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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wwwxxx日本 裴該想命虞喜

    裴該想命虞喜修訂歷法,虞喜卻以此事并非行臺所可擅為來推拒,對此,裴該笑笑說:“行臺自無修歷之權(quán),但國家并不禁私人制歷啊。倘若卿能修訂舊歷,甚至于更制新歷,于關(guān)中指導(dǎo)農(nóng)時,試之可用,我自然會奏明天子,用卿之歷。”頓了一頓,又說:“況且我晉肇基之時,并未明改正朔……”

    所謂“正朔”就是“正統(tǒng)”的意思,用以彰顯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據(jù)儒家的研究——其實是附會——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換言之,就是重訂歷法。

    據(jù)說,夏朝用夏歷,建寅——也就是說以一月為正月,作為一年的開端;商朝用殷歷,建丑——以十二月作為歲首;周朝用周歷,建子——以十一月作為歲首。

    其實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這估計是戰(zhàn)國時代陰陽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論,被儒家吸納后所得出的結(jié)果,所以第一個正式因此理論而改正朔的,實為秦朝。秦用顓頊歷,建亥,即以十月作為歲首,名為端月(避始皇帝政諱)。

    西楚項羽沒搞過類似花樣——或者搞了,但其事未傳于世——一直到漢朝統(tǒng)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據(jù)儒生們所請,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劉邦和跟著他打天下的多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沒有合適的天文歷法人才,所以仍舊沿用的秦代的顓頊歷。

    相關(guān)理論,儒生們也是逐漸完善的,逮董仲舒終于基本圓滿,因此西漢到武帝太初年間,才新制《太初歷》,頒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換代,就該王莽登場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邊兒又有一個學(xué)究天人的國師劉歆劉子駿,當(dāng)然要把這禪讓之事徹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漢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沒有新制歷法,史無所載。

    根據(jù)董仲舒的說法,古來正朔分黑、白、赤三統(tǒng),于歷則對應(yīng)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國祚不長。只是不用一月當(dāng)歲首,怎么著也感覺怪怪的,是以中國自東漢復(fù)辟以降,大多數(shù)時間還是用的建寅——歷代歷法,直到今天的農(nóng)歷,也才會被統(tǒng)稱為“夏歷”。

    故此曹魏簒漢后,仍然沿用東漢《四分歷》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輕突然間又想起此事來了,于是在與群臣反復(fù)磋商過后,便即放棄《四分歷》,正式頒行《景初歷》——主要是《四分歷》運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來越大,已經(jīng)影響到了農(nóng)時——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為正月。

    還是那話,不以一月為歲首,實在麻煩,所以沒過幾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經(jīng)過這么一番折騰,學(xué)者們紛紛起而修改舊說,比如王肅就主張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過是一時權(quán)宜之計,且夏代以前——包括傳說中的炎黃啊、顓頊啊、堯舜啊之類——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傾向于王學(xué)的司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該今日欲命虞喜制歷,隨口就說了:“我晉肇基之時,并未明改正朔?!北緛聿贿^拿改正朔之說來給自己編造理由罷了,然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虞喜是聰明人,聰明人就難免腦補。在他想來,原來大司馬是這個意思……晉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災(zāi)多難,還差點兒就斷了根兒,可見正朔當(dāng)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謂改正朔乃權(quán)宜之計,最正統(tǒng)的還應(yīng)該建寅云云,這是王肅的主張,而聽說大司馬在關(guān)中重用董景道,比較傾向于鄭學(xué)……他這是打算通過改正朔來徹底打垮王學(xué)嗎?

    以裴大司馬如今的權(quán)柄,他一旦站出來說王肅所言不對,咱們就應(yīng)當(dāng)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會站出來堅決表示反對的——尤其是國家?guī)字羶A覆,倘若把這責(zé)任推到已死的王肅身上,是他妄揣經(jīng)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無謀,那多簡單方便、喜聞樂見啊——則我新制的歷法不就能夠頒行天下了么?“歲差”之說就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秘藏,而將成為學(xué)者們的通論??!

    想到這里,當(dāng)即俯首,說:“倘若關(guān)中實無可修歷法之人,喜愿領(lǐng)受大司馬之命?!?br/>
    裴該終于說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實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歷法,也在兩可之間——終究《景初歷》用了還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nèi),估計起碼還能再順利運行個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見到一名科學(xué)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資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

    然而晉朝對于天文歷法的研究,職在太史,隸屬于九卿之一的太常,關(guān)中行臺卻沒有相對應(yīng)的機構(gòu),也不方便新造一個機構(gòu)來負責(zé)修歷。于是裴該便命郭璞行文長史裴嶷,打算暫時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給他調(diào)撥資金、安排助手,鉆研天象和歷法。

    這純屬一拍腦袋,臨時想出來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當(dāng)即通過了。不過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來,大司馬竟然想要更改歷法……則其心不問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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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崧忙著準(zhǔn)備貓兒和楊清的婚事,而裴該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dāng)嗪笾Γ瑫x升楊清為上尉,命其接替陳安,為樞部掾郭默之副。荀崧還覺得不夠,乃通過朝中舊吏請尚書制詔,拜楊清為揚威將軍。

    眼看婚期將屆,突然間劉隗跑到長安來了。

    劉大連原本計劃先去洛陽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著司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罷免自己和刁協(xié)職司的書狀,所行堂皇正大,估計這狀未必能夠告得贏……尤其他過江后先逃去開陽,依附徐州刺史卞壸,卞望之分析過后,也覺得就目前狀況而言,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劉隗即請卞壸派人護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長安,好來向裴該哭訴。

    裴該聽說劉隗到了,當(dāng)即召見,然后也不顧劉大連跪在面前哭天抹淚,他就先斥責(zé)道:“大連,汝等行事,太過操切,豈有手無尺兵,而欲奪人僮客之理???今日之禍,實屬咎由自?。 ?br/>
    劉隗急忙辯解道:“大司馬在長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門日益坐大,丹陽大王政令幾乎難出建康王府。且北僑南貉,肆意奪占田土,逼良為奴,建康幾無可用之兵,府庫亦空可羅雀,實在到了不下猛藥,則痼疾難瘳的地步了!

