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論
王朔是假流氓，是偽人，是半個天才，是中國文壇最具商業(yè)眼光的作家，常常成為熱點人物，遭到“夾擊攻打”也就不能避免。
我不想加入這一行，我和他都是玩的，是他“嗤之以鼻”的“作”“家”坐在家里“作秀”的人物，這身份限制了我，要不是這樣，別人定也會抓我的把柄，把我像婊子一樣糟蹋了，我還要落個“文人相輕”的罵名。
對王朔的總體態(tài)度，我可以借他一句話來坦白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個作家像新出廠的汽車，都安裝好了，十萬公里無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個人，都帶著一身故障在路上邊修邊跑，跑得遠的那個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時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現(xiàn)來看，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自我修理能力。我覺得王朔這話并無調(diào)侃自個兒的意味，因此，既然他感到“自我修理”的能力不夠，那我就做篇文章“修理”“修理”他，讓他能跑更遠的路，用不著把這“丫”關起來，“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損寫出一飄，一不留神就是一紅樓夢了。
“假流氓”被真流氓發(fā)揚光大自電腦問世，發(fā)明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關鍵詞”后，我們都喜歡有事無事在這方面做文章了。我不能免俗，“修理”王朔不妨從他的文風和作品里的這些“關鍵詞句”人手。最輕松省事的，當然是看看他那些作品的題目，最初的成功，他就是靠了“討巧”的題目。
他雖然我經(jīng)商沒成功，但經(jīng)商的經(jīng)歷給我留下一個經(jīng)驗，使我養(yǎng)成了一種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什么好賣。當時我選了空中姐，我可以不寫這篇，但這個題目，空中姐這個職業(yè)，在讀者在編輯眼里都有一種神秘感。
而且寫女孩子的東西是很討巧的。果不其然，我不認識當代的編輯，稿子寄過去不久就找我談。我要是寫一個農(nóng)民，也許就是另外的結(jié)果了。
此后，王朔學得乖乖的，一發(fā)不可收，基上用的是“惹是生非”、具有廣告效應的題目。他不光在題目上費盡心機，具有商人樣敏銳的眼光，內(nèi)容上也精打細算，什么貨配什么人空中姐、浮出海面吸引的是純情的少男少女。頑主這一類就沖跟我趣味一樣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為主。后來又寫了永失我愛過把癮就死，這是奔著大一大二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給文學修養(yǎng)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給對國家憂心忡忡的中年知識分子寫的。動物兇猛是給同齡人寫的，跟這幫人打個招呼。
算計狠了，就犯忌，凡事物極必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嘛。所以，一些文化人看到其中的壞作用后，出來聲討他，這樣做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有人會問，從這點看，他的文章究竟“壞”在哪兒呢我覺得它壞就壞在把某一類人特定時間、地點的心態(tài)高度概括、抽象出來，提煉為一個簡單的口號，甚至作為文章的題目，以至于看過王朔作品的人，最終能記在心頭不忘的，往往就是這些口號。
單有口號也許還不算最壞的，受它影響的人在真實的生活中，不過就是不自覺地以此作為認知生活、圖解生活的工具，把復雜多變的世界簡單化處理，最壞的結(jié)果不是這個，而是它所傳達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思想”與流氓意識。
王朔，一個“假流氓”的話語泛濫行世，被真流氓發(fā)揚光大，自覺地以這“r”為旗，甘當“王家軍”，流氓意識滲透一切領域、一切方面，不論官場，還是商場，不論學界名流，還是民間百姓可怕的就是這一點。
這有一個成形過程，在王朔的作品中表現(xiàn)得相當充分。
文風一分為二
先看他的文風。我認為他的文風不僅受商業(yè)因素影響，更有20世紀“革命文化”的潛性化制約。
王朔曾14年以后，“我們這里為革命文化覆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強烈環(huán)境中度過的”，它的源頭就是“左翼文學”，而“左翼文學”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脈單傳”。
在這句話中，王朔的法當然很有問題，他只看到了“左翼”，當它是“五四”文化單傳的一脈，誠然以偏蓋全了，不知曉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
事實上，“五四”時期的所謂“新文化”有多個聲音，“左翼”只是其一，認為“五四”新文化單傳了“左翼”，不僅把“五四”誤傳誤解了，而且將它狹隘化、歪曲化、政治功利化了。
王朔不知道這些，這還沒關系，要命的是他對“五四新文化”的歪讀。
他，“五四”新文化的具體內(nèi)容就是，“和所有傳統(tǒng)文化決裂，把所有天經(jīng)地義都拿來重新審視一遍，越是眾口一詞集體信以為真的越要懷疑、批判；越是老的，歷史上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越當著枷鎖，當著新生活的絆腳石”。
王朔好講大話，他連“修理自己”的能力尚懷疑，又何能“重新審視”其余、審視“傳統(tǒng)文化”呢
但他做到了，他自以為做到了。
猛一看，我不得不承認他“果真”做到了，只不過用的方法不入流，拿他評價瓊瑤的話來敬，那就是技術還“牢牢釘在低幼的刻度上”。
你“a”好嗎，我偏偏不以為然，我偏“非a”好；你“a”不是枷鎖、絆腳石嗎，我偏它就是枷鎖、絆腳石，“非a”才是新的、不容疑的。
如果我們將王朔上面那句話進行簡單的邏輯延伸，得到的就只能是“a”與“非a”這兩個極端，它們之間毫無包容性，不存在包容性，惟剩的是排他與獨大。
因此，從這種認識出發(fā)的王朔，所自覺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了紅衛(wèi)兵式的打倒一切、反叛一切他做文章時的最大技巧，也就成了把大眾、別人、流行的話語反過來，調(diào)侃著。
這就是他的“天才”和“聰明”的極點與極限。
至于其間的分別，他不是毫無意識，他宣布自己不同于紅衛(wèi)兵，“紅衛(wèi)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漢，加上又把人打了，演變?yōu)樾袨樯系谋┩健保虼?，他們的“造反?br/>
不好。
什么樣的“造反”好呢
什么樣的人算得上“好漢”呢
進而，什么樣的文化算得上繼承了“五四”新文化呢
王朔認為“若僅是文化上造反，思想上造反，那還正是五四傳統(tǒng)。”今天我們的文化之所以不能興旺發(fā)達，大人、孩都作了港臺通俗和大眾文化的俘虜，原因不過是“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所以，王朔這樣的更后來者現(xiàn)在惟一的使命僅在于“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時期文學的功績正在這里，它的作用是“撥亂反正”。王朔類的“撥亂反正”者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當之無愧的“好漢”，是另外的“正統(tǒng)”
“正經(jīng)”，代表了真正意義上的“正統(tǒng)與正經(jīng)”。
他承認自己的“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國式的裝孫子”，他的“粗鄙”對應的是“中國式的假正經(jīng)”，這心愿是好的，我也持相同看法的，但是，有了心愿不等于你就能實現(xiàn)心愿，依照王朔的那點子修為，他不談“文化”、不談“思想”還罷，談起來就露餡兒。
且看看他撥的是什么“亂”、返的是什么“正”。
王朔，他所要撥的“亂”就是“所有的傳統(tǒng)文化”，而那個“正”也就是“五四”新文化，即“左翼文化”。
有了這偏見，他就貿(mào)然斷定，“傳統(tǒng)文化”是今人積弱積貧的罪人，“中國落到這個地步，百年積弱，傳統(tǒng)文化功莫大焉”。
記得混沌學上有一個法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極為偶然地扇了一下翅膀，它所形成的動力在傳播過程中被不斷放大，最后就很可能在紐約引發(fā)一起龍卷風。王朔們喜歡“妄”，把當下的種種罪過，全歸咎在“傳統(tǒng)文化”身上，從而再把這文化全盤、徹底推翻，重新再來。
至于這樣能不能養(yǎng)育、陪護新生命，王朔們掘盡舊壤后是不是一“窮”二“白”，他就不去關心了，他想要告訴我們的是，紐約的一場龍卷風，是由于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引起的，因而該蝴蝶罪該萬死、死有余辜
“傳統(tǒng)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已與我們隔著十萬八千里，而且傳統(tǒng)文化又是哪里來的呢它的產(chǎn)生原因在哪里呢
王朔不清，如今卻還拿它作為今人積弱的“原因”，那不是荒謬嗎
當下罪惡，種子只能在當下尋找。
何況，王朔們既然也肯定了我國古典詩詞的優(yōu)美，而古典詩詞同樣是“傳統(tǒng)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既然這樣，你因何宣稱要“和所有傳統(tǒng)文化決裂”呢你決裂得開、有這領嗎
假如沒有，你的豈不是真正的假話
但王朔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我就想這么。
真要這樣，那我只好緘默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至此，我們實在難怪許多人要把王朔誤解為“痞子”。即使他的中沒有這種明顯傾向，他也遮不住了，想出來辯護，但百張嘴不知從何起，這時，他倒真有點像曾夫子自道地調(diào)侃過的，“王朔的知識函度不值得和他進行認真的討論和批評，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應和進一步的辨識能力，任何學理上的討論到他最終都會變成打架，更下作一點，他還會把對他的所有批評成是對他的嫉妒，把中國人國民性的黑暗之處拿出來當臟水潑到對手頭上，是他那種人的拿手好戲”
如果我們就認為他在此處講的不是反話，那么，他明知自己有這些不足，還要沾沾自喜似的，以不知學理而得意，對王蒙等人提倡的“作家學者化”不予理解、不以為然。
他“八五年還是八六年文壇有一個特別可笑的口號，叫著作家學者化還有一個口號叫著要使作品有哲學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學深度的”，結(jié)果只學會了幾個詞，把哲學概念帶到里來了。
我當然也反對提個什么口號，大家伙兒就不分青紅皂白，一哄而上，那些底子不厚、根基不牢的人，蠻橫大補只會把自己補壞。
王朔那代作家，沾“文革”的光，先天虛弱瞎補，弄不好會七竅流血。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王朔，別人不是王朔，王朔不是別人。你王朔那代人不可以這樣走，走了達不到，但你僅僅是王朔，如果以自己的達不到、以自家或自己那代人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來反對作品的應有哲學深度，那也“特別可笑”
是啊，文學不等于哲學，但也不比它高，二者是平級的，有所交叉的。大作家都是文史哲兼通的，有了這樣的“通”，才能一個“豐滿的，多重的，模糊的生活”，使人能從許多角度透視它，感覺它“莫衷一是，不可名狀”，達到文學的最大境界，即“混沌的境界”。
沒有這方面的“通”，如何達到這樣的境界呢
王朔也同意，中國文學最大的腕兒是曹雪芹，但他忽視了一點，曹雪芹和他之間的最大不同，就在人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熱愛的、無所不通的，王朔不僅近于一竅不通，而且蔑視、瞧、完全抵制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
如此心態(tài)、根底，怎可能最損寫出一飄，一不留神就是一紅樓夢呢
以自己的不通來嘲笑通家，把自己的“不能”成一切人的“不可能”，我只能敬佩王朔。
看來王朔的不通史哲，不僅不以為這是自身和一流作家之間的差距所在，反覺得理當如此，應該如此。
你想精通哲學、歷史嗎不行，我告訴你，你做不到，做了就寫不出好，“整個末顛倒”了。除非你“是個職業(yè)哲學家”，否則看哲學無用，我們“沒必要陷在那里面。普通人生活，從生活中形成的就夠了”，“我主張有事咱把書都燒了，自個兒自個兒的，不帶別人過的話的，這是事兒”。
不別人過的當然好，顯得你事大，但要命的是，你如果一開始就沒有這底子，不先虛心把別人過的理解、消化了，臨到上場時，就捉襟見肘了。
當代不耐看王朔的達不到第一流境界，原因就在他沒讀過什么書，對歷史、人生、生活的最高境界，他無法體會、品評，有的只是淺直的悟性、良好的感覺和一點聰明，就憑這，他要能制造什么“混沌的境界”，讓我讀了還不糊涂，我跟他改姓王。
由于這些先天的缺陷，我才覺得他對自己的評價里起碼有一點是對的王朔的問題在于他只是個經(jīng)驗主義者，像狗的眼睛一樣看到多少就以為是全部了當一個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要像一個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觀點立場想好了拿尺子量著步子走，那應該是一種天賦，在講故事的同時完成抽象的過程，最終探及到事物的質(zhì)，將一件孤立的偶發(fā)的事件和人們不可逃脫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這才可能有大發(fā)現(xiàn)。這是好作家和壞作家的區(qū)別。
痞氣的由來
我在行文之始就交代過，王朔不是真流氓，他的一些不錯的文學作品中看不出這點，但他的幾雜感，我是王朔無知者無畏美人贈我蒙汗藥以及文學作品里的多數(shù)關鍵詞，卻不時要透出一絲一點不自覺的流氣，以商家們的心態(tài)動機，不斷倒騰、強化這些語言，以此制造一個痞味十足的氛圍，樂于住在這無色無嗅的血漿樣無所不在的氛圍里，根沒能力認識到它們的惡劣作用，或者以為生活就這樣，不去辨識，缺少批評、審視的眼光和能力，某些同類也發(fā)現(xiàn)不了，原諒它、理解它，而大眾全體更失去了對于它們進行批評的能力，投合、馴從于這樣的痞氣，那才是最可怕的。
營造“痞氣”，則非王朔一人所能，它受著他那個特定圈子的影響。
他曾告訴我們書上幾個關鍵詞句的來歷“玩的就是心跳”，是北京某作家時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他偷過來了；“過把癮就死”是東方歌舞團后臺流行的一句玩笑話，被他看演出聽去了；“千萬別把我當人”，是一公安開玩笑開急了出來的；“早死早超生”是打麻將勸人快出牌的用語；等等。
所以，這些“調(diào)侃”的詞語不屬他專有，而“是全北京公共汽車售票員，街頭瞎混的痞子，打麻將打撲克的賭棍，飯館里喝酒聊天的侃爺們集體創(chuàng)造的”，他只不過身處其中，“聽到了，記住了，學會了，并因為沒有書面表達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中，來是討巧，不留神倒讓他成了事兒”。
以此觀之，王朔所成的那些事兒，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它們的受到歡迎，恰建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正是這樣的社會基礎或我們共同生活的土壤，才最值得分析與批評。我批評王朔，并不是想和他人叫板，僅止于此費這么多筆墨、心思太不值。我批評他的目的是，借他為切入點，反思他的、也是我們大家所賴存活的土壤，這土壤一日不得清理，一日要影響、制約我們，壞我身體，蝕我靈魂，淘空我們?nèi)酥疄槿说钠饭?jié)、精神
明于此，且先看看王朔人“痞氣”的由來。
就其家庭出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母親是醫(yī)生，父親在國防大學做教師，二人都不怎么識字，所以他不是出生書香門第。
他還自己也不是出類拔萃的一個，這非壞事，相反有點因禍得福。
就因為我不是出類拔萃，最好的東西得不到，只好退出來。我是老被甩出的那種，甩成正人君子了。想學壞吧，條件不好就因為條件不好，生給逼成好人了。
而且，他的時代還迫使他不能關注自己的命運。
“從讓我激動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沒有什么自己的事”，這使他看得特別遠，“很少關注個人的困境”。
