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兵不血刃敉平“兩廣”
說起特工，大家往往對行動工作比較感興趣，尤其是暗殺啊、破壞啊。這很正常，一是情節(jié)曲折，二是總有一些細節(jié)往往不為人們所熟知。其實，行動工作只是諜報工作中的一個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情報是一切諜報工作的基礎的話，那么，策反就是諜報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說是集大成者。
在策反方面，特務處乃至后來的軍統(tǒng)有過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前面在殷汝耕案中講到的，對冀東保安隊的工作，就是通過策反達成的。雖然后來又被殷汝耕這個漢奸跑掉了，但不能因此而抹殺策反工作的成功。
在特務處的策反工作中，要說最成功的，就是在“兩廣事變”中的表現(xiàn)了，那真可以說是“藍衣劍客踏雪無痕”，各條工作路線分進合擊，絲絲入扣，兵不血刃，敉平“兩廣”，實在令人擊節(jié)。
“兩廣”這塊地方，挺有意思。
想當年，國共兩黨攜手從這里邁出了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步伐。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作為革命策源地的“兩廣”，反而卻一直把持在軍閥手中。
廣東的軍閥，中山先生都拿他們很頭痛。先是陳炯明，然后是他請來的滇軍的楊希閔、桂軍的劉震寰（這兩個人到了廣東的所作所為，像極了漢末的李傕、郭汜）。等把這一干人等打垮了，中山先生也去世了。上來的是另一個廣東軍閥陳濟棠，接著跟老蔣對著干。好不容易到1936年廣東歸并了“中央”，沒幾天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廣東很快又淪陷了，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算起來，從1923年3月1日孫中山的“大元帥府”成立到1949年，廣東就沒消停過幾天。
廣西就更不得了，從1917年6月20日，陸榮廷唆使廣東督軍陳炳焜和廣西督軍譚浩明聯(lián)盟通電，宣布兩廣自主開始，廣西始終把持在老桂系和新桂系手中，這當中，還有三四年的時間，桂系連廣東都抓在手里。
說起桂系，絕對是舊中國的一個“異數(shù)”，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姑且從此就算他為統(tǒng)治全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49年退出大陸，一共22年，其間，多少軍閥都被蔣剃了頭，唯一保持相對獨立，且在國民黨內、軍內始終保持相當影響力的，惟有桂系。
去臺以后，國民黨內部曾經(jīng)有一種說法，說國民政府之所以丟失大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桂系總在那兒“攪和”，爭權奪利幾十年，造成“黨國”的不團結，最后大伙一塊兒“洗洗睡”。
這種說法，失之于表層化，且有推脫責任之嫌，但細想起來，也有一定道理。
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分別就任“中華民國”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此前，李宗仁曾征求老蔣的意見，問就職儀式上穿什么衣服比較合適，蔣說穿西服，于是李宗仁去趕做了一身燕尾服。等到典禮頭天，老蔣又通知李宗仁，說改穿軍服，于是李穿上他那身一級上將的軍裝，別上幾大排勛標，威風凜凜地就去了。結果到現(xiàn)場一看，老蔣穿了一身中式的長袍馬褂，風度儒雅之至。兩人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李宗仁是蔣介石的保鏢呢，把李副總統(tǒng)給氣得都快瘋了。
一個“黨國”的一、二把手之間，腦子都用到這些地方了，你說這個黨、這個國，還能好得了！
廣東和廣西的關系，頗為獨特，一會兒打得不可開交，一會兒又一塊扯旗造反；有明明是廣東人，卻被稱作桂系軍閥的，有明明是廣西人，卻屬于廣東軍閥的；就在這打來打去之間，打出了許許多多出類拔萃的人物。
廣西的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等，大家比較熟悉了。更早的，還有老桂系的陸榮廷，這個中學課本上是有的，其人功也、罪也，到今天還說不清。
同樣，廣東的軍閥中，也頗有些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是陳炯明。
陳炯明的一生，以1922年6月16日“炮轟總統(tǒng)府”而著稱，給人的感覺，好像他一輩子就干了這一件事。實際上，除“六一六事件”以外，陳炯明還做過許多事情，是個相當不一般的人。比如他對廣東的建設、比如他堅決禁賭、比如他的不蓄私財、比如他一手將美洲洪門致公黨改造成為中國致公黨，至今還是我國參政議政的一個民主黨派。
1925年，被徹底打垮的陳炯明退居香港。1933年，陳炯明在貧病交加中病逝于香港，年僅55歲。
陳炯明死時身無長物，連棺材都沒有，身邊的人，只好用他為其母所備的一口棺材殮葬。
時人曾送給陳炯明一副挽聯(lián)：
“好權不好利，好儉不好奢，叔世才難，如公有幾；
叛情不叛理，叛黨不叛國，謗滿天下，名亦隨之?！?br/>
“謗滿天下，名亦隨之”，是反用曾文正公的說法，用在陳炯明的身上，極為貼切。的確，“炮轟總統(tǒng)府”的陳炯明，只這一件事，足以使他“謗滿天下”了。
其實，究竟有沒有“炮轟總統(tǒng)府”這回事，或者是究竟誰往廣州城里開了炮，歷史上還有爭議。當然，不管有沒有，“六一六事件”都意味著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決裂，這是沒有錯的。
唯一從“六一六事件”中受益的，那就是成全了蔣介石。
1922年6月18日，痛感身邊沒有軍事干部的孫中山，在永豐艦上給蔣介石發(fā)了一封電報，稱：“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事緊急，盼速來。”
當時正在上海做投機生意的蔣介石，接到電報之后，在熊市的不利局面下，托虞洽卿又“操作”了最后一把，于1923年6月25日攜款4萬直奔廣東，并于6月29日，登上永豐艦，與孫中山會合。此舉令中山先生終生難忘，甚至當時就露出了“傳位”的意思：“你是最重要的干部，萬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業(yè)要你擔當?shù)?，你的責任太大了?！?br/>
蔣介石一舉奠定此后一生的事業(yè)基礎。
人哪，其實一輩子就是那幾步，走對了就走對了，走錯了，也就甭怨天尤人了。
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
陳炯明之后，就要數(shù)陳濟棠了，與老陳相比，小陳可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陳濟棠，1890年生，廣東防城（今屬廣西）人。
陳濟棠17歲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并加入了同盟會，從此開始軍旅生涯，辛亥革命后進入粵軍，積功升至團長。其中，還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投在宿將林虎手下。
陳濟棠在這之后的經(jīng)歷，實在太過復雜，一會兒跟著這個打那個，一會兒隨著這個“通電”反那個。當然，不僅陳濟棠，那會兒的軍閥大都如此，尤其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就跟演戲似的，今天“通電”“反”某某人，明天就“通電下野”，后天就留洋，大后天沒準又殺回來了。
不奇怪，那個時代政治的運作方式和規(guī)律跟現(xiàn)在完全兩樣。
陳濟棠是個很會利用機會的人。
從1922年開始，先是追隨孫中山參加了護法戰(zhàn)爭和討伐陳炯明，當上了旅長。
然后——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后，陳濟棠成為國民革命軍師長。
然后——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政變，陳濟棠積極響應：“**是本黨的反對黨，是危害本黨的唯一敵人?！薄俺嗌蹏髁x者的蘇俄，是我們最大最可惡的敵人。”這一響應，陳濟棠又升了一格，1928年3月，任第4軍軍長兼西區(qū)綏靖委員、廣東編遣特派員。
然后——在1929年的蔣桂戰(zhàn)爭中，陳濟棠積極支持老蔣，成了第8集團軍總司令。
然后——1931年，借著老蔣扣押胡漢民，陳濟棠又通電“反”蔣，順帶手趕走了自己在廣東最大的對頭——廣東省長陳銘樞。
然后——1931年5月，汪精衛(wèi)等于廣州另立國民政府，陳濟棠改任第1集團軍司令，獨攬軍權。
最后——1931年“九·一八”事變，寧、粵復合，戴在陳濟棠頭上的帽子——廣州國民政府取消，在廣州設立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陳濟棠任兩個機構的常委，集廣東的黨政軍權于一身。名義上的負責人胡漢民，不過擺設而已。
如此這般，經(jīng)過陳濟棠這一番閃展騰挪，拳打腳踢，不過9年時間，陳濟棠就從粵軍的一個團長成為雄踞一方的“南天王”，這時陳濟棠才41歲。
被他“閃”了的，包括老“天王”陳炯明，包括他在“護**”時的老上司林虎，包括他當營長時的上司陳銘樞，包括他當旅長時的上司李濟深，你說這是一般人嗎？
再過幾年，陳濟棠還要再“閃”一次蔣介石，不過這次沒弄好，跟他的老前輩陳炯明一樣，把自己給“閃”到香港去了。賠了。
前面說了，蔣介石曾于1935年封了9個一級上將，其中除了何應欽以外，全是各地的實力派和過氣軍閥，好像這種背4顆星的上將，專門就為安置這些人的。
這其中，除了張學良實在太過年輕，咱不跟他比——跟他也沒有可比性，他的產(chǎn)業(yè)是繼承的，不是自己打出來的。
其他的，就是李宗仁比陳濟棠小一歲，1891年生。其他的，都比陳濟棠歲數(shù)大，像閻錫山、馮玉祥這樣的老前輩，比陳濟棠大七八歲呢，幾乎差出“半輩”人去了！
軍閥割據(jù)，對于國家來講，自非善事。但作為一個某地區(qū)來講，軍閥主政，只要是本地人，桑梓情深，往往有他的好處，東三省、新疆，都是在軍閥主政的時候發(fā)展起來的。
廣東也是如此，你別看陳濟棠一個軍閥，他還是一個搞經(jīng)濟的長才，從1931年到1936年，號稱廣東建省的“黃金五年”。
政權、經(jīng)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設，與我們要談論的主旨關系不大，這里主要說說陳濟棠的整軍經(jīng)武。
說起整軍，陳濟棠利用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前面說了，1931年5月，以汪精衛(wèi)為首，在廣州又出現(xiàn)了一個國民政府。這已經(jīng)是國民政府的第二次分裂了。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仗著他手里的軍權，搶了當時汪精衛(wèi)的武漢國民政府的權，史稱“寧漢合流”，這是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分裂。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zhàn)結束，蔣介石在名義上統(tǒng)一了全國。此時，春風得意的蔣介石覺得當國民政府主席有點不太過癮了，各方掣肘太多，辦起事來太麻煩，不如改為總統(tǒng)制，當總統(tǒng)。于是提出：“提前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選舉總統(tǒng)?！?br/>
當總統(tǒng)，不是想當就當?shù)?，那得選出來?！罢匍_國民會議”，“制定約法”，這都不是蔣介石自己說了就算的，要做許多工作。
蔣介石的主張，從立法院那兒就過不去，胡漢民說了，“現(xiàn)在是訓政時期，國民會議只能作為政府的咨詢機關，不能作為權力機關。訓政已有建國大綱作依據(jù)，不應再來一個什么約法，搞得不倫不類?！?br/>
胡漢民是立法院長，他不同意，這事還真是挺麻煩，沒法往下操作。
胡漢民，1879年生，廣東番禺人。
胡漢民可是國民黨的元老了，想當年，胡漢民、汪精衛(wèi)號稱中山先生在世時的左輔右弼，1911年12月，胡漢民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府秘書長的時候，蔣介石才是陳其美手下的一個團長。
說起來，胡漢民還是蔣介石的恩人呢，當年老蔣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時候，大家都不買賬，全仗著胡漢民幫他，說這個勸那個，出了好多主意，才把這個局面撐了下來。
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時的恩人，現(xiàn)在成了對頭。
經(jīng)過蔣介石再三做工作，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同意，于1931年5月5日召開國民會議和代表選舉。
