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驚天大案
日人藏本失蹤案
自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迄抗日戰(zhàn)爭，中日雙方國力上的差距，決定了日方在與中國的對抗中，無論是正面戰(zhàn)場，還是所謂“謀略戰(zhàn)”，總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上風，但也有失手的時候，“日人藏本失蹤案”就給玩兒“現”了，在全世界面前大丟其人。
1934年6月7日，日本公使有吉明從上海到南京會晤汪精衛(wèi)，希望“中日提攜”。6月9日，有吉明即照會國民政府，稱“日本駐南京副總領事藏本英明失蹤”，并對此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國民政府必須在48小時內予以“合理解釋”，否則將產生“嚴重后果”。
當天，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還到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鬧，搞得天翻地覆。
日本的高級外交官在華失蹤，非同小可，所有人都明白，以當時中日兩國關系的態(tài)勢，此事一旦處理不好，對于中國來講意味著什么。
當時蔣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汪是老政客了，自然識得此案的利害，當即令所有軍警憲特：“盡全力訪查，務期藏本失蹤事有一著落，以維中日睦鄰邦交。”
南京出了事，首當其沖的，自然是“首都警察廳”廳長陳焯，陳焯派出的，是“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
趙世瑞，生于1903年，浙江諸暨人，跟一期的宣鐵吾是同鄉(xiāng)，軍校四期政治科畢業(yè)。
趙世瑞參加過北伐，此后被戴笠看中，送入“參謀本部特務警員訓練班”即“洪公祠特訓班”第三期學習，畢業(yè)后加入特務處。
跟別的特務不一樣的是，趙世瑞雖然是一個軍統(tǒng)分子，卻始終在公開單位工作。趙是個搞偵查的好手，從1933年一畢業(yè)就進入首都警察廳調查課，從調查員、股長、組長，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升任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自然，調查課也就成為受特務處“運用”的一個單位。
接到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趙世瑞卻并不感到擔心。原來，他早在兩個月前，就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安排了一個“內線”。
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的聽差袁露，就是趙世瑞的人。
袁露，本名詹長麟，1913年生，江蘇江寧人。
詹長麟15歲就進入國民政府警衛(wèi)第一旅，曾給南京警備司令俞濟時當過勤務兵，腦子好用又見過世面，同時，參加過“淞滬抗戰(zhàn)”，證明也有一顆愛國之心。這樣，詹長麟被趙世瑞看中，通過中間人把他安排到日本總領事館當了一名雜役，并化名袁露。
由于袁露人聰明，會來事，很快被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看中，讓他給自己當聽差，這樣，袁露就可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條件，參聞一些機密。
情報工作，往往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總是“臨時抱佛腳”，肯定不是一個好的特工人員，想靠“蒙”是沒戲的。
有的時候，總覺得別人運氣好，怎么那么巧，剛好他在哪里哪里布置了個人，我怎么遇不上這種好事。其實不是，真正的高手，講究“走閑棋，布冷子”，看你有沒有這等戰(zhàn)略眼光了。天下事，豈是“蒙”得來的！
所以，情報工作，看似沒有搞行動破壞那么熱鬧，但它卻是一切特務工作、或稱秘密工作的基礎，不會搞情報，是吃不了特務這碗飯的。
好比田徑，被稱為體育運動之母，跟這個道理差不多。
僅僅兩個月時間，袁露這步“閑棋”就發(fā)揮了作用——1934年6月8日晚上10時多鐘，袁露親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總領事館的一輛轎車，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趙世瑞心中有了底，他從總領事館要到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并多方了解他的性格、愛好等等，即于當日在各重要路口、旅館等地布控。并以憲兵司令部與“首都警察廳”的名義發(fā)出“尋人啟事”：“如能將藏本直接尋獲者，賞洋1萬元；能知該員蹤跡報告后因而尋獲者，賞洋五千元?！?br/>
這時，日方還在大肆鼓噪。
1934年6月10日的大阪《每日新聞》說：“目下南京對于日本官兵之壓迫，非常識之至，中國憲兵隊對于日人，皆有便衣偵探跟隨，電話亦一一竊聽。尤其甚者，6月3日今村第三艦隊司令官，在中山門受憲兵檢查身體之侮辱事件，須磨總領事方向中國警告，故對藏本事件中國之態(tài)度，以疑惑觀之?！?br/>
1934年6月12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內閣會議上，煞有介事地聲稱：
“藏本事件系在中國‘國都’警備嚴重之區(qū)域公然對我總領事館員之行為，不論加害者之行為動機如何，實關系帝國威信之重大事件，故須徹底糾纏南京政府之責任。帝國政府保留最后行動之自由，并要求中國自行著手探索藏本。若對于該提議中國政府不表示誠意，帝國政府第二階段之行動，即從中國為無組織國家之常例，無搜索之能力，我派出之官吏，當舉行實力搜索。若達最惡之場合時，當使我陸戰(zhàn)隊員實力搜索之責任。帝國政府依照慣例，對于關系列國，通知我方所取一切手段為公正妥當。由中國方面或由我實力搜索之結果，判明事件真相后，當使我有吉公使與國民政府開始正式談判，提出下列之條件：一、國民政府之正式謝罪。二、加害者之嚴重處罰。三、嚴正之損害賠償。四、以于將來之保障。”