后來，他在獄中關過三個月，起因于16年的天安門事件，他去那里起哄，但被逮捕了。再后來他當兵，想考軍校沒考上；退伍后就去了醫(yī)藥公司。184年，他辭職去經(jīng)商，可又不是經(jīng)商的命，失敗了，弄得一文不名。“我有好多夢是破滅的，時候有英雄夢，后來又有金錢夢，我還有演員夢”，全沒干成，一次次被甩了出來，最后，“就給甩成作家了”。
生活無情，一次次被“甩”出來的王朔，脫離了“組織”、“秩序”，成為標準意義上的“游民”，傾心于過一種浪蕩自在、只有“我”的生活。
這是“游民”的共同心態(tài)。
“游民”，作為“士農(nóng)工商”四民以外的人士，在我國歷史上早有記載，最早見于禮記的王制。毛澤東在中國農(nóng)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tài)度中分其為五類兵、匪、盜、丐、娼妓。
他們謀生的方法是“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然謀生弄飯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br/>
這是農(nóng)業(yè)社會的特征。
發(fā)展到現(xiàn)在，我們不應將其類別分得這樣清楚，就成員而言，我認為還應加上城市失業(yè)、無業(yè)人員以及商人。
商場如戰(zhàn)場，現(xiàn)代商場環(huán)境，早已不同于自然經(jīng)濟時代，它瞬息萬變，風險極高，而高風險才有高利潤，戰(zhàn)場不常有，商場處處可見，競爭乃多于戰(zhàn)爭，而且其涉及面更行廣闊。
尤其在一個沒有多少游戲規(guī)則可循的國家，商場更像戰(zhàn)場那樣充滿風險，急紅了眼，人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要贏，干什么都行”，成為這些人全新的道德信仰
所以，我傾向于按謀生方式來定義“游民”或游民心態(tài)。
一切以“打”的、“搶”的、“偷”的、“討”的、“媚”的方式來作為主要謀生手段的人，都是廣義上的“游民”，一切以上述五種方式競逐的人，具有的就是流氓心態(tài)，奉行的就是流氓哲學，只不過程度大有所區(qū)別，質(zhì)上是一致的。
王朔不像貪官污吏那樣“偷”，不像乞丐那樣“討”，也不像商人那樣“打”和“搶”，但他有點像妓，靠的是“媚”。
文人的“媚”，一者“媚”官，獲得地位、聲名和利益，一者“媚”商“媚”俗，單純?yōu)槔娑懊摹薄?br/>
王朔不屬前者，但他肯定屬后者。所以嚴格，他那句“我是流氓”的玩笑話，并非調(diào)侃自個兒。
以此觀照，“游民”的特征在王朔們身上就是抹殺不清的、多多少少也還是有的。其人有意或無意之通性，在于強烈的反社會、反秩序性，一切行為是為了自家的“發(fā)跡變泰”，即使下反上、反大造個反什么的，也都是為了曲線求“官”受“招安”，像水滸傳上的梁山好漢。招安的終極目的，依舊是“發(fā)財”。
因此，“游民”的競爭是富于主動進擊性的，他們敢于冒險、敢于犯法，否則會餓死。
另一方面，為了掩飾真正的動機心態(tài)，他們也講謀略，打著“替天行道”的“道德”幌子，口面上仁義君子，多有慈善之舉，背下里怎么干都行。
他們還需要拉幫結(jié)派，圍繞某個圈子抱成團塊。
團塊內(nèi)部具有強烈的幫派意識，彼此稱兄道弟，一起謀生，一起發(fā)財。團塊外部全不是“自家”的，只要需要可以當著仇敵予以打擊、消滅的。
因而，傳統(tǒng)文化中最為陰暗的一面，在這些草莽“游民”們的身上，得到最為充分的體現(xiàn)。
王朔受他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身周多“草莽”，眼中所見多為傳統(tǒng)文化里最陰暗的那一面，他對這些是警惕的，然而不免以偏概全，見陰暗乃把傳統(tǒng)文化統(tǒng)統(tǒng)以陰暗視之，與它采取決絕立場，一點也不含糊。
同樣，常在水邊走的王朔，哪能不濕鞋
何況他是被一次次拋出去的準“游民”呢
他與正規(guī)草莽當然有不同，這不同就在于，他有一個叫著“文學”的東西，對文學的真誠身就具有了超越世俗的成分。
你不能王朔對于文學全是作假的、玩的，在王朔那里，許多時候它被做得相當真誠，這就幫他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能暫時超越世俗之上，沒有這條件的大多數(shù)人，王朔身邊的大多數(shù)人，無這類超越性。
王學泰先生曾從三方面總結(jié)了這類草莽游民的性格特點第一，赤裸裸的殘暴與野蠻。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對于殘暴和野蠻已經(jīng)司空見慣，不以為非；長期掙扎在死亡線上，生活的苦難早已磨鈍了他們的感覺。
他們沒有社會角色位置的規(guī)定約束，也缺少文化教養(yǎng)來提升他們的智能。第二，他們的地位，使其把欲望減至最低，為了結(jié)拜兄弟可以不要妻、子。三國里的劉備，時常掛于口頭的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是他們對待婦女的態(tài)度。第三，追逐眼前的物質(zhì)利益。
草莽的“好色”可能會影響其聲望，但其好貨卻無損于好漢之色，往來多靠酒肉金銀財貨，對財富的渴心絲毫不加掩飾。當他們需要反貪官時，他們以正義自居，可是，一當要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時，同樣以金錢開路，相信賄賂的力量無窮。他們的人格榜樣，是那些輕財仗義、急人之難的“義俠”與“豪俠”。所謂豪俠，就是現(xiàn)在所言的“武俠”?！傲x俠”中的“義”則不同于儒家的與“利”相對的“義”，而指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義、利打成一片。
因此，草莽眼中的“義氣”，的就是某人對“我”有利，在金錢或物質(zhì)上慷慨大方、肯于援助。這也是幫派中的同伙所自覺遵行的“義氣”一種有來有往的交易。
這種交易需要回報。它成為一條連接諸草莽精神的無形紐帶，即“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艱危與共，彼此關照”。
固而，單個草莽游民間的力量合成，相當于今天的集資、股份制，每個人都加進一股，資雄厚了，才能做更大買賣。
“公司”中兄弟一旦蒙難，其他人其“義”所指，當舍命相救，這相救，便起了今日廣告之效用，集體也就成為這幫人能夠信賴、值得賣命的歸宿。
當然，草莽也分高下，但只在少數(shù)人身上，這種“義”才具有超越的、形而上的特征。
當一個人，為自己及其幫派、組織、“公司”的能夠延續(xù)、能夠活下去，這樣一個單一目的，不計手段惡劣與否時，我們就可以認為，這時他們所用的是一種流氓手段，具備了流氓的心態(tài)、意識。
因而，在我們悠久的草莽、游民傳統(tǒng)里，它是我們，潛性的傳統(tǒng)，以別于顯在的傳統(tǒng)。
這傳統(tǒng)如果是一門學問，用個名字來稱謂，那就叫“厚黑學”李宗吾語，中性名稱叫公關術，軍事術語叫謀略、謀術，政治領域又被叫做陰謀或決策下臺后叫陰謀，登寶座叫決策。
不難理解，王朔的土壤就在這里。他之能廣被歡迎，表面看來，其處身社會和描述的是兩碼事，究其實質(zhì)，卻沒有什么不同。而且，我們生活在一個新舊體制大轉(zhuǎn)軌，各種規(guī)范又普遍失衡、失范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我同樣把它名為“亂世”。
加以20世紀、直至兩千年來歷史的千變?nèi)f化的表象之下，有一個始終未變，即就是作為這一切表象變化背景的那個不受制約、制衡的、高度集中的權力機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經(jīng)濟市場可望放開，原先的國有資產(chǎn)可望重新得到組合，但受其制約的、“開放”市場的放開程度，極為有限，權力向經(jīng)濟市場的滲透，誰都擋不住。
所以，單純的市場“開放”，會使國有資產(chǎn)大幅度地、往往也是不受控制地流失，而流失過程中的無制衡的權力參與，又使得絕大多數(shù)的流失極端地不公正，它所引起的社會跌蕩更為劇烈，被拋在其上的人們，面臨的風險大得無法預測。城市和鄉(xiāng)土“拋出”這一批批長期或暫時失業(yè)的“前王朔”類的“游民”，就構(gòu)成了當下社會的底色；輔之“文革”等一系列社會性災難，所造成的長遠而深重的危機、隱患之影響，大及生態(tài)失衡、環(huán)境污染，細及心靈精神世界的日益被毒化、異化所有這一切結(jié)合，我們就到了一位學者曾表示過憂慮的“全民流氓化”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百姓只要有機會，也會臉不紅、心不跳地充當流氓不擇手段地瓜分有限的國有資產(chǎn)或公共資源。
一當這些資產(chǎn)、資源，被不公正地瓜分完畢后，體制仍在停留、觀望，“開放”的市場就該到達它的極點與飽和狀態(tài)，此后就得引發(fā)一系列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災難和動蕩不定。
艱、可見，在這樣一個新與舊大轉(zhuǎn)軌的“亂世”，生計唯利益當頭，懂得自覺采取并遵循合法、公正的途徑進行“交易”的人不多。
在這樣的社會土壤上，對于它所需的價值觀點、游戲規(guī)則、娛樂方式，作為作家，王朔漸漸摸、覺悟到了。向著他們繳械、投降，為人服務，逗他們笑，讓他們愛。
這就是王朔作為“商家”和作家，都能“雙贏”的秘訣。
對這類“作家”，王朔有過描述，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他的經(jīng)驗談
“如果一個人吃飽了飯沒事干，他怎么消磨時間最好”
“睡覺。”
“睡過了呢已經(jīng)睡得不能再睡了呢”
“他有沒有別的事”
“沒有，一概沒有，四體不勤，五谷不分?！?br/>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br/>
“他認多少字”
“加上錯別字有那么千吧?！?br/>
“那就當作家吧。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百姓。”
“也只好這樣了?！?br/>
“那就當吧?！?br/>
“當吧?！?br/>
“如果一個人兩手攥空拳，無才無勢無德無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間家乍富、平步青云，搖身一變什么的”
“去偷、去搶，去倒騰國家、嫁大款什么的。”
“既沒偷搶的膽兒，又沒作生意的手腕，還陽痿?！?br/>
“臉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無形，黑而無色?！?br/>
“那就當作家，他這條件簡直就是個天生的作家坯子?！?br/>
“那你還猶豫什么”
“不猶豫了，下決心了，干蒙誰不是蒙”這雖屬一段調(diào)侃，顯示了作者對身周某些所謂“作家”的洞識與不屑一顧，但也顯出了王朔人，被“逼上梁山”“逼良為娼”后微妙的、作家們通有的自得自足心情，還多少透露出一點無奈與悵恨。
這句話時，他像是無意的，這話和他又像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出口傷人，無疑也是一種暴露。
像畜生一樣活得比人帶勁
王朔自己在文章里聲稱要叛逆，要與傳統(tǒng)決裂，后來不認帳，將別人對他的這些指責，成是好笑的、獵奇的、“完全不真實”的。實在擋不過，才性一不做二不休，頂了這個“惡名”，任媒體“煽起來再”，讓“那些沒看過我的人看了介紹文章，會產(chǎn)生一種心理，這人怎么這么壞啊，找來看看”，玷污了自己的形象，只要繼續(xù)寫，形象就能得到修正。這好比男女戀愛，“我要告訴你我是一個壞人。接觸時間長了，你就會覺得我不那么壞，，你會自覺地找我的優(yōu)點。我要一上來就吹我怎么怎么好，你會向相反的方向找例子”。
可愛的王朔，他在這兒再一次擺出了商人的精明。
他坦白“這都是北京人物的生存智慧，在嚴酷的社會環(huán)境下自保同時又能吃得開”。
他的青春又是在嚴酷的軍營、商場里泡過來的，正值他性格、智慧成型期，這樣的生活，進一步強化了他的機心和應變能力。
金庸在鹿鼎記里就曾提到，妓院、皇宮是天下最虛偽、最奸詐的所在，處身其中的人機巧狡獪，遠大于常人。韋寶是一例。
為什么呢
原來這兩處等級嚴厲，老鴇、皇帝當家，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他人無安全、穩(wěn)定感，打交道、做交易的是些不相識者，彼此假情假意，宰對方是為保存自己，良心可以不為之而動。
其實，官場、商場、軍營等處所，都充滿了類似的計謀與韜略，生于其中的人，都有點像韋寶。韋寶的典型性何其廣啊
在這方面，王朔倒很像韋寶，雖然他堅信金庸扯蛋，這不是中國人的真實形象，是子虛烏有，金庸玷污了我們的形象。
王朔是從這里出道起家了，對厚顏無恥、爾詐我虞、勾心斗角，他起碼已不陌生。
在我看，王朔這樣活才叫累呢這舍得，為一點既得利益，連自家“人格”
“尊嚴”都堂而皇之拿出來做文章，嘩眾取寵難怪他要自己是“賣”的妓女賣身，他賣魂所有的歷史都告訴我們，算計太狠、喪失尊嚴的人，都不是一流境界的人，也不可能達到一流境界
王朔虧就虧在他的這種聰明，他的自以為是，他的某種程度上的因無知而無畏，所以我才，這人只實現(xiàn)了自己天才的一半，是半個天才、殘缺的天才
他的殘缺，最充分地表現(xiàn)于有時候話講理糊里糊涂，連他的那些“關鍵詞句”都經(jīng)不住追問。
比如，“誰比誰傻多少”。這雖是相對主義價值論，落實在大眾層面后的一個基思想，但這思想身具有排他性。你不比我聰明多少，你有什么資格教導我
即使我可能犯了錯，你也甭過問，我不傻，知道自己該怎走，錯了我自個兒能發(fā)覺，“誰比誰傻多少”照著這樣的邏輯，發(fā)展到極端，就成了“忠言”逆耳，鼓勵了顢頇與無知。
不過，對王朔來，“無知”并非壞東西，“無知者無畏”嘛。
可你能仔細推敲這句話嗎無知者真能無畏嗎
“文革”時期的紅衛(wèi)兵，哪一個不是“無知者無畏”，這才大肆破壞、大打出手他們的那種麻木的英雄主義情結(jié)、血脖子精神，禍國殃民，王朔難道還嫌不夠嗎
到底，“無知者無畏”是一種流氓心態(tài)與意識。
當無知者的無畏滲入各行各業(yè)，內(nèi)化為一種體制性存在后，也就理當會帶來全民性深重災患
王朔對這些麻木了，使他陶醉的是話語身，他覺得這句話好玩，不知自己玩的是火
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活著就是想“過把癮就死”的，多么瀟灑
當這瀟灑成為一種時尚，成為一種彌漫性的霧氣以后，你再看吧，所有那些無知們，大口大口吸著毒，而后就張嘴巴等死了
不死行嗎有辦法嗎如果有，那怎么辦呢
我它是有的，但辦法是惟一的。辦法就是像王朔的，這時候你“千萬別把我當人”，“我”是“動物兇猛”，是“畜生”的弟，的不叫人話，你別信，不然到時候連想不學老舍，忍住不死，恐怕也由不得了
忍都不能，哪還能再做到“不像人一樣活，就像畜生一樣活”“不但要像畜生一樣活，還要活出滋味來，活得比人還帶勁”呢
我是個真“無知”，王朔不是，王朔是假無知。
不過，我雖然是真無知，可又不像“假無知”的王朔那般因無知而無畏，我是有畏的，“無知”“有畏”的我，不明白王朔上面那些聰明話的具體內(nèi)含，它實在太深奧了，尤其是最末那句“不但要像畜生一樣活，還要活出滋味來，活得比人還帶勁”。
像畜生一樣活得比人還帶勁，這樣的“活”我沒有想到，至今也不知道那活法是怎么一個樣子。
王朔試過嗎如果試了，立馬告訴我，我馬上改，不做人算了，投胎做畜生，學得“人莫予毒”，行不行
買賣問題
關于買賣，王朔有許多見解也是我大大贊賞的，覺得是那么回事的。
應該買賣時，就要真去買賣，這時還客氣，就真會“好東西生產(chǎn)出來，不會賣，什么也不是”。
我們不能像古人那樣，“錐心泣血，拿自己煉丹，一生潦倒，活著受罪，圖他個死后讓后人欽佩現(xiàn)在是什么社會－英雄輩出的社會，信息爆炸的社會，這是拿生命賭明天啊這個險冒不得誰當作家就活該窮死”。
是啊，作家不該窮死，如果過去寫文章的會餓肚皮，那是由于沒條件，現(xiàn)在這類事已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那時不像現(xiàn)在，見你是碼字的，誰都可以不買帳。
今天弄弄文章，卻可以，也應該能養(yǎng)己養(yǎng)家，作家背后有報刊、影視這樣一個廣闊的市場，寫文章就得有一些經(jīng)濟的眼光與計較，自己該得的，不必客氣。
恥于談錢，老作家們的跟錢過不去，那叫糊涂，晚景凄涼怨不得人至多只能怨他曾經(jīng)處身的那種不正常的時代
所以，作家是奶牛，“奶水再足，也架不住天天擠，狂擠，沒一輩子都出奶的，都有被擠干的那一天，不趁有奶的時候存些奶粉錢，老了也只有清水冷豬頭找個廟堂扮莊嚴相”
這是鋪墊。
有了這個底，王朔接著，在商人的心目中最裝著人民，在這里“一切為人民”和“一切為金錢”二者不相矛盾。為最廣大民眾接受的，就是利潤最豐厚的。
只有知識分子、藝術家在這個問題上才會有觀念沖突，甚至覺得需要一個痛苦的轉(zhuǎn)變認識過程，這從來不是個問題。媚俗對了，搞大眾文化就是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數(shù)人的習慣和約定，我們不把話得這么難聽，我們叫“為人民服務”。學院派知識分子可以從各種角度批判大眾文化，就是不要從“人民性”這個立場出發(fā)，因為那是大眾文化身的立場。認識到大眾文化的商業(yè)來面目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那幾乎和我過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伴，認同這個差不多等于放棄“文化”身。如果我想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創(chuàng)作，學會用一個純粹的商人眼光看待這件事。
