發(fā)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后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zhàn)。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之愛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于救亡主張貫徹，有濟于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待命之至！
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wèi)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澂流叩。文。
從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楊分頭在西安、臨潼“動手”時起，兩地與南京的通訊就中斷了。
這里說明一下，在當年，由于通訊事業(yè)極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難的事。張、楊手下有軍隊，事變一開始，先把所有“中央”方面的軍事通訊設施控制住，第二步，把廣播電臺和電報局、報社控制住，基本上也就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絡渠道。
因此，由于事出突然，全部“中央”勢力在陜的全部機構，沒有一個來得及向外部發(fā)出任何一個示警信號，便已就范。
至于戴笠寄予厚望的陜西站，由于馬志超“創(chuàng)造性”地將站本部和電臺與警察局合署辦公，因此，在12日凌晨被孔從洲來了個連鍋端，馬志超僅以身免。
因此，當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最初的一段時間，誰也不知道西安發(fā)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沒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種消息。
蔣介石出行在外，其“行轅”與南京的聯絡，是無一時中斷的，一旦中斷，則出事無疑。
此時的南京，已經亂作一團。國不可一日無主，平常大家都看著蔣介石不順眼，這時候才明白，沒有這樣一個角色還真是不行，國家的一切事情突然沒有人做主了，挺不習慣。
老蔣出事的時候，戴笠正在廣州處理緝私事宜，聽得西安情況有異，馬上飛回南京。
特務處的電臺，可說是全中國最勤奮敬業(yè)的，所有報務人員三班倒，每人八小時，不論什么時候，南京總臺的燈光總是亮著的，確保與全國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支臺，甚至分臺、組臺的聯絡。
眼下，總臺與陜西的聯絡，居然全部中斷，令戴笠大為光火，心中早把馬志超的祖宗問候了多少遍，不知下達了多少次“幾點之前必須叫通”的死命令。問題是那邊無人應聲，你有什么辦法！戴笠急得跟什么似的，只恨自己不能乘著無線電波飛到西安去！
第一個報道西安出了問題的，正是曾報道“藏本英明事件”的路透社記者趙敏恒。
當天，張道藩突然打電話問趙敏恒：“有沒有西安方面的消息？”趙說沒有，張又問：“西安有沒有路透社記者？”趙又說：“沒有”。張接著問：“能不能與西安聯系上”等等，仍不得要領。于是，張道藩沒再說什么就把電話掛了。
趙敏恒是記者，有一種特有的敏感，對送上門來的新聞線索，自然不會放過。他先是找鐵路方面的熟人，問隴海路是否暢通，對方告知只能到華陰。
根據這些情況，又聯想到張道藩的緊張情形，趙敏恒第一個發(fā)出了“西安發(fā)生兵變”的消息，事實證明，他的判斷和依據完全正確。
跟著，張、楊發(fā)布《抗日救國八項主張》通電，瞬間傳遍全球，轟動了世界。
這個時候，國民黨袞袞諸公的眾生相，用句俗語：真是“夠十五個人看半啦月的”，許多人都有一種“這下機會來了”的感覺，其中表現最“出色”的，南京有一個何應欽，另一個是還在國外的汪精衛(wèi)。前面說了，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wèi)在中央黨部遇刺，此后一直在歐洲將養(yǎng)身體，事變發(fā)生時，汪正在法國戛納。
但戴笠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欣賞“眾生相”。
因為，當前的戴笠，與哈姆雷特一樣，正面臨著一個“生存還是死亡”的問題。
毫無疑問，如果蔣介石完了，那么戴笠也完了。戴笠沒有公職，不是經過政府任命的特任、簡任或薦任的官員，只是一個“社團組織”的中層干部、部門經理。而這個組織，是以保衛(wèi)“領袖”為天職的?，F在，領袖在他們“出色”的工作下，成了階下囚，可以想見，這個團體，面臨著的前景會是什么樣的。
果不其然，老蔣一出事，大家的矛頭都指向了戴笠。首先開火的就是復興社的那些軍校同學，原來關系越近，現在罵得越狠，落井下石，唯恐落于人后，大有一種必置戴笠于死地而后快的勁頭。
大家眾口一詞：
“特務處負有保護領袖的責任，今領袖蒙塵，戴某人不得辭其咎！”
“戴笠負特種工作責任，為何使校長受此危險？”
“應殺戴笠以謝天下?！?br/>
“校長如有不測，我們找戴笠算賬！”
從他們的言辭看，好像戴笠比劫持“領袖”的張學良更“可恨”。
之所以這樣，并非戴笠人緣不好，相反，戴笠很會交朋友，他之所以能“黑白”兩道平趟，與他朋友多、“路子”廣直接相關。
但是，自戴笠執(zhí)掌特務處以來，不到幾年時間，后來而居上，儼然成了蔣介石的親信，大家看著不舒服，不可避免地，也有幾分嫉妒。
另外，仗著蔣介石在背后，戴笠作風越來越強勢，處理問題越來越霸道，得罪了不少人。
最重要的，戴笠和他的特務處，雖然擁有著相當的權力和影響力，但在背后，并沒有與此相當的政治地位來匹配。所憑依的，唯有老蔣的信任而已，離開了蔣介石，戴笠什么也不是，跟馬志超一樣，白扯！
很不幸的是，目前，戴笠的處境，似乎已經離“白扯”不遠了。
如果老蔣從此不再回來，那什么都別說了，戴笠和他的特務處，一起“洗洗睡”。如果老蔣回來了，那與戴笠也沒什么關系。相反，你的工作干成這樣，還能指望校長給你什么好臉子不成？最起碼是捆送軍法執(zhí)行總監(jiān)部，問成個“失職”，其結果，基本可以肯定，一樣是“洗洗睡”。
如果想避免這樣的結果，戴笠似乎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找一塊白綾子，找一根承重的橫梁，往上一拴，再把自己往上一吊?；蚴亲尯悠既ベI一壇戴笠最喜歡喝的紹興老酒，再配以一定量的砒霜，往里一摻，一喝，同樣可以達到類似效果。
如果換一個人，也許就認了，聽天由命了。況且，事情既然已經到了這個程度，看起來，就像保衛(wèi)薩拉熱窩的瓦爾特所說的，“很難改變什么了”。