日本人還弄了一幫子在南京的日本僑民游行集會，表示“若藏本不尋獲，則全體僑民回國。”等等。與此同時，日方將其第三艦隊驅逐艦“葦”號、巡洋艦“對馬”號等軍艦，開赴南京下關江邊，卸下炮衣，擺出一副隨時準備“開練”的架勢，下關附近的大批居民已經開始離家避難。
一時間，南京城陰云密布，戰(zhàn)爭大有一觸即發(fā)之勢。
轉眼三天過去了，南京上下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誰都知道，多拖一天，藏本英明生還的希望就少一分。
蔣介石從南昌前線打電報給汪精衛(wèi)，要求汪令“首都軍警妥慎尋訪，使真相早白”。
汪精衛(wèi)早已焦頭爛額，蔣介石的電報如同火上澆油，一向溫文爾雅的汪精衛(wèi)，居然當即召集參與偵破的軍警憲特，大發(fā)雷霆，并指出“查自日本副領事失蹤后，迭經嚴諭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無蹤跡。憲兵司令部、警察廳須飭屬加緊偵查，務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當從嚴懲處，決不寬貸！”
實際上，在那個年代，除了上海是個例外，即便是像南京這樣所謂的大城市，要想找個人，并不是太難的事。
主要原因，那個時候的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業(yè)為主的國家，大家都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除非是逃難，沒有人閑得沒事到處亂跑。兼且交通條件遠不像今天這般便利，當年，要想出個門是件挺大的事。
正因為這個原因，當年跟今天有一個特別大的區(qū)別——城市當中沒有太多的流動人口，基本屬于一個靜止的社會。
所以在城市里，要想查個把人，都不一定需要“片兒警”拿著戶口簿挨著個的比對，基本上，到轄區(qū)轉一圈，就全清楚了。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年陳恭澍“制裁”王克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離開他借宿的毛萬里家。因為他知道要不了多長時間，馬上就是一場北平全城的大搜捕。而他由于沒有報“臨時戶口”，一旦被堵在毛家，那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楚的。
所以他跑到八大胡同，找自己相熟的“姑娘”，“忍”了兩宿。即便如此，據陳恭澍后來回憶，也遇到了幾次檢查，幸虧“姑娘”機警，應付了過去。
等后來一問，果然離開毛家的當天夜里，派出所就帶著日本人來查戶口。
這是第一招——戶籍管理。
然后是社會面控制，首先是檢查大小旅館，同樣，那個時候沒有太多的賓館酒店，每家捋一遍，然后派個特務“坐”店，隨時掌握情況就是了。
第三招是交通控制，汽車行（即當年的出租汽車公司）查一查，拉腳的查一查，再把各個交通路口一控制，你說藏本英明是能飛上天去還是能怎么著。
怪了，三天了，大家真是沒閑著，各種招數都使遍了，就是找不著人。
萬般無奈之下，1934年6月12日，大家又接到了一個新的重點盤查要求，主要針對四類人：“形跡可疑的、外地口音的、形容古怪的、精神不正常的”，上峰有令，凡遇見上述人等，一律嚴加盤查。
一時之間，南京上下齊動員，大抓精神病、武瘋子，凡街邊倒臥、酒鬼、乞丐，皆有藏本英明之可能，皆有嚴加盤查之必要。
跟大家一樣，趙世瑞也忙乎了三天，而且比他們還加個“更”字——趙世瑞已經三天沒睡覺了。
他為什么干勁這么足，因為趙世瑞有自己的獨家線索——藏本英明坐著領事館的車，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雖然這是一條不太確切的消息，而且坐車出去以后，變數還很多，誰知道他在哪里拐個彎，到哪兒去了。但總歸，這是藏本英明失蹤之前的最后一條線索，順著它往下走，比在馬路上跟精神病較勁勝過百倍。
趙世瑞令他手下所有警探著便裝在中山陵、明孝陵附近布控。特務做事，與警察不同，他不會大張旗鼓、轟轟烈烈：“說，你是什么人！”——只需要拿個小本，帶張照片，“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br/>
1934年6月13日一早，消息令趙世瑞極為振奮——明孝陵的守陵人報告，當日凌晨，發(fā)現一個40多歲穿西服的人，跑到陵區(qū)討水喝。觀其人，雖然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但看上去，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對勁，不太像中國人。可是，等當事人反應過來，拿著報紙上的照片去比對時，那人已經走了。
緊接著，趙世瑞又接到了第二條線索。
報信兒的是一家小餐館的老板，他的小店，就開在“中山陵園”和“明孝陵”之間的路上。
據老板說，今天一早，店里就來了一個客人，雖然穿著西服，可是滿臉胡子邋遢，一副很落魄的樣子。結果吃完了飯，一摸兜里沒錢，于是那人拿出一枚純金的扣子，說是當做飯錢。
當時老板說不要，并說：“如果您一時不方便，那么下次再給就是了，這樣貴重的東西，我不能收?！钡悄莻€人說“不會再有下次”了，還是堅持用扣子付了賬。
至此，趙世瑞三天來的疲乏一掃而空，當即率大批警員直奔明孝陵，做拉網式搜查。
到1934年6月13日中午11點，終于在明孝陵附近的一棵大樹底下，發(fā)現了藏本英明。
這時，距藏本英明“失蹤”，一共過了108個小時。
趙世瑞第一時間將藏本英明送回首都警察廳，交給他的頂頭上司陳焯。
跟我們大家一樣，陳焯首先要問的，自然也是那句話：“你這幾天是怎么回事？”
實際上，在趙世瑞他們找到藏本英明的時候，已經問過他一次了。當時他說自己想自殺，問他為什么要自殺，則不肯說。
此時，陳焯再問，藏本英明還是那句話，想自殺，至于其他的，則一律閉口不談。
畢竟是高級外交官，他不肯說，總不能強迫他說，陳焯也沒什么好辦法。
還是趙世瑞有辦法，他認識一個路透社記者，叫趙敏恒，足智多謀，有愛國心。