蔣介石會搞小動作，胡漢民也不是吃素的。打仗打不過你姓蔣的，搞政治，那可是我的長項——你蔣介石不是要選總統(tǒng)嗎？選吧。
我讓你選不上！
老蔣派陳氏兄弟陳果夫、陳立夫到各地去活動，了解一下代表產(chǎn)生的過程和結果，這一了解可壞嘍！
沒幾個支持老蔣的，因為誰也不愿意選一個“新軍閥”當總統(tǒng)，那選出來，肯定他一人說了算，大家還不全成擺設了！
相反，胡漢民是文人，當總統(tǒng)放心，大家都支持胡漢民當總統(tǒng)。
這不麻煩了？做了一鍋飯，給別人吃了！
老蔣請出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讓他勸胡漢民“離職休養(yǎng)”。吳去了，結果被胡漢民痛罵，說他是“無恥之徒”。
罵走了吳稚暉，這下蔣介石也沒辦法了，連吳稚暉的老面子都不給，還有誰能去跟胡漢民過話？
沒辦法，胡漢民的資格太老了，誰也奈何不了他。
要說哥們就是哥們，正在蔣介石一籌莫展之際，他的義弟戴季陶站了出來，給他出了一個好主意。
戴季陶說，胡漢民不同意？這事好辦哪，你把他抓起來不就得了么！
蔣介石心想你可真會出主意，胡漢民是立法院院長，能隨便抓嗎？
還別說，戴季陶雖是文人，卻比“武人”蔣介石膽子還大，敢想敢干。
戴季陶說沒事，各路軍閥不都已經(jīng)被你給碼平了嗎，估計沒人敢說什么。這事交給陳果夫他們兄弟倆去辦，沒問題，放心吧。你就甭管了。
甭管了？出大事了！
1931年2月26日，蔣介石給胡漢民送來一封請柬，請他于28日到陸?？哲娝玖畈扛巴硌?。
胡漢民哪里知道這是“鴻門宴”，就去了。去了一看，只有“首都警察廳”廳長吳思豫在。過了一會兒，國府秘書高凌百來了，拿出蔣介石給胡漢民的一封信，這封信是蔣介石口述，高凌百的記錄稿，一共有十三四張紙。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在信中，還添加了許多注解，信上先寫蔣如何如何尊重胡漢民，然后就開始數(shù)落胡的不是，說他處處與蔣過不去。據(jù)曾在廣州“國民政府”秘書處工作過的邱慶錕回憶：一共有十條“罪狀”：
“1、勾結腐化軍人許汝為（崇智）。2、包庇叛逆陳人鶴（群）、溫健剛。3、破壞行政（意指胡唆使中常會通過代理國府主席之事）。4、壟斷立法（意指立法院不通過交通部所提出之郵政儲金法案等）。5、獨攬黨部大權（意指胡對陳立夫等之提案，梗阻不能順利通過）。6、暗行運動兩粵軍人（意指胡與陳濟棠、白崇禧等時有電報來往）。7、反對國民會議制定約法。8、在公開場所任意誹謗本人（蔣）。9、行政任用人員均加以反對（意指馮、閻、張等任陸?？哲姼笨偹玖钪拢?。10、蔑視新進革命有功的同志（意指胡輕視陳果夫、陳立夫等）?！?br/>
最后，蔣介石說我是干革命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難，我都要革命到底，這是我的光榮職責！
信是寫得冠冕堂皇，把胡元老氣得夠嗆，又不好跟底下人發(fā)脾氣，于是說：你去請介石來，我有話跟他說。
高凌百當然不會去請，只是說請您先吃飯，有什么事情吃了飯再說。
胡漢民說我吃什么飯！你去請介石來，我要問問他是什么意思。
高說蔣先生沒什么意思。
這下胡漢民也火了：沒意思！沒意思這封信什么意思，搞什么鬼？
高凌百看胡漢民急了，只好說了實話，說“蔣先生想請您自己辭去立法院院長的職務”。
胡漢民一聽更生氣了，說行啊，不讓我干可以。但必須介石來跟我說，何必躲著我，這是能躲得了的事嗎！
快夜里12點了，蔣介石還真來了。胡漢民劈頭就問：“你最近有病嗎？”
蔣介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說我沒生病啊。
胡漢民說：“那好，我以為你得精神病了?！?br/>
蔣介石哭笑不得。
兩人坐下來，胡漢民開始給蔣介石“上課”。胡漢民比蔣介石大十來歲，又是國民黨元老，給蔣上上課，一點不新鮮，蔣介石也只有聽著的份。
胡漢民逐條駁斥了蔣介石信上羅列的罪狀，最后說，從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干了，不管了。你愛干嗎干嗎。
蔣一聽胡漢民說不干了，還挺高興，說：我是最尊重胡先生的，以后有什么事，還要向胡先生請教。今天您肝火太盛，我又是個不太會說話的人，肯定說不過您。但我肯定不會亂說，不會冤枉你胡先生的。
蔣介石說自己“不會說話”，當然是一種自謙之辭。但是，單就這幾句而言，還真是說得不甚得體，徒然給對方遞“話把兒”。
蔣既然表示尊重胡漢民，胡樂得倚老賣老，數(shù)落得更起勁，說：你做得不對的事，只有我能教訓你，現(xiàn)在你不一樣了，除了我，還有誰能教訓你。你不要以為我怕你，我這么大歲數(shù)了，太太可以自立，孩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除了黨國，再沒有我胡漢民惦記的事了。
當著手下的侍衛(wèi)，蔣介石聽著心里直躥火，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坐不是站不是。好不容易胡漢民說完了，蔣介石趕緊說：您休息吧，我告辭了。
第二天，胡漢民寫了一封辭呈給蔣介石，辭去立法院院長職務。蔣介石把胡漢民送到南京湯山，從此就算被軟禁了，后來胡漢民回憶那段時間的情況時說：“幽居一室，空氣惡劣，窗外便是兵警，擎著槍，槍影從窗中照映入來，更令人難堪!”
蔣介石以為這就算完事了，讓著名的老好人林森接替了胡漢民立法院院長的職務。好了，沒有人搗亂了，這下可以選總統(tǒng)了。
事情哪有這么簡單！
一個堂堂的立法院院長，蔣介石居然能給抓起來，登時輿論嘩然，美、英、法等國嚴厲抨擊，斥為“踐踏民主”。
各路軍閥，倒是的確沒人出來管這個閑事。炸了窩的，是黨內的“同志”們——你蔣介石還沒當總統(tǒng)呢就這么猖狂，以后當了總統(tǒng)，還不得把我們這些人全宰嘍！
大家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辦法，你蔣介石不是能耐大嗎，你自己干吧。
首先辭職的是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然后是新任立法院院長林森，接著是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去了歐洲。
一共五個院長，走了倆，其中的王寵惠還是“約法”起草委員，都走了，這個總統(tǒng)還選個頭?。?br/>
1931年4月30日，古應芬、林森、蕭佛成、鄧澤如等4名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聯(lián)名發(fā)出《彈劾蔣中正提案》通電。
此時，遠在廣東的陳濟棠很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機會來了，他要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陳濟棠首先從香港把古應芬接到廣州，通過古應芬，趕走了壓在自己頭上的最后一塊石頭——廣東省長陳銘樞。然后聯(lián)系了去年還打得昏天黑地的桂系李宗仁，建議他們聯(lián)合反蔣。
接著，1931年5月3日，陳濟棠領銜粵軍各將領表示響應《彈劾蔣中正提案》通電。
有地方實力派響應就好辦了，廣東本就是“革命”的大本營，就此，各派反蔣人士紛紛南下，汪精衛(wèi)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古應芬和蕭佛成的元老派、鄒魯?shù)奈魃綍h派，加上桂系，都陸續(xù)到了廣州。
1931年5月24日，汪精衛(wèi)、孫科、許崇智、唐生智、陳友仁等各路“黨國”元老、過氣軍閥齊集陳濟棠的公館，會商“黨國大計”。
1931年5月27日，在粵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非?！睍h，發(fā)表《討蔣宣言》。
1931年5月28日，這些人仿照中山先生在“護法戰(zhàn)爭”時的做法，同時也是效蔣介石的故智，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以汪精衛(wèi)為領袖。陳濟棠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汪精衛(wèi)倚為干城。
這下婁子大了吧，你看戴季陶這餿主意出的！
既然是“軍事委員會”常委了，陳濟棠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場了。
陳濟棠的粵軍，在此之前的名稱，叫做“第八路討桂軍”。
1931年6月，陳濟棠將第八路討桂軍整編為第一集團軍，自任總司令——“軍事委員會”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與此同時，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隊恢復為原有的名稱“第4集團軍”，至于第2、第3兩個集團軍的番號，原本是準備等廣東國民政府“做大做強”以后，給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留著的。
改名以后，陳濟棠將原來第八路討桂軍總指揮部所轄的3個師擴編為3個軍，各轄兩個師。另增編教導師1個、獨立師2個、警衛(wèi)旅5個。另外還有1個憲兵司令部、1個虎門要塞司令部。經(jīng)過不斷的擴編，到1932年8月，第1集團軍的陸軍兵力猛增至十五萬人。
陳濟棠還學蔣介石，也成立了一個軍事學校。1931年，在第8路軍軍官教導隊和軍士教導隊的基礎上擴編而成，駐廣州沙河燕塘，故又稱燕塘軍校。陳濟棠自任校長。你有黃埔，我有燕塘，你是蔣校長，我是陳校長。
除了強大的陸軍以外，陳濟棠與各路傳統(tǒng)軍閥相比，有一個最大的區(qū)別，他有自己的空軍和海軍，這才是陳濟棠敢稱“南天王”的最大本錢！
廣東的空軍，最早是在華僑的資助下，由孫中山先生建立起來的，在1922年前后，即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tǒng)時，就創(chuàng)立了航空局，后來又創(chuàng)辦了航空學校。1926年，國民革命軍總部將航空局縮編為航空處。
1931年，陳濟棠以廣州“國民政府”的名義，將廣東航空處及所屬的航空部隊擴編為“廣東空軍總司令部”，隸屬于汪精衛(wèi)的廣州“國民政府”。
沒過幾個月，等廣州“國民政府”一取消，陳濟棠馬上以用武力接管廣東空軍，撤銷“廣東空軍總司令部”，改為第1集團軍空軍司令部，以黃光銳為司令。
這樣一折騰，原本隸屬于國民革命軍的廣東空軍，從汪精衛(wèi)的“廣東國民政府”過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團軍的了，陳濟棠等于分文沒花，白撿了一支空軍部隊。
到1936年，第一集團軍空軍司令部轄8個飛行中隊，擁有各式飛機130多架。另外還有飛機制造廠、航空學校等等。
這樣的一支空軍，在當時的中國幾乎無可匹敵，被視為陳濟棠的王牌軍，后來陳敢于起兵反蔣，很大程度上，因為他擁有一支強大的空軍。
陳濟棠的海軍，其由來與空軍如出一轍，也是巧取豪奪而來。
本來，陳濟棠的海軍實力比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內河的艦艇，噸位都不大，另外還有海軍學校、修船廠、倉庫等。1933年6月，原屬東北海軍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艦投靠陳濟棠，大大增強了其海軍的實力。
1934年1月，陳濟棠先后從英國和意大利各購買魚雷艇2艘，后來又買了掃雷艇1艘、驅逐艦2艘，自制改裝炮艦、運輸艦各1艘，共9艘，建立了魚雷艇隊及其基地，并自任海軍總司令。
至此，接著廣東國民政府這個“殼”，陳濟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強大的陸海空三軍。
經(jīng)過幾年的苦心經(jīng)營，陳濟棠“整軍經(jīng)武，改革政治，發(fā)展經(jīng)濟，闡揚文化”的目標完全實現(xiàn)，可以跟蔣介石掰掰手腕了。
掰手腕，需要一個機會，或者說，需要一個借口。
這個借口，還是胡漢民給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從國民政府的分裂說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蔣的“總統(tǒng)”徹底泡了湯，政府都分裂了，哪還有心思選什么總統(tǒng)！
誰也沒有想到，這次選不成，老蔣的總統(tǒng)，遲到了整整17年，而且還只當了一年，就跑到臺灣去了。
既然總統(tǒng)不選了，也就別再關著胡漢民了。1931年10月14日，蔣介石臊眉搭臉地把胡漢民放了出來。
這下胡漢民算是把蔣介石給恨苦了，從此回到廣東，真的開始“處處”與蔣介石作對。
從1931年5月，中國就有了兩個國民政府，一個在南京、一個在廣州，各說各話，互不買賬，如果不是一件意外發(fā)生的事情，誰也說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來解決這種分裂。
這個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不遠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炸毀了一小段鐵路，并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xiàn)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jù)，這就是作為“九一八事變”導火索的“柳條湖事件”。以此為借口，日軍誣稱中**隊破壞鐵路，襲擊日軍，并同時開始襲擊北大營。