戴笠不這樣看，戴笠從不是一個屈從于命運安排的人，否則，憑他一個農家子弟、一個中學都沒有念完、好不容易考上黃埔又沒有讀完、到了三十歲還一事無成的人，絕掙不到今天的份上。
戴笠這個人，不管你怎么看他，戴笠身上有一種特質，為常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堅強、他百折不撓，認定一個目標，堅決往前走，有點一條道走到黑的意思。
眼下，戴笠要做三件事，一要救老蔣，二要救自己，三要救自己的團體。
這三件事，其實是一件事——救出老蔣，是最好的自救，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團體，也就保住了今后東山再起的機會。
但是，在這當中，尚有一層重大的關節(jié)，即在救出老蔣的過程當中，必須體現出戴笠的存在和作用。否則，即便救出老蔣，沒有戴笠的功勞，那么仍舊要追究你“失陷領袖”的責任，說不定死得更快。
恰在此時，宋子文給了戴笠一個機會。
據宋子文在日記中記載，在他1936年12月20日第一次赴西安并與張、楊初步討價還價之后，他決定要做幾件事情：
其一，“應讓蔣夫人來西安照顧委員長，并改變其聽天由命之態(tài)度?！?br/>
其二，“由戴雨農代表黃埔系前來西安，親身觀察此地之局勢?！?br/>
其三，“派一將軍來西安，以處理可能產生之軍事問題?！?br/>
次日，宋子文返京，并分別與宋美齡和戴笠交換了意見，據他回憶，“他們均贊成我與蔣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議，我應與一些政府要員交談，努力尋求和平解決?！?br/>
宋子文的建議，等于是給戴笠提供了一個機會——在多方設法，終告無效的情況下，戴笠的眼前，出現了第三條路，那就是親赴西安，營救領袖。
在這里，“營救領袖”是虛的，一個大權在握的戴笠都救不出領袖，跑到西安自投羅網，對“營救領袖”能起到什么作用？別說我們不信，連戴笠自己都不信。
對戴笠此時的處境，前人曾評價為“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確如此。
既然如此，那還不如大大方方地把頭伸出去給別人砍。隋煬帝曾攬鏡自顧：“好頭顱，誰當斫之！”換成戴笠，這句話再貼切不過——這一刀，就是要砍，也得讓張學良來砍；這顆頭顱，就是要掉，也要掉在校長身邊。
說得再明白點，戴笠的西安之行，是在用自己的命賭博，賭的是他和“校長”都能活著回來，他好收這“身入虎穴，舍命勤王”的“不世”之功。到那時，即便去了西安什么也沒做，“校長”心里會怎么看他，還用說嗎？
戴笠不愧是戴笠，換任何人，不敢走這么一條“舍不得自己套不著校長”的路——不一定是想不出來，關鍵是能不能豁得出去，螻蟻尚且貪生，誰不想多活幾天！
不過，也就因為這一念之差，讓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終究是有高下之分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要說戴笠的西安之行，完全是去送死，也不客觀。戴笠不是傻子，一點不靠譜的事，他是不會去干的。
戴笠也會分析形勢，之所以他敢去，最大的憑依是，自己與張學良是拜把子兄弟。當年的人們，頭腦中的神鬼概念還比較深刻，不會完全把結拜時發(fā)的惡誓當成“放”那種“氣”。因此一般來講，對結拜兄弟，最起碼得差不多。當然，政治人物另說。
張學良這個人最講義氣，如果說，世界上真的有人，為了朋友，能夠在自己的左右兩個肋部各插上一把刀子的話，那么張學良一定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有張學良在，戴笠怕什么，踏踏實實去，大大方方回，怎么去，怎么回。
不過，在這種信心面前，有一個事實，必須予以充分考慮，那就是——張學良與蔣介石——也是拜把子兄弟，最后結果怎么樣，大家都看見了。
因此，雖然宋子文的日記中寫得很輕巧——“他們均贊成我與蔣夫人及戴同返西安”，但實際上沒有這么簡單。對宋子文兄妹來說，去趟西安，總的來講問題不大，張、楊不會對他們怎么樣。
但對于戴笠而言，此行是玩命！
張學良不是一個頭腦中有許多框框的人，領袖他敢扣，省黨部他敢抄，**他敢聯絡。在張學良的字典里，沒有什么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只看他想不想做。用張自己的話說，“長這么大，我就從來沒有過上級！”
從這個邏輯推而廣之，作為“領袖”的義兄可以劫持，另一個義兄不是領袖，殺掉又何妨！古話說，“大行不顧細謹”，李世民為了當皇帝，連自己的親兄弟、親侄子都敢殺。殺了又怎么樣？改一改史書，照樣是千古明君。
翻翻歷史，凡是搞兵變的，或是搞所謂“清君側”的，不管他說得有多好聽，最終的目的，一定是奔著上邊盤著九條金龍的那張黃椅子去的。最典型的，除了李世民，還有趙匡胤。不過趙匡胤沒有李世民那么狠，所以他死了，位子就讓他弟弟給奪了，直到187年以后，才由宋高宗趙構還給趙匡胤的嫡傳子孫。
既然如此，誰知道張學良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萬一他想問問傳說中的那幾個鼎到底有多重，殺個把義兄也沒什么新鮮的！
再說了，就算張學良有意維護戴笠，別忘記了那邊廂可還有一個楊虎城，戴笠可以與張學良攀交情，跟楊虎城可攀不著。1935年，戴笠就曾通過向影心搞過楊虎城的情報，派馬志超去搞楊虎城，又被白冠五把消息給捅破。楊虎城雖然認字不多，記性可很好，十七路軍好幾萬人，萬一誰的槍走了火，正好打死戴笠，也未可知。
還有一層——西安的**。據說當年軍校政治部的周主任，當下正是張學良的座上客，萬一他看見當年被開除的學生、眼前的“國特”，還是頭子，一生氣，估計不會有什么太好的結果。
戴笠思來想去，此行，生還的可能性固然存在，最壞的算盤也不能不打，因此，行前，特地召集南京特務處本部的中層以上干部，開了個告別會。
會議在洪公祠1號特務處本部召開，想當年，這處宅子，正是張學良贈送給戴笠的。
大家都很明了，說是話別，極有可能相當于臨終的囑托，因此會場沉悶至極，幾同喪儀。據喬家才回憶，戴笠是這樣說的；
“領袖蒙難，是我們的過失，我決定到西安隨侍校長。此去兇多吉少，如果校長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隨侍歸來，否則，我死而無憾。古人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報領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無論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繼續(xù)為革命奮斗到底。盡忠報國的責任，全在各位肩上了?！?br/>
聽到這里，許多人都流下了眼淚，有些跟戴笠時間比較長的、感情深的，抑制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戴笠看到大家這樣，非常欣慰，于是說：