趙敏恒自稱“青年會”代表，前去慰問藏本英明。藏本感動之下對趙講了“心里話”，原來他認為自己在中國這么多年，一直受到排擠，升不上去，很郁悶。出事當天，國民政府外交部有宴會，可總領事須磨不但不讓他去，反而讓他到火車站去給公使有吉明看行李。藏本英明感到大受屈辱，了無生趣，遂萌生了厭世的念頭。然而幾番“試”死，都沒死成，就在無可奈何之間渾渾噩噩地過了幾天，直到被尋獲。
1934年6月13日下午4點，藏本英明被交還給日方。
藏本英明失而復得，顯然是把日本人弄了個“燒雞大窩脖”，1934年6月14日，日本總領事須磨硬著頭皮去拜訪汪精衛(wèi)，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謝。同時要求，為保全日方的顏面，中央社、中央電臺及南京各報社等中方媒體，一律不得報道這一消息。對此，汪精衛(wèi)經與蔣介石商量表示同意。
孰料，日本人回去就變了卦，聲稱“中國當局對于發(fā)現后疲勞的藏本氏，強制使其陳述，又不使我官員到場”，“身心俱缺乏平靜，陳述亦不明了確實，故關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復后，調查事情，再行考慮”。
幸虧趙世瑞當時留了一手——趙敏恒作為路透社記者，不受中日約定的限制，當即將他采訪藏本英明的新聞稿直接發(fā)回倫敦路透社總社，頃刻間傳遍全世界。
這一招把日本人給氣壞了，據說當時日本外務省情報局長天羽英二在東京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稱趙敏恒“不是記者，而是中國的一個惡毒的宣傳員?！?br/>
在表面上彬彬有禮的外交場合，這種言辭基本上等于是破口大罵了，當時在場的路透社遠東分社總經理考克斯一聽就急了，指責天羽英二侮辱記者，侮辱他的同事，兩人差點就動手打起來。
藏本英明于1934年6月20日被遣送回國，后不知所終。就此，“藏本事件”以最有利于中國的形勢結束。
以目前公開的資料考察所謂“藏本事件”，就只能說到這里了。其他深一層次的，比如藏本英明的“失蹤”究竟有無幕后指使？藏本英明的自述有多少水分？日方借助“藏本事件”究竟意欲何為？大家想必會有自己的判斷。
不管怎么樣，“藏本事件”最終的戲劇性結局，最起碼的，是解決了一場外交危機，解除了密布的戰(zhàn)爭陰云，甚或，使日方對中國的全面入侵，消弭了其一個最好的借口，這個評價，應該不算過分。
按：“藏本事件”的真相被抖摟出來以后，知名人士杜重遠先生曾抓住不久前發(fā)生在日本的中國留日學生葉木華被殺一案做對比，猛烈抨擊國民政府的軟弱無能，筆鋒極為犀利，特附錄于后。
葉木華與藏本英明
杜重遠
五月二十四日，中國留日學生葉木華君，在長崎市路過日華商業(yè)學校街前時，被該校學生渡邊龍雄蹴球打中葉身，發(fā)生爭執(zhí)，渡邊竟出短刀刺葉胸部致死。后來經我方領館一再交涉，僅以長崎縣長名義道歉了事。不到兼旬，日本駐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忽以失蹤聞。于是日方電通社誣我有意謀殺，日艦數艘駛京示威，駐京日僑開大會議決，如藏本無著落，則以全體退出南京相要挾。我方則朝野震駭，手足無措，軍警四出，大索數日。結果才知道這位藏本先生吃飽飯沒事干，竟在紫金山捉迷藏。拿這眼前的兩件事對比一下，記者因想葉君何不幸而投胎到中國來，更何不幸而留學到日本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慘殺其代價不過長崎縣一紙空文，贈以“遺憾”二字。
另一方面藏本又何幸而投胎為日本人，更何幸而服官在中國，一時心血來潮，遨游市外，竟忙壞了幾十萬的軍警，驚擾了幾百萬的居民。好在紫金山的狼虎有眼，未敢照顧這位尊客，一場風波，總算平安過去。否則尸身無著，事態(tài)擴大，說不定牽動了歐亞全局，重演世界大戰(zhàn)。古人說：“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平時我不知道二語作何解，現在就葉君和藏本兩事，才得到實證了。
有人說，葉君不過是一個學生，藏本是一位外交官，兩人的身份地位不同，何可相提并論。但是假定葉君是一個日本人，在上海給中國人打死，你想這事情會鬧成怎樣嗎？那東京政府就非立即添派幾只軍艦，到中國各?？谑就豢?。這事情就馬上化為重大的國際事件。反之如藏本是在日本的中國副領事，那么即使有了失蹤的事情，中國斷不能把責任諉卸到日本頭上。日本警察即使幫同搜尋，也只是道義的關系，斷不能小題大做。而且事后也許日本要向中國政府問罪，說是不應該派一個瘋瘋癲癲的外交官來日本呢。
現在這兩件事總算了結了。葉木華算是白白送掉一條命。
藏本算是給中**警找到，現在回日本去了。但單從這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是處在一個什么地位。本來政府是保護本國人民的，但是中國政府卻是以保護外國人為其主要任務。葉木華事件，不必說，就是最近幾年中，在上海、天津多少中國人遭日本有組織的綁架殺害（上海五洲藥房經理項松茂君的遇難，即是一例），我們不曾見到中國政府向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被日本軍隊殺死，后來到底有什么結果呢？也和葉木華一樣地白死罷了。但是因了藏本事件，卻把南京文武官吏，一個個鬧得手忙腳亂，仿佛大禍臨頭一般。自然，我們是弱國人民，活該倒霉。但是從前清直到現在的媚外懼外的心理，難道竟不能改變一點嗎？
原載《新生》1934年6月23日第1卷第20期
中央黨部刺汪案
汪精衛(wèi)這個人一生經歷極為豐富，撇開最后當漢奸不說，前半生，端的是豐富多彩。比如，汪精衛(wèi)雖然是一介書生，卻曾經當過刺客、也曾經遇刺，而且遇刺一回還不夠，還要來個兩回。
當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衛(wèi)一生的革命本錢。
遇刺的兩回，第一回有點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終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卻是第一次，即現在要說的“中央黨部刺汪案”。
談到汪精衛(wèi)，真的有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這么老資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當了漢奸，想起來都替他惋惜。
不過，這也是他長期親日的必然結果，否則，不至于在中央黨部替他“一生的政敵”蔣介石挨槍子兒，所以說冤也不冤。