作為一個誠實的公民，處于一個可以信賴、有規(guī)可循的國度，王朔講這些話就無可厚非，人的志向不同、能力不一，不必都去搞精英文化?！拔幕边@概念也不是先天地就和商業(yè)投不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它們的關系理當是協(xié)調(diào)一致，各有能夠彼此利用之處的。
同時，它們的真正發(fā)達與繁榮也是雙向的，一方萎縮就會導致另一方的停滯。
尤其是精英文化，它的受眾面，身所挾的利潤是無形、無價的。
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亦當作如是觀。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無價的，讓愛因斯坦以商人眼光搞相對論，他的腦筋當然不會像王朔那樣好使，存在觀念上的沖突起碼在他研究過程中，存在這樣的沖突。
所以，對商人適用的“哲學”，如果能夠、可以、應該像王朔這樣推而廣之，適用于一切場合、方面，拿自己的目光短淺，來嘲弄精英們的立場和甘于寂寞，那也是要不得的思想。認為商人心中最裝著人民的念頭，更是古里古怪的自大。
在王朔的心目中，似乎只有為最大多數(shù)人做事才最光榮、最英雄、最好漢，他在大眾文化上“賣”，為的正是這個最大多數(shù)，誰的賣點有他大呢誰能比他了不起，心中裝著“人民”呢
他發(fā)財你想眼紅嗎如果是的，他會了，那叫“嫉妒”
我不好王朔目不識丁，他是識的，但他只識“丁”，因此，他會把別人對于此“丁”的不屑，成是嫉妒或“迂腐”，他要把自己的世俗想法，加于眾人，為他的那套活法正名。
我不反對他的努力，老實賺錢沒有什么不對，我反對的是他那種排他而自得的態(tài)度，反對的是他的唯錢主張
他“我是個拜物狂，那種金錢的東西我很難拒絕，我看有錢比什么都強?！眲e人不像他這樣，其他作家在金錢面前，“全傻”，沒一個像他那樣活成了人精。
這個人精，真已是目空一切只要你買、你要，我就賣，撈他媽一筆。
為這，他是勤奮的，辛苦的，他的勞動量是令人敬佩的，最多時一年寫百十萬字，把手腕都寫爛了。
他是個任勞任怨的“商人”，窘迫的生活逼得他成了誠實的商人，他知道沒錢的日子“很慘”，“有錢人可以無所顧忌地生活”。
于是，他不僅認同了這樣的生活，還借手中筆，把自己融進去，化成筆底人物，時不時宣揚這類哲學最大的人民幣是十塊的，最的人民幣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還是最的，都是我們?nèi)嗣袢罕娮顭釔鄣摹?br/>
此外，王朔還設計了人物，叫他筆下的女同胞來曲折地傳達他那“拜物狂”的精神。
最能明問題的是浮出水面里的劉華玲，這女子是為離婚而結(jié)婚的，她肯把自己“賣”給老外，只是想詐來一筆贍養(yǎng)費，有了它，一輩子就啥都有了。
這種行為實在是“太正常了，人之常情”“沒什么卑鄙的”，有錢才能快活。
怎么個快活呢
“盡可以醉”，“一醉方休，無憂無慮。想什么時候喝就什么時候喝，不用忍著頭疼上班。敞開喝，喝最好的酒”。還有，用不著生兒子，“到哪兒都有一幫干兒子”。
王朔既然是個拜物狂，在他作品里你就很難找到誰是誰非，所有人都對，只要他們?yōu)榈氖清X，不論白貓、黑貓，你能抓老鼠就是好貓。
老鼠當然是害人精啦，抓一抓誰都認為應該的，但若把這邏輯往所有領域里推，讓它覆蓋全體，成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那就謬誤了
灰色地帶
王朔用的恰是一套謬誤的邏輯。
他覺得人類生活中有一片“灰色地帶”，在這樣的地帶根無是非，不講道德觀，如果有，那就是把生活簡單化了，所以，并不是什么都能用是非來概括的，“關鍵時候”它更是亂紛紛的。
王朔覺得我們的生活里沒有是非，至少在那片所謂的“灰色地帶”里沒有是非和道德，我想其原因倒不在于他想拿它們?yōu)榻杩?，依仗這些去奉行自己的人生哲學，而是由于他沒有能力去對這“灰色地帶”進行思考、分析，把應屬“是”的、“道德”的因素，和應屬“非”的、“不道德”的因素剖開談清，他沒有這種抽象的思辨能力，既然他不具備，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具備。
如此，沒有了是非和道德，我們就沒有了評價，也無需評價，由此任何環(huán)境、任何行為都應該接受。
每個環(huán)境都是復雜的，每個行為也不是孤立的，來龍去脈，原因多哉既然這樣，那么它們都是王朔意義上的“灰色地帶”，就應該被所有人接納。
我毫無道理罵罵王朔、誣陷王朔，亦無不可我對王朔既愛又恨嘛，感情上的事，當然更屬王朔所的“灰色地帶”啦。
但是，王朔即使已經(jīng)賦予了我這個權力，我也不會那樣做，我遵循人類道德的底線，出的話絕對要有理有據(jù)，從事實、從根據(jù)、從理性分析人手，而不輕易想當然地揣度別人、謾罵別人、污蔑別人。
對于王朔，我同樣是用是非觀、道德觀來看待的，自己更要講是非講道德。因而，我認為在他的“灰色地帶”里存在“是”與“非”，既不是“全是”也不是“全非”，“是”是“是”，“非”是“非”，我能分析清楚。
不光我講是非、講道德，世上沒有哪一個傳統(tǒng)不講這些東西，決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帶”，給人留下使奸作惡的空子。
王朔則是最堅決的實用主義者，像所有底層“游民”一樣，“有奶就是娘”成為他那類人的人生“哲學”如果它可以叫哲學的話。
因此，什么樣的環(huán)境，在王朔們看來都可能是好得很的環(huán)境就是這樣，你就得想辦法在這種環(huán)境里生存，哪兒有那么多理想環(huán)境啊你適應不了就這種環(huán)境不好，你就絕望，就反抗，最后自殺那你就是犯了蔑視人類罪為什么人類非得按你的意思發(fā)展呢這是王朔的高論
難怪他覺得能像畜生一樣比人活得還有勁
既然他覺得什么樣的環(huán)境都沒有對錯，不分高下，那么，“文化大革命”也是好得很的，那種環(huán)境也不應該去絕望、去反抗的。
你能戴上高帽，被一幫年輕拉到街頭游行示威，再到高臺上挨批遭斗，“坐飛機”，打你罵你，叫你每天寫一摞摞檢查，不深刻重寫，打兒就寫，熟能生巧，以便“走上社會”時能適應，以此為基礎才能“干得了大事業(yè)”，此后再感謝這生活，感謝它給了你飽受折騰的“幸?！?，要知道它這是對你抬舉畜生想受一下這樣的待遇，還辦不到呢，你能不感激涕零
有了這個荒謬的理論，王朔才得出一個驚天的判斷
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頌蓮，應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她所處的環(huán)境很不錯，“這里面實際上不存在一個害人與被害人的關系。換句話，讓你進來是最好的出路，讓你要飯去你高興怎么著老爺喜歡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爺喜歡。你可以用各種手段讓老爺喜歡這是一個愿打愿挨的事。就是這么個環(huán)境”。
王朔的哲學，不僅適用于自己，他還想將它兜售出去，舉凡人生中的罪惡、腐朽、污毒、無賴、兇殘，在這樣的哲學面前全已算不得什么大事、要事了，一當這一切都成為你的“環(huán)境”、“灰色地帶”時，你就應該承受、適應了。
你不想適應
嬌氣啥呢你以為你是誰呢不就是受點子苦嗎
“給我頂住”
于是，王朔有了這樣的獨白過去我是自私、委瑣、心中充滿陰暗念頭的人，以譏笑人類所有美好的感情為樂事?，F(xiàn)在，我不得不承認，我是幸運的，沒有權力抱怨。我開始懷疑憤世嫉俗究竟是一種深刻還是一種淺薄經(jīng)歷苦難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導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惡毒咒罵，已使我感到刺耳，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確實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貪婪得不到滿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為我們時代的一股時髦。
王朔對中國社會的閱歷如此膚淺，對人類歷史的認識如此低微，卻還要到處話，給那些真正在底層掙扎的老百姓灌迷魂湯，我真“陰毒”地希望他不會寫東西，生在一個窮山僻壤的地方，做窮光蛋，上天無路，人地無門，只有這樣，他才能明白什么叫“著話不腰疼”，什么叫奴才
奴才決不會“憤世嫉俗”，也不會有什么“權力抱怨”。他們只會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背著主子，對著鏡子，看著日漸發(fā)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臉，他偷偷一樂，指著鏡子，“你子，有種，算混出來了”。
有了這種好感覺，他才斷然認為，“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都是因了“更大的貪婪得不到滿足”的緣故，貧苦民眾都是矯情的，他們都有一股“受虐心理”，“受虐心理”快要成為我們的時髦了，我們這個來“看上去很美”的時代，有一點烏七八糟，也是這些“時髦”搞出來的，權力沒錯，過去的歷史沒錯，錯在老百姓，他們賤，見誰都擺出“受虐心理”，像真的一樣。
看來，“奴才”不必都為權力服務，找一個權門里人充當他的主子，為了金錢，為能維護愚昧無知，也為了無畏地干出兇殘的事情，他可以隨處都能碰上自己的主子，然后向著主子搖頭擺尾
干起來也不覺有什么不自然，用王朔的法就是，我肯這樣干，就因為“老爺喜歡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爺喜歡”
王朔就這水準還敢牛逼，儼然一個“五四”新文化的真?zhèn)魅宋以诙嗝磹毫拥摹皞鹘y(tǒng)文化”里，也沒有找見這樣公開、鮮明的奴才主張啊
在那里，人們至多只信一個主子。王朔可好，他的主子多著呢，不論人、物，只要你對他有利，他就開口叫你“老爺”，然后就是一連串討老爺喜歡的獻媚真是做“奴才”做不夠、做不醒的命
若他僅止于己倒也罷了，偏又叫囂什么“這是人民的愿望，作為一個商人，有義務滿足他們，用時髦的話，這就叫雙贏”
興許自覺到了自個兒的“無知”，王朔的內(nèi)心確實是忐忑不安的，他到處充內(nèi)行，四處點炮火，心頭到底不很踏實，害怕別人放不過他，這才先抽起自己的嘴巴，寫出了我看王朔等文章，先行自我批評，揭自己底子，目的是讓大家相信，王朔是“一個淘氣的壞孩子”，有個什么差失，不必過于當真、計較。
“孩子”嘛，你能怎樣未滿18歲不負刑事責任，何況是了幾句玩話想磕頭也不簡單，有了“孩子”來壯膽，王朔感到自己就是金剛不壞之身了，能夠肆意藐視精英文化及其傳統(tǒng)與精神，嘲弄嚴肅的人文精神討論等等了。
他是這樣的我王朔一開始未必是真想和知識分子鬧翻，我不是在挑戰(zhàn)，更多的是“挑逗撒嬌”，以便引人注目。我扮演的是一個壞孩子，“壞孩子才需要更多的關心”；我“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張作霖的路子，造反只是為了招安，目的是曲線做官”。
因此，王朔解釋，他的“反文化精英的態(tài)度是被迫的”，所用的方式就是“揚長避短，不具備的東西，性到反面”，這樣他就不用講內(nèi)行話丟人現(xiàn)眼了，他會“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
他認為這就是他的“聰明”所在。而當知識分子不明白他的聰明時，他急了，怪他們“沒好好讀他的書”，別人把他叫著“痞子”，則“激怒了他”。他以金剛不壞之身，而能動怒，不為別的，只為“痞子這個詞把他歸人了社會下層如同一個將軍被人家當成了衣著花哨的飯店把門的”。你知道奴才們一時不會或忘的是什么嗎
告訴你，就是他的僅次于主子的身份、地位他有極強的等級觀，對等級上的越位，相當敏感。王朔可以被人誤為將軍，卻不能誤為把門的。把王朔稱作“痞子”，身倒不值他動心，只有你無形中矮了他身份，他才會對你真怒。
所以，你不妨把他改叫奴才，滿清王朝的奴才們可以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你叫王朔奴才，長了他的身份，他嘴上不，心里一定對你感激不盡
也可以稱他為流氓，當著皇帝的人，也可能是流氓呢，譬如劉邦，譬如午門外弒兄時的李世民，所以，流氓沒有身份高下上的分別。
其實，王朔也真是太敏感，對歷史太無知了一些，痞子氣不單“把門者”有，貴如朱元璋，我們知識分子向來也習慣稱他“痞子”的。有了這樣地位的同志，比將軍還顯赫，要是王朔熟知點歷史，懂得把他叫著“痞子”并未矮了他身份，他還不得趴下，朝我們知識分子磕頭道謝嗎
話又回來，即使“磕頭”，也不那么容易，也還需要一個外部環(huán)境。沒有配套的環(huán)境，你心里癢癢著想磕頭，還跪不去哩。
而且，這環(huán)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簡單，它是相當苛刻的。
比如
第一，它需要一個安寧的秩序，能讓人從容下跪。
第二，需要找一個值得你為他下跪的主子。
第三，主子得擁有一幫像你一樣的奴才，不然就無法制訂一個制度，來保證你把這頭永遠磕下去。
第四，為了你的頭磕得值，主子還需制訂一套獎勵、懲罰機制。
第五，你不光只為他人下跪，你還希望別人朝你下跪，如此，就需建立森嚴的等級身份制。
第六，為了保證等級制的良性運行，還需強有力的專政武裝力量。
第七，你要牢牢記住自己在這等級制上所處的位置。
這樣才知道見了某人是他向你磕頭，還是你向他磕頭我不想把條件再開下去了。
總之，奴才就是奴才，不要裝什么“壞孩子”。
誰會當你是“孩子”
四十多歲的人了，靠了耍乖賣呆、打情罵俏、搔姿弄癢，就蒙得過么
另一方面，王朔這樣的人，又不是一輩子安于做奴才的。他的命沒有那樣慘，他當奴才是為積累“資”，做個好奴才，將來就能做個好“老爺”，做起來得心應手，手底下才有一大幫喜歡他的龜奴
要不是存了這樣烏暗灰色的心理，你怎么理解他的“老爺喜歡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爺喜歡”
再不客氣地講，把人分等級，只有流氓才想得出一切流氓“造反”，王朔了那是為了“招安”，宋江就是奴才的樣板，王朔以他作了自己的榜樣。
宋江比別人突出一些，也只是由于他的造反，是一樁極危險、龐大的投機或交易。王朔沒那種膽學他，但他也想投機，學來了宋江的奸詐術，又還想不承擔投機、奸詐所需的風險，出點事挨別人罵幾句，都要倍感委屈或憤怒，如此，真要讓他成功、如意了，我這種不是流氓的人怎辦
而所有這一切，又豈是“壞孩子”能想得到、做得出的
潑灑無知細心的人也許會問了你講的我全明白，只是覺得你還有一個遺漏既然磕頭都需一個和它配套的環(huán)境，難道做流氓就能免嗎
答案若肯定，這環(huán)境的特點又是什么
就我看，答案當然肯定。平白無辜，誰舍得做流氓呀
做流氓的人，大抵需要的環(huán)境就是處身“亂世”，即就是“灰色地帶”，感覺一切不穩(wěn)定，不安全，只除了元寶和鈔票。
為了它，在這里沒有多少可信度，也沒有契約和規(guī)矩可循，或者雖有了，卻得不到保證，得不到落實，人而不人，且不以為不人。
一幫“畜生”競逐，需要什么道德、倫理呢
你就嘲笑吧，戲弄吧，盡情做流氓吧，為達一己目的，什么都去作作假，什么都去交換和買賣，不要覺得這有什么可恥，反要以為這還相當榮光
做到了這些，你再一聲我多么了不起啊，我的了不起是靠了“無知者無畏”
當然，真做了畜生，終究不好，那就悶下頭做人，學會做“政治工作”，安慰別人，叫他安安心心當畜生，告訴他，讓他感覺良好些，你是羨慕他的，他是比你強得多的。要不，你就叫他適應環(huán)境
這樣來看，王朔有一點是對了我以為作家寫什么都是天生的，好作家壞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個找著了自己只能寫什么，一個還以為自己什么都能來兩下。
王朔不是寫雜感的料，他明知自己只能寫痞子們的生活、愛情、心態(tài)，至多再談談經(jīng)歷，這方面他還是有點子真事的，但是后來，他飄起來了，認為也能談談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高深的東西了，談起來蠻頭頭是道，確可以蒙住比他更無知的人這種人在我們這個國情下，還占多數(shù)。稍有理智的人卻發(fā)現(xiàn)了他的到處不圓，露出了沒讀過什么書，卻又愛講話的毛病，經(jīng)常貽人笑柄、貽笑大方
來他以為自己已經(jīng)全能了，寫這些東西太容易不過，多少遠遠不及他的不學無術者也能指點江山，他當然更行。
如此，王朔感到他擁有笑話別人“什么都能來兩下”，是自不量力的資，料不到自己先已把自己言中
是啊，瓊瑤“老了”，三毛死了，金庸金盆洗手早就不干了，張恨水張愛玲也全沒了，現(xiàn)在大陸上還能有精力，靠了“賣”發(fā)大財?shù)耐髢?，非他王朔莫屬了，而他又是不在乎別人批評和定位的，他能不抓緊時間，無所畏懼地到處潑灑他的無知嗎
“經(jīng)驗主義”者的王朔，只要生活不讀書的王朔，些什么事才能讓人一眼看出自己的無知呢
該的都講得差不多了，人們快把“我”忘了，怎樣叫大家還能記住“我”啊就點評點評同行，罵一罵書卷氣十足的金庸，“胡”金庸吧結(jié)果你知道，“我”講出來的話又是訛誤百出不過，“胡”也是好的，這社會不怕胡，不怕有一位既可愛又壞蛋的“野孩子”出來攪局，怕的是沒有人胡、沒有人攪局而當別人稱贊我是你爸爸有點像圍城時，“我”心里頭喜啊，“特癢癢”從這里你能看出“我”的不太大的自信了嗎
沒什么底子的無知，敢于胡的無畏者，“我”，王朔，才有這樣不太強的自信，別人誰有這資格怎樣讓人一眼看出“我”的資格呢“我”是有辦法的，看看，這舌頭下的老繭，這破了皮的唇邊，這嘴子里的白色的沫沫。
