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過于謙虛等于驕傲，太積極就成了假認真。謙虛與積極都要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這才是做人做事的精明之道。

    無論客觀世界還是主觀世界，都保持一個質量的界限，也就是度。超過者或者不及者，都會使事物的本質發(fā)生變化。度的存在，要求我們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應有個量的分析，做到“胸中有數(shù)?！?br/>
    適可而止，就是要你在做人做事的過程中，時時注意和自身相符合的量的界限，絕不過度，絕不使事情發(fā)展到反面，阻礙你的發(fā)展。

    魏晉時期的大軍事家曹操，深知適可而止之道，《三國演義》

    講到，曹操攻下張魯?shù)某惭ā相?，取得重大勝利。這時，謀士們紛紛進見，勸曹操乘勝進軍，直取益州。主簿司馬懿認為，劉備剛剛滅了劉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歸心。益州一勝，乘勢進兵，劉備之軍勢必瓦解。如此天賜良機，不可失去。

    謀士劉曄也認為，一旦錯過戰(zhàn)機，劉備安定蜀民，據(jù)守關隘，恐怕難再消滅他。

    但曹操并不贊成。他認為奪取益州的時機還不成熟，應適可而止，“按兵不動”。因為劉備雖然剛剛奪取成都。但軍力旺盛，士氣很高。另外，盡管孫劉兩家矛盾不斷激化，但一旦自己的拳頭伸得過長，后方空虛，那么，坐山觀虎斗的孫權絕不會袖手旁觀，錯失良機。他們很可能繞過荊州直取許昌。為此，不能頭腦發(fā)熱，圖一時痛快，而應該審時度勢，既不逞一時之勇也不毀一時之氣，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也正是如此。因為有了曹操的正確預見和決策，魏軍才沒有吃虧上當。

    和曹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劉備的冒進。

    東吳計殺關羽奪取荊州之后，劉備怒而出兵，發(fā)動伐吳之戰(zhàn)。雖然這場戰(zhàn)爭的發(fā)動是不謹慎的，但在戰(zhàn)役之初，劉備憑借優(yōu)勢兵力，有利地勢，以及在報仇雪恨思想影響下一時激起的高昂士氣，攻城奪地，捷報頻傳，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贏得了不少主動。在殺氣沖天的蜀軍進攻之下，吳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張達二人和張飛首級一并送還，交還荊州，送歸夫人，重修舊好，一同滅魏。

    應該說，東吳的條件對于蜀國而言，已經(jīng)是求之不得的了。試想，即使戰(zhàn)爭勝利，還能徹底消滅東吳么？假如劉備頭腦冷靜，見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氣，又收回荊州重建吳蜀聯(lián)盟，從而使戰(zhàn)爭挽回一個較好的結局。但是，劉備被初戰(zhàn)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對戰(zhàn)爭發(fā)展的最佳結局心中無底，盲目堅持率軍長驅直入，企圖消滅東吳。結果大軍攻到虢亭便成了強弩之末，非但沒能滅吳，反被人家一把火燒得大敗而逃。

    還有兩個在進退問題上形成鮮明對照的人物，那就是關羽和諸葛亮。

    三國時期，荊州的歸屬，一直是吳蜀雙方爭奪不休的問題。

    赤壁之戰(zhàn)后，劉備占領了荊州。對于劉備說來，荊州不能沒有，因為這是向西川發(fā)展的基地，失去荊州，就失去了三分天下、進而統(tǒng)一中國的條件。但是，荊州也是東吳的門戶，要統(tǒng)一長江以南，發(fā)展自己，也必須奪取荊州。為此，赤壁大戰(zhàn)后，孫權便派魯肅前往索取荊州。

    按理說，赤壁之戰(zhàn)是孫劉聯(lián)合的勝利，荊州作為從曹操手中奪取的戰(zhàn)果，歸劉備所有，名正言順。況且，劉備漂泊半生，連個立身之處都沒有，占有荊州也沒什么不可，完全可以講出一些理直氣壯的理由來。但諸葛亮對魯肅說的卻不是這樣的話，而是提出暫“借”荊州。

    一個“借”字，體現(xiàn)了諸葛亮辦事適可而止、恰到好處的精神。當時的劉備，和曹操、孫權比較，力量還很弱小，必須和孫權結盟，共拒曹操，方能站穩(wěn)腳跟，發(fā)展壯大，以圖大舉。假如提出占領荊州，激化吳蜀的矛盾，就會破壞吳蜀聯(lián)盟，打破既定的政治戰(zhàn)略，造成全局被動。而用一個“借”字，就避免了這一危險，就是說：“借”荊州，既保證了劉備的可靠后方根據(jù)地，又維護了孫劉雙方的同盟關系，不過不及，恰到好處。

    但關羽這個人卻不能理解諸葛亮的這番苦心。諸葛亮離開荊州之前，曾告訴關羽八個字“北拒曹操，東和孫權”。但他一直沒把“東和孫權”放在心上。在與東吳的多次外交斗爭中，憑著一身虎膽、好馬快刀，從不把東吳人包括孫權放在眼里，不但公開提出荊州應為我們所得，還對孫權等人進行人格污辱，稱其子為“犬子”，使吳蜀關系不斷惡化，最后，東吳一個偷襲，使關羽地失人亡，悲慘至極。雖然，關羽的失敗不能全部歸結于他處理與東吳關系時的不謹慎，但至少他的過激行為，加劇了吳蜀聯(lián)盟的破裂，使東吳痛下決心，以武力收復荊州。

    曹操、諸葛亮、劉備、關羽的所作所為，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確是一條極為重要的處事心術。

    中國人生性比較謙虛，在過分謙虛方面，中國人是經(jīng)常吃虧的。比如有一個俄國學者和一個中國學者，兩人都是研究敦煌學的，兩人都寫了一本書，俄國學者的書名簡單明了，就叫《敦煌學》，而中國學者比較含蓄，不敢起這樣權威的書名，而是按照漢語的習慣，起了一個比較謙虛的書名《敦煌學導論》，結果歐美學者看到這兩本書之后，自然認為前者是一本專業(yè)性著作，而后者可能是一本普及性讀物，因而選擇了前者作為學生的教材。

    如何恰當?shù)刈鍪履?？就心智高低的區(qū)別而言，從一定意義說，不在于你能做什么事，而在于你能否做應該做的事，怎么去做應該做的事。不該做的事，你做了，即使很巧妙，也只能證明你心智不高，不該做的事，你堅決不做，即使顯得無所作為，也是心智高超。就像謙虛與積極一樣，不該謙虛時你謙虛了，只能證明你信心不夠；不該積極時你積極了，只能證明你虛偽，惟有在謙虛與積極面前，清楚地知道應該取之有度，用之有限，把握自己的行為，方為智者。荀子曾說過：“所為知其所不為，則天地官而物役也。”老子也說過：“無為而不為。”講得都是做事要適可而止的道理。在做人做事方面欲有所提高的人不能不對此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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