按：在國民黨內部，乃至往前回溯到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等等，其高層人士中，相當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學生，如黃興、蔣介石、汪精衛(wèi)、胡漢民、戴季陶、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殷汝耕、王克敏，軍統(tǒng)內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們前面說了，之所以八年抗戰(zhàn)中會出現那么多漢奸，與當時政界的中、上層有一大批親日派有直接的關系。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此后不久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會議。
會議地點在南京中央黨部大院。第一天會議的程序是：
8點：與會人員到中山陵“謁陵”，然后回到中央黨部。
9點：準時進行大會開幕式，聽汪精衛(wèi)做報告。
開幕式結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點半開始大會的預備會議。
當天，蔣介石于8點前到達“總理陵堂”，結果蔣發(fā)現他居然是來得最早的。過了8點，“中委”們才陸續(xù)來到，而且許多人很不嚴肅，沒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著禮服，穿中山裝的、制服的都有，居然還有人穿著便裝就來了。
蔣介石非常生氣，但礙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園，不便發(fā)作。
8時20分，謁陵儀式結束，蔣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講演也取消了，坐上車就走。
在返回中央黨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發(fā)生了，一輛出租車從后面很快地追上來，在超車的過程中，還有人從窗戶里探出頭來往回看。蔣介石發(fā)現了，覺得不對頭，于是叫慢點開，讓出租先過去。
開了一段，赫然發(fā)現那輛出租居然停在路邊等著他們，蔣介石大怒，令人下去盤問，一問，對方說是記者。
一個記者的車，還是輛出租，敢超蔣介石的車隊，還窺視、守候，想干什么？
但問也沒問出個所以然來，總不能因為超了你的車就抓起來吧，只得作罷。
回到中央黨部舉行四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由汪精衛(wèi)致開幕詞。原來擬訂的開會程序，依照以往的慣例，有“默念總理遺囑”一項，結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主持人把這一項漏掉了，汪精衛(wèi)在很意外的情況下，提前上臺致開幕詞：
“我們這幾年，看見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到極大的成績。其他建設，也得到若干成績。但這種成績，并不能使我們得到滿意和安慰，就是因為國難并沒解除，而且更加深重……我們決心以無限的勇氣，來負擔這責任，以謀國難之解除”。
據陳公博后來回憶，著名的“演講專家”汪精衛(wèi)，當天的表現極為失常，“聲音顫抖、臉色蒼白”。大家都很不解。
汪精衛(wèi)的開幕詞很短，只有20分鐘就結束了，大家下樓來到門前的臺階上，分成5排準備合影。
正中，自然是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第一排的還有林森、張靜江、孫科、戴季陶、閻錫山、張學良、張繼等等。除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因殘疾行動不便，給他設了一張?zhí)僖沃?，其他人都是站著?br/>
大家都排好了，蔣介石卻遲遲不露面，汪精衛(wèi)讓蔣的侍衛(wèi)長王世和去請蔣“蒞臨”，等了半天還是沒來。
汪精衛(wèi)只好親自去請。蔣介石說，今天秩序太亂，我覺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蔣不愧是軍人，第六感官很靈敏。
汪精衛(wèi)則不以為然，說這么重要的場合，咱倆都不去不太好。
說了半天，蔣介石就是不動地方，汪精衛(wèi)只好自己出來，站在中間。記者們對著第一排圍成一個半圓形，嘁哩咔嚓一通閃光，9時35分，攝影完畢。
汪精衛(wèi)正準備轉身，此時突然一個記者跳了出來，高呼“打倒賣國賊”，隨即掏出手槍，沖著汪精衛(wèi)就是三槍，汪應聲倒地。
當時事出突然，大家都驚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茍言笑的袞袞諸公，此時都露出了原型。據陳公博回憶，張靜江“滾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鉆到汽車底下”。
這個時候——挺身而出的，是文人張繼。
張繼，與唐朝某著名詩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這個南皮是個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張之洞祖籍就是這里的人。
張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張之萬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狀元，這兩科都很出名。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厲害，并不是因為張之萬這個狀元，而是因為這一科出了個李鴻章，不過當年他的名次比張之萬可差遠了——二甲第十三名進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狀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兩狀元”傳為佳話。翁曾源患有“羊角風”，一發(fā)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湊巧，正好殿試那天精神抖擻，把張卷子答得無懈可擊，一舉掄元。