傳過來話了，哥兒們“我”成功的法寶就是下面這三條“我是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誰”、“無知者無畏”。三點一線。這就是王朔寫意的王朔，誠實的王朔，透明的王朔，不作假而是作家的王朔，一個叫王朔的“作家”筆下“頑主”們麻將桌子上的牌，牌名叫“三條”，姓王，全稱叫著“王三條”，名嘛，你叫流氓可以，叫痞子也成，反正“我”想通了，無所謂了，逮誰誰不是
二、王朔與我看金庸
我王朔的思路、心態(tài)、精神很有問題，是從價值角度上進行判斷的。從這層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張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張，那些讓他覺得寫起來很容易的思想、文化雜感與隨筆，經(jīng)不住辨析，對他來干這一行是無力勝任，而遠不是像他所的那樣輕而易舉的。
但我從這方面辯難他，不等于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這意思，他還沒惡劣到這個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錯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這樣的心愿有時不免要助紂為虐或者好心辦了壞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點，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寫好，盡量少來點隨想、不要什么領域的錢都想一個兒獨賺的話，那么這個人作為作家準確地作為一個家，也還是相當勝任的、難得的，他的許多亦是達到了極高水準的，其天賦、天才在語言的機變、幽默和細節(jié)的感性描寫上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fā)揮；除此而外，他的長處就不太多見了。這樣，我一開始才認為王朔的天才只發(fā)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為人物的思想、意識不等于作家人的，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覺賦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總和，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由于這些，只寫時王朔還可以、也確實遮住了“丑”，把他有關對于知識性、價值性、精神性話題的判斷、認識、看法隱藏了起來，即使中在這方面多有謬誤，但他未作辨別，對它們的態(tài)度極為“混沌”，經(jīng)過文字處理以后你也能當它們是調(diào)侃，當它們是正話反，從而一笑了之。
何況究竟是，當不得真，它的一大價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從這一角度，是遮蔽王朔“無知”的。避孕套、離開了避孕套他直接與體接觸，
他就會“陽痿”
我若學習他，從純商業(yè)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在一起不至臉紅的，大概是金庸，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特別注重“賣”，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夠為最廣泛的大眾接受。
其間當然有分別，最大的分別在于，他們貨物的含金量大相徑庭。
而作為家的王朔，來評點同樣是家的金庸，拿王朔一個詞形容，恐怕叫著“嫉妒”亦不為過。
為什么王朔感到有點不太平衡、要重創(chuàng)金庸呢
原來他發(fā)覺讀金庸的人“越來越多，評價越來越高”，搶了他王朔的“市場”。
這就引起他的關注，便找來金庸的書，找來那套天龍八部。
“這套書是七”，王朔是“捏著鼻子”才看完第一的，“第二怎么努也看不動了”。
大概王朔進廁所都不喜歡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來。
這一點姑且不去考證，我的疑問是，有了這點加上道聽途和電視，他就能摔開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嗎
他覺得自己行，列舉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壞不必全吃完才能”。
我可以理解他這個法，畢竟他是王朔，誰也不能以為他不應該談一談自己的閱讀感受。
可一當你來分析這句話時，你就不能不他是淺薄的，無知的。
一道菜的好壞，誠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但吃菜能與吃書比嗎
好菜、壞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書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沒有足夠的時候，而“壞書”對不同的人，則有不同的法某人覺得“好”的，另有些覺得它“壞”；反之亦然。
即使吃飯和吃書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歡甜，覺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連馬糞都吃，吃起來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覺它“好”什么意義上的“好”對于誰的“好”別人的“好”你起碼要尊敬一下吧王朔們的飯量吃不完、能為有限吃不動、口味蠻霸不愿吃這一切屬于自身的問題，他們看不清，不去反省，就飯未做好，不知從哪兒學來的。不要以為王朔只不過而已，我們不必當真，其實他的講話，是很有點號召力的?！昂萌恕钡脑捦加幸淮笈牨姟Ｂ牨妭兙胗凇敖獭?，在一個習于“教”的環(huán)境里長大，對那些不主張教、調(diào)侃教的人的“教”，已喪失最起碼的辨，別、判斷力，從另一面上麻從、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論，有一名深受王朔影響的女“作家”就這樣過“我從來沒有看過金庸的作品，原來也想買幾來彌補這個缺憾”，現(xiàn)在“下定決心了我寧可相信王朔的話，不打算看金庸了”看來王朔的市場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讀書、不主動讀書、至多跟著宣傳讀點子書在這些方面，我們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腦袋不只是用來指揮嘴巴話的，話之先，還得將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則你的意見就只能是你個人的見解，這樣的見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邏輯上不周全、不嚴密的。
王朔們的腦袋一向“簡單”，他們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邏輯、知識與概念，瞧不起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批評社會、批評社會強勢力量，張揚理想正義，撫慰弱群體他們瞧不起這一切，要么就這是知識分子的“發(fā)牢騷”，毫無作用與意義，要么當它們是扯蛋。
當然，他們最瞧不起的，還是干這些事的“知識分子”群體身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王朔曾這樣，“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如果它是私下意見，那你怎樣講都行?，F(xiàn)在形成文字，面對公眾，已經(jīng)不再代表你一個了，你就要為這樣的文字擔負責任，接受他人批評。
可是，許多時候王朔意識不到這一點，不講責任，也不接受批評。他只認金庸的大哥“金錢”，你對他談責任，他就你“偽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誤讀了他，他會對你“憤怒”，更別對他栽贓和謾罵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義對立起來，“金庸的淺薄就在于他拿正義代替人性”。
正義是一個正常社會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個人如果喪失了正義、是非觀，把自己做成個“灰色地帶”，那他即使再有“人性”，這種人性都是相當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所表達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無能望其項背的。因而，王朔對于金庸的批評既立不住又特別膚淺。
當代大陸作家多不讀書，而且以不讀書為榮，談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對此遺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讀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讓人覺得可笑，更讓人覺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識不了這些，他最能出一口氣的地方又恰恰是“幸虧沒受過什么正規(guī)教育，讓教污染頭腦，否則”。
我們的教問題確實不少，但以教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與正規(guī)教育，強調(diào)“無知者無畏”，認同于“無知”，不當它是一樁罪過，不反思造成這種“無知”的社會、體制原因，對知識分子的反思更是不僅不予理解，相反極盡恥笑之能事，這樣的人，在我看來他的行為身就是一種“無知”，一種“罪行”更深的罪惡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對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紅衛(wèi)兵”，他在知識問題上攪騰，打著反對愚民、反對教的旗號，所起的作用卻多半是在愚民、教，這樣的老“紅衛(wèi)兵”我就該詛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因此，我對他的批評只限于這些錯誤之上，其它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許多我是虛心學習的。
不過，王朔的“蔑視”教育由來已久、由來有故，早在動物兇猛里就交代過了。
我可以將這種交代“認真”，雖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這個詞，因為這篇里的“我”，其經(jīng)歷和王朔人恰好相近。
他我感激我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后來注定要忘掉的無用的知識。我很同情現(xiàn)在的學生，他們即便認識到他們是在浪費青春也無計可施。我至今認為人們之所以強迫年輕人讀書并以光明的前途誘惑他們，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那時我只是為了不過分丟臉才去上課。我一點不擔心自己的前途，這前途已經(jīng)決定中學畢業(yè)后我將入伍，在軍隊當一名四個兜的排級軍官，這就是我的全部夢想，我一點不想最終晉升到一個高級職務上，因為在當時的我看來，那些占據(jù)高級職務的老人們是會永生的。
一切都無須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時自然會輪到我。
這基上代表了當時王朔的某種真實的心理、想法。
后來他沒能當上四個兜的軍官，并非由于覺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的，在競爭中失敗了，被“甩”出來了。
這一切我們姑且不談，只以“陰暗灰色的”心態(tài)，假定這就是王朔們對于“教育”的高見，從這些話里人們能發(fā)現(xiàn)什么呢
在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敗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身，得出的結(jié)論是，我們不該對年輕人進行教育，更不該強迫年輕人讀書，否則就有“誘惑”他們的可能，使他們“浪費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后來一個個全是“傻逼”，沒能像王朔們這樣聰明，也沒有具備王朔們功蓋當世的領
我覺得他王朔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雖是“百姓”，但中國不就一所“國防大學”嗎父母也許沒能力讓他頂替、接班，放他出去當兵的事也還是有的，確信兒子將來做軍官也還是不妄的后來他“沒出息”，辜負了雙親，能怪誰呢
這還罷了，遠為可笑的是，王朔們覺得我們把孩子們管起來，“誘惑”他們讀書，原來“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義，他不我就無知了
幸虧他了出來，多少人才免于無知。
我從這句話里，也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中國還這樣發(fā)達，竟至于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們一出門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個“僅僅是”
這樣發(fā)達的國家，難怪不必需要發(fā)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無知”多好
你學什么東西最終都會忘，即使你不肯忘，每個人不都還面臨一個死嗎
死了罷了，你學習、讀書有什么用呢
當然，也許我的確心態(tài)陰暗了，見到這些話我不會把它們當真，即使看到他的情節(jié)有許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俠人物那樣“出格”，亦不會像他評點金庸時那樣去
在金庸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么狹隘、粗魯，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
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都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的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讀他的書我沒有產(chǎn)生任何有關人、人群的聯(lián)想，有如看一堆機器人作業(yè)，邊讀邊問自己這可能嗎這哥們兒寫東西也太不過腦子了一個那么大歲數(shù)的人，混了一輩子，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這么亂來
王朔能這樣評點金庸，至于我，我確實沒這個膽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會有這個膽量。為啥假如我是王朔，我會發(fā)現(xiàn)我的中不僅讓人“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而且還讓人看到了一些人們從未所聞的話。
上面那段有關教育的高見即連“弱智”都不出來
話已這樣，何況情節(jié)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實你稍微有一點“灰暗”心理的話，就能發(fā)現(xiàn)，在“我”王朔的里，“我”這個痞子勾引起女人來，也實在太容易不過了大街上隨便碰上了怦然心動的一個賣起臉皮上前把人家調(diào)侃幾句，人家馬上就和你相見恨晚了，兩個人掛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對“我”也太主動，太愿意找個“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為希奇的是，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層次還挺高，大學畢業(yè)，而“我”這個“痞子”呢，又太像把他們捏出來、賦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樣了，都沒接受過什么“正規(guī)教育”，差不多都還是“無業(yè)游民”。
這樣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動物兇猛里的“我”和米蘭、于海蓓，癡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終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場大體都一個昧，最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槍槍，代表了王朔們的童年；后來這痞子慢慢長大，散見于他各個作品里，經(jīng)歷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著中年期奔呢。