“你們哭什么，成功，成仁，是我們革命者的抱負。我既以身許國，就無可懼之事。只要俯仰無愧，就能內心平安。大家應該為我高興才是，我不要你們用淚水為我送行，大家應該以掌聲壯我行色?！?br/>
當時會場上掌聲雷動。
會上，戴笠指定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和書記長梁干喬代理他的工作。
話別之后，戴笠回到雞鵝巷53號，此前，他已經叫回了在上海大同大學念書的獨子戴善武。要走了，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兒子不能不見一面。
最后，戴笠來到母親藍月喜房中，拜別母親。戴笠是個孝子，凡出遠門，必事先向老母辭別。
但這次，他不知道怎么說了。
想了半天，他說：“母親，自從迎養(yǎng)你到南京來以后，孩兒奔忙國事，少盡孝道。不要說席履豐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現在，兒子要離開你，去很遠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我因為做了國家的兒子，以后，可能……”
說到這里，戴笠實在是說不下去了。
藍月喜是一個非常明理的老太太，她看戴笠如此，心知必有“非常大事”發(fā)生，也意識到此一去，可能就是永訣，但她沒有說破，也沒有哭哭啼啼，只是說：“今天看到你為國家做事、為長官分憂，我很高興。你能為國盡忠，又能有這樣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雖然上了年紀，但身體很健康，如果有什么變動，我會與家人回鄉(xiāng)居住，你不必掛懷，去做你的事情吧?！?br/>
上面這段對話，也出自喬家才的記載，戴笠母子的談話，喬當然不可能在現場，但衡之以情理，應該與實際情況相差仿佛，故照錄于此。
1936年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端納以及戴笠等人飛抵西安。這是十天之內，“中央”第三批來陜人員了。
第一批是12月13日，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澳大利亞人端納。
第二批是12月20日，宋子文。
第一夫人駕到，非同小可，張、楊親自在機場迎候，張學良且到飛機上問候宋美齡。
寒暄之后，宋美齡說，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張說：“豈敢！豈敢！”
實際上何待她言，傾慕宋美齡的，不僅是胡宗南，張學良也是其中之一。
戴笠可就沒這個待遇了，戴是最后一個走下飛機的，剛一露頭，就被楊虎城看見了，隨即示意衛(wèi)士上前搜身，下了戴笠的手槍，此事令戴笠始終耿耿于懷。
此后，據多數文獻記載，都說張學良馬上令從人將戴笠單獨送走，弄到金家?guī)X公館，找了個地下室，軟禁起來。
但據宋子文記載：
“抵西安后，我告訴他們先讓蔣夫人去照顧委員長。我與張、楊進行了討論，戴與蔣鼎文將軍亦在場。”
談話之后，張學良將戴笠送到自己公館的地下室里，實際上是對他的一種保護。
戴笠沒有想到，連跟蔣介石見面的機會都沒有，至于“營救”云云，更是閑話一句了，他預感到自己的時間恐怕不多了。在此期間，戴笠曾留下一份遺書，這份遺書，軍統一直保存，作為后來培訓干部的重要教材。遺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jiān)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I袖蒙難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張寓地下室?！?br/>
這份遺書，本人高度懷疑是后來補寫，當然僅僅是懷疑，沒有任何證據。如果是真的，那就算筆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畢竟我們是常人，而戴笠不是常人，因為歷史上有他一筆，而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幾乎可以肯定，不會出現在將來的任何一本歷史書上。
戴笠有點過于悲觀了。誰也想不到，事情的轉機來得這樣快。
12月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于當日親自陪同蔣介石飛離西安。
如同事變的發(fā)生一樣，事變的解決也毫無征兆，三天時間就拐了這么大一個彎。在西安的許多問題還存在諸多變數的情況下，張學良單方面釋放了老蔣。
之所以特別強調“單方面”，是因為張學良的舉動，未得到任何一方面的充分諒解，張學良再一次表現了他不為任何人左右的一面。
事變的發(fā)生，固然以張學良為主導，但并不意味著張有權漠視他人的存在。
首先，張學良的堅強盟友楊虎城（此時已經成了難兄難弟），對此堅決反對。這一點，張學良本人的回憶，宋子文的日記，都透露了這一點，無可懷疑。兩人一度爭論得非常激烈，據張回憶甚至“拔槍相向”。短短三天之內，兩人已經幾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楊虎城不同意，張學良的另一個盟友**也不贊成，因為蔣介石并沒有在雙方協定上簽字，只是口頭保證“以領袖人格”擔保，一定會履行諾言。問題是，蔣介石是政治家，政治家的人格，能不能用來擔保，恐怕還要討論。
當然，這個諾言，老蔣后來確實兌現了，但非常費勁，要不是僅僅半年之后就發(fā)生了“七七事變”，國共雙方到什么時候能夠談攏還很難說。
再有一點，就是張學良自己的東北軍內部，沒有達成共識。特別是直接站在捉蔣第一線的那些人，如劉多荃，再就是以應德田、孫鳴九、商同昌為代表的那些青年軍官、中下級軍官。張學良貿然地送走了蔣介石，而且在事前未與楊虎城及東北軍高級將領通氣的情況下，在即將與蔣介石一起登上飛洛陽的飛機之前，交給楊虎城一道“手令”：
“弟離陜之際，萬一發(fā)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城、孝候指揮。此致，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張學良，廿五日?！?br/>
張學良此舉，連蔣介石都覺得不妥，據《西安半月記》記載：
“臨發(fā)時，張堅請同行，余再三阻之，謂：‘爾行則東北軍將無人統率，且此時到中央亦不便?！瘡堉^：‘一切已囑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br/>
張學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他手下的那些驕兵悍將，哪里是楊虎城能夠指揮和約束的。張只看到了他們對自己唯唯諾諾的那一面，而忽視了這些人的獨立人格，也沒有考慮到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