所以，和張之萬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狀元聞名，出名的是探花張之洞。
從二張兄弟起，南皮文風大盛，張繼就出生在南皮的一個世家。1899年，張繼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在日本結識了孫中山，遂“投身革命”。后來，因與鄒容等強行剪去留日學生“監(jiān)督”姚文甫的辮子，張繼被驅逐回國。
回國以后，張繼與黃興創(chuàng)立華興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作為國民黨元老，張繼成為與胡漢民、汪精衛(wèi)、張璧齊名的“南胡汪、北二張”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張繼任國民黨北方執(zhí)行部負責人，李大釗同志就是由張繼介紹加入國民黨的。
關于張繼，有很多話題，比如他的“懼內”、比如他家公子鬧出的那樁很出名的命案，奈何離題萬里，不說也罷。
但有一點必須要說，張繼是一個極有膽識、有擔當的人。1904年，華興會在長沙組織暴動失敗后，張繼以一介書生，居然“手持雙槍”，冒死護送黃興突圍。
1947年，張繼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萬安公墓。
扯遠了。
卻說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wèi)被刺，當時已經53歲的張繼，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從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輕力壯的刺客，旁邊的張學良上去飛起一腳將刺客手中的左輪手槍踢飛。
這時，汪精衛(wèi)的衛(wèi)士才趕到，兩槍將刺客打成重傷。
槍法還真不錯——這么近的距離，居然沒傷著張繼。
最先趕到出事現場的，是汪精衛(wèi)的夫人陳璧君。
此時汪精衛(wèi)自忖必死，于是說：我為革命，死而無憾。
陳璧君是一個性格非常剛強的人，生死關頭面前絲毫不露小女子態(tài)，只是說：“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結果我早已料到?！?br/>
這時蔣介石也趕來了，汪精衛(wèi)對他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責任，要你一個人來負了?！?br/>
蔣介石一條腿半跪下來，握住汪精衛(wèi)的手說：“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多說話?！?br/>
陳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當年曾“毀家紓難”，在國民黨內很有聲望，論資格還老于“后起之秀”蔣介石。因此毫不客氣地對蔣說：“蔣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這種手段!”
幾句話說出來，搶白得“蔣先生”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心里“搓火”又不便發(fā)作。
據陳公博回憶，當時還是他親自給中央醫(yī)院打的電話，說了半天，對方才肯出診。
醫(yī)生半天不來，汪精衛(wèi)就那么躺在地上，蔣介石和陳璧君就那么站在旁邊等著，另一邊還躺著一個刺客。
——要說這事也夠新鮮的，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出了這么大的事，醫(yī)院居然還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們，真是不可理解。
這時，大家忽然發(fā)現孔祥熙“失蹤”了。
找了半天才發(fā)現孔祥熙在汽車底下，出不來了——進去的時候出于慌亂，多小的“空”都能鉆進去，出來可就不行了。找了幾個人費了好大勁才把他拽出來，把馬褂的袖子都給拽撕了。
檢查結果，汪精衛(wèi)身中三槍——刺客一共就開了三槍，由于是抵近射擊，三槍全部射中，而且還有“絕”的——
刺客開槍的一瞬間，汪精衛(wèi)正在轉身，因此這三槍，有從后面打進去的，也有從前面打進去的，還有從側面打進去的，您說這三槍挨的，一點不糟踐。
后面的一槍最輕，打穿了左上臂，屬于貫穿傷，處理一下傷口即可。
前面的一槍就有些麻煩，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做了三次手術，才把子彈取出來。
問題最大的是側面的一槍，從右背射進，可是子彈卻怎么也找不到。沒辦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國人辦的醫(yī)院，結果發(fā)現子彈正好卡在肋骨上，傷及脊椎。
以當時的醫(yī)療條件，醫(yī)生認為取出子彈難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險，建議保守治療，用藥物控制，并保證30年不會出問題。
——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這顆子彈，要了“汪逆精衛(wèi)”的命。
與汪精衛(wèi)同時被送到醫(yī)院的還有刺客，當時，衛(wèi)兵們從他身上搜出一張“晨光通訊社”的記者證，姓名是孫鳳鳴。另外，只搜出一顆用于自殺的鴉片煙泡和六角錢，可見刺客是抱著必死的決心來做這件事的。
汪精衛(wèi)被刺，日子難過的卻是蔣介石。
用陳公博的話說，大家都懷疑這件事是“蔣先生的特務隊”干的。
“蔣先生的特務隊”是蔑稱，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務處。
想想也正常，誰都知道“蔣先生”和“汪先生”不對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蔣先生”干的還有誰？別人誰有這么大膽子?