現(xiàn)實社會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歲的王朔，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從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們成長的身影嗎這身子只有年齡上的差異、職業(yè)上的不同，其它可有什么明顯的區(qū)別
我看不出。
如此解讀后，我就可以這樣批評王朔他的“情節(jié)重復”“選料不新鮮，什么什么都透著一股子擱壞了的哈喇味兒。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么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怎么寫，下一還這么寫，想必是用了心，寫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我這樣批評王朔，他見了興許又不服，那就用他自個兒揭自己兼作辯護的話講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局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cè)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
從上面的話里，我們能夠看得出，王朔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諒，他也希望得到別人理解、原諒這是他的要求、標準，正當而合理；可對于金庸的“不足”多處的“不足”又那樣想當然他以另一套標準來要求，不予理解、原諒
對此，他或許并非故意，他的態(tài)度十分隨便，他過，他對金庸的批評，也是極其個人化的讀后感，無意于進行人身攻擊，“但我這人文風確有問題，一貫惡劣，寫出來就成了雜文”。因而，“我好壞并不重要，來是很隨意的，沒想搞成跟學術爭鳴似的一正經(jīng)的東西”。
這是王朔一貫的風度、氣派。
他覺得寫雜文罵罵人是可以的，胡也是允準的，而學術的規(guī)矩多，不好罵人，不好亂。
因此，做“雜文”不像學術研究，不要講究，講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寫了，隨意點好，只有隨意了，他才可以不負責任在這事上他不想認真，就希望別人也不要對他認真。
在我們那個讓王朔看起來絕對不美的“傳統(tǒng)文化”里，曾有一個條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內(nèi)容，他們的法叫做“你不愿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不該怎樣對待別人”，或者叫“你愿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該怎樣對待別人”。這個條目被認為是全人類古來共信、不證自明的“金規(guī)則”，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奠定全球倫理的基原則。
以此對照，王朔所犯的錯誤恰恰是這個。
他對于自己的過分理解、對于金庸的過分不理解，同樣是不道德的。
這種不道德，過去我只在圣經(jīng)里見過，但人家是“上帝”，耶和華，至高無上，一不二，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對別人用一種標準，對自己用另一種。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話語權有了，四處濫用，卻不能像“上帝”或者專政君王那樣，擁有壟斷所有話語的霸權。
沒有這樣的條件，就會有人出來唱反調(diào)，罵罵王朔，讓你干急。
具體地，王朔的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寫得不錯的浮出海面、動物兇猛等作品問題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識分子高興、也令我心頭激賞不已的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摳，也不是不能懷疑那個叫著齊懷遠的女人太“騷”，不大注意女同志的莊嚴形象，和那個男人馬林生進人情況太快。做兒子的那位則顯得太成熟了，思想、觀念那么復雜，“智商”之高、辯才之勝，真不像個孩子，起碼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來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槍槍，有時就更不像個兒童啦這孩子心理、智力發(fā)育太快，而且從就痞里痞氣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還老練百倍，金庸筆下的人物韋寶在兒童時期也沒有這副嘴臉。
何以見得這孩子早熟、發(fā)育太快
比如，這個保育院的幾歲毛孩，對人們的“屁股”就曾發(fā)過這么一段感想屁股多老實啊那么靦腆，不愛聲張，默默地為我們做好事承擔我們的重量，排泄我們的骯臟；從有限的口糧中節(jié)省出那么一大塊脂肪墊在下面，使我們身上有一處容許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兒都像給自己帶著個沙發(fā)墊兒我對屁股充滿歉意，覺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個多么善良忠厚又謙虛謹慎的好屁股。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嚴嚴實實包裹在結(jié)實的布片里，或扁或鼓這一定是好東西。
按理，這種年齡的毛孩思考問題達不到這樣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別人不知道這孩子聰明得過了頭，又特意補上一句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屁股除了這些好處以外，還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給壓在房子底下多活幾天燃燒的能量?！?br/>
家王朔，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些常識性的錯誤、違背人性發(fā)展之時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個，這就是他太重視講話了，一陷進創(chuàng)作中，嘴皮子就閑不住，兼以過日子緊巴巴，不得不言語泛濫，湊字數(shù)賣錢，或者為講話而講話，賣弄他的無所不知。
若單就講話而論，王朔所的那些話，還的確是表見了獨特的語言天賦，在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較自負、不服旁人。因此，當他的朋友對他金庸的一大特長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種“速度感”時，王朔不以為然，他那怎么能叫“速度感”呢，它們“無一句不是現(xiàn)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切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文字通通作廢，只是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br/>
進而，他批評金庸的文字，他的浙江話、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約也是無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是白話文，其實等同于文言文。一個作家，對漢語言文字毫無貢獻，還不如去做個排字工?！?br/>
對這些，我真有點疏懶下來了，覺得它們不值得我來批駁。可是不徹底批倒王朔的這些謬論，未來的作家也許會像王朔一樣，誤以為寫文章、玩語言真的不必讀書，只要在大街上轉(zhuǎn)轉(zhuǎn)，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來、信手胡寫。
所以，我這個從不教的人，只好硬了頭皮“教”一次，負起讓王朔們極力反感的“教化民眾的大任”，扯個蛋出來，并且“非要把蛋扯個大原則出來”，叫他“最惡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們的職責難道僅在于對漢語言要有點貢獻沒貢獻就不行作家貢獻的大應以他們在語言上的成績來排定
這樣刨根追問下去，遠古那些發(fā)明漢語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發(fā)明第一個字的人，就成了最優(yōu)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廣東話的香港發(fā)展事業(yè)，他可能用過這兩地的方言，寫文章卻不然。我沒見過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話寫作，其他人同樣；去國外以后，他們當然更不會用方言寫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話、廣東話，也不是王朔所謂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繼承了明清的精致的白話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過，他的文字是經(jīng)多年努力煉出來的。
那份清淡、古樸、典雅的書卷氣和幽默，活著的大陸文人誰與比肩
我看難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幾個，一是老舍，一是錢鐘書，一是林語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為什么不讀書嘛。況且，語言不過是人類抒寫性靈、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語言，越不需要你對它們有什么新的發(fā)明，而在于你如何將它們碼得好看。在這方面王朔是過關的，金庸至少沒比他做得差。
所以，僅就語言的“工具性”論金庸、王朔二者的優(yōu)劣，我們他們各有所長，但語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層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達到認識、交流或娛樂之目的。
從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儼然一個在地，一個在天
金庸是講是非、明理知事的人，博古通今，讀他的書我們能夠正向性地提高自身對于歷史、人性、社會、文化的悟性，增強進取、奮爭的信心與勇氣，心頭總是燃燒著一點理想的光火，它溫暖我們的靈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難的人間世，活得更像個頂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給我們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遠沒有希望的荒原，是紛亂無序，是茫然無解，是為無聊而無聊的“幽默”、調(diào)侃，是玩“笑”喪志，是反理性、無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處身的現(xiàn)世環(huán)境再無其它的狹隘的天地
這樣的天才也就成了“負面”性的
學過數(shù)學的人全明白，二維空間的數(shù)軸分正、負兩極，正極上越遠者數(shù)值越大，負極上越遠者數(shù)值越。
如果從認識價值來看，金庸是“正極”意義上的天才的話，那么王朔就是“負極”意義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發(fā)揚，距離人類的正確方向越遠這就是王朔們值得批評的意義所在
當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發(fā)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為公共性資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認知價值，清理謬誤，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評家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經(jīng)對他和他的作品做過了批評，這里就沒必要把它們再一次。
至于金庸里的“宣揚”暴力、濫殺無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誰能將它們當真呢
金庸人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告誡道不必過于推崇武俠，武俠只是的一種；年輕人要嚴肅緊張，個人風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沖，一味追求“瀟灑”，因為學生將來要服務社會。
“學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為武俠是浪漫派的書，不真實。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記。韋寶太壞了。”
所以，金庸的閱讀對象是有嚴格限制的，這個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靈上的成熟，具備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將這一點拿出來，是因為金庸的確能迷惑許多青少年，其時他們各方面都沒有成型，悟性不到，認識偏頗，性情動搖不定，可以也經(jīng)常把想像的世界當成了真實的人生，去反對秩序、反抗社會，有破壞而無建設。
我就遇到過一位高中女生，看過電視劇鹿鼎記以后，對韋寶崇拜不已，聲稱自己想嫁給這個“壞蛋”。這是受者的問題者的不足不能成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慮的只是作品身，假定了讀者像自己一樣，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碼對于金庸來是這樣。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層次的閱讀、觀看對象都得考慮，那我們的作家，將寫不出一個字
因而，苛求一個干實際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個作家，許多時候行不通?，F(xiàn)實的實然，不可以推定做想像的當然、應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許多何尚不是如此
他的就“真”嗎“過腦子”嗎
在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終定位在娛樂上，王朔有時給知識分子罵急了，也會裝正經(jīng)，寫一點不那么商業(yè)化的東西，意在明，不是我王朔寫不出，正經(jīng)的我能寫，就是不屑，就是想裝壞，和你們知識分子搗蛋。
他允許自己胡來，對于金庸的遠不是胡來的創(chuàng)作，卻橫挑鼻子豎挑眼，從一個嬉皮笑臉的“痞子”，呱嗒一聲，將臉簾子落下，剎那間變作了正經(jīng)，到我們“知識分子”這邊，儼然成了個最大的“知識分子”，擔起批評別人、教化大眾的責任了
我不是王朔不該批評，而是你不搞批評則罷，搞批評就要定下標準，劃個道兒出來，一視同仁，不要左手拿著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給別人一個悶棍，右手伸出去微笑著和人家套近乎，讓人覺得王朔“真誠”，王朔打了人，雖然沒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癢癢，別人得諒解，既不要計較，也不要還擊，還要知道給一棍子心里頭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無故為什么打你癢癢了怎不打別人、單單只打你
有了對于王朔的這些認識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的金庸、王朔一個在天一個在地，也是從成年人的欣賞角度的，否則這個分判就不太嚴格。
需要的是王朔的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極其明顯的。既然這樣，它們又為什么能夠這樣順利地出來呢難道我們的編輯、我們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樣無知又無畏出來以后它們還這樣出人意外地暢銷，這明了什么