這不奇怪，因為——張學良本人，在政治上就不甚成熟，遑論其手下！
張學良走后不久，東北軍內部就發(fā)生了兄弟鬩墻的悲劇，最終導致東北軍這個曾經風云一時的軍事集團于不久后的土崩瓦解。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到達洛陽，并在洛陽發(fā)表了《對張楊的訓詞》，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
當老蔣與特地趕來迎接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鞠躬致謝，并向諸人答禮”的時候，他身邊站著的，除了宋美齡和宋子文之外，還有面帶微笑的戴笠。
戴笠沒有理由不笑，西安之行，戴笠以死求活，敗中取勝，最終“咸魚翻身”。
戴笠以自己的命做賭注的這一場豪賭，取得的結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預期——西安之行，戴笠不但一舉擺脫自己了“失陷領袖”的罪名，保住了特務處，而且因禍得福，pk掉了所有對頭和潛在的對手，在眾多的特務機構中，隱隱然取得了一股獨大的地位，為今后的軍統打下了堅實基礎。
戴笠真應該好好感謝宋子文。事實上，此后多少年，戴笠與宋子文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有得意的就有倒霉的，而且是得意的少，倒霉的多。
老蔣回到南京，開始秋后算賬，除了張學良要上軍事法庭以外，還有其他人。
第一個應該是玩忽職守的蔣孝先，可他人已經死了，又是蔣的后輩，俗話說“人死萬事休”，不但無罪，且追晉中將，予以厚恤。
再一個是侍衛(wèi)長錢大鈞。
1936年12月8日，張學良曾找到錢大鈞，對他說，委員長專列的機車出了問題，要開到西安去維修一下，很快就會修好，問錢有什么意見。錢哪知其中有計，當下一口答應，也沒有報告老蔣。
回到南京，滿腔怒火的蔣介石找錢大鈞算賬，問他為什么與張學良串通一氣，把機車弄到西安，導致專列無法開動，是何居心。
錢大鈞賭咒發(fā)誓，說自己真不是故意的，純屬為張所愚弄。蔣介石看在他為自己挨了一槍的分上，沒有繼續(xù)追究此事，免掉了他侍一處處長的職務，讓他去療傷?？箲?zhàn)開始以后，特務處改組為軍統局，錢大鈞還當過掛名的軍統局局長。
其他的人，就沒這么便宜了。
第一個倒霉的，就是被張學良“請”到西北當參謀長的晏道剛。
1936年12月30日，蔣介石發(fā)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剛、曾擴情不盡職責，不知廉恥，著即撤職查辦?！?br/>
據晏道剛回憶，他本人于1936年12月28日被楊虎城第二批釋放，當天乘飛機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飯店。30日，軍事委員會一個副官找到他，給他看了軍委會辦公廳抄錄的蔣介石“手令”。
晏當即問他，“你給我看這個是什么意思?”對方說：“這是軍委會辦公廳朱培德主任叫我拿來給你看的，他說請你到羊皮巷軍法處去?！?br/>
晏又問他：“這是什么罪名?何以將我與曾擴情并列呀?”副官說：“這是委員長親筆寫的，朱主任也曾問過委員長，委員長說，晏道剛是不盡職責，曾擴情是不知廉恥。大概為的是西安事變吧!辦公廳也不好確定罪名，只好抄錄原條給你看，請你即刻到軍法處去，汽車也預備好了?！?br/>
晏說：“好!我同你一道去。”
從此，晏道剛就算被關起來了，地點就在羊皮巷，與戴笠關押特務處犯了紀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個地方。
對晏道剛的“遭遇”，頗有人鳴不平，于是有人找軍法處處長王震南，說：“晏甸樵（晏道剛字甸樵）是個無罪的人，要他在軍法處不過是委員長在西安受傷，回來發(fā)泄他的脾氣而已，你處要優(yōu)待他。”晏道剛自己，也多次催軍法處“定案”，其實也是討一個“說法”的意思。否則，不明不白地就這么關起來，算怎么回子事？
催了幾次，也沒人理他這個茬。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以前，蔣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釋放了晏道剛。
1937年8月，經何應欽保薦，晏道剛曾擔任軍政部武漢辦事處主任，后又任重慶抗日戰(zhàn)地黨政委員會委員，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與他原來承擔的職責相比，那是天差地別了。
1945年8月，晏道剛被勒令退職。新中國成立以后，晏道剛被選為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委員，任省參事室參事。
晏道剛于1973年去世，享年84歲。
被蔣痛斥為“不知廉恥”的曾擴情，事發(fā)時任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
曾擴情，1895年生，四川威遠人。軍校一期畢業(yè)。
曾擴情在一期生中，屬于歲數比較大的，1924年入學的時候，曾擴情已經快30歲了，比很多教官都大，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叫他“擴大哥”。
按：軍校一期生的年齡差距特別大。曾擴情生于1895年，還不是歲數最大的，最大的是1893年生人，有四個。還有像一期生中比較出名的李之龍，是1896年生的，都屬于歲數比較大的那一撥了。
相反，一期生中最小的，是1908年生的，入學時才16歲，相比最大的同學，足足小了15歲，幾乎差了一代人。
曾擴情他們這些個歲數比較大的，比較起那些十幾歲的小孩子同學，肯定要成熟得多，機會又好，有的提拔得特別快。
像李之龍，從軍校畢業(yè)出來，第二年就當上了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海軍少將，這時他才29歲。1926年，李之龍又代理海軍局局長，晉升為海軍中將，這在后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曾擴情也是如此。1931年11月，36歲的曾擴情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后又當選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曾是黃埔同學中第一個當上國民黨“中委”的，比胡宗南都早。
1932年，曾擴情參與創(chuàng)建了“復興社”，成為“十三太?！敝唬捎谒臍q數比較大，大家稱之為“大太保”。