到1931年11月，僅兩個月的時間，黑、吉、遼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盡，情勢極為危急。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必須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商“黨國”的大計。
問題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黨”和代表“國”的政府，都處于分裂的狀態(tài)，這個會怎么開？
能開。中國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現(xiàn)在這些地方。
既然說不到一塊兒，那就索性各開各的。因此，國民黨的“四全大會”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會。
翻開國民黨的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國民黨的“四全大會”，在三個地方、開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蔣介石派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對日侵略暴行的決議》，還通過《恢復黨籍案》，宣布過去幾年間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恢復黨籍。
汪精衛(wèi)一看，你蔣介石也太過分了，我都沒在，你自己就把會給開了。你開我也開！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衛(wèi)等其他派系在廣州也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但這個會開得不是太成功。此時，陳濟棠已經(jīng)逐漸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過大會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衛(wèi)跟他說有幾個人需要安排，被陳濟棠一口拒絕。
汪精衛(wèi)沒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蔣介石的氣，回到自己的老家廣東，居然又要受陳濟棠的氣。一怒之下，汪精衛(wèi)說：“與其做小軍閥的走狗，毋寧做大軍閥的走狗?！庇谑菐е襞?、西山會議派等200多人中途退出大會。
但廣州“四全大會”并沒有因為他們的退出而休會，而是繼續(xù)召開，并選出了以胡漢民為首的“臨時中央執(zhí)行常務委員”等等。
退出了廣州的“四全大會”，汪精衛(wèi)越想越生氣，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這個會開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3日，重新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共163人，會議補選了“中委”。
國難當頭，總這么僵持著也不是個事。況且光開了一個“四全大會”也沒有用，黨的領導機構還沒有產(chǎn)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請粵、滬兩方到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胡漢民沒有理這個茬兒，汪精衛(wèi)還比較給面兒，說回去可以，但蔣介石必須付出代價。
經(jīng)過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腳的斡旋折沖，以蔣介石“下野”為前提，各方勢力終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通電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同一天，因丟失東北鬧得民怨沸騰的張學良也辭去陸?？哲姼彼玖盥殑?，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在出席了開幕式之后即回到家鄉(xiāng)浙江奉化。會上對南京、廣州、上海三次“四全大會”選出來的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一概承認。經(jīng)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選舉，中央政治會議常委為蔣介石、汪精衛(wèi)、胡漢民，三人輪流當主席；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為孫科。
廣州方面，亦于12月底結束反蔣的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1932年1月1日，按照“寧粵議和”時的妥協(xié)，在廣州設立了以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陳濟棠則擔任兩個機構的常委，大權在握。
按：孫科好不容易當了行政院長，可他這個院長當?shù)脤嵲诓皇菚r候，既沒有錢來應付財政，又沒有自己的班底，搞了幾天就干不下去了，簡直是受罪。此時，幾個原來主事兒的，行政經(jīng)驗比較豐富的，蔣介石在鄉(xiāng)下老家；胡漢民在廣東，連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都請假了，沒有參加；汪精衛(wèi)擔任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是一個黨的職務，不在前臺。大家都在饒有興味地觀看孫科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此時大家才知道，沒有蔣介石還真是玩不轉。無奈，怎么把人家轟走的，還得怎么把人家請回來。
1932年1月25日，孫科內閣辭職。1月28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臨時中政會，任命汪精衛(wèi)為行政院院長，孫科為立法院院長?；謴陀?928年10月明令“停止運行”的軍事委員會，由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等人為委員。
3月1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舉行，如愿當上了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wèi)投桃報李，提議由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這就是“蔣委員長”、“委座”的由來，從此之后的14年，蔣介石一直被人們稱為“蔣委員長”，直到1946年5月31日，國民政府明令撤銷軍事委員會，其所有職能劃歸國防部。
3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職。
從此，蔣主軍、汪主政的政治架構形成，并一直維持到1935年11月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汪精衛(wèi)遇刺，這也是國民黨政壇難得清靜的幾年。
按：正是在蔣介石“下野”的這段時間，在黃杰的倡議下，一部分黃埔學生醞釀成立了“復興社”。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正式成立。
“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兩個機構（這兩個機構名稱實在太冗長，所以歷史上將其統(tǒng)稱為“西南兩機關”），實際上是個怪胎，而且還是連體嬰兒。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國時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這樣一級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間的機構，無論是國民黨系統(tǒng)，還是政府系統(tǒng)。
這是因為，“西南兩機關”是在廣州的“四全大會”上決定設立的。按當時的議案，是這樣設計的：
“為修明政治，防止獨裁起見，在若干省府之上設政務委員會，在國府指導之下監(jiān)督各省行政；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下設執(zhí)行部于重要地點，監(jiān)督各省市黨部。”
從條款上理解，不僅“西南”，全國各地都要按片成立這樣的兩個機構。但不久之后，寧粵復合，廣州“四全大會”的議案自然也就不作數(shù)了，但已經(jīng)成立起來的“西南兩機關”，就作為彼此妥協(xié)的一種條件，給保留下來了。
“西南兩機關”的人員：
“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設常委6人：胡漢民、陳濟棠、白崇禧、劉紀文、陳策、李揚敬。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則有委員27人，其中常委5人：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
名義上，“西南兩機關”均由胡漢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轄兩廣的機構，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華南”。這是因為，按最初設計的“西南兩機關”，管轄范圍并不止兩廣，尚包括云南、貴州等省，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云貴還把持在軍閥手中，“西南兩機關”的權力所及，只能管到兩廣。
實際上，兩廣中的另一廣——桂系，對“西南兩機關”的號令，能服從到什么程度，也只有天知道。
好在胡漢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兩機關”作為他反蔣的一個大本營，專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國民黨”。幾年下來，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國民黨內，又多了一個“西南反蔣派”。
蔣介石真應該好好感謝他那位義弟戴季陶。
大家會發(fā)現(xiàn)，作為廣東的實力派人物，陳濟棠是唯一在“西南兩機關”中同時擔任常委的，由于胡漢民的“恬淡”，“西南兩機關”的大權完全掌握在陳濟棠手中，胡漢民正好給他做了一堵?lián)躏L的墻。
其實“西南兩機關”本身并沒有多大權力，基本上是一個空架子，頂多了，可以說它算是一個聯(lián)絡機構。但是，有沒有用，要看這個“空架子”掌握在誰的手中，此后幾年，陳濟棠的整軍經(jīng)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應手，卓有成效，與他打著“西南兩機關”這個“空架子”的大旗不無關系。
最明顯的例子，原廣東的空軍、海軍兩個司令部，就是陳濟棠打著“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的旗號劃到他自己的第一集團軍去的。
可惜好景不長。
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與他的大舅子、“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下圍棋的時候，因思慮過度，突發(fā)腦溢血，延至當晚不治逝世，享年57歲。
臨終時，胡漢民留下政治遺囑：
“余以久病之軀，養(yǎng)疴海外，迭承五全大會敦促，力疾言還。方期努力奮斗，共紓國難。詎料歸國以來，外力日見伸張，抵抗仍無實際，事與愿違，憂憤之余，病益增劇，勢將不起。自追隨總理，從事革命三十余年，確信三民主義為唯一救國主義，而熟察目前形勢，非抗日不能實現(xiàn)民族主義；非推翻獨裁政治，不能實現(xiàn)民權主義……尤盼吾黨忠實同志，切實奉行總理遺教，以完成本黨救國之使命。切囑?！?br/>
胡漢民的死，令陳濟棠頓失憑依。
早就對兩廣的“半獨立”狀態(tài)看著有氣的蔣介石，終于把胡漢民給“等”死了。1936年5月23日，蔣介石派居正、孫科、葉楚傖、李文范、朱家驊、許崇智等赴粵“致祭”，順便向“西南兩機關”——實際上是向陳濟棠——提出了蔣介石對廣東問題的意見：
據(jù)陳濟棠的舊部凌仲冕回憶，居正、孫科等人先是給陳戴了幾頂高帽子，如“舉國團結，系于一身”等等。跟著的話，就不那么中聽了，什么“真正統(tǒng)一，必須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什么“破壞真正的統(tǒng)一，要受**同樣的懲處”等等。
最后，是蔣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兩機關”；