進而，為什么我們這塊土地上只熱衷于進行無根無據(jù)的“酷評”為什么我們這個國家只流行一些名流們時髦的胡難道我們真已是“男人不壞，女人不愛”，非得壞出個水平、檔次來，大家一齊迷住了才罷
仔細思，我發(fā)現(xiàn)這一切的背后，是“錢”這個使鬼推磨的東西在作怪。
為了它，我們希望來一點轟動和胡；為了它我們也可以閉了眼聽任這些名流的妄；為了它我們還應該把所有宣傳媒介調(diào)動起來，對這些胡、妄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來一批又一批的聽眾。
而這塊“灰色地帶”上的聽眾，多半是傻呵呵的，整日做著名流夢、金錢夢的，它最不宜生長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熱愛等等，這樣，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謠、信謠者。
這是我扯出來的一個“蛋”，王朔爾等以為如何
不論在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對于他的許多暢銷我覺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過評價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來對其總評一下那些“可讀性很強的，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費力地讀懂它。但這里有什么呢空無一物，只有精心編織的情節(jié)和經(jīng)過概念規(guī)范的人物，盡管那些對話很精彩很俏皮，但沒有一句是發(fā)自肺腑的。
作者給了我們什么什么也沒給。至多是很吝嗇地流露一點實感，其余都是矯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沒有一個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熱乎氣兒”
王朔給我們做的“布娃娃”包括一點正經(jīng)沒有、癡人、千萬別把我當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為致命的是，從總體看，王朔內(nèi)容、情節(jié)、人物、性格、對話上的“重復”、單一敗壞了我們的口味，少數(shù)幾篇做得不錯的，其可讀性因此受到影響。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狹窄，人物的心態(tài)何等相似，滿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經(jīng)人”全被這種游子、痞子們耍了。當它們單篇出現(xiàn)時，尚不明顯，只有全部擺在我們眼前時，這單調(diào)才一下子變得那樣突出。
這就是，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覺都會帶點痞性，他為知識分子所做的那篇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沒能逃開這種痞子味。那個做爸爸的馬林生，對于來他書店買書的年輕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這樣的意味。
難道不如此就不好賣并不盡然。
我想，主要是因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別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兒，對于這樣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園”，很能把一個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點殘缺不全的教育和對歷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觀花，造成了他閱歷與思想方式上的狹隘、偏執(zhí)；老紅衛(wèi)兵血統(tǒng)未作根清除，進一步養(yǎng)成了他那種似乎滿不在乎，實際上是北京人物謀生時玩的智慧、伎倆之心性但凡批別人之前，他總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時處于被動地位，所以，滿不在乎的背后，其實是很在乎的。進而，它向我們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識深處并無什么寬容，他更不解現(xiàn)代意義上的“寬容”究為何物；后來生計上的不易又把他拋進嚴酷的紛爭里，商人之性日益顯赫，當“作家”也是奔著錢財去的。
所有這一切混和起來，又使王朔對于物欲過分“貪婪”，不能養(yǎng)成終極意義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當面對自己不能認識的東西時，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華談到他的時候所的，“挺真誠”，結(jié)果赤條條上陣，丑態(tài)百出、丟人現(xiàn)眼得那樣理直氣壯，把其他“丑”全給比下去了在這樣的情勢下，王朔像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現(xiàn)出來的趣味、意識，若是硬性地給他劃一個“階級”成分，不妨稱之為“資產(chǎn)階級”王朔意義上的“資產(chǎn)階級”。
據(jù)王朔自己講，“中國資產(chǎn)階級所能產(chǎn)生的藝術基上都是腐朽的，他們可以學習最新的技術，但精神世界永遠浸泡，沉醉在過去的繁華舊夢之中”，這樣我們就有了像王朔那樣的疑問他們莫非都在努力證明自己是“短命的”
幸好王朔的年齡還不太大，他也不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心靈深處的確是誠實的，見識上不去沒關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無足嘆息，今后怎樣做那才是要緊的。
所以我才想在這兒把郎吉努斯論崇高里的一段話獻給他，所有的“資產(chǎn)”、“非資產(chǎn)”“階級”無妨共勉究竟人才的敗壞應當歸咎于天下太平呢，還是更應當歸咎于那無窮無極、占住我們?nèi)恳饽畹膽?zhàn)爭呢，還是進一步歸咎于今天兵臨城下、圍攻我們、蹂躪我們、霸占我們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錢的貪求，這個毛病，目前我們大家都犯得很兇和享樂的貪求，促使我們成為它們的奴隸，也可以，把我們整個身心投入深淵。
惟利是圖，是一種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樂，更是一種使人極端無恥、不可救藥的毛病。人們一崇拜了自己內(nèi)心速朽的、不合理的東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東西，上述的情況，就必然會發(fā)生。他們再也不會向上看了；他們完全喪失了對于名譽的愛惜，他們生活敗壞，每況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們靈魂中一切崇高的東西漸漸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顧。
在這樣多災多難的時代里，我們還能盼望有這么一個不偏不倚、不屈不撓、富貴不淫的批評家來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長存的偉大作品嗎
三、王朔與我看老舍
王朔不僅寫了我看金庸，還寫了我看魯迅我看老舍等。他每看一次就要鬧出許多笑話，把自身的“無知”暴露得相當真誠。
在他談論同行們的那些話里，一多半是相當決絕的，要么“是”要么“非”，“是”與“非”無可調(diào)和，這的確得益于“左翼文學”的熏陶。而他接近同行們的方式也比較古怪他是下死了決心不想看別人書的人，實在要讀一讀的話，碰見氣味和他不投的，大體上也都是看不完就認定它們不好，輕易地滿盤否定掉了。
對于老舍，他依然如故，把許多復雜的事情混起來談，談得那樣輕率、武斷。
他甚至認為老舍自殺的原因在于我們太在乎作家人格的完整了，“慣了大話，把自個將在這兒，逼得很多人東西沒寫完只好去做烈士”。
既然這樣，王朔就問“這個人格對作家真那么重要簡直無可選擇，要么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么活著也是行尸走肉”
他覺得要是讓他選，絕對會取后者，認為前者不可行。因而，他不必為這么一個虛假虛妄的、外人相加的“人格”輕視了自家性命，只有放棄“人格”，極力忍住，學司馬遷，即使被皇上騸了，也不急著死，而是寫出象樣的東西，他覺得這才是上上之舉。
老舍呢他如果不是傻逼那至少也算個傻冒，死得太急，太想當“烈士”，太想著“留取丹心照汗青”，結(jié)果那部只寫了八萬字的正紅旗下未能寫完，由于這，現(xiàn)代文學史才顯得“這么寒磣”。
要知道“作家的命運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著的時候?qū)懙?，要產(chǎn)生偉大的作品首先的條件是讓作家活著，別老拿生死考驗他。死亡，無論多么悲壯，也是對寫作的打斷。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間，難免不負出人格做代價，但也就有了機會和可能寫出真正偉大的作王朔的話無異于在，老舍見識太淺，值得我們詛咒，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壞的榜樣，不及他王朔現(xiàn)實，“烈士”雖然做上了，一顆“丹心”也留給了“汗青”，但那是徒有虛名，完全上當受騙了上誰的當、受誰的騙
王朔告訴我們我經(jīng)常聽人講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要有一些寫作之外的先決條件，思想性啊，責任感啊，對巨大事物的關懷啊，來去似乎都在強調(diào)作家的人格，許多作者人也紛紛咬著后槽牙創(chuàng)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
所以，使老舍上當受騙的，是那些“缺德”的批評家，他們就盼著中國作家都當“圣人”。結(jié)果，老舍“是拿死拼出了一個人格，但這可以同時提升他的作品的意義嗎”，“老舍人格偉大，能他的作品也就當然比其他茍活下來一身污點的老作家更偉大嗎”。
在文革那個“不道德的時代和更早以前”，我們的許多近乎紀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的做了丑惡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還不如今天監(jiān)獄里關的那些刑事犯”，他們算是茍活下來了，雖然已經(jīng)沒什么人格。
這樣，老作家們就被王朔“一分為二”，“一方面可做繞紙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氣，軟，軟到人盡可夫，硬，硬起來便一頭撞死，都不把寫作當回事”?！爸袊骷页蕴澗驮谟谌巳瞬焕蠈??！币蚨?，“死，只能成全一個偉大的作家。忍，沒準能忍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看來，“人格”對一個作家，尤其是對一個偉大的作家來，真已可有可無，不必把它當一回事。
不要了“人格”，作家豈不什么也不是了不要緊，這些什么也不是恰就是王朔極力主張和提倡的。
他我愿意將來有一天，我們談論很多偉大的作品，談到這些個作家，都“真不是個東西”，而不是相反。
我能理解王朔這樣，用心不壞，只不過他從一開始就錯了，錯誤貫徹始終，對老舍的評點及其借題發(fā)揮也就紕漏百出。
順著他的意思，我的第一個疑問是，老舍的死是不是真像王朔的，是因為上了批評家的當，要去維護自己的“人格”
除了這個，他就沒有不得不死的原因嗎倘真這樣，批評家也實在太厲害了
在我們悠久的歷史上，偉大的作家多不得意，起碼不能像二流作家王朔們那樣在世時活得滋潤風光，對于社會，他們都是熱愛的，但往往飽受“打擊”。他們飽受打擊的原因卻決不是因為太有什么“人格”，這只是一個結(jié)果，是許多結(jié)果中的一個。他們不得意的真正原因在于離政權太近，統(tǒng)治者的荒淫、刻薄被他們瞧見了，老百姓疾苦又太深太重，有了這個鋪墊，他們才表現(xiàn)出令王朔們鄙夷不已的“人格”、“責任”等意識，并有了對于“大事”的自覺關懷，從而思考了，具有了一些“思想”，創(chuàng)作之時，這些東西又極其自然地表露出來。
反之，如果沒有百姓的苦難，不需要同情、撫慰、吁請、吶喊、啟蒙、抗議世界“看上去很美”，作家的“人格”云云當真是一文不名
司馬遷不死，有他不死的條件和理由，他的條件是自己的人身、大腦還是自由的，允許讀書、思考、寫作，寫的又是“歷史”，發(fā)發(fā)牢騷亦非直接，而是曲折、委婉、隱藏的。所以，他寫作的理由是為了留下一部彪炳千秋的巨著，另一點就是“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老舍選擇了死，有他不得不死的條件和理由。
這個條件就是，他無法思考了，他的創(chuàng)作只能寫“舊社會”的黑暗，或“新社會”的美好細節(jié)上可以千變?nèi)f化，大框框卻受到了極其嚴格的限定。
有了這樣的限定，他就有了不得不死的理由。
這個理由就是，對于那個標榜為“新社會”的時代，他已經(jīng)無法認清，從而徹底絕望了先是對整個社會的絕望，再就是對自己寫作心態(tài)、寫作能力的絕望。
一個作家，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認不清自己處身的社會，沒有一個清白的心靈，精神被種種外在、內(nèi)在的框子圈住，這時，他再有能力，也已發(fā)不出來，不然只能口是心非了
“口是心非”對于王朔這樣的二流作家，也許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為他是個極其實際的人，很識時務的人，這種人做人是沒有底線的，靈活應變的，他們真是太靈活了，時代、環(huán)境變了個一，他們立馬兒比它變得還快，變作二，變作“二百五”。
最起碼也要像大紅燈籠高高掛里的女主人公“適應”了再。而這時候你的老實巴交，老舍的不知道與時俱變，王朔了，那叫犯了“鄙視人類罪”。
這樣的罪名很大，比“反革命”還嚴重。
“反革命”不過只屬于民族國家，不知道“適應”卻是和整個人類作對。
王朔的語言坑人，潑給老舍的污水還算嗎
他不清楚，“哀莫大于心死”，心靈已死的老舍像海明威那樣，感到活在世上已經(jīng)一無作為，生不如死，這才能毅然決然地自盡如果不絕望，如果老舍確信自己還能有信心保持一個雖屈辱，但卻平和、實在的心境，那么他一定不會像王朔認為的那樣“傻逼”，他會寫完正紅旗下，給王朔們一個法的。
看來，一個絕望的人，他可能在乎自己的“人格”，但“人格”決不是最緊要的。司馬遷的不死，你不能他毫無“人格”，茍活了。同樣，老舍的死，你也不能他太要“人格”，不知輕重，不懂得像王朔們一樣能夠權衡利弊。
因為這壓根兒就不是一個可以權衡利弊的問題。歷史學家在解釋這個時代時是這樣的
心理學家能夠解釋失落感、持續(xù)的不安全感、緊張感與持久的疲勞感和反復的灌輸相結(jié)合是如何能夠泯滅個人的內(nèi)在個性，并且制造出巨大壓力，對于許多人來，惟一能夠逃避這種壓力的途徑是屈從于權威。老舍不在上述“許多人”之列，也不屬王朔父母們那種特殊包裝和身份的幸運兒軍官，當他置身其內(nèi)認清“權威”的實質(zhì)，明白身周的一切后，他絕望了，自覺選擇了不屈于權威，選擇了死亡。
至于作品偉大性和作家人格的關系，那是又一個問題，一個確實重要的問題。王朔們沒有多少“人格”，或者對“人格”一類的東西滿不在意，這才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他們自我感覺良好那是另一回事。
這就是一個作家，生前無論產(chǎn)生過怎樣大的轟動，受過多么高的榮譽，得到了如何厲害的贊揚，我們也不能據(jù)此以為他的作品就一定優(yōu)秀。“一些假光彩，風格的新奇，一種時髦的?；屖降谋憩F(xiàn)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時；等到下一個世紀，人們也許要睜開眼睛，鄙視曾經(jīng)博得贊賞的東西?！?br/>
那么，怎樣的作品才不過時得很快、贏得一代代后人的贊美、最終成為經(jīng)典之作呢我不好別的，但敢肯定，王朔類缺少“人格”的作家作品不在其中。
王朔們?nèi)狈θ烁窈蜕疃龋绽聿辉撌艿轿业呢焸?，每個人都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他拿自己作品的淺薄無聊，來抵制“人格”，反對作家“做人”的重要性，背下里又是在張揚、鼓吹他那種流氓習氣和作風，所有的觀點又那樣似是而非，看不見蕓蕓大眾的苦難，僅為一己之利振振有辭地辯護，輕視責任、思想，什么都不想背負，什么都想嘲弄一番，像大氣一樣輕盈瀟灑，也像大氣一樣浮薄無味，這是我不能不批評他的來由。在我看來，這樣的人也只配淺薄、無聊，他那心靈的內(nèi)在聽力極差，只有一對敏銳而貪婪的眼睛和追求奢華享受的能力?？量厅c，這樣的人才真是“死”了。
老舍的死是肉體的死，至多已經(jīng)停止了思考；王朔們的“死”是活著時就開始的，是一種更真確的死，這種死是人性的蛻化與泯滅，是思想、參與、行動上的天亡他們向著無意義、無價值的那部分世界徹底繳械投降了
