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慶星大學中韓文學討論會上的發(fā)言今天這個文學活動是我參加過的所有國際文學活動中內(nèi)容最為具體、清晰的，最具明確意義的。

    因此，可能也是最值得每一位參加者日后回憶、懷念的。在大家都談論中韓雙方的具體作品時，我想就兩國文學作品翻譯的選擇性標準與差異，談以下幾點看法。

    一、就數(shù)量而言，韓國翻譯的中國文學——以而論，新時期的10年來，根據(jù)樸宰雨教授201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布的中國作家在韓國翻譯出版的作品數(shù)字，及我在中國了解的中國作家的作品版權被韓國出版社買去還未及翻譯出版的作品數(shù)字，二者加在一起，作家大約在60人，作品大約有200部。

    其中莫言、余華、蘇童和曹文軒等，每人在韓國翻譯出版的作品，都有六七部之多，有相當?shù)挠绊憽?br/>
    但這10年來，中國翻譯的韓國文學，僅在三十幾部。就純文學而論，有較大影響的是廣州花城出版社幾年前出版的

    “韓國當代作家叢書”。從這懸殊的數(shù)字統(tǒng)計來說，中國對韓國嚴肅作家作品的翻譯，遠遠不如韓國對中國嚴肅文學的翻譯。

    從表面上看，兩國彼此的翻譯，呈現(xiàn)出較大的反差。似乎就文學作品來說——當然不是那些讓中國的年輕一代著迷的電影、電視——韓國的出版社和讀者更熱衷于中國的作家和作品，而中國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及讀者，則相對疏遠韓國的作家和作品。

    但考慮到中國有13億人口，每年出版的長篇有兩萬多部這龐大的數(shù)字，單成為中國作協(xié)會員，被稱為作家的人數(shù)就有7000多個，那么就人數(shù)而言，韓國人口基數(shù)較小，作家總人數(shù)比中國作家人數(shù)也相對較少的情況，韓國被介紹到中國的作家的作品數(shù)量，與中國被介紹到韓國的作家的作品數(shù)量還是均衡的，甚至是偏高的。

    因為，在中國可以稱為作家或自稱為作家的人數(shù)要在萬人之上，而韓國可以稱為或自稱為作家的人數(shù)不一定會超過這個數(shù)字的1/10。

    二、就選擇標準而論，從我們的選擇角度去談，韓國的出版方是既兼顧了韓國的大眾閱讀，也兼顧了韓國讀者對純文學閱讀需求的。

    在中國，在我的那些寫嚴肅作品的朋友中，幾乎所有的或絕大部分的作家，都有作品被介紹到韓國來。

    看很多中國作家在出版作品時寫的個人簡介中，他或她都會說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了韓語、日語、英語等。

    而且在這種說明文字中，說到被介紹到韓國的是最多的——當然，也不排除那些騙子作家的作品，從沒被介紹到國外，他也要在簡歷中寫上他的作品被輸出到韓國去。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在中國，作家欺騙讀者是可以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的，就像你們到北京吃了地溝油，中國的餐館不負責任一樣。

    反之，從韓國被介紹到中國的文學作品看，被介紹更多的、更有影響的，還是那些被改編成影視后十分暢銷的作家和作品，如《我的野蠻女友》、《菊花香》、《那小子真帥》、《狼的誘惑》、《大長今》和《七朵水仙花》等。

    在中國，真正有影響的韓國作家，不是那些純文學作家的作品，而是那些有市場、可以賺錢的暢銷書作家和作品。

    這和中國嚴肅作家在韓國有相當影響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照。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閻連科不那么愛國的結論：就是韓國出版方和讀者似乎更偏愛有一定價值的純文學作品，盡管他們也介紹了很多中國的影視和暢銷，但純文學作家和其被翻譯的作品，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而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韓國純文學作家的作品在整個被翻譯的韓國作品中，并不占主導，構不成韓國被翻譯作品的主要陣容。

    分析這種情況，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韓國的讀者和出版方的文學品位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中國的讀者和一些中國的出版機構，另一方面，是今天中國的圖書市場，比韓國的市場更為初級、混亂，更注重利益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