——改組廣東省政府；
——廣東部隊各高級軍官由軍事委員會任命；
——取消廣東貨幣，代以法幣。
這幾條，好像每一條都是沖著陳濟棠去的。
——本來就是。
蔣介石要動手了。
陳濟棠怎么辦？
實際上，陳濟棠憋著反蔣，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陳濟棠有個哥哥叫陳維周，是個陰陽術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給人看相、看風水，陳濟棠最信他的話。
1935年年底，陳濟棠曾派陳維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職，并求見蔣介石。
陳維周的這一趟，還真是不白去，給陳濟棠帶回兩個驚人的消息。陳濟棠認為他哥哥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蔣介石向陳維周透露了下一步“解決新桂系之方針政策”，即“徹底解決廣西的李、白，由中央?yún)f(xié)助廣東出兵；驅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國民黨元老離粵；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面不變。”并要他給陳濟棠帶話，讓陳積極配合。
陳濟棠聽了以后，高度懷疑蔣的動機，因為兩廣雖然是對頭，但在對付蔣介石的問題上，是唇亡齒寒的關系，一旦桂系完了，蔣騰出手來，就要對付廣東。所以，陳濟棠不但沒有聽蔣的，反而與桂系的聯(lián)絡更緊密。
其實，老蔣這個話，可能也是一種策略，故意刺激陳濟棠，促其早露反跡，早反早收拾嘛。
否則，以老蔣的身份，與一個江湖術士談這些東西干什么？
其二，陳維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蔣介石的祖墳，其結論是“蔣的祖墳不如芙蓉嶂的龍勢遠甚，而且蔣的氣運將終，明年肯定要垮臺，一蹶不可復振，代之而興者便是伯南?！?br/>
“伯南”是陳濟棠的字——當年，他聽了陳維周的話，曾經(jīng)以天價買下了廣西花縣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墳安葬其母，說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F(xiàn)在一看蔣家的風水不如“芙蓉嶂”，陳濟棠還能不高興。
現(xiàn)在，該是我收拾你老蔣的時候了！
胡漢民去世，各路人物都來吊唁，桂系派來的，是白崇禧。
據(jù)陳濟棠的舊部李潔之回憶，白崇禧在與陳濟棠的會晤中，先是給陳狠灌了幾碗迷湯，說他治理廣東“成績斐然”，我們都很欽佩等等。然后話鋒一轉，就開始勸陳起兵“反蔣抗日”。
白崇禧說：蔣介石的軍隊絕大部分部署在黃河流域，既要防備日軍的進攻，又要防止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陜西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發(fā)生異動；更重要的還要部署兵力向陜北**包圍進攻，蔣絕無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說，“如老兄有意向外發(fā)展，廣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諸葛”，為打消陳濟棠的顧慮，連進兵的路線，白崇禧都給他設計好了。白說：湖南的何鍵一向與我們有聯(lián)系，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揮軍北指，湖南決無障礙。輿論界也一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因為他不敢承擔不抗日的罪名。事實上蔣亦無法抽出大軍阻止我們的大軍北上。我們的大軍到達武漢后，采用昔日太平軍的戰(zhàn)略，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奪取中央政權后再作第二步行動。
白崇禧最后說：至于日本方面，我們可以再派人去聯(lián)系?；谶^去幾年日本軍方代表曾與我們有過聯(lián)系，又曾向廣西派過軍事顧問和教官，并曾售賣過軍火給我們，我們此次舉事，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和幫助我們的。
注意，白崇禧一開始說的是“反蔣抗日”，中間說的是“掛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幾句話，透露了他們的真實目的——抗日是口號，是招牌，反蔣則是實實在在的。
本就認為老蔣“氣數(shù)已盡”的陳濟棠，被他的夙敵白崇禧給說動了。
第二天，他就約自己手下的心腹、第1軍軍長余漢謀等人到公館中商議，讓大家自己去考慮，但不得外傳。
聽了陳濟棠的話，大家議論紛紛，心存疑慮，有些人明白，對陳濟棠說，白崇禧號稱“小諸葛”，“為人不老實”，他的話你也能信？
要說這人啊，在某些重大關頭，可能誰都會失掉自己的判斷力——陳濟棠看大家對此都不感冒，居然讓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見面，意思是讓他給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與陳濟棠說過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補充說：“我們在這個時候進行反蔣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絕對有利的。廣西方面決以全力支持?！?br/>
接著，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又把他與日本駐粵總領事館聯(lián)系，并取得對方諒解的情況介紹給了大家，意思是讓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們，還怕什么。
大家聽了面面相覷，誰也不說話，只有余漢謀比較直爽，他站起來說：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居于絕對優(yōu)勢，又有粵漢、平漢、津浦、浙贛鐵路和海上可以迅速運兵南下，和他較量，我們沒有必勝把握，請總司令再詳加考慮。
此后幾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談論這件事，逐漸形成兩派，李潔之他們屬于反對派，曾經(jīng)想請余漢謀牽頭，勸陳濟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無效時就必當機立斷，多方設法把他推倒。并請資望較深的第1軍軍長余漢謀出來領導反陳?！?br/>
中間，陳濟棠曾經(jīng)放出風來，說已經(jīng)打消此意，讓轉告大家，可以回駐地了。大家額手相慶，以為陳濟棠終于想明白了。
1936年5月30日晚上，余漢謀在家里宴請手下的高級軍官，準備餞行后就回駐地江西大庾。正吃著飯，誰也想不到，陳濟棠忽然來了。
陳濟棠一來，自然反客為主，對大家說：我正要找你們談話，剛好大家都在這里。
陳濟棠說：抗日反蔣是我們一貫的主張，現(xiàn)在雙管齊下的機會已經(jīng)到了。近幾天我又反復考慮，認為時機的確成熟了?？傊覀冞@次行動，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廣西的李、白確實誠意合作，我看他們不會假；湖南的何鍵同意我軍到達衡陽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漢。我準備第一軍或者加上第三軍由贛州向吉安、南昌挺進，很快就可將江西全省拿下來，我們的第二軍和廣西軍隊再加上何鍵的湘軍會攻武漢而占領之，當然不成問題。
陳濟棠最后說：“日本軍方也已經(jīng)聯(lián)系好了，答應派些軍官來協(xié)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使蔣背腹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干何待！”
完了，聰明一世的陳濟棠，活活地讓“小諸葛”給帶到“溝”里頭去了。
后來大家才知道，這幾天中，陳維周曾為陳濟棠“扶乩”，顯示的結果是“機不可失”，陳濟棠遂下定了決心。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以“西南兩機關”的名義召開了群眾大會，宣言“抗日”，并發(fā)動了游行示威，以壯聲勢。
1936年6月2日，陳濟棠以“西南兩機關”的名義發(fā)出“冬”電，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抗日。
1936年6月4日，第1、4兩集團軍將領以陳濟棠、李宗仁領銜發(fā)出“支”電，請“西南兩機關”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復失地”。
在這里，“冬”電是幌子，“支”電才是真的，沒有“支”電，兩廣的出兵就沒有借口。
按白崇禧給陳濟棠的設計，走的是與當年太平天國一樣的一條進軍路線，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決無障礙”的何鍵。
可惜，陳濟棠聽白崇禧的，何鍵好像不怎么聽。
在熱情接待陳濟棠使者的同時，何鍵將兩廣的打算通報給了蔣介石，并聽任中央軍占領了衡陽，北上的路給堵死了。
雙方幾十萬軍隊集結于湖南，戰(zhàn)爭，似乎已不可避免。
這時，忽然從角落當中，站出一個人來。
這個人，就是戴笠。
針對各路軍閥搞情報，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們說過，戴笠在西北曾經(jīng)通過向影新做過楊虎城的工作。包括與張學良的交往，其實都是特務工作的一種方式。只不過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讓人知道了生氣，后者嘛，戴笠會與人打交道，張學良跟他關系還處得很好。
兩廣的情況很特殊，如同鐵板一塊，很難派進人去，否則，“制裁”王亞樵也不用費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邊想辦法，當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務處有許多廣東人，要不，也不會形成一個“廣東派”。當然了，廣東人再多，也不如特務處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沒有浙江江山一個縣的特務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2年，廣東海南文昌縣人。
戴笠的手下，多數(shù)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幾歲，所以戴笠在特務處為什么可以肆無忌憚地罵這個罵那個，跟罵自己兒子似的，一方面是長官的權威；另一方面，跟他歲數(shù)比別人都大，也有一定關系。
邢森洲是特務處里少有的比戴笠歲數(shù)還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學中醫(yī)的，1916年畢業(yè)于廈門中醫(yī)學校，然后就返回家鄉(xiāng)文昌，開了一個診所，掛牌行醫(yī)。
中醫(yī)這個行當是講究經(jīng)驗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醫(yī)”看病，邢森洲當時只有24歲，可想而知，不會有多少人去找他開方子。
診所開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國的中醫(yī)比較多，沒有人來找我，那么我出國，到外國去，看中醫(yī)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開了一家叫“華山醫(yī)寓”的診所。
沒想到，跑到新加坡，當?shù)厝伺c國內一樣可氣，照樣不認“小中醫(yī)”，無以謀生。邢森洲是學中醫(yī)的，讀過不少線裝書，筆下很來得，于是他找了一家報館，白天在診所看攤，晚上到報館兼職，當編輯。
時間長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職的這家《新國民日報》，是國民黨人在新加坡辦的一份報紙，目的是在海外宣傳國民黨的主張，擴大影響。于是，為謀求工作的穩(wěn)定，邢森洲加入了國民黨。
1924年，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內外各地國民黨的分支機構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選出了幾名代表，到回國的時候，其中一名代表臨時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個名額，于是邢森洲要求頂這個名額回國出席大會。
就這樣，陰差陽錯，在國內都沒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按：筆者查閱了國民黨一大的代表名錄，其中并沒有“邢森洲”或“邢山”的名字。不過這不奇怪，孫中山、汪精衛(wèi)的名字都不在名單上。