王朔又把老作家分為了兩類，一類軟，“軟到人盡可夫”，一類硬，“硬起來便一頭撞死”，認為他們能有這種表現(xiàn)，原來都因為兩者“不把寫作當回事”。真這樣嗎
老作家就沒有像司馬遷那樣忍辱負重、寫出了流芳百世的著作
管錐編不是嗎可能王朔要我讀不懂，而王朔讀不懂的又大抵是不入他法眼的。所以，他一向以自己的讀不懂，來明人家是狗屁。
況且，作家們的“硬”與“軟”，豈是由于他們“不把寫作當回事”呢照這樣，就只你王朔才把寫作當一回事了
而司馬遷的“遷就”、隱忍，在王朔看來不準也是“軟”，軟得“人盡可夫”呢他只學了點初等算術，除了“一分為二”，當人為雞巴，不是“軟”就是“硬”。
以外，還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分劃辦法呢
當然，王朔老舍有他的條件，這就是他們的北京話都講得特精彩。讀王朔的那些不錯的，除了欣賞他的語言以外，我的心頭也時常有一種酸溜溜的意味，為人物的生存境況打動。
那些人吧，多半太識時務啦，該憎恨、反抗時不怒不怨，逃得遠遠的，這是一種人；另一種人則是特玩世，對什么都滿不在乎，調(diào)侃著、嬉戲著，一半是幽默好笑，一半是苦澀無奈，而所有人都同樣無聊，除此而外，他們就沒有多少“生活”了。
或許王朔的興趣僅在于這些。
他一進入寫作狀態(tài)后，腦瓜兒里的詞兒就噌噌的往上冒了，“寫最吸引我的是變幻語言，把詞、句子打散，重新組合”，“的語言漂亮，身就有極大的魅力”。所有的語言又都是活生生的，主要從各行各路流行的口語里來。借助最多的則是“城市流行語”。后來，他摸到了這些流行語的規(guī)律，根據(jù)這些規(guī)律和故事發(fā)展的氣氛，王朔編了一些貌似口語化的東西，比較粗糙，它們和老北京的方言已經(jīng)大相徑庭。真正的老北京方言只在老舍那里才是地地道道的，它們連王朔也聽不懂了，現(xiàn)如今只有胡同里的老人才講，因而經(jīng)歷了一個“從活到死”的過程。
不過，王朔所的流行語，絕大部分倒是市井賣漿者的玩話，用他自己的一個法叫做“一點正經(jīng)沒有”。
這些人特定的背景身份限制了他們的視野，同時也限制了作為作家的王朔在這些語言里，有的是機智、俏皮，游里游氣，一切都那樣滑不溜秋，所有的人都在為講話而講話，沒有任何其它目的。所以，他的是為語言服務的，語言是王朔的中心與核心。雖然達到了“讓后人知道這會兒的人是怎么話的”這一王朔為自己規(guī)定的最高目的，但是，別人讀的主要目的一定不在這里，否則聽侯寶林的相聲更為痛快，何必勞心費神
而且，王朔的語言看多了就顯得重復、羅嗦，摸到了“規(guī)律”也許是樁好事，可是有了這些規(guī)律，出場人物的講話就一個調(diào)子、模式、味道了。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調(diào)子、模式、味道呢在我的感覺里，只有一個，即就是“痞的”。
所謂“痞的”，指的就是一種壞的意義上的機智、幽默、游戲、諷刺等等，至少它們是不積極的，使人沉淪更快、無意于引人向上的。設若它們有感覺，那么它們對于這個世界的態(tài)度就是完全、徹底地融進去，而不論世界如何可惡，它們都認可它、接納它，在認可、接納的前提下，來點幽默、調(diào)笑、嘲弄、游戲，不痛不癢，也痛也癢，無傷大雅，雖“生”猶“死”地“活著”。
在這方面，老舍和王朔決不相同。他的人物遍及各階層、各行業(yè)，語言為服務，無關緊要的話即使再好也很吝嗇，不讓它們擠進來搶奪空間，喧賓奪主。每一句話絕對有所指向，里面包含了人生智慧，針砭時事、人情切情人理，內(nèi)在的精神是嚴肅的、認真的、充滿了對于人物的摯愛與同情心的。所以，他的語言很少讓人產(chǎn)生如王朔那樣華而不實的浮滑印象。
這樣的語言在王朔看來已經(jīng)“死”掉了，但是，它們借助于老舍等作家的作品而得流傳，雖“死”猶“生”。
它們對于我們的影響也就是積極意義上的，能夠引人上進、驅(qū)人奮發(fā)的。
看來，北京話像書面語一樣，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風云跌蕩后，從雍容華貴、精致典雅，流變到王朔那里，也就成了內(nèi)部空洞、痞味十足。
這是與社會發(fā)展同步的，是我們時代的副產(chǎn)品之一。
因而，口味迥異的王朔欣賞不動老舍、金庸的語言也就在我們意料之中。
四、王朔與王波的分別
王朔與王波不可比，他們走的是兩個極端前者輕視理性，張揚“無知”、愚昧，與“資產(chǎn)階級”“腐朽”趣味采取決絕不容的態(tài)度，實際上也就全盤否定了西方文明；后者推崇理性，把理性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容不得任何疑義，“理性”又代表著西方文明，東方文明中向無這類東西，推崇理性、向理性拜倒，也就是徹底認同西方文明，骨子里完全否決東方文明。
這一分別是與二人的學養(yǎng)分不開的。
王波接受的是最正規(guī)的科班訓練，“文革”中也曾中斷學業(yè)，但總算后來努力，把尖端科技技能、知識補過來了。
然而，先天不足所限，他對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在我看也是一知半解的，“文革”中各類人物丑態(tài)百出，把我們文明里最陰暗的東西，都抖了出來，并將它們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極大地影響了一代知識人對于傳統(tǒng)的情緒，厭惡了這個傳統(tǒng)，有意排斥這個傳統(tǒng)，把這個傳統(tǒng)的缺陷在頭腦中無比放大，因此拒絕學習、了解、掌握；加之在西方的生活閱歷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知道了，在我們當下這個社會，最缺乏的不是無知、愚昧，恰恰是不無知、不愚昧。
如何不無知、不愚昧呢他沒有任何商量余地地極力主張全盤西化，學習人家的科學理性、科學精神，以此改變我們無知、愚昧的狀態(tài)。
這樣，他就把人按智力高下分成不同的等級，王波比他的傻大姐“高等”智力高等的優(yōu)于智力低等的；非僅如此，不同的文明之間，也產(chǎn)生了差別西方人全好，東方人全癩，東方的過去雖然偉大，但已過時。
因此，在他那里，多元的文化，變作了一元的世界，依照不同進程發(fā)展的、不可比擬的文明之間，也仿佛真像有了胖瘦。胖子是我們所要的，瘦子是我們所棄的。
可見王波的“迷信”科學、“迷信”理性和他的惟科學、惟理性精神一脈相承。這傳統(tǒng)誠然為我所缺，但自身的缺陷也是明顯的，它懷疑一切，只除了自身，萬一發(fā)展到極端，就是“惟理非人”的法西斯主義、羅伯斯比爾主義為了某種理性、精神，為了某個名詞、術語，我們可以被教唆起來，堂而皇之地舉起殺人的屠刀。
開初到達美洲大陸的文明人智商極佳，希特勒的智商一定不低，日人的智商也不是不高，蠻夷不化的印第安人、智力低等的猶太人、老而彌昏的中國人，就應該接受那些智商很高、“文明”之邦的人們的“改造”，“優(yōu)化”血統(tǒng)與種族。
完全拒斥所有的傳統(tǒng)道德和倫理，輕視人性組合中與“理性”悖離的那部分必要性因素，看不到理性帶給全人類的也有負面性影響，尤其是看不到由它的物化品“科技”力量“改造”世界后所帶來的自然、精神雙重生態(tài)上的嚴重失衡，那也是一種麻木和愚蠢
即便如此，即便王波的論辯方式難免偏頗、許多方面有待商榷，可他的“方向”是沒錯的，企圖消解無知和愚昧的，由于這一點，我不能不在尊敬他的基礎上批評他。
王朔不同，在這些問題上他壓根兒就沒有鮮明的立場，他的一“窮”二“白”注定了他的混亂、他的不學無術。
當然，王朔沒有“立場”也許他并不信服，他是有的，他的有關“知識分子”的“立場”就是全盤否定，進而，他否定我們的高等教育，否定的理由依舊來自于自己的經(jīng)驗和以偏概全、甚至連“偏”也談不上的想當然最終維護的是無知、不讀書，背下里則是對以書為生的全體知識分子的嘲諷、戲弄。
假如這里面能夠扯出個什么“蛋”來，那么我覺得那就應該是知識分子“臭老九”的身份，并非平白無辜地來，更沒有平白無辜地走，它深深地扎根在王朔那樣子的“草莽”“游民”的意識和心靈里，影響了、并將進一步影響我們這個無什么尊敬知識分子傳統(tǒng)、視知識分子為“工具”“奴才”、依據(jù)“工具”“奴才”的標準來培養(yǎng)知識分子、玷污了“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的真實形象的國度
他是這樣的“我以為中國高校的人文教育其結(jié)果不過于訓練出一班知識的奴隸?？纯茨切┙淌诩捌涓咄綄懙奈恼拢瑹o論他們把話得多繞嘴多不通順，一句話是很明了的，那就是衛(wèi)道?！?br/>
人文學科如此，那些以“概念”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自然、社會科學更如此。
王朔，“知識化的過程就是一個概念化的過程，從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機器的過程”，讀書多了，“久而久之，對生活身失去了熱情，甚至產(chǎn)生輕視的情緒，習慣于只去想、考慮一些更深的問題，殊不知通往這些問題的階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難抽身”。“概念這東西有它鮮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對概念有反應，而對生活、那些無法概念的東西則無動于衷或無法應付。概念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它組成了很多偉大的字眼兒，經(jīng)常使用這些字眼兒會對人產(chǎn)生強烈暗示，以為自己進入常人無法企及的境界，離真理更近了，進而有了闡釋言真理的強烈欲望?！薄案拍畹牡谌齻€特性是每一個概念都可以多解，你的越肯定引起的爭議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癡一樣聽不懂人話，越簡單越聽不懂?！?br/>
兩個概念化的人是沒法兒爭論的，爭論到最后，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擁護的是同一個概念，反對的也是同樣的東西。
他們何以會如此隔膜呢
原來他們并非真有什么概念之爭，而是借助它進行人身攻擊。這樣，概念就有了第四個特性“從概念出發(fā)劃出的曲線是一路向下的，最終到達下流?！?br/>
概念既然這樣可惡，王朔乃我沒能抵御知識化即概念的誘惑，在知識概念面前失去了自我，像別的人那樣“凈身當了個太監(jiān)”?！拔覛Я?。我的語言完蛋了?！彼菢愚挚邗磕_、雜亂晦澀，全是受“概念”影響太深，“我為自己從思路到文風的知識分子化感到惡心”。
對于這樣的“墮落”，王朔進而又“我曾經(jīng)想靠講幾句粗話和挺身叫罵阻止自己的墮落，可笑的是我在大罵知識分子時發(fā)現(xiàn)自己只有在知識分子立場上才罵的出口罵的帶勁兒”。
王朔上面這些法究竟有沒有道理如果有，具體體現(xiàn)在哪方面如果沒有，如何錯了
先聲明一點，他錯得離題、出格。
這樣不客氣地對他的話下結(jié)論，并非因為我擁有什么既得利益，他得罪我了，才如此和王朔過不去，只是為了澄清是非。
再透個底，我是那種最符合王朔所的被正統(tǒng)教育訓練出來的“知識的奴隸”，寫文章的目的是“衛(wèi)道”，不過，我所衛(wèi)的“道”不同于王朔所指的。
在王朔那里，“道”可能是指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明知是假話，仍要把假話當真的來，得頭頭是道、口沫直噴。我所衛(wèi)護的道不是這個，而指“教育”
“概念”“知識”，認為它們?nèi)呛脰|西，如果這些東西有什么不對，那么錯不在它們，而在于人。
某些人讓我們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知識或概念，那些所謂的“教育”“知識”“概念”和我們想要的、該要的之間產(chǎn)生了差異，甚至自身就是反真知的假知識、假概念、假教育。
但是“教育”“知識”“概念”的虛假，身不能成為我們反對“教育”“知識”“概念”的證據(jù)。我們不能因為吃了有毒的飯菜，就拒絕吃飯吃菜，那樣一定會餓死。
王朔分不清這些，對“概念”身缺乏細致分析和進行規(guī)范的能力，自以為自己懂了些“概念”，“習慣于只去想、考慮一些更深的問題”，殊不知他底子太薄，根就不能思考什么真的“問題”，更不要能把它向深了去想，化進生命、精神的核心中，一當思考不下去時，就只好拿“概念”堆砌，因而“一旦步人其上，就再也難抽身”了。
這樣的人很可憐，假如他底子厚實一點就不會出現(xiàn)這一類尷尬但他意識不到這種可憐與尷尬。反把自己的無能，當成是對方的不能，從根上否決對方，以便把自己“解放”出來，成為什么都進不到大腦里去的“白癡”
進一步來，一切詞語都叫“概念”吶，拒絕“概念”豈不是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一切方言、流行語中也盡是“概念”，王朔何時真正脫開過“概念”、一日離開過“概念”人類又何時、何地離得開“概念”
人的思想、意念倘不是從這概念到那概念，在不同的概念間自由滑翔，又怎能思想難道思想、意念可以物化，離開我們的大腦，不再借助“概念”，別具了生命，鬼魂一樣地存在、游蕩嗎
批評了王朔以后，我還得理解王朔可憐王朔，覺得他不理解我沒關系，我不能裝聾作啞，有條件、有能力也不設身處地地為他著想就我看，他的任何話從某種角度講也不能完全不對。
牛頓的力學三定律在一定范圍內(nèi)是那么回事，超過了這范圍，就不通，只能用相對論解釋了。王朔是“二牛頓”，只不過他那些話的適用范圍只有指甲尖尖那般大，思維的鋒芒所向，直逼他的那些個“敵人”真的、假的、虛的、實的，半真半假、半虛半實，也真也假、也虛也實，以真亂假、以假亂真這一切在他那里，都給混為一談。
有了這些不分析，他講話中十句里有那么一句半句倒是真能切中弊端與要害，不過要把它們孤立了來理解。
從整體，正確的卻夾在錯誤之中，被錯誤“淹沒”，我們就找不到多少正確的東西了。
而且一篇文章里十句中只有一句是真的，我不能不以為王朔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無能的，那些真“敵人”
逃遁的功夫也就是得了韋寶“神行百變”之衣缽真?zhèn)?，王朔那領的人是逮他不住的。
“教育”“知識”“概念”在我們這個國家實現(xiàn)起來往往與通行的“現(xiàn)代化”精神相違，這樣的“教育”“知識”“概念”受到王朔的抨擊我大抵能夠理解與支持。王朔的缺陷不在這里，他所缺的仍是在“概念”上分不清，而“概念”用他的話講無一不“可以多解”，多解的“概念”要想讓人一目了然、不生歧異，就必須定義清楚；關鍵的“概念”更需要使用之前就解釋明白，告訴大家你在這兒用它具體的內(nèi)涵是什么，適用的范圍有多大，與它相近的概念是什么，它們之間有什么差異和聯(lián)系，實現(xiàn)起來需要什么條件，不同的條件下它可能用對了，也可能被“強奸”了、狐假虎威了、張冠李戴了、指鹿為馬了、虎頭蛇尾了、助紂為虐了等等。
如果你不將概念事先明白，那些“概念”的確真可能像王朔的“只對概念有反應，而對生活、那些無法概念的東西則無動于衷或無法應付”，“組成了很多偉大的字眼兒，經(jīng)常使用這些字眼兒會對人產(chǎn)生強烈暗示，以為自己進入常人無法企及的境界，離真理更近了，進而有了闡釋言真理的強烈欲望”，引起許多的爭議。爭論的人們，“都像白癡一樣聽不懂人話，越簡單越聽不懂”“最終到達下流”。
然而這只是結(jié)果，不是原因。“概念”有問題，人有問題，消除了產(chǎn)生歧義之可能的那個“原因”，“結(jié)果”當然、也才能自然而然地避免出現(xiàn)。
是其王朔沒有能力看清這一點，他想去除的是“結(jié)果”是“概念”，眼睛長得挺大的。
王朔的臭知識分子，不僅于這些，僅只是這些，還不失可愛的一面，他不，他希望一個也不寬恕他以我之偏見，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于偽善，而偽善風氣的養(yǎng)成根子在知識分子。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大多是流氓、武夫和外國人。他們無不利用知識分子馭民治國，剛巧中國的和尚不理俗務，世道人心、精神關懷又皆賴知識分子裁決，這就造成知識分子權大無邊身兼二職既是神甫又是官員中國有很多神話，最大的神話就是知識分子受迫害殺知識分子的都是知識分子制度的嚴苛還是第二位的，首先令人郁悶的就是層層精神榜樣和恰成對照的無處不在的趨利避害。我年輕的時候?qū)χR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中國文學傳統(tǒng)標榜“鐵肩擔道義”，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當。
“為工農(nóng)兵服務”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藝術正大肆做的中國是個陰柔的民族，審美趣味卻像納粹，偏好崇高壯美，一意孤行。誤了幾代人。
王朔覺得不能再這么走下去要都這樣，“很難不走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從歷史看，殺知識分子的都是些有知識的分子，但是把有知識的分子成是“知識分子”，把當權者的殺人，成是“知識分子”的殺人，我還是在王朔這里頭一次見，其它地方是沒有的。
這是王朔的創(chuàng)見他常常有類似的“創(chuàng)見”。
可能他的確以為我們的書太多了，要是能夠把它們?nèi)珶嗽撚卸嗪?，那樣的話他就用不著把別人所的“概念”理解以后再出來話了；果能這樣，他的不必理解就能養(yǎng)成他的“無知”，然后以“無知”之心揣度旁人，以“無畏”之心道旁人，“掩耳盜鈴”盜起來就無人聽見了