再說了，照相的時候你為什么不出席，顯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發(fā)生，再明顯不過了。
其實，這件事真是冤枉了“蔣先生”。試問，蔣介石要刺殺汪精衛(wèi)，在哪兒不行，非得在中央黨部？什么時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會開會的現場？蔣介石怎么會干這種蠢事？
無奈這種事無法辯白，說了別人也不會相信，蔣介石“啞巴吃黃連”，背了個天字第一號的巨型黑鍋。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快破案。
據說當時蔣介石就把戴笠叫來痛罵了一頓：“人家都打到中央黨部來了！每月幾十萬元法幣給你們，就為釀出這等禍事嗎？”
當天，一向冷靜、講究風度的蔣介石，居然用冷水沖頭，可見“搓火”到了極點。
確實，一個國民黨的“中常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委（不要說還是國府的“行政院長”），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都是一個笑話。
既然是“笑話”，就有人在等著看結果。
有的記者去采訪國府主席林森，林說：“外邊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蔣先生掌印把子。”
還有記者去問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吳“顧左右而言他”，說：“我是無錫人，無錫有108個煙囪，全國都像無錫，做到實業(yè)救國就好了?！?br/>
當然了，也有一些人頗為關心——都是些吃特務飯的。
憲兵司令谷正倫找到桂永清商議，懷疑是康澤他們干的。
按：康澤，1904年生，四川安岳人，軍校三期。南昌行營別動總隊總隊長，也是個特務頭子。
陳立夫也在自己的內部進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個特務機構嗎——叫“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
當天下午，蔣介石召集相關人員開會——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務——有陳立夫、憲兵司令谷正倫、教導總隊長桂永清、黃埔同學會劉健群，還有復興社的賀衷寒、康澤、鄧文儀等等。當然，戴笠是少不了的。
蔣介石大發(fā)脾氣，又把他一早從陵園到中央黨部路上遇著記者出租車的事說了一遍，指責憲警工作失誤，要求抽調得力人員參與偵破，經費由軍政部撥用，限一星期查出頭緒，一個月內破案，否則，今天到會的人全部撤職查辦?？傊?，不惜人力物力，必須早日破案，“以正視聽”。
蔣介石還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醫(yī)院探望汪精衛(wèi)傷情，并向他匯報情況——探病是一方面，關鍵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醫(yī)院跑，談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潑污水”！
確實，汪精衛(wèi)一出事，中央醫(yī)院立馬變成了“臨時中央黨部兼行政院”。汪精衛(wèi)不是一般領導，出了事，大家都得拎著東西去看。不要說還有各種各樣的人士抱著各種各樣的目的往醫(yī)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況的，陳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樂乎。
蔣介石特地請各派系首腦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衛(wèi)，同時側面向陳璧君解釋：“這事真不是蔣先生派人干的，保證限期破案。”云云，并請陳璧君派人參加偵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別偵查處成立，下設4個組：
第一組是戴笠的特務處。
第二組由教導總隊桂永清負責，以教導總隊中的復興社基層骨干為主。
第三組由憲兵司令部谷正倫負責，由憲兵、中央軍校中的復興社基層干部組成。
第四組由中央黨部負責。
在汪案特別偵查處成立大會上，與會者對案情進行了分析。軍校八期畢業(yè)生吳幼元，當時在教導總隊任職，參與了偵破。據他回憶，大家分析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情況：
“國內方面：
**：經過長期作戰(zhàn)，傷亡慘重，只求整補自安，不會尋找麻煩，也不會采用刺殺個人手段。
民主黨派：沒有這樣大的魄力和膽識出此下策。
國民黨內部：胡漢民的兩廣集團，目前政治、經濟都很困難，不會向中央挑釁。
地方勢力：如山東韓復榘，也只是與日本人暗中勾結，已派部隊進行監(jiān)視，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龍云、四川劉湘、貴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實力派，雖對中央懷有二心，但與汪無宿怨。
國際方面：
意大利幫我建設空軍，但又與日本互通情報，出于某種動機，刺汪或有可能。
德國情況和意大利一樣，一面助我訓練新軍，一面又偏袒日本，曾賣軍火給西北地方實力派，反說中國人不爭氣，有可能參與刺汪案。
俄國人（當時對前蘇聯(lián)通稱）是第三國際總部，企圖中國赤化，經常在邊界挑釁，阻礙中國統(tǒng)一，但不會采取暗殺手段。
日本，侵占我東北四省后，網羅漢奸，進行顛覆活動，是最大的敵人，很可能收買亡命之徒，進行暗殺、破壞活動?！?br/>
但以上說的都是可能，沒有任何證據，目前，唯一線索應從孫鳳鳴和晨光通訊社入手。
問題是——孫鳳鳴已經死了。
遇刺當天，汪精衛(wèi)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竊思本人生平并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于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br/>
然而，汪精衛(wèi)的慈悲心腸已經無濟于事。
孫鳳鳴所中的兩槍都在胸部，送到醫(yī)院時已經奄奄一息，為了掏出口供，特務命令醫(yī)生盡全力搶救，即便如此，孫鳳鳴始終處于昏迷狀態(tài)，于1935年11月2日凌晨3時許死亡。其間，孫鳳鳴曾在彌留之際說了“中央軍?！?、“姓張的”等幾個詞，其他的就什么都沒有了。
根據這唯一的線索，特務們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軍?！薄?br/>
所謂“中央軍?！?，其實就是當年的黃埔軍校——1928年，蔣介石以中央軍事委員會名義，將已經遷到南京的黃埔軍校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
按：從“黃埔軍?！钡健爸醒腙戃娷姽賹W?！?，其實遠不是一句話那么簡單，熱鬧著呢，最極端的時候，在武漢、廣州和南京同時出現了三個“黃埔軍?！薄＿@事，以后講“黃埔軍校”的時候再說。
中央軍校的教職員工及學員有4000多人，特務們大海撈針一般地挨著個核對，最后列出十多個姓張的作為嫌疑人。
其中，特務們發(fā)現有一個少尉張某比較可疑。
張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歲，由于其妻沒有工作，生活比較拮據，但一個多月前，張家忽然雇了一個傭人，其妻還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費水準與收入水平明顯不相稱。另外，其妻有時幾天不歸，行跡亦有可疑之處。