按：曾擴情是一期一大隊的，這個隊厲害，“十三太?！敝姓剂素恚鴶U情外，還有賀衷寒、鄧文儀。
1934年4月，曾擴情接替劉建群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京分會政訓處處長，行前，老蔣特地找他談過一次話：“對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郛和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將領，以及西北軍的宋哲元、龐炳勛等，表示尊重；各軍師政訓處處長對其軍師長亦要表示尊重，使對政工人員發(fā)生好感；尤應謹慎從事，不得使部隊長官有何懷疑?！?br/>
蔣還說：“至于你這個人，處事對人，完全是一種官僚作風，與**人進行斗爭是大成問題的，應該好好地改正。”
由于老蔣的告誡，曾擴情與當時在北平的東北軍系統以及29軍上下，都處得不錯，尤其是張學良，曾擴情把他當作“第二個領袖”來看待，在與張的手下談話時，他總是說，“我們如弟兄手足一般，要互助互諒，惟蔣、張兩個領袖之命是從?！?br/>
對張的下級，曾也盡可能地與他們搞好關系，“張的謀士戢翼翹，當時任北平軍分會委員，我同他來往甚密，企圖通過其使張學良感到我對他的愛戴，其亦視我如好友。至于黎天才，是由張學良經蔣介石的同意，派來當我的副處長的，惟只負名義，不到處辦公。我除每月送他生活費500元外，彼此相見，親切異常，他的女兒是我的干女兒?！?br/>
當時駐北平的部隊，以29軍為主導，曾擴情也十分注意與他們的關系。曾回憶說：“對宋哲元，除一般訪問外，遇有見面機會總稱贊他在長城戰(zhàn)役時，以大刀隊而戰(zhàn)勝敵人的飛機大炮，使敵人望而生畏；不僅為我所敬仰，蔣委員長更倚為國家干城。”
曾擴情說，宋哲元有一次由張家口來北平，特請他吃飯，有秦德純等作陪。曾又把宋狠狠地“稱頌了”一番，并說：“蔣委員長要我代為問候?！彼蔚榷己芨吲d，秦德純說：“曾處長這一番話，對于我們的鼓舞，比送我們飛機大炮的力量還大?！?br/>
據曾擴情回憶，當年他還與龐炳勛討論過唯物主義的問題，龐說：“有一家人死了一頭驢子，全家無不痛哭流涕，隨又死了一個老太婆，全家無不歡欣鼓舞。問其原因，則曰：前者是一個生產者死了，我們的生活無所依靠，故要痛哭。后者是一個消費者死了，我們的生活將會得到改善，故特歡喜?！辈⒄f：“**人所宣揚的唯物主義，就是如此而已?！?br/>
曾擴情說：“我對宋、龐、張等采取上述態(tài)度，意在使他們感到蔣介石的干部人員，看待他們如同看待蔣介石一樣。尤其使張學良感到蔣介石是領袖，他亦是領袖，不僅對他愛戴，對他的親信人員，亦如弟兄手足一般。這樣就會對蔣介石表示真誠擁戴，服從其調遣，有如中央軍一樣了?！?br/>
1935年7月6日，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其中，日方特別提出了：“蔣孝先、丁昌、曾擴情、何一飛之罷免”，以及“藍衣社、復興社等有害于中日兩國國交之秘密機關之取締，并不容許其存在”的要求。
關于日本人堅持要將政訓處和憲兵團趕出華北的原因，在曾擴情看來，“并非政訓處與憲兵團對日本人的侵華行動有何大不了的妨害作用。雖在長城戰(zhàn)役時，華北宣傳隊曾有一度抗日的宣傳活動，到塘沽協定，宣傳隊改為政訓處后，就著重于對華北各雜牌軍隊的控制活動，已無任何抗日的宣傳，只不過一些擁護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等等的例行傳單標語而已。到我繼劉健群任政訓處處長時，更由抗日宣傳轉而為**宣傳。我雖曾講了一次《民族建設綱領》，說要建設一個統一的民族，仍不外于一般理論的空談，說不上會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發(fā)生什么壞的影響?！?br/>
“至于憲兵團專從事破壞和鎮(zhèn)壓**人及一切進步人士的抗日活動，不惟無礙于日帝的橫行霸道，而且與日帝的意圖不謀而合。但在日本人看來，憲兵團在華北的行動，盡管與它的意圖相合，但畢竟不是它自己的憲兵團，能夠為所欲為。”
所以，曾擴情認為：“歸根結底，不僅要南京政府在北方的統治歸于‘實亡’，而名亦不許存在。這樣，它才好作為一個地方問題來處理，以達到不戰(zhàn)而占領華北的目的；所以名雖趕走政訓處與憲兵團，以及國民黨中央的兩師軍隊，其主要的目的卻在于趕走軍分會。事實正是如此，在政訓處等被趕走不久的期間內，軍分會就不能不自行撤退，讓位于地方性組織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了。
1935年11月26日，蔣介石通過行政院下令撤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該會政訓處處長曾擴情調任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
據曾擴情回憶，“適在《何梅協定》簽訂的次日，蔣介石電召我到成都有所指示，我即復電，遵即首途前去。我到成都，把日本人的橫行霸道等等情況，向蔣介石報告?！?br/>
當時，蔣對曾擴情說：“已在西安設西北剿共總司令部，由張學良任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你可當那里的政訓處處長，把北平政訓處的人員率領到那里。你要聽張副司令的命令，好好地努力工作?！?br/>
如前所述，曾到西安以后，曾經發(fā)現過一些張、楊“異動”的情況，并報告給老蔣，結果蔣沒有理會，曾擴情說：“我還以為他真不相信我的報告內容的真實性?！?br/>
西安事變的頭天晚上，張、楊“歡宴”中央大員，然后又演戲，借的就是曾擴情的政訓處領導下的“大道劇社”，因此，曾擴情也算半個主人。據曾回憶，“劇未終場，楊向我說明先走一步，要我好好招待客人?！?br/>
曾說：“十二日黎明前，我還在睡夢中，突然槍聲四起，把我驚醒，以為是張、楊兩軍發(fā)生沖突。直到天明時，才見到以張學良、楊虎城領銜，有陳誠、朱紹良等聯名的通電，大意是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以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等情。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發(fā)生了張、楊扣押蔣介石的事變。”
1936年12月13日，曾擴情躲到了西安金城銀行經理劉純中家里，“隨即被張學良所察覺，特派陜西省銀行經理李維城，乘汽車來接我去同張、楊見面?！?br/>
當時張學良對曾說：“對蔣委員長毫無別意，只要他接受我們的主張，仍當服從他的指揮；如南京方面敢于對我們用兵，我們不惜一戰(zhàn)?！彪S后，張讓李維城安排曾擴情在省銀行住下，“以待事變的解決。接著又由盧廣績購贈《后漢書》一部給我閱讀，和銀幣五百元備不時之需。”