    “當(dāng)此之際,晚一日釋僮,則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將來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難以于江南施政,國家名雖全而實兩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風(fēng)險,施此善政,以為朝廷收攏民心,整理田地、戶口,安收賦稅。倘若今日不為此事,或許將來大司馬只有發(fā)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該聽劉大連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關(guān)注的,只要你們別來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賊,一統(tǒng)中原之后,自可騰出手來,處理江南的問題。但如劉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勢日益兇險,就怕熬不到自己這慢郎中趕到府上,便要咽氣……難道自己將來只能如其所言,調(diào)兵渡江南下,殺得人頭滾滾,才能解決問題么?終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聽劉隗又說:“刁玄亮確乎操切,乃奏請于六州之內(nèi),遍行釋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將他勸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陽國內(nèi)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釋僮客、奴婢數(shù)萬之眾,于其中選兵,五六千卒須臾可得。

    “且丹陽國內(nèi),豪族并不多,也就紀(jì)(瞻)、薛(兼)等三五家罷了,名望雖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僑人于國中所置產(chǎn)業(yè),于其亦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更加丹陽大王坐鎮(zhèn)建康,則于國內(nèi)釋僮,阻力或許不大……

    “乃自丹陽始,先釋僮而得兵,并增賦稅,則于明歲可望推行至吳郡、吳興國等處。如此徐徐進取,有望成功……誰想政令尚未下于吳興,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該輕輕搖頭:“卿等既然殺雞,則猴豈有不駭之理?。俊鳖D了一頓,又說:“且我以為,此必王處仲惡卿等執(zhí)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機會,命沈充煽動周札,為其兵入建康創(chuàng)造機會!”

    劉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復(fù)籌思,亦已明此……誰能想到王處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挾丹陽大王!”

    裴該苦笑道:“卿等竟不識人間險惡,而仍以為王處仲是茂弘一般溫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損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產(chǎn)業(yè)的十之一二,彼也絕不肯與卿等善罷甘休!卿等誤矣,本當(dāng)敷衍、羈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釋南人之僮客,則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驟起叛心,王處仲未必能為其奧援……”

    劉隗無言可對,只是叩首道:“大司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確乎不謹,乃至于連累了丹陽大王,且愧對于大司馬所托……唯望大司馬懲處王處仲,解丹陽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該搖搖頭:“大連,卿亦當(dāng)知,此非其時也。國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懲瑯琊王氏?且此番王處仲有丹陽王調(diào)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無從責(zé)難……”眼瞧劉隗眼淚鼻涕一大把,怪可憐的,便又婉言勸慰道:“不過,卿且放心,只待平滅羯賊,朝廷自會梳理江南之政,異日必為卿與刁玄亮平反?!?br/>
    劉隗連聲道謝。裴該就問了:“則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劉隗道:“本欲前往洛陽,向朝廷申訴,但正如大司馬所言,非其時也。我只能暫且棲身長安,留此殘身,以待將來為刁玄亮復(fù)仇……還望大司馬垂憐、收錄?!?br/>
    其實裴該原本對劉隗并沒有太好的印象,因為在歷史上,司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識人不明,先用刁、劉,后用庾亮,兩次想搞中央集權(quán)都失敗了,導(dǎo)致東晉就此徹底淪落為主弱臣強、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劉寄奴跳出來殺得人頭滾滾……他此前支持劉隗,其實主要目的是為了削弱瑯琊王氏的權(quán)柄,最好江左政權(quán)兩派內(nèi)斗不休,那就不會再來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對于劉隗,純是利用。但今日聽對方所言,倒還并非刁協(xié)那般志大才疏,卻又剛愎躁進之徒,胸中頗有丘壑。實話說這次失敗,純粹是被刁協(xié)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實力甚雄,憑幾個書生之力,確實難以撼動啊。

    既然如此,則劉隗貌似還算有用——起碼有過執(zhí)政地方的經(jīng)驗,比自己從關(guān)西新召上來一些無名士人要強得多了。于是好言撫慰,即將劉隗留在身邊,并且嘗試如裴嶷所言,創(chuàng)建類似門下省一般的行臺機構(gòu)。

    當(dāng)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門下,其署也不能叫臺或者省。按照舊例,諸公及開府位從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門下侍郎,以記事督方秘書監(jiān),但使兩者合并辦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擬、宣出,前者則主上下政、奏的審核。

    此乃后話,暫且不提,且說裴該在收錄劉隗之時,還安慰他說:“王處仲自以為朝廷無暇南顧,彼乃可肆意妄為,我卻絕不能如其所愿……”

    因為在得知事變之初,裴該便諷洛陽朝廷,下詔建康,給這件事定了性,說周、沈謀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務(wù)必將周札、沈充明正典刑,傳首洛陽。

    詔命下到建康的時候,事變已經(jīng)基本上結(jié)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劉,便命錢鳳前往叛軍之中,寬赦周、沈,命其退兵。本來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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