當時中央軍校教育長是張治中，特務們在未向校方通報問題的情況下，秘密拘捕了張某夫婦，并進行隔離審查。
經過對張某兩口子的訊問，發(fā)現雙方供詞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處頗多，如介紹人、結婚時間、地點，都對不上號，立即將張某夫妻關押起來。另外派了兩個特務假扮夫妻住進了張家，守株待兔，等著有人來自投羅網。
果不其然，1935年11月3日夜，接到上海來的一封電報，內稱“母病速歸”四個字。
特務們問張，張說母親在合肥，上海沒有親戚。又問其妻，也說上海沒有親戚。
——張某夫妻沒有反偵察的經驗，他倆是不知道上海有電報來，照實供認的。
至此，特務們認定，此事必然與汪案有關聯(lián)——孫鳳鳴說“姓張的”，很可能就是這對夫婦。
于是決定放鳥出籠，送張妻去上海。
事實證明，特務們還比較專業(yè)，張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個關系人。
為保證著唯一的線索不斷線，行前，特務們做足了文章。為避免出事，先打電報給上海，派大批人到車站迎接。包了整整一節(jié)車廂，派了四十多個男女特務隨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裝進好幾十斤亂七八糟的東西，讓張妻下車時拎著——這是因為，一般人如果在提著重物的情況下，是無暇東張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還有兩位女特務扮作傭人。
1935年11月4日下午上車，5日上午，整整一車廂的特務隨著張妻到達上海。
張妻出站沒走幾步，就有一輛黃包車悄沒聲地來到她面前，說“請上車”。
價錢也不講，也不說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頭方式。
隨行的兩位女特務馬上說：“小姐上車吧，把車簾掛上。”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務，有坐人力車，也有打車的跟在后面。
車子到某酒店門口停下，張妻下車，一個穿長衫的人來將其接到早已訂好的房間。
“女傭”對“長衫”說：“小姐車上著了涼，你去買點阿司匹林來?！?br/>
“長衫”一下樓，馬上被特務們拘捕。
“長衫”是本案的第三個關系人，一經拘捕，即刻招供。不過他是個“打雜”的，并不了解多少內情，只知道張妻經常到這家酒店來。幾天前，說她又要來，兩天前就訂好房間，至于張妻是干什么的，“長衫”并不知道。
再問“長衫”的上線，說是“五洲藥房”某人。
接著抓——第四個。
“五洲藥房”說了，自己是交通員，上線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統(tǒng)統(tǒng)不知道。
再問，“五洲藥房”又供出一個人來，說有一個拉黃包車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時也交代他預訂房間，買車票、船票等等。
特務們一聽，馬上聯(lián)想到在火車站的那個車夫——第五個。
抓來一問，原來這個車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處。
完了！一個人帶出一串來——
特務們直撲林家?！傲执蟾纭辈辉?，其妻說：“老林去太古碼頭接客，回家時間說不好?！?br/>
特務給她一塊錢，請她把“林大哥”找回，說是“南京來人，已送到老地方，請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這一塊錢掙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興興地就去了。
這幫子特務是真夠壞的，就這么“蒙”老實人！
女人叫了輛黃包車在前邊走，一幫子特務在后面偷偷跟著，同時派人先到太古碼頭隱蔽。
到了碼頭，林妻走到一輛黃包車前，與車夫說話，想必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達太古碼頭的特務們已經了解清楚，有艘香港來的客輪，在廣州、廈門?？窟^，馬上會靠岸。
船到，有三個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說：“來了三個人，再叫兩個車來?！币膊恢v價錢，拉車就跑，直到張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務們早已密布整個飯店，扮成茶房的特務引導三人到三樓。來人問，為什么上三樓?“茶房”說：這幾天二樓沒有房間。
三人來到三樓315房間坐下。當“茶房”再次去送開水時，一人正在打電話，“茶房”說電話壞了，請到辦公室去打。
——自然，電話已被特務事先掐斷。
三人似乎已察覺到有點不對頭——其中一個人問：“今天是什么戲？票可以買到嗎？”
這個顯然是在對暗號——“茶房”不知怎樣回答，只好說：“可以買到?！?br/>
對方一聽馬上關門動武，三人將“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們想干什么?你們是什么人?”
對方厲聲喝道：“不許喊！”隨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時，守候在門外的特務聽到房內有異動，立即將門撞開，掏出手槍說：“不許動！”
此時，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著突然一竄，跳出窗外，摔在馬路上，特務們追下去時，已經摔死了。
據被逮捕的另外兩人供認：
他們在香港、廣州、汕頭、新加坡都有據點，上海、南京有工作組，摔死的就是上海組負責人。
南京組負責人叫華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訊社，就是他們掩護工作的據點。
“林大哥”是他們的交通員。
至此，特務們大獲全勝，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個人——“長衫”、“五洲藥房”、火車站的車夫、“林大哥”以及坐船來的兩人。連同張妻，一同解回南京審訊。
公平地說，從辦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經夠利索的了——從1935年11月5日到上海，僅用了10天時間，到11月15日已經抓回了6個人。
然而南京這邊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來，已經查出了指使者華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訊社，早在出事的當天，由于從孫鳳鳴的身上搜出了一張“晨光通訊社”的記者證，已經被特務們搜查過了。
搜查由南京市警察廳長陳焯、憲兵司令谷正倫親自帶隊，前往陸家巷23號晨光通訊社搜查?？梢韵胍姡忍貏諅冓s到，晨光通訊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幾張辦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紙灰，而且燒了以后，還經過反復翻弄，十分老到。
在現場勘查中，有一只舊信封引起了特務們的注意。信是從江蘇揚州江都寄來的，收信人叫華克之。
特務們據此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訊社的人，于是在1935年11月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發(fā)信地址找到一個“黃先生”。