據曾擴情回憶，在此期間，周恩來曾經來看過他：“周先生在盧廣績陪同下，特來省銀行開導我。談話之后，使我明白他不僅無絲毫報復之心，而且是專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并爭取他同全國人民一起，為抗日救亡而奮斗。周先生的講話給予我很大的啟示，從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見解。因此，我愿為事變的和平解決，盡我一點應盡之責。
據曾擴情回憶，在此期間，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發(fā)表了一個廣播講話，說：“蔣委員長在張副司令和楊主任的關懷照顧下，很為平安。西安所發(fā)生的事變是一個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關人員來西安，同張、楊兩將軍開誠協商，問題就會得到迅速解決?！?br/>
第二，給地處要津的黃埔同學胡宗南、賀衷寒等人寫信，告誡他們“奔車之上無仲尼”，意思是說，如果想“領袖”平安，只能談判，不可動武，否則，“像孔丘那樣的人，坐在狂奔的車子上，也難免會跌倒的?！?br/>
第三，給“校長”也寫了一封信，托張學良轉交，其實就是張讓他寫的。信中，曾擴情先是自我檢討：“我未盡到事先察覺和防范之責，致有事變之發(fā)生，引為內咎?！?br/>
然后話鋒一轉，為張、楊“開脫”：“張副司令、楊主任兩人并無別意，完全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存亡問題，而采取一時權宜之計，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無損于尊嚴，而且更能博得他們的擁戴，以慰‘群倫喁喁之望’?！?br/>
最后，曾擴情又說了句官話：“因有張副司令、楊主任兩人的殷勤照顧，我雖未能隨侍在側，也很為安心，萬望為國珍重。”
“擴大哥”辦的這三件事，把蔣介石氣得七竅生煙，幾乎要斃了曾擴情。
要說這老蔣也沒法不生氣，自己都被人給抓起來了，曾擴情作為自己的學生，而且是重點培養(yǎng)的學生、親信的學生，不與張、楊拼命也就罷了，居然還胳膊肘往外拐，為張、楊去講“公道話”，說他們“完全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存亡問題”。
試問：張、楊是“為了國家存亡”，那我老蔣是為了什么？曾擴情豈不是指著校長的鼻子在罵大街！
有這樣的學生，當校長的蔣介石怎能不生氣，怎能不寒心，怎能不說他“不知廉恥”！
因此，曾擴情一回到南京，在機場等候他的，正是軍校的同學、復興社的“同事”、西安事變的難兄難弟、不久前還命懸一線、如今卻紅得發(fā)紫的戴笠。
盡管如此，戴笠對曾擴情還是很客氣，畢竟是一期的老大哥，戴笠這點順水人情還是會做的，他還是親熱地叫著軍校的“官稱”，對曾說：“擴大哥，校長請你反省一下。對不起了。”隨即將他送到羊皮巷，關押起來，并囑咐看守善待老大哥。
這一下曾擴情被關了兩年多，直到1939年，才由一期同學胡宗南給保出來，任第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但此后再也沒擔任過什么太吃勁的重要職務，與西安事變前的曾擴情相比，是風光不在了。
第三個倒霉的，又是一個“復興社”的高級干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賀衷寒。
跟滕杰一樣，在國民黨史上，賀衷寒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
黃埔的學生，后來搞出名堂來的，大抵可分為三種出路：
一是帶兵官，俗話說就是打仗的，這類人最多，在軍內和國民黨內的地位也是最高的。這批學生，以軍校一、二期的早期畢業(yè)生為主，其代表人物就是胡宗南，杜聿明也算一個，地位既高，同時也受到蔣介石的高度信任，這類人另外還有很多，大家隨便一想就能列舉很多。
第二類，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以戴笠為首的特務群體，政治地位不高，軍銜也最多是個少將，但極有影響力。
第三類，就是在國民黨和軍隊當中專門搞“政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這部分人，發(fā)軔于復興社的成立，戴笠等人當初也屬于此類，只是后來干得越來越“專業(yè)”，終于自成體系，開辟出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戴笠、鄭介民等幾個干特工干出名堂的，其余的人，幾乎始終在國民黨和軍隊中從事所謂“政訓”、“政戰(zhàn)”工作。所以為什么一提起國民黨的政治工作，總讓人覺得與特務工作好像是一碼事，因為在最初他們是一個群體。這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賀衷寒。
提起賀衷寒，在當年的軍校，就是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
想當初，曾經有“黃埔三杰”的說法，依次為蔣先云、陳賡和賀衷寒；還有“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說法，兩個傳說當中，都有賀衷寒在內。
賀衷寒，原名賀忠漢，1900年生，湖南岳陽人，軍校一期畢業(yè)。
賀衷寒從小就是個才子，先上私塾，學了一肚子線裝書，后來到武昌湖南旅鄂中學讀書。所以，賀衷寒腦子中的“舊”文化和新文化都有一手，寫得一手好字，還會寫詩詞，新式國文寫得也好，要不后來在軍校怎么闖出一份“文有賀衷寒”的名頭來呢。
賀衷寒參加革命很早，1920年，董必武、陳潭秋等人在武漢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賀衷寒成為最早的青年團員之一。
1921年10月，**組織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將于1922年召開的“遠東各國**及民族解放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賀衷寒作為武漢學生代表出席，成員當中，還有同樣年輕有為的王燼美、鄧恩銘、高君宇、蔣伏生等人。
如果就這樣發(fā)展下去，賀衷寒在**黨內的發(fā)展，前景估計錯不了。沒想到，此次前蘇聯之行，不但沒有培養(yǎng)出一個堅定的**戰(zhàn)士，反而使賀衷寒蛻變?yōu)橐粋€死硬的**分子。
