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行政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國家的綜合實力。畢竟獲得民眾支持和選拔賢良本身，結合了儒家處世與法家治國的優(yōu)點和長處。早期的改革讓楚國獲得了清除積弊的空間和行政支持，民眾的支持也相應地促進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生產(chǎn)技術的革新與進步。但是，最終屈原的改革依舊以失敗告終，其中固然有著以舊貴族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妨礙，也有著外部敵人暗中破壞和施壓。但是，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卻并不僅僅如此。

    真正成功的體系改革，并不僅僅是改革期間就帶給國家以巨大的利益，而是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前進軌道，并引導著國家機器向著更加有力的方向不斷發(fā)展，即便改革者和領袖隨著歲月的流逝已經(jīng)死去，也不會因為缺乏一個優(yōu)秀的舵手而導致整艘戰(zhàn)艦擱淺觸礁。完美的改革，是建立一個全新的、更加利于國家發(fā)展、更加適應局勢，且具備著能夠隨著局勢的改變自我調節(jié)和適應的體系。這其中，并不會因為某一個領導者個人意愿的變化、某一個外部勢力的干擾和破壞而產(chǎn)生根本性的動搖。

    而楚國在改革之初，確實因為人才上升的空間和渠道被司法系統(tǒng)打開，而擁聚了一批確實有真才實學的行政人才，而且以民為本的思想體系能夠在早期激發(fā)子民的勞動欲望，使他們更加努力地為國家機器創(chuàng)造財富。但是，這場改革最大的弊端，也就此埋下了伏筆。

    確實，儒家意識形態(tài)中的民本主義思想有著促進國家和諧與利于執(zhí)政者管理的優(yōu)勢，但是儒家所提出的仁義之師，卻對整個國家軍隊體系有著極高的要求。固然儒家思想并不是真的缺乏戰(zhàn)斗意志，但是，對于形成戰(zhàn)力所需的條件，在那個混亂的局勢中，很難配備齊全。

    缺乏一個能夠迅速形成強勁軍隊的執(zhí)政體系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在目前缺乏一個穩(wěn)定秩序的春秋戰(zhàn)國大環(huán)境之下，無法通過武力來威懾蠢蠢欲動的各方諸侯，進而在建設和生產(chǎn)的整個過程之中，給本國的子民帶來切實的安全感。固然民心所向能夠使國家具備極強的凝聚力，但是這個凝聚力轉化為實際戰(zhàn)斗力的過程，相對漫長。何況，即便敵國的子民也很向往和尊崇這樣的仁政，但是在本國的高壓統(tǒng)治之下，又有多少人能夠為了所謂的仁義和理想，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即便是平日里所有的子民都對執(zhí)政者很滿意，當面對由強大暴力帶來的生與死抉擇之時，也無法能夠保證，團結和整合出一支足夠維持安全的鐵血雄師。而在亂世之中，“舒適地活著”，是無法與“活著”相競爭的。

    一個開放的選拔機制，確實能夠給整個國家體系源源不斷地輸送新鮮血液。然而選拔機制本身，如果建立在一個依靠少部分優(yōu)秀而開明公正“考官”來維系的基礎之上，必定難以持久。并非僅僅是“考官”本身的生命是有一定限制的，而是一個真正合格的考官，是極其難以出現(xiàn)的。無法依靠人力，來成體系和成規(guī)模地培養(yǎng)考官，并且讓這些考官都有著出色的才能和大公無私的品格，就如同“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看似高高在上，然而卻無法復制和推廣。畢竟，天理雖然真的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地戰(zhàn)勝自己的欲望？

    屈原的改革固然給予了楚國一定程度上的國力提升，但是一個并沒有深刻探究當前局勢與自身理念是否能夠妥善融合的執(zhí)政者，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并不啻于一場災難。并不是屈原為國為民的品格和忠誠需要否定，而是這樣的作為本身，從實用價值角度來看，確實并沒能徹底根治楚國，乃至于整個春秋戰(zhàn)國社會體系的問題。而所有的改革之初，都是希望向著一個滿足國家利益的角度步步前進，而屈原的這次改革，出發(fā)點和終點都已經(jīng)選定，卻忽視了前方的路上，不光有荊棘，也有著更多比荊棘更可怕的豺狼與深淵。

    屈原面對的問題顯然并不僅僅是其執(zhí)政理念與現(xiàn)實局勢本身的劇烈碰撞。他的改革和理念，雖然得到了時任統(tǒng)治者楚王的支持和認可，但是那并不是楚王認可了他全部的執(zhí)政理念和思維，只是在楚王對于國家的規(guī)劃中，這一步改革與他自身欲望的實現(xiàn)，基本重合。所以楚王雖然不是屈原設想中的合格帝王，但是在早期卻給予了他一定意義上的權柄和支持。但是，屈原的另一個足以致命的錯誤就因此出現(xiàn)了。

    屈原錯誤地將自己整個思想體系寄托在了楚王的信任和認可之上，卻始終沒有將自己的政治思想灌輸?shù)揭粋€足以左右國家政壇的勢力之上。他所有的權柄和概念，看似尊貴穩(wěn)定，得到了君王的支持，但是實際上，就像他所提出的美政需要建立在一個足夠高標準、甚至有些難以實現(xiàn)的平臺之上一樣，他最大的依托和支持，來自于一個思想境界并沒有達到對應標準的帝王，并且，屈原認為楚王值得托付，然而，最后的結果表明，楚王并不是他要的那個人。

    并不是楚王真的昏聵不堪，到了因幾句讒言就能夠將重臣貶黜的程度，也不是張儀等說客真的就能夠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僅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就讓一個國家能夠混亂傾覆。所有的說客都奉行著同樣的一個定律：許以利益，誘導欺騙。能夠讓楚王反復中計的說客，能夠讓楚王一怒之下趕走屈原的佞臣，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都給了楚王一個利益的選擇，然后，屈原就陰差陽錯地在各方勢力的調整和判斷之中，成為了那個被拋棄的選項。

    當然，舊貴族的阻撓，在楚國整個改革過程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屈原的執(zhí)政理念，面對舊貴族阻撓之時，最大的失誤就是選擇依靠君王自身修養(yǎng)而不是選擇依靠司法規(guī)則。他具備著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美好情操，卻忽視了他所并不愿意去觸碰和駕馭的司法體系應該在這場變革中具備強大力量。雖然他的政法改革在一定意義上提出了具有憲令雛形的法度秩序，也希望通過這些司法程序和體系來限制迂腐的舊貴族權益，并且在國家層級上打開階級變動的空間和渠道。但是，他卻忽視了一點：楚王本身也沒有完全脫離舊貴族利益集團，而自己的法令，卻要求一個本身就處于既得利益受損階級的勢力代表來支持。

    屈原的政治失敗并不完全歸咎于楚國昏暗的政治環(huán)境和君主的無能，也不能完全將失敗的責任推到復雜的外交局勢之上。只不過他的思想和理念，超越了當前國家的綜合生產(chǎn)能力和國民思想素質，在一個不具備大一統(tǒng)條件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下，始終追求完美的大一統(tǒng)形式。守舊貴族和所謂昏聵的君王，以及張儀之流的說客，也只不過是在這座空中樓閣的建造過程中，毫不留情地踹上了一腳而已。

    任何體系的改變都需要強大的力量作為后盾，或武力、或體系，而將君王自身素養(yǎng)提高、國民思想境界上升這種完全無法控制的因素作為倚靠的力量，來進行改革和變法，失敗是早已注定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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