在國民黨“一大”上，中山先生決定開辦黃埔軍官學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積極保送“優(yōu)秀青年”到黃埔受訓。
對此，邢森洲很當回事。新加坡的中國人多得很，經(jīng)過邢森洲的認真物色，他發(fā)現(xiàn)一個咖啡廳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條件不錯，于是邢森洲將他作為“優(yōu)秀青年”推薦回國，報考黃埔。
邢森洲沒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輩子，都得仰仗這個人混飯吃。
根據(jù)邢森洲的推薦，這個“優(yōu)秀青年”回國，順利地考入軍校第二期，他就是鄭介民。
從軍校畢業(yè)以后，鄭介民考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學，1927年畢業(yè)回國。此時，正趕上老蔣因“寧漢合流”而下野，于是，鄭以蔣介石副官的身份，負責華南地區(qū)情報工作。后來，鄭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這個原因。他給蔣介石當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時候，戴笠才考上軍校一年時間，連“領袖”長什么樣，都只能從相片上看呢。
鄭介民是個很念舊的人，飲水思源，如果沒有邢森洲，自己恐怕還在新加坡給人家端盤子呢。于是，他邀請邢森洲回國，駐香港，為他收集情報。
1932年特務處成立，在鄭介民的推薦下，邢森洲任特務組香港組組長。
正是在這個時候，胡漢民以“西南兩機關”為依托，開始進行反蔣活動，因此，戴笠交給香港組的任務就是全力監(jiān)視胡漢民的活動情況以及陳濟棠、李宗仁等兩廣軍閥的情況。
1933年，鄭介民被派赴北平任特務處華北區(qū)特派員，同時任復興社華北分社書記，將邢森洲也帶到北平協(xié)助他的工作。1934年，邢森洲曾調回南京特務處本部做督察長。1935年，因兩廣情勢越來越不穩(wěn)定，戴笠將香港組升格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為香港站第一任站長，任務是全力做好對兩廣的情報和策反工作。
接著，戴笠又派出龔少俠潛入廣州，暗中聯(lián)絡黃埔同學。
龔少俠，1902生，廣東樂會人，軍校一期。
從黃埔畢業(yè)以后，龔少俠曾任軍校教導一團二營排長，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連長等等，所以他認識的軍校同學特別多，很快，龔就在廣州安插了一大批“釘子”和眼線。
戴笠還怕不保險，又將原上海區(qū)區(qū)長吳乃憲派回了廣東。吳乃憲也是廣東海南人。
在特務處成立之初，曾經(jīng)把全國分為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四個區(qū)域，每區(qū)派出一個特派員，這個特派員并不具有指揮權，僅僅負責工作督導。刺殺張敬堯的時候，鄭介民就是以特務處副處長的身份兼任華北區(qū)特派員。
在吳乃憲入學黃埔時的簡歷上，他說曾在廣東瓊東縣公安局干過，當過工務局局長、廣東全省官產(chǎn)清理處科員、廣東財政廳科員等等，閱歷十分豐富，社會關系也很廣。所以，同一個時期，戴笠派吳乃憲擔任華南區(qū)特派員。
有這么多的廣東人在做工作，幾年下來，到1935年、1936年的時候，戴笠對兩廣、特別是陳濟棠的情況，可說了如指掌。
說起來，戴笠對陳濟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開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軍。
前面說過，1933年6月，原屬東北海軍的“海圻”、“海琛”和“肇和”等三艦投靠陳濟棠，大大增強了廣東海軍的實力。
“海圻”是一代名艦，原屬于北洋海軍。
大家可能會很奇怪，在甲午戰(zhàn)爭中，北洋海軍不是已經(jīng)全軍覆沒了嗎，而且當年也沒有“海圻”這么一號啊。
1894年，北洋海軍慘敗，到1895年，威海衛(wèi)軍港失守，北洋海軍剩下的鎮(zhèn)遠、濟遠、平遠、廣丙、鎮(zhèn)東、鎮(zhèn)西、鎮(zhèn)南、鎮(zhèn)北、鎮(zhèn)中、鎮(zhèn)邊等10艘軍艦全部被日軍擄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裝的“康濟”號，因載運就義的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張文宣等人的遺體，被交還中國。
到1896年，清政府決定重建北洋海軍，不惜血本從西方各國訂購了大批軍艦，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軍已經(jīng)擁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三艘巡洋艦在內的各類艦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艦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噸，是中國最大的軍艦之一了，其裝備的兩門8吋主炮在當時首屈一指。
進入民國，這些軍艦成為各路軍閥爭搶的對象，到1933年6月，當時歸屬于東北海軍的“海圻”、“海琛”、“肇和”等三艦因內部糾紛而出走，在姜西園的帶領下投奔了陳濟棠，1933年7月25日，三艦抵達廣東，陳濟棠將其改編為粵海艦隊。
據(jù)黃埔海軍學校十八期畢業(yè)生許耀震回憶，由于當時“海圻”冉鴻翮、“海琛”關繼周、“肇和”楊超侖這三個艦長都與陳濟棠沒有任何淵源。為了達到控制三艦的目的，陳濟棠采取“摻沙子”的方式，逐漸撤換三艦的東北籍軍官。他先是把“海琛”艦長關繼周派到海南島負責秀英炮臺；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艦長陳浩任“海琛”艦長，將“海圻”副艦長唐靜海調“福游”任艦長。
另外，還派出一批黃埔海軍學校18期剛見習期滿的學員到三艦上監(jiān)視大家，許耀震就是其中一個。
對此，率領三艦出走的姜西園并沒有表示異議，因為他自己也在向陳濟棠靠攏。
1935年4月，陳濟棠通過姜西園控制了三艦之后，突然宣布把粵海艦隊并入第一集團軍，自己兼任總司令，姜西園、張之英為副總司令。
這件事成了導火索，三艦本就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現(xiàn)在又連形式上的獨立性都失去了，整個被陳濟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滿。恰在此時，邢森洲、龔少俠等找到了他們。
三艦的軍官，多出生于各個海軍學校，邢、龔等人通過中間人，聯(lián)系上了原“海圻”艦長唐靜海、“海琛”軍官陳精文等人，約定趁適當時機，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6月16日夜，乘姜西園及“海圻”艦長方念祖均不在艦上，陳精文率“海琛”官兵綁架了艦長陳浩，與“海圻”原副艦長唐靜?！皫灣鲎摺??！罢睾汀迸炓蛑鳈C損壞正在修理，不能行駛，只好將“肇和”艦東北籍官兵接來一同離去。
陳濟棠得到報告后大怒，適逢當晚二艦通過蓮花山水域時，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艦擱淺，“海琛”艦拖帶時也一并擱淺。陳濟棠令虎門要塞司令李潔之轟炸，但下屬提醒他；全**艦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視眈眈，如果炸沉二艦，自毀長城，要考慮輿論因素。
陳濟棠聽了決定勸降，但到了白天漲潮，二艦于當晚沖過虎門炮臺，安全到達香港。
特務處香港站站長邢森洲送來了蔣介石的電報，稱“一切問題均可解決”，并派出空軍護航，1935年7月12日，“海圻”、“海琛”二艦抵達南京。
唐靜海于抗戰(zhàn)勝利之后任軍政部海軍教導總隊總隊長，陳精文后積功升為海軍少將。
1937年9月25日，為保衛(wèi)江陰防線，“海圻”、“海琛”和“海容”、“?；I”等四艦自沉于江陰。
留在廣州的“肇和”艦，在1937年9月14日凌晨的虎門海戰(zhàn)中，被日軍擊沉。艦長方念祖，經(jīng)軍法審判認定為“貪生怕死，臨陣脫逃”，被執(zhí)行槍決。
至于當年率領“海圻”、“海琛”和“肇和”三艦從東北海軍出走、后又被陳濟棠任命為第一集團軍海軍副司令的姜西園，于日軍侵華以后落水當了漢奸。
1940年，姜西園任偽“海軍部”政務次長，1943年任偽“清鄉(xiāng)委員會上海分會”副指揮，1945年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1943年10月10日，姜西園晉升偽“中將”軍銜。
1945年8月16日，姜西園被軍統(tǒng)以“通謀敵國”罪逮捕，后被執(zhí)行槍決。
廣東空軍是陳濟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錢，因此，如能策反廣東空軍，不啻為釜底抽薪！
擔負這個艱巨任務的，是特務處書記長梁干喬。
梁干喬，原名梁昭桂，生于1903年，廣東梅縣人。
軍統(tǒng)的梅縣人很多，除梁干喬以外，還有二期的張炎元、中央軍校十一期的鄒宇光，另外還有劉志陸。
梁干喬出生于一個漁民家庭，由于家里窮，中學沒有畢業(yè)，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喬就幫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紅火起來，結果親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謝他，反而懷疑他要把小店據(jù)為己有。梁干喬一氣之下走了，不管了。
離開親戚家，梁干喬去當了五年小學教師，適逢軍校招生，梁干喬的族叔梁龍是北京法政大學校長，也是當時的一位社會知名人士，經(jīng)他的推薦，梁干喬到廣州報考黃埔。
當年，要到廣州，須先到香港再轉往廣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喬沒錢，只能睡通鋪，其實也就是甲板。這時，過來一個珠光寶氣的貴婦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腳正踏在梁干喬的身上。踩了人，這個貴婦居然沒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喬一眼，揚長而去。
梁干喬大怒，待要與她理論，又覺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罵：“總有一天，要打倒你們這樣的人，讓你給我當傭人！”
事情就有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喬家雇用了一個做飯的陳嫂，正是當年踩了他一腳的那位貴婦！
軍統(tǒng)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凈出這種邪事兒。
梁干喬雖然連中學都沒有讀完，但他很愛學習，曾經(jīng)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釋《莊子》，詩也寫得不錯。以他的水平，考軍校自然一考即中，進入軍校一期三大隊學習，同一個隊的，就有后來成為特務處同事的吳乃憲。
1924年5、6月間，梁干喬先后加入了國民黨和**。
畢業(yè)以后，1925年，梁干喬等一批軍校一、二、三期畢業(yè)的同學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就有后來與他并稱為復興社“十三太?！钡耐谕瑢W蕭贊育、賀衷寒、鄧文儀，二期的鄭介民、三期的康澤，另外還有張炎元，還有后來成為國民黨憲兵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張鎮(zhèn)，我們這邊的有抗日名將左權。
在前蘇聯(lián)，梁干喬最大的收獲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成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喬這個人還有個特點，從不藏著掖著，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jié)，莫斯科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梁干喬居然敢跳出來，用俄語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號，那還能有好結果！當場就給抓了起來，遣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
還別說，這老兄還真是有點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辦法，居然搞到一本假護照，又買通了看守，從西伯利亞這等地方逃回國內，真不是一般人，難怪后來當了特務。
回國以后，梁干喬搞了一段時間的“托派”小組織，跟著就徹底投向了國民黨，1932年，作為“十三太?！敝?，梁干喬參與創(chuàng)辦了復興社。
后來梁干喬加入戴笠的特務處，并繼李果湛、張毅夫之后，擔任書記長。
