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極游俠》在武當的劇情已經拍攝完畢，大部分人當天晚上或第二天就會離開武當。雖然大家來自天南海北，但多日的相處，彼此之間也產生了深厚的友誼，尤其是劉華琳與周茵彤更是難分難舍，整個下午都在賓館房間，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彭巳丁這段時間以來，跟隨郭道長學習，后又蒙玄機道長“醐醍灌頂”似的傳授，難得有個空閑，獨自一人在賓館回憶所學。

    正在想得酣暢的時候，彭巳丁的手機響了。一接，居然是李昭利打來的，說就在門外，過來找彭巳丁聊聊事。彭巳丁把門打開，果然李昭利站在門邊，急忙請進屋。

    經過彭巳丁上次的治療和調理，李昭利看上去精神很好。只見他笑呵呵的說道：

    “上次你辛辛苦苦深更半夜給我治病，真的是太感謝了！另外聽你講星象學，感覺很有趣，這次過來再聊聊，順便也請教一些問題。不知星象學有哪些種類，我們國家有沒有星象學？”

    彭巳丁整理了下思緒，介紹道：

    “星占學在古代影響到文化的諸多方面，根據它與古代文化不同方面的結合情況，可以分成若干種類型。但是占絕對主流地位的星占學類型只有兩種。

    第一種類型是專門根據星象來預卜各種軍國大事，諸如戰(zhàn)爭勝負、年成豐歉、水旱災害、帝王安危等。這種星占學不涉及一般人的個人命運。當然帝王及后妃、重臣除外，因為這些人的個人命運也關系到軍國大事。

    被這類星占學用作占卜對象的天象范圍很廣，除了恒星、行星之外，還包括日、月運行及其交蝕，以及彗星；我國古代更將流星、隕星、云氣乃至風霜雨雪、雷電冰雹等大氣現(xiàn)象也包括在內。

    這一類型的星占學西方稱為‘軍國星占學’（judicialastrology），我們直接稱呼‘觀天象’，我國古代學者有的還演繹為‘太乙’等術數。

    另外像姜子牙的《乾坤萬年歌》，諸葛亮的《馬前課》，李淳風的《藏頭詩》，袁天罡的《推背圖》、裴休記錄成書的《黃櫱禪師詩》、邵康杰的《梅花詩》，劉伯溫的《燒餅歌》、高靜涵的《步虛大師預言》等也是這些易學天文大家根據星象推演出來預測軍國大事的奇書?！?br/>
    李昭利一聽，似乎恍然大悟，說道：

    “你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些是星象學。不過這些軍國大事，我們不關心，即便關心，也是無能為力。我想了解一些推測個人命運的星象學?！?br/>
    彭巳丁接過李昭利的話題接著說：

    “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種類型，即專門根據一個人出生時刻或用受孕時刻的天象來預言其人一生命運的星占學。這一類型涉及的天象較少，僅限于黃道十二宮和五大行星及日、月。這種星占學稱為‘生辰星占學’（horoscopeastrology）。

    很多西方學者或不熟悉本國文化的我國學者，認為我國沒有生辰星占學。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國不僅有，而且還自成體系，比之西方的生辰星占學甚至更加優(yōu)秀，比如像‘紫微斗數’就是優(yōu)秀的生辰星占學。

    此外還有較為次要類型的星象學，通常被稱為‘星占醫(yī)學’（astrologicmedicine），它將對人體的診斷、施治乃至草藥的采集、備制等與天象聯(lián)系起來。

    以上我說的星占學類型，主要是根據它們不同的文化功能來劃分的。至于依據所占天象的不同而將星占學又可細分為‘行星星占學’、‘恒星星占學’等。

    在西方，軍國星占學和生辰星占學都以同一個古老的哲學觀念作為基礎。這個觀念認為：人世間萬事的發(fā)展是前定的，或者通俗的說就是‘命中注定’，也即西方所謂的‘歷史有個秘密計劃’，而借助于對天象的觀察和研究，人類有可能窺破這個萬古大計劃中的若干部分或細節(jié)，從而使自己獲益。

    對此波普爾（K.R.Popper）有過很好的論述：這些觀念表達了人類最古老的夢想之一，即預言的夢想，也即我們能知道將來我們會遭遇些什么，我們能據此調整我們的政策因而從這種知識得益。這個古老的觀念得到關于日食和行星運動的預言獲得成功這一事實的支持。歷史主義學說和天文學知識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在占星術的理論和實踐中清楚地顯現(xiàn)出來。

    至于星占醫(yī)學，則基于一種‘大宇宙——小宇宙’類比的理論，即認為人體是天地星辰這個大宇宙的一種袖珍翻版，是一個小宇宙。這種觀念源遠流長，后來文藝復興時期在帕拉塞爾蘇斯（T.Paracelsus）及其追隨者那里得到很大發(fā)展。