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張國燾，“一大”選出的**核心領導層三人之一，張國燾本就是一個眼高于頂的人，面對這些“毛孩子”，怎么會把他們放在眼里，整日里頤指氣使，今天訓這個，明天罵那個，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偏生是21歲的賀衷寒要出這個頭，俗話說“初生牛犢不怕虎”，賀衷寒是大才子，從小也是被旁人吹吹拍拍慣了的，哪里肯吃他這一套。
據說，某日，張國燾又在擺譜，說什么“不是我張某，你們還想到前蘇聯來！不聽話，我把你們全開除?！?br/>
大家都不做聲，心想你愿意說就說吧，有本事真把我開除嘍。
賀衷寒聽著心里有氣，于是站起來，一本正經地說：
“張先生，我們是中央書記處派來的，你有什么權利開除我們？我看你這個團長是不是當得不耐煩了？你如果不想當了可以不當，我們另選一個就是。”
幾句話噎得張國燾一口氣差點上不來，張國燾何曾被人這樣頂撞過，何況是一個小字輩！再說，當時的張國燾，雖說是“中央”領導，不過也只有24歲而已，同樣是年輕人。聽了這話，立時拍桌大罵，叫賀衷寒“滾出去”。
賀一聽：“要滾你先滾！”誰怕誰?。渖先ゾ鸵鷱垏鵂c“放對”。旁人趕快上來你拉我拽，好歹是把兩人給勸開了。
如果換一個人，這事可能也就算了，以張國燾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個最基層的青年團員計較。但這不是張的性格，回國以后，張國燾一句話，果然開除了賀衷寒的團籍。
從此，一個熱血青年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回國以后，賀衷寒到武昌一中當了一名中學教師。1924年，黃埔軍校開始招生，經國民黨元老詹大悲介紹，賀衷寒與自己在湖南旅鄂中學的同班同學兼好友蔣伏生結伴南下廣州，準備報考黃埔，當時他們先到上海，從上海坐海輪再到廣州。
不料，等他們趕到碼頭時，開往廣州的船已經。要說年輕人就是年輕人，膽子是真大，賀、蔣二人居然雇了一只小舢板出海追趕。
好不容易追上大船，怎么上去成了問題，幸虧大船上的一個年輕人援手，幫賀、蔣二人攀登上船。
三人互通姓名，那個年輕人自我介紹，名叫胡宗南，浙江人，也是到廣州報考黃埔的。這是賀、胡訂交的開始。
趕到廣州，軍校一期已經錄取完畢。他們又結伴去找軍校黨代表、招生負責人廖仲愷，陳述自己“參加革命、反帝反封”的決心。誰知這時胡宗南又遇到一個新困難，因他個子矮小，不符合軍校的錄取標準。胡一聽當場大哭：“誰規(guī)定的個子小就不能干革命！”
廖仲愷是個愛才的人，當即決定補錄三人進入軍校學習。賀衷寒和蔣伏生分別入一、二大隊，胡宗南則進了四大隊。
在軍校期間，賀衷寒把他的**決心和“才干”表現得淋漓盡致，孫文主義學會就是以他為首搞起來的，深得蔣介石的歡心。
1926年，受國民黨委派，賀衷寒再度前往前蘇聯考察，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
1931年，蔣介石任命賀衷寒為“陸?？哲娍偹玖畈拷朔诵麄魈帯碧庨L。
1932年，賀衷寒與其他黃埔同學一起創(chuàng)辦了復興社，復興社的《章程》，就是賀衷寒起草的。
1932年3月1日，蔣介石親自召集了復興社的成立大會，選出賀衷寒、酆悌、滕杰、周復、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九人為中央干事，侯志明、趙范生、戴笠三人為候補中央干事。
蔣指定滕杰、賀衷寒、酆悌三人為常務干事，以滕杰為書記。
按：復興社成立的初期，由于當時老蔣的地位還沒有完全確立，因此復興社主要的工作任務很明確，就是搞軍隊的情報，其中包括嫡系、非嫡系部隊主要負責人和各級軍官的思想情況。
因此，大家一提復興社，馬上想到這是一個特務機關，因為它在成立的初期，確實是搞情報的。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蔣介石明確規(guī)定，復興社的高級干部，不得吸收軍校畢業(yè)生中那些帶兵的主官擔任，因為復興社要監(jiān)視的正是這些人，當然不能有他們。
但胡宗南是個例外，蔣介石指定胡必須參加，并且，戴笠也是胡所援引的。
1932年，賀衷寒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從此，這個機構就成了蔣介石在軍隊當中搞特務活動的大本營，也是復興社活動的載體。比如，曾擴情曾先后擔任處長的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政訓處和西北“剿總”政訓處，就基本上相當于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的派出機構（同時也可以看做復興社的派出機構）。
因此，從1932年到1936年，賀衷寒以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為依托，用了4年時間，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政訓帝國”，到最后，居然隱隱然成為國民黨內一個新的派別。所以，說賀衷寒在國民黨和軍隊內是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但是，賀衷寒和復興社的命運，在1936年底，被徹底顛覆了。
怪只怪賀衷寒錯誤地估計了形勢。
1936年12月12日，老蔣被扣的消息傳到南京，此時，最活躍的就是何應欽了。
自國民黨建軍，何應欽長期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蔣做黃埔軍校校長，何當總教官；蔣成立軍校教導團，何當第1團團長；軍校學生改建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蔣是軍長，何當師長；蔣做北伐軍總司令，何升任第1軍軍長；1929年，國民黨統一陸海空軍，蔣做總司令，何做總參謀長。
這回，總司令老蔣出事了，何應欽順理成章地成了“代總司令”，這是沒有異議的，沒有人會去跟他搶。
有異議的是何應欽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把那個“代”字去掉，還是急于把老蔣救出來，他好接著去做那個軍政部長。總之，從老蔣一出事，何應欽就特別積極地要組織“討伐”，要跟張、楊決一死戰(zhàn)。
在何應欽的挾持下，1936年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推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由國府下令討伐張學良”。
最高統帥在對方手里做“人質”，要打，是個什么結果，三歲孩子都能回答這個問題，不需要到日本去留學。連對蔣最“苦大仇深”的馮玉祥等人，都能顧全大局，主張政治解決。