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fā)，梁干喬被戴笠派回廣東，承擔策反廣東空軍的任務。
此時進入廣東，是十分危險的事情，陳濟棠早知特務處勢力無孔不入，盤查得很嚴，“中央”的勢力很難侵入。
粵軍第5軍第16師師長練炳章，是一個老軍頭了，據(jù)他自己說，“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陸軍速成學堂學習軍旅之事時，曾與蔣介石同學。”后練炳章為戴笠所羅致，利用他在粵軍中的老關系策動軍隊，并企圖控制民團，結果為陳濟棠發(fā)現(xiàn)，殺掉了練炳章。
梁干喬本就是廣東人，又當過教師，當?shù)厥烊撕芏唷且驗樗烊硕嗖排伤厝サ?。但是，反過來說，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喬是一個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裝成一個人力車夫，潛入廣州，與他的族侄梁伯侖取得了聯(lián)系。
梁伯侖是廣東空軍的電臺臺長，通過梁干喬的工作，梁伯侖同意投向“中央”——這是策反廣東空軍的必要前提。一百幾十架飛機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沒有通暢的聯(lián)絡，不可設想。
這邊做通了梁伯侖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銘，讓他與一個名為“xsf-de-xhob”的電臺聯(lián)絡。
這個任務有點沒頭沒腦，既無波長，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聯(lián)系，還真新鮮了！
那也沒辦法，戴笠交辦的任務，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講價錢的。
魏大銘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的學生、著名話務員——張我佛。
一個話務員，有什么可“著名”的？
張我佛還就是一個“著名”話務員，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銘之前。
張我佛的成名，緣于他曾用自己的身體護衛(wèi)過蔣介石。
張我佛，原名張俎鴻，生于1909年。中原大戰(zhàn)時期曾在蔣介石“隨節(jié)電臺”任話務員。
1930年的中原大戰(zhàn)，對于蔣介石來說，遠不像我們現(xiàn)在從歷史書上看到的那么輕松，如果不是張學良在關鍵時刻的武裝“調?！?，最后是怎么個結果還很難說。
在中原大戰(zhàn)中，蔣介石曾幾次身處危局，最懸的一次，就要數(shù)1930年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5月8日，正是戰(zhàn)爭處于膠著狀態(tài)的時候，蔣介石從南京北上“督師”，他乘專列走津浦路，奔隴海線，1930年6月18日，其“行營列車”?？吭谏糖鸹疖囌?。
不知怎么，馮玉祥得到了這個消息，其實也不奇怪。蔣的專列，本就是個很大的目標，那個時候保密的意識還沒那么強，況且又是戰(zhàn)爭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還想得到保密。
沒那閑工夫！
于是，馮玉祥派他手下的暫編騎兵第2師師長鄭大章偏師偷襲，直取商丘。
鄭派出了500多騎兵，著便裝夜行，繞開交戰(zhàn)地點，“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于1930年6月18日夜，悄無聲息地包圍了商丘車站。
等到警衛(wèi)發(fā)覺發(fā)現(xiàn)情況不妙的時候，機車已經(jīng)被破壞，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蔣的身邊，只有一個警衛(wèi)連，三百多人，全部下車，將蔣的專車車廂團團圍住，由于沒有重武器，戰(zhàn)斗態(tài)勢極為被動。
除了警衛(wèi)連，“行營列車”上最大的單位，就是“隨節(jié)”電臺了，除電臺臺長張杏生外，還有四個話務員，另外還有幾個搬運兵、勤務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員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據(jù)記載，蔣介石當時非常鎮(zhèn)靜，端坐不動，“穩(wěn)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過，作為一個軍人、“三軍統(tǒng)帥”，穩(wěn)如泰山也是應該的。
他鎮(zhèn)靜，別人可鎮(zhèn)靜不了?！半S節(jié)列車”的“秘書長”、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高凌百——就是幫蔣介石起草指責胡漢民的那封信的那位——發(fā)現(xiàn)情形不對，馬上把剩下這幾十號人組織起來，投入戰(zhàn)斗。專列的車廂上，都有供向外射擊用的槍孔，大家每人把著一個，參與作戰(zhàn)。
孰料，沒過一會兒，居然有一顆子彈從射擊孔鉆了進來，當場將四個話務員中的一個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子彈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馬慌了神，這要是一顆子彈鉆進來，正打在蔣介石的那顆光頭上，會是個什么結果！照他想，蔣介石最好趴到車廂的地板上，最為安全，但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蔣提出這種建議。
當時在蔣身邊的，正是張我佛，高凌百叫他過來，悄悄告訴他：“你站在總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離開，看我的手勢，只要我示意，你馬上抱住總司令，滾倒在地上?！?br/>
張我佛奉命惟謹，站在蔣介石身邊。一會兒蔣問他：“你站在這里干什么？”張回答：“奉命?！笔Y應該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點點頭，沒有再說什么。
正在危急時刻，奉命開往前線的中央軍校學員100多人聽到密集的槍聲，發(fā)現(xiàn)正有人在圍攻“隨節(jié)列車”，馬上加入戰(zhàn)斗，黑暗中，對方摸不清來了多少增援部隊，不敢戀戰(zhàn)，趁夜退走。
據(jù)說，天亮以后打掃戰(zhàn)場，只發(fā)現(xiàn)了100多匹死馬，卻沒有發(fā)現(xiàn)一具對方的死尸，蔣介石這邊連死帶傷的，也有100多人。
商丘一戰(zhàn)，張我佛舍身護主，趕上三國時的曹洪了，就此一舉成名。
中原大戰(zhàn)之后，張我佛考上了廈門大學，念書去了。1933年，魏大銘著手為戴笠建立通訊網(wǎng)，張我佛正讀到大學三年級，奉魏之命，犧牲學業(yè)進入特務處，擔任報務員。
張我佛硬著頭皮接受了任務，每天晚上上班，從12點開始聯(lián)系這個電臺，一直叫到天亮，連續(xù)三天，毫無結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的，但急也沒有用，總不能自己上臺子去叫吧。
功夫不負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張我佛終于聯(lián)系上了這個奇怪電臺，他馬上報告魏大銘，魏不敢怠慢，立即打電話給戴笠。
戴一聽高興極了，連鞋都顧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電話機旁。
特務處總臺設在白鷺洲，張我佛開始接收對方的電報，為節(jié)約時間，他把記錄下來的電碼告訴電臺值班主任于熾生，于直接通過電話打給雞鵝巷53號戴笠公館的值班譯電員姚敦文，姚翻譯后交給戴笠，這一夜一共收到50多個字，雙方約定上午8點再次聯(lián)絡。
然而，有這50多個字已經(jīng)足夠了。
因為，鄭介民那邊已經(jīng)得手了。
同時做廣東空軍工作的，還有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不過他沒有到廣州去，而是在香港。
軍統(tǒng)的很多老人，回憶起來，都反映說鄭介民這個人膽子特小，從不敢身處險境。
整個軍統(tǒng)，戴笠還就是對鄭介民比較客氣一點，叫他“鄭先生”。不像對別人，都是直呼其名，頂多了在名字后邊加個“同志”倆字兒。同樣是搞策反，鄭介民就不去廣東，戴笠拿他也沒轍。
不管他去沒去，反正人家鄭介民把事是給辦成了。
鄭介民是華僑，廣東空軍有個飛行員叫陳振興，也是廣東籍華僑。這個陳振興是運動員出身，游泳、舞蹈無不擅長，交際很廣，鄭介民通過他聯(lián)系上了廣東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陳卓林。
陳卓林，1892年生，廣東臺山人，曾在美國蒂萊斯特航空學校學習飛行。1923年回到廣州。1924年，任廣東軍事飛行學校的飛行教官。1932年，陳濟棠通過“西南兩機構”成立廣東空軍司令部，陳卓林任參謀處處長，后來升任參謀長。
陳卓林是廣東空軍的老人了，事情進展很快，聯(lián)系上不少飛行員，準備投向“中央”。鄭介民將陳秘密約到香港，談妥了條件。
此時，鄭介民遇到了一個困難——前期的運作，需要8萬港幣。
8萬港幣不是小數(shù)目，據(jù)說相當于5萬大洋。鄭介民沒有這么多錢，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電報給戴笠，請他去想辦法。
戴笠也沒有這么多錢，他去找航空委員會，對方不但不給，還皮里陽秋地說：“領袖的錢不好隨便花啊?！?br/>
戴笠沒法跟他們搗這個亂，于是要交通科長胡子萍去買兩張當天晚上的車票，帶著副官賈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來了，挺興奮地對胡子萍說，5萬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們什么時候“亂花”過領袖的錢！只要能把陳濟棠的空軍奪過來，50萬也值得！
原來，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個名女人許兆賢。
當年，許兆賢是上海交際場上的一個名人，也是戴笠的紅顏知己，社會關系很廣泛，戴笠去與她商量，看找誰能借5萬元。
沒想到，許兆賢當時就取下自己戴的一條項鏈，說這條項鏈你拿去質典，至少能值5萬，你拿去先辦事，其他的以后再說。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只好千恩萬謝地退了出來。
許兆賢后來嫁給了廣東同鄉(xiāng)熊少豪，熊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所屬的“外交委員會”做事，兩口子都曾幫過戴笠不少忙。
五萬元匯給鄭介民，一切ok。通過陳卓林，又聯(lián)系上了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
黃光銳，1899生，廣東臺山人。
黃自幼隨父親去美國，加入美國籍，并考取飛行執(zhí)照。1922年回國，1923年7月，黃光銳協(xié)助廣東航空局長楊仙逸研制出一架飛機。孫中山命名這架飛機為“樂士文號”，1924年，黃光銳繼任航空局局長。陳濟棠奪取廣東空軍以后，任命黃光銳為空軍司令。
黃光銳、陳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幾個中隊長馬庭槐、陶佐德、何涇渭、謝莽、鄧顯剛、敖倫等幾個人，對他們說準備投向“中央”，征求他們的意見，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倫記得，當時黃光銳問他們：“怕不怕槍斃？”他們說：“跟著陳濟棠打內戰(zhàn)是死路一條?！秉S光銳很滿意，令他們保守機密，等待時機。
當時，敖倫他們還建議，說第二中隊中隊長丁紀徐等幾個人與陳濟棠關系密切，暫時不要告訴他們，以免泄密。
據(jù)敖倫后來回憶，大家為什么心這么齊：一個是由于陳濟棠打著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氣。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廣東空軍派系林立，高層生活腐化，飛行員們心里不痛快，人心思變。第三，陳濟棠整日被他那個哥哥陳維周裝神弄鬼，搞得團團轉，早就看不過眼。陳的老部下第2軍軍長香翰屏曾經(jīng)好意勸他“遠離小人”，結果被陳濟棠撤了職，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時，戴笠這么一介入，恰如一個導火索，轟隆隆大廈將傾。
誰也沒想到，還沒等黃光銳下令，1935年7月2日，已經(jīng)飛跑了7架飛機！
“擅自”出走的飛行員，分屬第二中隊和第五中隊，隊長分別是丁紀徐和敖倫。
黃志剛，第五中隊飛行員，黃志剛與陳振興是航校六期的同學，受陳振興的策動，準備投向“中央”。接著，經(jīng)黃志剛又串聯(lián)了第二中隊的飛行員黃居谷、蔡志昌等，密謀起事。
1936年7月2日，利用訓練的機會，黃志剛率四架輕轟炸機，在從化起飛；黃居谷率三架驅逐機，在天河起飛，均于當天降落在南昌機場，并由7人聯(lián)銜發(fā)表了聲討陳濟棠的通電。
