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難》在《解放日報》連載后，我獲知了不少來自于讀者，尤其是來自于女性讀者的意見。對于我在這部小說中所顯示出來的關于女性命運的思考，大部分讀者是持認同態(tài)度的。

    我寫的是一個兩難于職業(yè)和家庭之間的女執(zhí)法官的故事。作為一個負有相當責任的社會人，她必須忠于職守、克己奉公、堅持原則，乃至于在一定的情況下鐵面無私到六親不認；而作為一個家庭中的女兒、妻子、母親，她又不能不時時面臨著原則與親情、公務與私事、社會大環(huán)境與家庭小氛圍之間的矛盾，所以她活得很累、很艱難。當然，也惟因這累、這艱難，才使她的生活顯得充盈、厚實、風波疊起、色彩斑斕，她在苦苦地燃燒了自己的同時，也享受到了奉獻出光與熱的幸福和自豪。

    我自認為我在這個文學形象的身上，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現(xiàn)今職業(yè)婦女的追求與困惑。社會發(fā)展到愈來愈文明階段，也便有愈來愈多的女人掙脫了被圈養(yǎng)的囹圄；她們參與了愈來愈廣泛的社會活動，也便有7愈來愈復雜的迷茫、焦灼和彷徨。女人不再僅僅為一個家庭和一個男人而活著，于是女人的文化也便帶有了更多的社會性。《女兒難》正是試圖表現(xiàn)女性命運的這一嬗變，或許也因為此，才引起了女讀者們比較普遍的注意和比較強烈的反響。

    自然因為自己也是女性，我對女性問題的研究素來饒有興趣。近兩年涉足小說創(chuàng)作，很順勢地把筆觸伸向了女性題材領域。在我已經(jīng)發(fā)表的數(shù)部中篇小說中，主人公無一例外都是女性，這在我，倒也是始料未及——并非預謀，僅只是多年定向注意的積累終于有了個噴發(fā)口而已。

    我曾簡要申述過我對女性命運思考的結果。我認為，幾千年的封建積淀，造成了女性所經(jīng)受的磨難甚過于男子這一事實，而愈是杰出的女子，包括真誠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干超群的，她所面臨的逼迫往往就愈多、挑戰(zhàn)就愈烈、壓力就愈重。文學作品若要真實地反映女性問題，恐怕就難以回避這一事實。我同時還認為，真正優(yōu)秀的女性，只有在與其悲劇命運作不屈的抗爭——無論這抗爭以何種形式進行，也無論這抗爭是敗還是勝——才能充分顯露出她所擁有的真善美。所以，一個有良心的不屑于欺世盜名的作家，就必不會用自己的筆抽去女性抗爭命運的靈，而只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筆下的女性形象無論是傳統(tǒng)型的還是開放型的，中老年的還是青春期的，柔弱無依的還是剛強豪放的，甚至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屬于反派角色的，在骨子里都有著一股不向命運低頭屈從的“硬氣”、“傲氣”。我以為，這便是女性世界中最彌足珍貴、值得大書特書的精髓！

    對女性命運的關注，似乎并不為女性作家所獨有。古往今來的許多男性作家，其中包括許多英名蓋世的大文豪，同樣對描繪人世間的這一半天地，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而他們的許多成名作代表作乃至傳世之作，竟也都是抒寫對女性命運的悲憫和進一層的思考的。道理很簡單：不僅僅是因為夏娃本來就與亞當一樣占據(jù)了人生的一半，而且還因為女性問題乃是社會問題之最敏感、最顯露、最直接地牽連著核心的部位，所以對女性命運的探究，足以引發(fā)出對社會對人生的最大幅度、最深底蘊、而又永難窮盡的思索來！

    我將以我的筆參與這永無止境的探究。

    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