但是，假設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王朔就把他自己“將”在一邊了。
為了得清楚一些，我來“將”王朔之前首先要將“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含義明一下。
在我們看來，“知識分子”是獨立的民間性身份，在民間立場上話，與官的身份根不搭界，他們只服從事實真相、良知良心和少數(shù)不證自明的公理。
做到這一些需要條件，不是誰想當就當?shù)昧耍膊皇悄阌幸稽c知識就大算一個的。
條件有二，一外一內(nèi)。
外部條件是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和職業(yè)選擇與遷居自由；全社會的就業(yè)崗位向每一位納稅人公開，沒有過于他人的特權現(xiàn)象，一切公民依據(jù)同一個契約公平競爭，競爭上崗這些保證了人的獨立性。
這樣的條件是苛刻的，王朔會它在我們這兒根就沒有。我當然也清楚這一點，我談它先是從“應該有”
的層面上的。談過了應該，我們才能知道它與我們差著多遠。
另一方面，條件再苛刻它也有相當大的漏子，人的能動性很大，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會太受外界條件的約束，這來自自身的覺悟和責任意識。所以，條件是死的，人是活生生的，嚴格地外界因素并不是頂頂緊要的，有了更好，如果沒有，那也不必太在乎。
主要是內(nèi)部條件這個人需要接受“現(xiàn)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現(xiàn)代“先進”、但決非虛假之“先進”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訓練、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具備獨力思考規(guī)范是否合理和公正的能力。
具備這類條件的人，我們稱之為“知識分子”。
如果社會亦從制度上保證“知識分子”公開辯論的自由，保障人們能以反對派的身份出來講話的權力，“甚至要有胡八道的自由，以便尚未被承認的、好的見解有機會被聽到”，如此等等，正常批評的聲音才能順利地出來，起到防范于未然或亡羊補牢之類的作用。
所以，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先是限于“紙面”意義上，而后限于輿論監(jiān)督而不是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后者由“執(zhí)行規(guī)范”，即掌握權力的人物來做，他們不在我所的“知識分子”之列。
可見，知識分子的“鐵肩擔道義”，所擔的對象不是社會強勢群體、尤其不是國家的當權者，而是那些無權無勢的弱者。
而王朔所的“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于偽善”等等是確然存在的，只不過它們也都是“結(jié)果”，由于它是一個“結(jié)果”，因而，偽善風氣的“養(yǎng)成根子”決不是“知識分子”，更不是我所定義的那些與權力八輩子打不著的、“在野”不“在朝”的、與“偽善”完全對立的“知識分子”。
既然這樣，那么偽善的原因在哪里呢這個原因是不是單一的呢
我認為原因并不單一，但主要原因則來自不受制衡與規(guī)約的權力。
誰都知道，權力者都是在朝者，被“流氓、武夫和外國人”所利用的有知識的人也都是在朝者，所以，這些人不是什么“知識分子”，至多只算得權貴們的幫忙和幫閑。
王朔所的“世道人心、精神關懷又皆賴知識分子裁決”這是正確的，但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并非“權大無邊”，他們有可能是“神甫”，但決不可能是“官員”，不可能“身兼二職”。
中國的神話的確不少，可知識分子受迫害一直以來是不爭的事實，歷朝歷代的文字獄王朔不陌生。追究原因，我倒是得出了和王朔恰好相反的結(jié)論，這就是“制度的嚴苛”是第一位，而不是王朔所的“第二位”。
為什么這樣講因為有了這樣的極權專制，才需要養(yǎng)一批“幫忙和幫閑”，幫忙和幫閑們也才能為主子豎一些“神物”，讓我們覺得“郁悶”。再而才有了層層的“精神榜樣和恰成對照的無處不在的趨利避害”，即偽善。
王朔除了這方面的混亂以外，其可笑之處還在于，他把自己正做的大眾文化事業(yè)和知識分子所做的精英文化事業(yè)對立起來，只認大眾文化才的確“為工農(nóng)兵服務”了。
然后，又把自己欣賞不了的精英文化成是“審美趣味”像納粹，“偏好崇高壯美，一意孤行。誤了幾代人”。
他不僅排斥精英文化，甚而認為這么走下去“很難不走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這就有點不像王朔這個人所的話了，倒像他所惡心的“衛(wèi)道”者，喜歡動不動拿別人上綱上線
所以，王朔不是王波那樣真正的知識分子，有條件有能力超越實際的厲害關系，依據(jù)人類、宇宙的公理和良知良能在心靈內(nèi)部設計一個理想社會，以這為基準，使自身成為社會的良心與公正的化身，越過一時一地的利益關系，認識社會、批評社會，為全社會哪怕是極其微末的進步之道。他沒有能力勝任這些，卻不甘做個默默無聞的人，話又特別多，這就笑話百出，懵懵懂懂地維護愚昧、宣化無知，捍衛(wèi)了流氓們的邏輯與思想
這是無意的，也是無畏的。因于無知的無意，因于無知的無畏。
五、王朔與我看魯迅王朔夠不著魯迅，但他寫了篇我看魯迅，發(fā)表在收獲2000年第2期上。無知者無畏里沒把它收進來，給編輯斃了。我拜讀后，發(fā)現(xiàn)他對于魯迅、對于作家、對于長篇等方面的許多觀點和我不謀而合。我這句話倒不是批他太狠，過意不去，想和他套套近乎，這沒必要，我相信只要我在道理上，他不會沒有這個承受批評的能力。即就是大方向的不同，不排除在許多細節(jié)上成為同志。
而我把他和魯迅進行比較，是覺得他們有一些可比性，最直觀的一點就是，一個是最“沒有”思想的，一個是很有思想、甚至被認作二十世紀中國作家中最有思想的?！皼]有”思想的人想在很有思想的人那里找思想，這是一個滑稽，如果不是死去的魯迅開玩笑，那一定就是王朔想搞笑。
細心的人會注意到，我王朔“沒有”思想，是有個引號的，這是就他所的“無知者無畏”而言的，事實上只要是個人，他就不能沒有思想。思想有深淺，有對錯，有原創(chuàng)和轉(zhuǎn)述，有成體系與零星等方面的區(qū)別。
王朔的夠不著魯迅，指的正是思想上的夠不著。
他對于魯迅的思想，就我看，恐怕還停留在口號層面上，引了幾個被人經(jīng)常拿來利用的口號，就認為這就代表了魯迅的思想。
他“我以為我了解他的思想，實際上我沒有讀過任何他的思想著作”。
魯迅沒有寫什么思想方面的專著，他的思想包含在文學作品、評論，主要是雜文中。王朔沒讀過魯迅的思想著作，卻又已經(jīng)讀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不知道他怎么讀的，這就如同讀金庸讀的是他的七卷天龍八部、而天龍八部從未見七卷的一樣叫人不知所云。
在他的感覺中，魯迅并非就有什么思想，也并非有什么骨頭，即使有，也不是最有。
真這樣嗎
原來王朔在這兒又耍了一次賴皮魯迅的思想可能不最有，骨頭可能不最硬，但是比較人物的時候需要同類相比，你不能拿騾子和狗熊比拉力，也不能拿農(nóng)民和官員比吃喝，像王朔那樣把魯迅和王二相比較，把一個思想型的文人和對敵作戰(zhàn)的戰(zhàn)士相比較，這就不叫懂邏輯。
那么多的人已經(jīng)談過魯迅思想的深刻、深刻在什么地方，而他們談起魯迅的時候也并不都像王朔以陰暗之心揣度的，只是在朝圣。
想一想也是，一個人像王朔那樣一時辜名釣譽可以，難的是長久魯迅的聲名單靠幾個“朝圣”者就能“朝”出來，一直至今，誰敢相信他就沒有過人之處所以，王朔雖他讀了魯迅的大多數(shù)作品，但我從他對于魯迅的判斷上對此產(chǎn)生了懷疑。
這一點我不想深究，我看重的是，王朔從來就想把什么話都得滿滿的以打擊一片，他
從他無數(shù)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誰過他有思想，大家糾纏、感慨、為之涕下、激動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對他可能具有的思想進行猜測，想象這樣一個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內(nèi)心一定是“漆黑一團”，這個邏輯似乎是，對生活、社會、人群極度絕望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太明白這個邏輯，坦白，直到昨天，寫到這里，我還是暈菜，不知道魯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王朔可能也看書，但他把報紙、影視充作了書，或者看一些最低級、最低能的人所寫的書配他所看的，大概也只是這樣的“書”。因為研究魯迅的學者我不能他們個個都好，人人純潔，也許大多數(shù)并不那么令人滿意，帶著強烈的功利與目的但是，你也不能他們?nèi)坎顒?，至多只在埋頭“猜測”魯迅可能會有些什么深刻的思想進一步了，那些能夠猜出了什么“深刻思想”來的人，如果這些思想的所屬權真不在魯迅那里，那么，通過一個虛設的魯迅這些“猜測”者也挺了不起啊，畢竟思想的“深刻”單靠猜就猜得出來的天才不能全人類沒有，起碼也相當稀罕了就憑這，魯迅也應該不被我們“忘記”，他依然有用，以后的“猜測”者看他作品的時候，不定又能猜出什么新東西呢
“費爾巴赫猜想”之所以有那樣大的意義，不就在此嗎“統(tǒng)一場”設想的意義不也是這一個嗎霍金所假設的宇宙“大爆炸”理論，白了也是這個。自然學科如此，一切文史哲等學科，表面上看著無用，實際上像馮友蘭時時掛在嘴邊念叨的，它們是“無用之大用”。
注重實際的王朔，對這些是想都想不到的
當然，王朔寫我看魯迅時心里很虛，不得不用了大量他那些朋友們的話來虛張聲勢，結(jié)果嚇住許多人，以為真有那么多王朔的同志持著同樣的看法，他們一唱一和地評魯迅，把王朔人對于魯迅的具體態(tài)度一多半倒“遮住”了。既然這樣，王朔何必用什么“我看魯迅”做題目呢干脆叫著王朔及其朋友酒桌上侃魯迅得了，看到這題目我們可以笑著讀，不和王朔認真，只當放氣肚子里氣太多，需要排放。
我就注意到和王朔唱雙簧的另一位有這么個法魯迅的思想沒什么新鮮，“早期主張全盤西化，取締中醫(yī)中藥，青年人不必讀中國書；晚年被蘇聯(lián)蒙了，以為那兒是王道樂土，向往了好一陣，后來跟四條漢子一接觸，也發(fā)覺不是事兒。據(jù)魯迅最新研究成果講，魯迅是主張人權的，是自由知識分子，因為畢竟寫過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魯研家們還沒找出辦法將他歸到英國式消極自由那一筐里”。
難怪王朔聽過后更糊涂了，更以為魯迅算不上有什么思想了從這些句子里，我倒是發(fā)現(xiàn)了王朔之對魯迅的那些“壞印象”，多是從這些以“不知”為“知”、以“一知半解”為“全知全解”的朋友那里聽來的。
他的耳朵就厲害，單憑了聽，加上膽大，他就敢對一切下結(jié)論了。
到魯迅精神時，他認為就是“以筆為旗，以筆為投槍或為匕首，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協(xié)地向一切黑暗勢力挑戰(zhàn)。與之相聯(lián)的形象便是孤憤、激昂、單槍匹馬、永遠翻著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明槍，身后是飛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簡言之，戰(zhàn)士的一生。林語堂曾形容過魯迅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魯迅之一活形也”。
這樣一個“不會有缺點玷污逮誰跟誰急的戰(zhàn)士形象對后代中國作家的吸引遠大于寫的那個魯迅”。
榜樣在先，作家們?nèi)粚懥?，全學魯迅做戰(zhàn)士去了，為的是能夠像魯迅那樣留下清名，也為了“一舉成名”，“于是，忿于世人不肯受他超度的傳道士來了，才盡落魄的三流文人來了，大事事一直不順的倒霉蛋、心理變態(tài)的自大狂和一班普普通通的憤世嫉俗者都來了。什么樣的病人一集合，毛病都不叫毛病，改叫眾人皆醉我獨醒”。
此處的王朔歪打正著了一些社會弊癥，然而他的打著是以把魯迅完全獻出去為代價的。
魯迅不是不可以批評，但王朔對他的批評是在不了解、不能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因為他對于魯迅的所有法，都不是建立在閱讀魯迅作品的基礎上、依靠嚴格分析其作品得出的，有的只是旁人的法旁人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架空魯迅、利用魯迅、肢解魯迅、歪曲魯迅或?qū)︳斞高M行寫意的話，他全以為真，依仗這些來談論他自己對于魯迅的感覺，這能有多少可信度呢
這樣，深邃博大的魯迅先經(jīng)過不同功利目的的人一重處理，簡單化了，以訛傳訛，被王朔們再一重處理，愈見狹隘，全部的思想、精神由若干風馬牛不相及的詞語概括，這的確是“概念”之禍，但“概念”身是被動的，真正替它做主的是人，禍首在我們這些把別人“簡單”化了的人。
王朔自己又缺乏魯迅那樣的大家胸襟。比如，有人不過把王朔那篇招眼的“看上去很美”按照他一貫耍弄聰明的方式反過來取了個名字，叫著“看上去很丑”，再做個廣告，封面打上“北大博士挑戰(zhàn)王朔”，利用他的臉皮厚占他的光好賣，他就不答應了，自己這一回得以老前輩的口氣對那丫教了
有志氣，允許；想當作家，可以；走正道。讀書盡可以使人無恥，但自己要給自己設一個底線，丟人的事也有癮，干過一次就想著下次。
在這里，這位已經(jīng)混出來的“老前輩”早就忘了他當初是怎樣殺出重圍的了。這樣的襟懷，有點像“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官們?nèi)思疫€不過將廣告做在封皮上，搞的是“陽謀”，又沒有傷害你王朔什么，頂多借了一下大名促銷促銷，僅此而已；王朔可就比這個“惡劣”多了，他多數(shù)文章的題目、許多作品的內(nèi)容，都瞄準了只有商人才備加關注的利益，做廣告使的是“陰謀”。后來他混出來了，再此后難道突然間學得正經(jīng)了，走了正道嗎他就沒有丟人他為自己劃定的“底線”又在何處自己做不到的事，卻要求別人去做，而且以“老前輩”的口氣要求，真是“老”不思悔、越“老”越糊涂啊
這方面，魯迅和王朔一定不同，他不會為自己打標語、貼廣告。但這樣的魯迅大概礙事，王朔瞧著不快，于是魯迅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妨礙我們的“自由呼吸”了，我們精神的不得“進步”和“自由”，是由于有一個魯迅沉甸甸地壓在身上了，所以得把他“忘掉”，只有將他忘掉，我們才能“進步”，我們的精神才能“自由”。
聽了這樣的栽贓，魯迅死若有靈，大概也會蒙掉，認不清自己到底是誰。
不是嗎一個一輩子把自己獻給“進步”“自由”事業(yè)的人，一個最反對精神專制與奴役的人，最后居然被當作了“專制”“奴役”他人的人，真要是這樣，魯迅不需旁人干他，先已出來反對自己，自行消失不見了，到那時，王朔攥緊了拳頭，憋足了氣，猛的沖上前，使盡吃奶的氣力，一拳打?qū)⑦^去，前面空空如也，他收都收不住，直撲下去，跌進魯迅所的“無物之陣”。
我的意思是，認為魯迅是制約我們精神自由的怪物，把別人強加在他頭上的種種誤讀胡，聽過來當了魯迅人的缺陷，從而想丟棄這個“神”，這可能是王朔們的心愿，真正讀懂了魯迅、又不惟魯迅、不迷信魯迅、不當魯迅為“神”的人，誰會相信道聽途的鬼話呢
魯迅有缺陷，但缺陷決不是王朔所的那種。我們是在肯定他、紀念他、敬重他，和他平等的基礎上批評他的。他的成就也不是王朔之流的幾句話就能夠抹殺得了的。
有人要問，你魯迅有缺陷，這個缺陷究竟在哪里呢
我認為，魯迅缺乏系統(tǒng)的、可以落實到地面來的、可操作的憲政法治理念，缺乏權力制衡意識，由于這些，他的“立人”主張是玄虛、懸空的，落實不了的。
二十世紀的歷史反過來也證明，做為一個人，我們并不是都沒有“立”好，而是由于我們?nèi)鄙僖粔K“立身之地”，所有的空間全是“國有”的，在這塊土地上，我們最缺少了民間化的私有空間一起碼有一些年代，這種狀況相當突出。有了這樣的限制，即使像老舍那樣的人，也只能有自殺的“自由”，其余是不可能、不允許的。
在這方面我僅在這方面比較，胡適比魯迅優(yōu)秀，他彌補了魯迅的“不足”。
而魯迅的易被架空、利用，原因也就在這里，即就是他那些光輝的思想降不下，缺少降下來的土壤或空間，不能在“制度”層面上得到保護，發(fā)揮積極性的作用等等。
當然，人無完人，我們不能苛求魯迅，要求他必須面面俱到，把后人碰見的一切全部思考一遍，讓后來者無所事事。魯迅沒有這樣的領，也不需要。魯迅思想不及的地方，其他人會去做，而且可以比他做得更好，我們不能“惟魯迅”，獨尊魯迅，向著他匍匐、下跪這也是我們的事，不是魯迅的事，他再被歪曲、利用，也不能、不該清算他人，應該得到清算的，是利用他、并將他歪曲了的人，如毛澤東等。
王朔的點評魯迅就沒有把握好其間的底線與界限，他對待魯迅的態(tài)度是混亂的，因而他寫作時運用的邏輯同樣是混亂的，有時候失之于流氓化的。
如此，我要套用王朔在我看魯迅里過的一句話來結(jié)束全文中國這塊“灰色地帶”上的流氓習氣、流氓邏輯、流氓意識太悠久、深入人心，有意無意間就冒出來了，所以，這應該成為一個標尺什么時候大家都對它警惕起來，隨時隨地都能避免它出現(xiàn)在自己身上，覺悟到它那些極大的破壞作用，堅決抵制、防范它的侵襲了，王朔之流就不值一批，而我們也就真正有所“進步”、真正被“解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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