后南京政府將黃志剛等編為空軍第十七中隊，任命黃志剛為中隊長，其他飛行員全部晉升為上尉軍銜。
據(jù)第二中隊飛行員鐘錦棠回憶，當天早上，黃居谷準備出發(fā)的時候，曾建議鐘錦棠與其一起做編隊訓練，意思是讓他同走。結果鐘沒有會意，說先練習著陸，再飛編隊不遲。黃居谷不好說得太明了，只好自行出走。后鐘錦棠見黃等一去不返，后悔不迭。
黃志剛等人的“擅自”出走，打亂了黃光銳、陳卓林等的全盤計劃。此時，他們還沒有做好集體“出走”的準備工作，不能露出形跡。而自己手下出了這樣大的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假裝瘋魔地派陳卓林前來興師問罪。
一來，先把黃居谷所在的第二中隊隊長丁紀徐抓了起來。
丁紀徐平素與陳濟棠走得比較近一些，大家都對他有些忌憚。正好把事情的責任硬栽到丁紀徐的身上，這樣既可表示出以公心，又正好借以惡心陳濟棠，可說惠而不費。
鐘錦棠與飛走的七人都是航校六期的同學，黃居谷等三人又是在與鐘錦棠共同訓練的時候跑的，自然也是調查重點。
當時陳卓林做出一副很嚴肅的樣子，問鐘，昨天發(fā)生的事情，丁紀徐事先知道不知道？
此時，鐘錦棠作為一個下級飛行員，并不知道黃、徐已經(jīng)與南京達成協(xié)議，準備“出走”的事情，此番前來，純屬做作，給陳濟棠看的。
但初生牛犢不怕虎，鐘錦棠毫不躲閃地說，丁紀徐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飛走的會更多。
陳卓林又問，你事先知不知道？這次鐘錦棠答得更脆：“黃居谷昨天確實暗示我了，但我沒有明白他的意思。否則，我肯定跟他們一起飛走。”
陳卓林聽了，心里暗中滿意，但又不好過多表現(xiàn)出什么來，只好說，“我并不是審訊你，只是了解情況。”于是給了鐘錦棠200元港幣，讓他“安心工作”，然后心滿意足地押著丁紀徐找陳濟棠復命去了。
1936年7月6日，陳濟棠召集所有空軍人員訓話。他說：“廣東空軍人員應以整體為重，切勿妄動。若離開團體，投奔他處，寄人籬下，其結局是悲慘的，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陳濟棠講了近一個小時，說到傷心處，竟致聲淚俱下。
此時，陳濟棠還沒有想到，要不了多少時間，更加沉重的打擊還在后面等待著他。
為防微杜漸，陳濟棠明令，所有飛機一律鎖在機庫當中。如有訓練任務，只加滿足1小時飛行的油量，以限制長途飛行。
1936年7月10日，蔣介石派來3架偵察機，到廣州上空拋撒傳單。黃光銳趁機向陳進言，你看，我們的飛機都在機庫里，無法隨時出動，否則，不就可以把蔣的飛機打下來了嗎。陳濟棠聽著也有道理，慢慢放松了管制。
接著又有人建議，說可以把廣東空軍所有的飛行員的家屬接到某處，實際上是作為人質。對此，提出反對的是陳維周。他說，不用這樣做，我看過這些飛行員的面相，沒有一個是腦后有“反骨”的，可以信賴。
最后，陳濟棠派他第1集團軍的政治部主任李鶴齡到空軍來監(jiān)視大家。于是，陳卓林派大家輪著番地請客，天天陪著他花天酒地，根本無暇外出了解情況，執(zhí)行監(jiān)視任務。
接著，大家又集體請愿，要求釋放丁紀徐。由于查無實據(jù)，1936年7月13日，陳濟棠釋放了丁紀徐。
這丁紀徐才叫冤枉！被黃光銳、陳卓林平白無故地把一宗大罪扣在頭上，其實他也不過是表面上看著與陳濟棠走得比較近而已，并無其他企圖。在1936年7月18日的“勝利大逃亡”中，丁紀徐也逃到了香港。
按下葫蘆起來瓢，幾乎與此同時，陳濟棠海軍又出事了——跑了兩艘魚雷艦。
陳濟棠從英國、意大利購買的4艘魚雷艦，在當時屬于比較先進的，是陳濟棠海軍中的精銳。
據(jù)許耀震回憶，策反魚雷艦的，是原廣東海軍司令陳策。
陳策，1893年生，海南文昌人，廣東黃埔海軍學校第十五期畢業(yè)。
1923年，孫中山重回廣州，任命陳策為廣東艦隊司令，1932年，陳濟棠強行將廣東海軍劃歸第1集團軍，陳策被迫“下野”，出國考察。陳策是舊中國海軍的一位風云人物，廣東海軍的許多人物都曾是他的下級，由他出面策動海軍，再合適不過了。
據(jù)當時在魚雷艦上服役的李鼎新、湯生等人回憶，當時，陳策聯(lián)系了4艘魚雷艦的艦長鄺文光、麥士堯、陳宇鈿、鄧萃功，準備同時出走。臨到1936年7月12日走的那一天，由于聯(lián)絡不暢，沒有找到麥士堯。陳宇鈿倒是找到了，結果他在回艦時，公共汽車中途又拋了錨，等趕回軍艦時，約定的時間已經(jīng)過了。最后，只有一、四兩艦按計劃出走成功，逃到香港。
陳濟棠垮臺以后，一、四兩號魚雷艦又返回廣東海軍?？谷諔?zhàn)爭開始以后，在1937年的虎門海戰(zhàn)中，4艦均被日軍擊沉。
海、空軍的事，暫且放在一邊，因為，陳濟棠的陸軍那邊又出事了。
對陸軍的策反，最初是老蔣親自抓的，時間還在對空軍的策反之前。只因一開始沒有找對門路，結果反而落在空軍之后“見響”。
老蔣曾當過粵軍的參謀長，對廣東的情況還是比較熟悉的。因此，他打算親自出馬，策反陳濟棠的陸軍。
派誰去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林虎身上。
林虎，原名林蔭清，1887年生，廣西陸川人。
林虎從16歲起就一直在廣東、廣西當兵?！岸胃锩睍r曾任江西討袁軍左翼司令，1918年5月，林虎任廣東護法軍政府陸軍部次長，1919年11月任粵桂邊防軍總司令。1924年5月，北京政府委任林虎為廣東督辦。1925年3月，林虎被廣東革命政府東征軍打敗，此后一直避居香港。
林虎在廣東、廣西打了二十年，可謂門生故舊滿兩廣，而且陳濟棠也曾經(jīng)是他的手下，派林虎去聯(lián)絡兩廣軍人，是最合適的人選了。
老蔣跟林虎有交情，因此，他準備派人去香港會見林虎，請他“出山”。
此時，林虎在九龍新界隱居，不過問任何政事，也不與政界的任何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個有分量的人去，才能跟他過上話。
先出馬的，是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楊永泰，他派了香港中國銀行的一個經(jīng)理去，結果連門都不讓進。
楊永泰的面子不夠，蔣介石想，楊永泰與林虎沒有任何淵源，不見也正常，我派一個他的廣西老鄉(xiāng)去，總可以吧。
于是，蔣介石讓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去想辦法，黃是廣西容縣人。于是黃紹竑讓自己的舊部黃權，當時也在九龍，就近前去拜訪，結果仍是不得其門。
兩碰釘子，老蔣也覺得很栽面，于是，他把這個任務又交給了戴笠。
戴笠打電報給潛伏在廣州的梁干喬，讓他去想辦法。
梁干喬是廣東人，讓他去找門路、聯(lián)系廣西人林虎，確實有些難度。于是，他找到了軍校同學鄧匡元。
鄧匡元，1904年生，廣西柳城人，軍校四期步科畢業(yè)，此時同樣擔負策反兩廣的任務。
鄧匡元一聽也很撓頭，像林虎這個層次的人物，兩個省主席都見不到面，我們能有什么辦法？兩個人對著發(fā)愁。
偶然中，鄧匡元與他的老鄉(xiāng)，廣州市社訓總隊第1團團長何峨芳談起此事。
何峨芳，1908年生，廣西蒼梧縣人，軍校六期騎兵科畢業(yè)。
還在軍校入伍生隊的時候，何峨芳被編入第一總隊騎兵隊騎兵第二連，與徐亮是一個連的。我們知道，戴笠也是軍校六期騎兵科出來的，徐亮與他一起參加了“密查組”的工作，并因此而成為特務處的得力干部，軍統(tǒng)“十人團”之一。
徐亮很欣賞何峨芳的才干，早就勸他跟著戴笠干。何峨芳卻有自己的打算，因為他早聽說特務處紀律峻厲，他不大愿意受這個約束，于是婉拒了徐亮的邀請。但表示說，如果需要自己幫助，會盡最大的努力。
這不，需要何峨芳幫助的事情就來了。
何聽了鄧匡元的苦惱，馬上對他說：你去找陳文波，他能夠見到林虎。
何峨芳對鄧匡元說，有個廣東人陳文波，與陳濟棠是同宗，不知怎么與陳濟棠不對付了，還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居然派人挖了陳濟棠的祖墳，陳濟棠要宰了他。結果陳文波跑到上海經(jīng)商，此人長袖善舞，很快成了上海的巨富，你去找他吧，他有辦法。
1940年，何峨芳任軍統(tǒng)局廣西站站長，到底還是做了戴笠的手下——戴笠看上的人，無論好事壞事，一般來講，是跑不掉的。
根據(jù)何峨芳的指點，梁干喬到上海找到了陳文波。一說來意，陳哈哈大笑：“你要我干別的，不一定行。你說要見林虎，我敢擔保，他會待我以貴賓之禮?！?br/>
梁問陳文波，你認識林虎嗎？
陳說，不認識啊。
梁干喬自然要請教其中原委：“那你憑什么要林虎把你當成貴賓呢？”
陳文波說，我有兩個侄子在跟著林虎當副官，現(xiàn)在他倒霉了，依然跟著他。不僅如此，林虎的兒子在上海念大學，我每月資助他兒子200元，兩年了，林虎說我這個人講義氣。你說，現(xiàn)在我去看他，他會怎么對待我？”
梁干喬恍然大悟，于是說，那太好了，我們一起去見戴先生。
陳文波說：“是這樣，我只能帶你們進他家的門。但是我這個人不會說話，你們要讓他干什么，這個我不管，你們找一個能說會道的人，跟我一塊去。”
戴笠手下，“能說會道的人”多了，而且凈是廣東人，陳質平還記得吧，那可不是一般的“能說會道”。
這次，戴笠派出的，是另一個廣東人張君嵩。
張君嵩，1898年生，廣東合浦人（今屬廣西），軍校一期畢業(yè)。
張君嵩時任廣州市社會軍事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也就是何峨芳的頂頭上司。當時，張君嵩正在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第2期受訓，于是被戴笠派到廣東，游說林虎。
陳文波帶著張君嵩，果然很順利地見到了林虎。不知道是張君嵩會說，還是蔣介石的親筆信起了作用，林虎第二天即動身前往廣州。
按：上面這一段，是軍統(tǒng)的說法。據(jù)林虎自己說，他并沒有介入此事，策反廣東高層的，尚另有其人。
通過各方面的工作，陸軍中不少高級將領表態(tài)愿意歸順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李漢魂和陳濟棠手下的第一悍將余漢謀。
李漢魂，1895年生，廣東湛江人，保定軍校第6期畢業(yè)。李漢魂進入粵軍以后，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一路干到師長。陳濟棠擴充第一集團軍的時候，提拔他為第3軍副軍長兼獨立第3師師長。
據(jù)余漢謀的部下胡銘藻回憶，1936年7月1日，他見到李漢魂，李一見他就氣沖沖地說：你知道陳濟棠要干什么嗎？他這是要帶我們走死路??！我已經(jīng)與鄧龍光、莫希德（均為陳手下的高級將領）一道請幄奇（余漢謀字幄奇）負起“倒陳的責任”，帶著我們大家一道干?？舍⑵嬉恢豹q豫，還說要到香港去發(fā)表通電。到了香港，離開部隊，還有什么用？
李漢魂還說，明天我就要回汕頭，很快通電反陳，希望你把這個話帶給幄奇，如果他不出這個頭，那就算我看錯他了！
次日，李漢魂回到駐地，然后仿照關云長“封金掛印”去了香港，1936年7月6日，李漢魂發(fā)出“魚”電，聲討陳濟棠。
李漢魂的作為，觸動了余漢謀。
余漢謀，生于1896年，廣東高要人。
余漢謀也是保定軍校第6期畢業(yè)的，跟李漢魂是同學。畢業(yè)以后，余進入粵軍，其經(jīng)歷跟李幾乎完全一樣，也是從最底層干起，一個臺階不落地干到師長。
不同的是，余漢謀一直是陳濟棠的直接下級，陳提升一格，他就跟著水漲船高，陳當師長，他當副師長，陳當軍長，他當師長。直到第一集團軍成立，余漢謀任第1軍軍長，屬于陳濟棠的精銳部隊。
盡管如此，陳濟棠對余漢謀并不信任，1932年，陳濟棠借口幫蔣介石“剿共”，把余漢謀第1軍的駐地從廣東調到江西，遠離家鄉(xiāng)，早有宿怨。
同時，余漢謀對陳濟棠的許多做法，并不認可，不值其為人，尤其是對他事事聽從他那個哥哥陳維周的擺布，早就看著有氣。
據(jù)余漢謀的副官處長卜漢池回憶。1932年6月，余漢謀曾對他說：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后，全國民眾都在抵制日貨，唯獨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利用他擔任“兩廣鹽運使”的便利條件，派緝私艦艇從香港載運日貨運回廣東境內販賣。
因此，余漢謀派卜漢池回廣州，讓他告訴第2軍軍長香翰屏：余漢謀要和香一起去見陳濟棠，勸他阻止其兄的走私行為，如果陳濟棠不聽，余漢謀和香翰屏就一起辭職不干了。
臨行，余漢謀特別強調，提醒香翰屏，千萬不要單獨去見陳濟棠，一定等余漢謀有機會回到廣州的時候，兩人一塊去找他進言，力量更強一些，法不責眾嘛。
香翰屏，1890年生，廣東省合浦縣人（今屬廣西）。
合浦是名將之鄉(xiāng)，很多的粵軍將領都出身這里，比如陳銘樞、張枚新等。其中陳銘樞與香翰屏還是姑表兄弟，張枚新則是香翰屏的老部下。前面說到的策反兩廣的張君嵩，也是合浦人。
1912年，香翰屏入廣州法政學校，并加入國民黨。后加入粵軍第1師第4團，師長即他的表兄陳銘樞，團長就是陳濟棠。1932年，陳濟棠擴充第一集團軍，香翰屏被任命為第2軍軍長。
卜漢池奉命去見香翰屏，把余漢謀的意思轉告了他，沒想到，香翰屏卻有不同的見解。
他說，以陳濟棠的性格和他對陳維周的信任程度，不要說兩個人，就是再多去幾個人，也照樣不會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與其兩個人一起垮臺，不如由我一人犧牲不干，留幄奇作為將來替代陳濟棠的地位，這樣做較為上策。”
香翰屏把陳濟棠看得很透，早知道他不會有什么好結果，既然如此，不如以這樣一種“壯士斷腕”的方式，提前與陳濟棠“掰”掉，劃清界限，把自己的腳步站住，以便在未來的新格局里確保一席之地。所以他自己做公孫杵臼，留著余漢謀做程嬰，“吾任其易，君任其艱”。
此后，香翰屏果然單獨去見陳濟棠。