    在我國，情況卻頗有不同。我國古代人固然也有通過星占學仰窺天意的思想，但在我國星占學家心目中，歷史即使有一個‘秘密計劃’，這個計劃無論如何也不是前定并一成不變的。

    換句話說，天象雖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這個天命或天意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并不存在一個萬古長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著的計劃。而在古代西方，篤信星占學的人們相信確實存在著這樣的秘密計劃，它通常被認為是由神制訂的。甚而至于，某些西方科學家認為，即便‘科學’也是神賜予的，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就曾花去不少光陰證陰‘上帝是存在的’。

    我國星占學家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天命或天意隨時都可能改變，改變的依據則是帝王在人間所施行的統(tǒng)治是否‘有德’。因此，我國古代的星占學和星占學家都陰顯地是非宿命論的，星占學家仰觀天象，是為了向帝王預告或解釋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對他在人間統(tǒng)治的滿意程度。

    而賢陰的帝王則時時以‘有德’深自約束，不敢胡作非為；萬一發(fā)現(xiàn)有過失而招致上天不滿，則立即戰(zhàn)戰(zhàn)兢兢采取措施以求‘回轉天心’。這些措施《史記》是這樣寫的：‘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修德修政是指約束自身和調整政策，務使歸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舉行各種禳祈儀式以求感動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無之’，那就坐等滅亡，天命很快就會轉而眷顧別人。

    就這樣，一幅天人互動、交相作用的生動圖景就出來了，我國古代人稱之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在這幅圖景里，人不僅可以通過星占學去了解天意，人還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變天意。

    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這樣的表述中，中醫(yī)中類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類比觀念也被包容在內了，這種‘星占醫(yī)學’思想大量貫穿于中醫(yī)、道醫(yī)典籍?！?br/>
    李昭利一聽，不由好奇的問：

    “那這么說，我國的星占學陰顯優(yōu)越與西方，那西方和我國的星象學誰更早呢？”

    彭巳丁回答道：

    “從已發(fā)現(xiàn)的史料來看，在西方世界，軍國星占學和生辰星占學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巴比倫。年代最早的軍國星占學文獻屬于古巴比倫王朝時期，約公元前1830～前1531年，內容是據天象以預占年成好壞的；同一時期一份金星伏現(xiàn)表中也有星占預言。

    而到亞述帝國時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現(xiàn)被現(xiàn)代學者習稱為《征兆結集》的大型星占文獻。

    生辰星占學出現(xiàn)得稍晚一些，這類文獻在波斯入侵時期，公元前539～前331年，已見使用，但專家們相信它們發(fā)端于新巴比倫王朝時期，即公元前611～前540年，后來以‘迦勒底星占學’（Chaldaeanastrology）之名盛稱于世，以至于在西方語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預言者’、‘先知’的代名詞。

    接著，這兩種星占學類型就從巴比倫向周圍擴散開來。

    另外，很可能還在亞歷山大大帝開始他的遠征（公元前334年）之前，軍國星占學就傳入了埃及。隨后，波斯本土、巴比倫、埃及等地在轉瞬之間都成了亞歷山大所率希臘大軍的征服地，開始了‘希臘化時代’。

    多半是希臘人為埃及帶來了巴比倫的生辰星占學，現(xiàn)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紙草書中發(fā)現(xiàn)的許多星占文獻，包括算命天宮圖，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希臘化時代’對后世影響最深遠的星占學傳播，當數生辰星占學之輸入希臘。這種‘迦勒底星占學’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名為貝羅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臘的，此后就成為歐洲星占學的主流，經過羅馬帝國和中世紀，直至文藝復興，一直盛行不衰。

    我國星占學的歷史線索與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我國古代的星占學歷史很早，在三皇五帝的時候就有了，比西方早多了，但大致在戰(zhàn)國秦漢之際定型之后，就幾乎不再變化。

    而龐大完備的軍國星占學體系則在我國至少保持并運作了兩千年，對古代的政治、軍事、社會、文化起著現(xiàn)代人難以想像的作用。

    由于我國古代禁止在民間研究學習星占，預卜個人窮通禍福這一功能的生辰星占學，只有演變?yōu)橛砂俗炙忝鼇硗瓿?。其實紫微斗數等生辰星象學與八字這兩者之間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都要考慮人出生時刻這一時間起算點，而且一些門派的四柱八字中至今還保留著一些星象學概念?！?br/>
    李昭利一聽彭巳丁細細闡述東西方星占學，似乎茅塞頓開，猛一拍大腿，說道：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你可不可以用東方的星占學給我推推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