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zhèn)割據(jù)的同時，朝臣們在窩里斗。

    斗爭是激烈的。從憲宗到宣宗的半個世紀中，除少數(shù)潔身自好或人微言輕者外，朝臣涇渭般地分為兩大派系（當時的說法叫朋黨），各自拉幫結(jié)伙，彼此互不相讓。如果牽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會議上臉紅脖子粗。

    比如開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會議討論的，是一位被貶官員的工作安排。這時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亂政失敗，他實際上已成為模范監(jiān)獄中的體面囚徒，因此一開始就按照某派系與宦官達成的共識提出：某某貶到外地好幾年了，給個官位吧！[176]

    另一派系的宰相鄭覃（讀如談）立即亮出紅牌：陛下可憐他，就讓他移動幾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請讓位！

    鄭覃的同伙也說：那家伙專搞派系，是小人。

    對立面則說：做事要公道，不能講個人好惡！

    文宗也說：給個刺史還是可以的。

    鄭覃卻說：頂多讓他做洪州司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離長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的司馬。衡州司馬調(diào)任洪州司馬，只不過從中州調(diào)到了大州，保他的人當然不干。于是兩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鍋粥，互相攻擊，不可開交。

    退朝后，文宗問身邊人：宰相這樣，像話嗎？

    身邊人說：是不像話，但鄭覃他們也是一片忠心。[177]

    文宗沒有再說什么，也無話可說。他早已領(lǐng)教了兩派的勢同水火和意氣用事，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因此曾經(jīng)不無感慨地說：消滅朝中派系，比消滅河北叛賊還難。[178]

    朝臣們卻不承認這一點。

    有一次，憲宗皇帝問：派系斗爭這么嚴重，為什么？

    宰相李絳回答說：因為歷朝歷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爭。因此，小人要攻擊君子，就說他們搞派系。派系這東西，說起來可惡，查起來沒影，最方便用來整人。何況君子和君子，本來就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難道一定要讓君子和小人茍且在一起，才叫沒有派系嗎？[179]

    結(jié)論是：沒有派系斗爭，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說，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黨。[180]

    這話聽起來似乎在理，實際操作卻很困難。至少，我們無法分辨當時的兩派，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甚至不能通過對無辜者的同情心來進行判斷。因為在唐文宗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后不久，兩派的領(lǐng)軍人物都被打壓排擠出京，而且一貶再貶，罪名則都是莫須有。[181]

    同樣，我們也很難指控那些實施排擠誣陷的人，因為他們以反對宦官亂政為己任，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何況如果這幾個是小人，豈非證明受打壓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為什么要弄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講不通吧？[182]

    君子小人論，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為兩派卻是事實。比如李絳，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對頭。吉甫主張什么，他就反對什么。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跟李宗閔、牛僧孺又是死對頭。前面所說鄭覃要打壓的那個被貶官員，就是李宗閔。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爭，便又叫“二李黨爭”或“牛李黨爭”。[183]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為唐穆宗意外發(fā)現(xiàn)他是拒絕賄賂的清官。后者則在得勢之后，不顧唐武宗的意愿，頂著宦官仇士良的壓力，竭盡全力為自己的政治對手請命，終于在刀下救回了兩位前任宰相的性命。[184]

    那么，兩派窩里斗，又是為什么呢？

    與藩鎮(zhèn)有關(guān)，與出身也有關(guān)。李德裕和鄭覃代表著北朝以來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關(guān)東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閔一派則多半是進士出身的科舉官員。在對待藩鎮(zhèn)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問題上，前者持強硬態(tài)度，后者主張和平解決。[185]

    換句話說，世族系是鷹派，科舉系是鴿派。

    政見加門戶，當然針鋒相對。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廢了進士科的考試，只留下明經(jīng)科。鄭覃就對文宗說：官員有能力就行，何必還要才藝？陳后主和隋煬帝倒是文采斐然，結(jié)果國破家亡。進士也一樣，輕浮淺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吧？輕薄的人未必都是進士出身，科舉官員中也有敦厚的。再說了，進士科的設(shè)立已經(jīng)二百年，總不能說廢就廢。

    鄭覃說：那也不能太抬舉。[186]

    呵呵！態(tài)度如此強硬，底氣從何而來？

    宦官。

    沒有證據(jù)表明，鄭覃與宦官有什么勾連。但朝臣的派系與宦官的幫派，則大約確有瓜葛。主戰(zhàn)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憲宗朝得勢，就不僅因為憲宗皇帝要遏制藩鎮(zhèn)，也因為宦官頭子吐突承璀（讀如崔）是鷹派。相反，當憲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頭子都換了人時，用兵就變成了裁軍，掌權(quán)的也變成科舉系的李宗閔和牛僧孺了。[187]

    此后的發(fā)展同樣令人沮喪。殺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殺掉，把持內(nèi)廷的是專橫跋扈的仇士良。結(jié)果，李宗閔和牛僧孺都被貶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則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衛(wèi)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兩派勢力的消長，幾乎與宦官頭子的更換同步。

    但，要說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過傀儡和演員，則未免言過其實。要知道，勢焰熏天如仇士良，后來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為感到恐懼而申請退休。[188]

    進行道德批判就更沒有必要。事實上，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宦官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一個順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結(jié)論是：官員如果不跟宦官進行廣泛的接觸，達成某種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將一事無成。[189]

    何況皇帝也并非無所作為。宣宗聽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職，而且一貶再貶。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聞東窗事發(fā)，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瓊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級別從八品下。[190]

    這可真是一跟頭栽到底。

    想當時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憤滿腔。據(jù)說，在他常常登臨的望闕亭上留下了這樣一首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191]

    的確，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長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獨地走來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禪院，看見內(nèi)壁掛著十幾個葫蘆。于是他問：方丈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聲長嘆：哪里是什么藥，是骨灰。這些人，都是太尉您當年為了泄私憤，貶死在這里的。

    李德裕聞言，悵然若失，心痛如絞。

    當晚，他與世長辭。[192]

    此后沒過多久，由于內(nèi)廷的宦官不再發(fā)生沖突，也不再與外朝的大臣分別勾連，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體煙消云散。只不過，那時離亡國已經(jīng)不算太遠。

    如此看來，鬧得沸沸揚揚，前后持續(xù)半個世紀之久的派系斗爭，其實無聊透頂。原本應(yīng)該成為帝國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階級，除了充當宦官的應(yīng)聲蟲和附屬品，便只能在結(jié)黨營私和鉤心斗角中發(fā)揮聰明才智，結(jié)果不但扼殺人才，而且消耗國力。因此，當內(nèi)訌終于結(jié)束時，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內(nèi)部力量已經(jīng)蕩然無存。虛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沒有力氣為自己挖一個墳?zāi)?，只能依靠外來力量合上棺蓋。[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