不出所料，陳濟棠聽他說陳維周的“壞話”，立時大怒，不僅強迫香翰屏自行辭去第2軍軍長的職務，后來又把香翰屏賴以起家的第2軍第2師師長張枚新也給撤了，最后連香翰屏兼任的廣東綏靖公署委員也給抹了，一擼到底，成了老百姓。
此事一出，對余漢謀刺激極大，銜恨于心。
當初，在陳濟棠策劃造反的時候，余漢謀就提出反對，但陳不聽，余漢謀也沒有辦法。此時見李漢魂做得決絕，也堅定了他的信心。
1936年7月6日，余漢謀給蔣介石打電報，要求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7月8日，余漢謀乘蔣派來接他的飛機飛抵南京。
行前，余漢謀明人不做暗事，把要去南京的事告訴了陳濟棠，并表示對他的造反堅決反對。
1936年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決定，撤銷“西南兩機關”，取消第一、第四兩個集團軍番號，任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指揮；任命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同時，撤銷陳濟棠“本兼各職”，任命了一個空頭的“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
至此，陳濟棠已是眾叛親離，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可嘆的是，此刻的陳濟棠，依然沒有意識到他在廣東的日子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1936年7月16日，陳與李宗仁分別就任“抗日救國聯(lián)軍”正、副總司令。
同一天，挑起倒陳大旗的余漢謀，從駐地江西大臾率部入據(jù)廣東韶關，并發(fā)表通電，令陳濟棠“24小時內離開廣東”。
此時，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知道，最后的時刻已經(jīng)到來。
黃召集空軍全體人員集會，把準備投向“中央”的意思告訴了大家，并說：“大家要鎮(zhèn)定、行動要一致。我不會帶你們走黑路，一定帶你們走一條光明之路?！碑敃r，有的人還對黃光銳把話講得這樣露骨感到驚訝，怕消息一旦泄露而出事。
實際上，黃光銳早已經(jīng)安排好了。
1936年7月17日，黃給每個飛行員發(fā)了100元安家費，并指定了每架飛機的駕駛員、機械人員和搭載人員。沒有分到飛機的，則于次日自行前往香港。
1936年7月18日，廣東空軍82架飛機先后從虎門、天河等機場起飛，除一架墜毀外，均于當日抵達韶關曲江機場，出走的飛行員、機械人員達150人之多。
另外，黃光銳、陳卓林以及廣東航空學校校長胡漢賢等頭腦則直飛香港，與特務處接頭。
不明不白地被冤枉的丁紀徐，憋了一肚子氣。被釋放以后，直接回了家，不打算上班了。黃、陳等后來去看他，表示撫慰，他也很冷淡，認為他們二人故意整人。1936年7月17日，賦閑在家的丁紀徐也沒有分到飛機，而是于當晚自行乘車到了香港。
據(jù)1936年7月18日第一個抵達曲江機場的飛行員鐘錦棠回憶，當他落地以后，見到余漢謀，鐘報告說是來投奔“中央”的，余問他事先怎么不通知？鐘說，時間太緊，來不及。
余漢謀說你們這事干得太危險，差點沒讓高射機槍給你打下來。
原來，為防止陳濟棠的空軍轟炸韶關，蔣介石特派了南京防空總監(jiān)黃振球隨同余漢謀一起南下，并在余軍駐地布防。
鐘一聽忙說，別打，后面還有大批飛機要來呢。
正說到這里，“大批飛機”遮天蔽日般盤旋而至，地面登時亂作一團，都以為是陳濟棠派來轟炸的。
余漢謀大喜，趕忙傳令不要開火，并妥為引導著陸。
當晚，余漢謀擺盛大宴會款待大家，并發(fā)給每人慰問金400元。
1936年7月24日，蔣介石在廬山接見了投奔“中央”的所有飛行員，并為中隊長以上人員頒發(fā)“五等云麾”勛章一枚。
1936年8月6日，黃光銳被任命為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校長，丁紀徐為教育長，陳卓林則被任命為南昌空軍教導總隊副總隊長。
1938年4月，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易名為中央空軍軍官學校，黃光銳仍為校長?？箲?zhàn)勝利以后，黃光銳晉升空軍中將，旋即退役，后赴美國。1986年，黃光銳在美國洛杉磯逝世，享年88歲。
1940年，陳卓林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駐香港辦事處主任，1943年3月，陳卓林任“央航”總經(jīng)理。1949年11月9日，陳卓林和劉敬宜一起組織了“兩航起義”。1965年，陳卓林在香港逝世，享年73歲。
空軍的集體出走，對于陳濟棠來說，好比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此時，陳濟棠才搞明白，他哥哥陳維周“扶乩”得到的那個“機不可失”的結果，其真實含義并非“機會不可丟失”之意，而是“飛機絕對不可以失去”。
既然飛機沒有了，那么一切也就都沒有了。
1936年7月18日下午5時，陳濟棠給余漢謀發(fā)出了最后一通電報。
幄奇兄：
棠誠信未孚，現(xiàn)決擺脫仔肩。此后對于報國責任、廣東治安、袍澤維系，偏勞吾兄獨負其責，望善為之，以補吾過。濟棠
18日
從電報中看，在這場賭博中敗到家了的陳濟棠仍不失大將風度，看他的口氣，既坦承事敗，又不失老上司、老大哥的身份，國家、桑梓、同志，一一諄諄囑托，最后還不忘來句客氣話，不愧大家風范。
勝者有勝者的驕傲，敗者有敗者的尊嚴。
信夫！
電報發(fā)出以后，陳濟棠從魚珠炮臺乘“?；ⅰ迸炥D英**艦，黯然前往香港。
巧了，就在前幾天，已經(jīng)完成策反任務的梁干喬，也是從這里逃往香港的，走的跟他是同一條路線。
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陳濟棠曾任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1940年任農(nóng)林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前夕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
去臺后，陳濟棠任臺灣“總統(tǒng)府”資政。
1954年11月3日，陳濟棠因腦血管病突發(fā)去世，年僅63歲。
1936年7月23日，余漢謀率部進入廣州，就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軍總指揮。香翰屏被任命為第四路軍副總指揮，10月28日，國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將軍銜，后又加上將銜。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為陳濟棠、余漢謀和他自己設計好的結果，終于實現(xiàn)了。
1936年8月，蔣介石到廣州，會見了余漢謀以次的全部廣東高層人物。在此之前，戴笠電告廣東的特務謝鎮(zhèn)南，讓他做好蔣介石在廣州期間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
謝鎮(zhèn)南，1902年生，廣東梅縣人，軍校三期畢業(yè)。
1932年，謝鎮(zhèn)南由他的同鄉(xiāng)梁干喬、張炎元介紹進入特務處，潛伏在廣東省政府緝私處工作。此時，陳濟棠垮臺，潛伏了四五年的謝鎮(zhèn)南終于可以見光了。
問題是謝鎮(zhèn)南手下沒有人，當時的緝私部門還不歸特務處運用，這個保衛(wèi)工作如何做法？
謝靈機一動，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機場警衛(wèi)營營長鄜植民，鄜也是復興社分子，謝鎮(zhèn)南跟他借了幾個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槍，一輛自行車，成立了一個“警衛(wèi)組”。
蔣介石下飛機的當天，謝鎮(zhèn)南趕到機場，看到余漢謀等人已經(jīng)在停機坪前等候，仨一群倆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們的車子也停放得亂七八糟，很“不成體統(tǒng)”。
于是，謝鎮(zhèn)南帶著他的幾個人上前，先是把車子轟得遠遠的，然后又指揮余漢謀等，告訴他們這樣不行，請他們按職務高低排成隊伍，規(guī)規(guī)矩矩地迎候“領袖”。
余漢謀等不知道這幾位是何許人也，看他們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勁頭，心想肯定是“中央”派來的，哪敢說個不字！
多少年以后，謝鎮(zhèn)南回憶起當時一干廣東大員對他奉命唯謹?shù)那榫?，還暗自好笑。
廣東的問題解決了，還有廣西。
沒有了在前面頂缸的陳濟棠，事變的中心一下轉移到了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動給自己找了個臺階，于1936年7月24日給南京打電報：
“奉軍事委員會7月13日電令，任宗仁、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茲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職，請派員蒞邕監(jiān)誓為盼。”
沒想到，你想下這個臺階，蔣介石還不讓下了。次日，南京發(fā)來電報，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白崇禧與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對調，白去浙江，黃到廣西當綏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離開廣西，蔣介石哪壺不開提哪壺。他看到廣東解決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順帶手把廣西也滅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蔣介石為“陰險毒辣的野心家”。
據(jù)程思遠先生回憶，當時李、白二人在商議今后行止時，曾有過“破釜沉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打算，準備跟蔣介石干到底。
其實，蔣也有蔣的難處，看到廣西輕易不好相與，也有轉圜之意，于是，經(jīng)過兩個月真假難辨地來來往往，雙方終于握手言和。
1936年9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別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和軍事委員會常委，廣西省政府主席則派了廣西人黃旭初。
至此，“兩廣事變”不費一槍一彈，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騰，廣西依舊。只是苦了廣東的陳濟棠，被桂系當槍使，最后弄出事來，丟了自己的地盤不說，還要為廣西頂缸。
得到實惠的，自然還有老蔣，從民國初年以來一直為軍閥所盤踞的廣東，終于“收歸國有”。
其實，放開眼光來看，“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受益的絕不僅僅是兩廣，或是幾個軍閥，而是全中國。
“兩廣事變”是近代史上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歷史上的地位，給我們的感覺，仿佛印象不太深刻，關鍵是因為沒有打起來。
否則，一旦打起來，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會亞于中原大戰(zhàn)。
有朋友可能會說了，中原大戰(zhàn)又怎么樣。
實際上，中原大戰(zhàn)可說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最大的災難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這是中國災難深重的一年，離亡國，僅一紙之別而已。
下一次，是1900年的“庚子國變”，與上一次相差仿佛。
第三次，就是中原大戰(zhàn)了，為什么這樣說呢？
因為中原大戰(zhàn)間接導致了失去東北——沒有中原大戰(zhàn)，就沒有東北軍入關；沒有東北軍入關造成的東北空虛，日本就不會輕易取得東北，也就沒有后來一步步地蠶食華北，日軍也就沒有后來發(fā)動“七七事變”的橋頭堡。
因此，換一個角度考慮，如果“兩廣事變”打起來了，則兵連禍結，生靈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記此時已經(jīng)是1936年，日本在華北摩拳擦掌，虎視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國防力量全部用于內戰(zhàn)，日軍乘虛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對全民族來說，“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實在是再好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