反倒是何應欽這個老蔣的同學、親密戰(zhàn)友，不知是怎么了，仿佛一夜之間，他就成國民黨內主事的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動武。還給汪精衛(wèi)打電報，請他回來“主持大計”，真的把老蔣當成透明人，不存在了一樣。宋美齡求他都不聽，反而譏刺說：“你一個婦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國家的事，你不要管！”
看起來，某些人似乎只等著兩邊打起來，老蔣在“討伐”中“玉石俱焚”那一天了，自己好借機來個“鳳凰涅槃”。
所以，也難怪蔣介石畢生不相信任何人，就這么一幫人，也著實不可人疼。
靜極思動的人很多，這其中，就包括賀衷寒。他找到剛剛經改選上任的復興社書記鄧文儀，建議有所舉動。鄧文儀年紀輕，被他撮弄，召集了復興社高級干部會議，通過了武裝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并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公開擁護何應欽代理陸?？哲娍偹玖?，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
這還不算，賀衷寒、鄧文儀還收編了幾百名中央各軍校的畢業(yè)生，組織了一個“討逆赴難團”，打出“武裝起來，開赴潼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zhàn)，救出校長”的旗號。
其實，賀、鄧的做法，并不奇怪，在當時的情況下，確實誰也看不出西安事變有政治解決的可能，既然不能談，那就只有打，還能有什么辦法？
再說了，既然老蔣已經靠不住了，還不趁早另做打算，還等什么呢！誰不想著“擁立”之功啊，再晚了，讓別人搶了先，什么事都耽誤了。
賀、鄧的打算，并沒有錯，官場上，本就沒有永恒的聯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對人了。
遺憾的是，這次，賀衷寒、鄧文儀跟錯了。
1936年12月26日，老蔣回到南京，首先找的就是復興社書記鄧文儀，把他叫去一頓大罵：“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討逆。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
這時，還是戴笠站出來說了“公道話”，說這事還真不怨鄧文儀，都是賀衷寒在后面出的壞主意。
蔣介石又找來賀衷寒，痛斥他忘恩負義。老蔣曾對胡漢民說“我是一個不太會說話的人”，但事實證明他很會說話，最起碼很會罵人。賀衷寒被罵得羞愧不已，放聲痛哭，蔣看他哭，更生氣了，說：“你還有臉哭，給我滾出去哭！”隨即免去了賀衷寒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的職務。
此后，賀衷寒基本處于投閑置散的境地，不復往日的風光了。
實際上，老蔣對賀衷寒依托復興社和“政訓”工作，逐漸坐大的態(tài)勢，早有忌憚，借著這次事變，正好歸罪于復興社，打掉“政訓”這個山頭，豈不快哉！
1937年3、4月間，蔣介石手諭復興社：“停止一切團體活動”。1938年4月6日，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決定成立一個新的黨團組織，以“代表、領導全國的青年力量，服務抗戰(zhàn)”，即“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
1938年7月9日，三青團中央團部組成，蔣介石自任團長。至此，前后維持六年的復興社走到了盡頭。
要說算賬，最應該清算的，自然是何應欽，但這個人的地位實在是太特殊了，老蔣奈何他不得，只好心里罵罵算了。
老蔣的賬算得差不多了，該戴笠了。戴笠要好好地把賬算一算。
追究責任，首先是陜西站，馬志超。
馬志超不但事先沒有得到西安事變的任何消息，且由于違反特務工作的保密原則，導致在意外發(fā)生時，站部和電臺被別人連鍋端掉。這還不算，面臨危險，不是設法潛伏，繼續(xù)工作，而是第一時間悄悄溜走，置工作與“同志”的安危于不顧，可惡至極！
論錯誤的情節(jié)和性質，馬志超像極了陳恭澍的那次“畏罪潛逃”，但區(qū)別在于，陳恭澍的“擅自離職”沒有造成太嚴重的后果，而馬志超這次可是老蔣被扣，中國歷史上，沒發(fā)生過幾次類似的事。
因此，馬志超的問題非常嚴重，如果對他執(zhí)行特務處“最嚴重之處分”，并不為過。
但是，處理馬志超，有一層重大滯窒，馬志超是胡宗南的關系，又是一期“學長”，處分了他，胡宗南面子上“須不好看”。
所以馬志超這件事，戴笠非常難辦?？紤]再三，只能學老蔣——算了。把他曬了一段時間，抗戰(zhàn)開始以后，又將馬志超派到蘭州，去當甘肅站站長。
原來的甘肅站站長是史銘。提起史銘，此君差點丟了一條命。
在西安事變的副產品“蘭州事變”中，史銘給抓了起來，一直軟禁在省府。12月24日，即在張、楊釋放蔣介石的前一天，甘肅省政府代主席周從政還安排在次日召開審判大會，擬當場處決史銘的。孰料1936年12月25日，以張學良親自送蔣飛離西安為標志，宣告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于是，蘭州方面趕快把會議給取消了。同日，于學忠回到蘭州，釋放了史銘，史死里逃生，險過剃頭，撿了一條命。
抗戰(zhàn)開始以后，史銘任粵漢鐵路警察署少將署長，兼軍事委員會鐵路運輸司令部粵漢線區(qū)司令部警務處長。
馬志超處理不了，接下來就是西北區(qū)暫代區(qū)長江雄風。江對陜西站的工作顯然有失查、失管之過，要負領導責任。問題是此時的江雄風已經調到胡宗南部，等于是以“客卿”的身份，在給戴笠?guī)兔?。況且事變發(fā)生后，江雄風在萬般危險當中，還給特務處發(fā)報，報告了西安出事的消息，雖然是馬后炮，總歸是忠于職守的表現，不能處分。
陜西站書記岳燭遠曾堅持原則，提醒馬志超，不要把公秘單位混在一起。因此不但無過，反而有功，升任河南站站長，公開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調統室主任。河南站副站長就是尚玉，曾參與策反張慶余的工作。
陜西省會警察局第2分局局長喻耀離，堅守崗位，有功。調任公開職務，任國營招商局護航總隊長兼上海水陸交通總站站長。
這個有功，那個無過，難道這樣大的事就算了不成？
那不行，別說戴笠不干，外界也不允許啊。西安事變，“校長”都給抓了，你特務處一個人都不處理，也太說不過去了。
看來看去，戴笠看見了遠在上海的王新衡。前不久，本來是讓他接替王天木去西北的，結果他說有事，要耽擱些日子，只好讓江雄風暫代。
這下就好辦了，戴笠當即以失職之名拘禁了王新衡，送到羊皮巷，與曾擴情就伴去了。
王新衡無端受過，當了戴笠的出氣筒。直到抗戰(zhàn)開始以后，王才被放出來，接替邢森洲當香港站站長。
西安事變結束了。不久之后，抗戰(zhàn)的烽火就將燃遍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