特務們事先早已設計好，假裝很熟稔地問：“南京的人回來了嗎？”
“黃先生”也是個沒有任何反偵察經驗的人，一看對方單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當地實話實說：“回來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東鄉(xiāng)洪家，那兒可以暫住?！?br/>
特務們說，那我們去“洪家”?！包S先生”說：我陪你們去。
到了“洪家”，見到兩個人，神情緊張，一見有陌生人來就準備動武，可想而知他們不是訓練有素的特務的對手，連同“黃先生”一同被逮捕。
據三人供認：晨光通訊社經費由王亞樵提供，負責人為華克之，華于1935年11月1日上午已經離開南京。
至此，“中央黨部刺汪”案已經破獲，共逮捕有關者14人，刺客孫鳳鳴已死。主謀王亞樵在逃，華克之不知去向。
經審訊，大體搞清了此案的來龍去脈。
王亞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鄉(xiāng)人（與李鴻章是一個鄉(xiāng)的）。王亞樵參加過同盟會，曾在家鄉(xiāng)起兵響應辛亥革命，事敗后組織名為“安徽斧頭幫”的幫會組織，逐漸成為職業(yè)殺手。
華克之，1902年生，本名張建良，江蘇揚州人。早年加入國民黨，南京金陵大學肄業(yè)，曾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青年部長。
孫鳳鳴，1905年生，江蘇銅山縣人，原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中尉排長。“福建事變”平息后，蔣介石命令六十一師調南京整訓，六十一師在未到達南京以前，師長中途不辭而別，抵京后，蔣介石下令改編，校級軍官另調其他部隊任用，尉級軍官送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受訓，士兵由教導總隊接收，名為改編，實系吃掉。孫鳳鳴就是在這個時候離開了部隊，并認識了華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亞樵的“安徽斧頭幫”。
華克之、孫鳳鳴的共同理想是刺殺蔣介石，于是，他們設想在南京建立一個通訊社，一方面掩護身份；另一方面，記者采訪經常有接近高層人士的機會，可以就便下手。
關鍵是開辦資金怎么解決，他們想到了王亞樵，適逢王亞樵也以鏟除蔣介石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發(fā)動“福建事變”事敗的李濟深和陳銘樞。李、陳一聽極表贊成，于是資助5000元港幣，托王亞樵轉給華克之，作為活動經費。
有了經費，還要有人擔保。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申請成立通訊社須有“殷實鋪?！?、“連環(huán)鋪?！奔幢Ｉ霞颖＃瑫r再加上一位科長以上的在職官員作保，方能領到許可證。
華克之通過熟人，上下疏通，很順利地辦妥了通訊社的手續(xù)，批準的時間是1934年11月。登記表上注冊社長胡云卿（華克之），總務主任兼編輯主任張玉華，采訪部主任賀坡光，記者孫鳳鳴。
按：晨光通訊社出了事，鋪保自然也跑不了。結果一查，晨光通訊社的鋪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兩個月前倒閉了，主人去向不明。
連環(huán)鋪保是香港一家襯衫廠，據特務們在香港調查的結果，該廠在三個月前遷往廣州，廣州一查，根本就沒這個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華克之他們怎么托到中央黨部的一個科長做擔保，供稱是為友人所騙，當即被撤職查辦。
晨光通訊社開辦以后，幾乎一年時間，華克之、孫鳳鳴一直找不到合適機會下手，此時經費已堪堪用完。適逢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二人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遂決定不顧一切，由孫鳳鳴做搏浪一擊。
當天的目標，本來是蔣介石，但蔣比較敏感沒有露面，于是孫鳳鳴臨時決定刺殺抗日態(tài)度同樣消極的汪精衛(wèi)。
在審訊的全部過程中，特務專門請陳璧君派人參加，以證明此案與蔣介石無關。
在本案的敘述中，大家可能會注意到，筆者始終用“特務們”指稱所有參與“破案”的人員，而沒有明確地說“特務處”。
這是因為，“中央黨部刺汪”案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傳下來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辨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憶，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處甚多。按軍統(tǒng)方面的記載，比如沈醉的回憶錄，此案完全是特務處破的，跟其他三個組毫無關系，而教導總隊的說法同樣言之鑿鑿，各種細節(jié)躍然紙上，編是編不出來的。
這個，作為后人的筆者無從分辨，只好以“特務們”概言之，好在這并不重要。
“中央黨部刺汪”案的另外兩名“主謀”，華克之后來投身革命，成為著名的傳奇人物。新中國成立后，華克之同志曾任中調部副部長，1998年逝世，享年96歲。
抓不到華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亞樵。
王亞樵案
王亞樵是個很出名的人物，多的不說了，只說點大的，白川義則知道吧？
不知道？
侵華日軍在中國一共就死了六名“大將”軍銜的高級軍官，白川義則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4月29日，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由王亞樵策劃，由朝鮮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將白川義則炸死，同時被炸傷的還有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
重光葵這個人，大家應該更熟悉——1945年9月2日，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兼大東亞大臣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zhàn)列艦上簽署了日本無條件投降書。
戴個高禮帽，穿身燕尾服，手里拄個拐棍的那個跛子，就是重光葵——“密蘇里”號那么高，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對于王亞樵，戴笠并不陌生。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戴笠就曾給王亞樵打過下手。
從1916年戴笠被學校開除，到1926年在毛人鳳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到廣州考取黃埔軍校，戴笠曾有長達十年的時間在“打流”。換言之，從20歲到30歲這一生最好的十年中，戴笠是在無所事事、一事無成中度過的。
也無妨說，戴笠用了十年時間為他后二十年的“輝煌”在打基礎，他是在上“社會大學”。
這十年，戴笠什么都干過，但什么都沒干成，用“吃嘛嘛不香、干嘛嘛不成”來形容一點不過分，自然，戴笠也曾經加入過幫會組織。
戴笠發(fā)跡以后，對于早先的困頓，并不諱言，并聲稱自己是在用艱難困苦來探求“革命的道理”惟獨對于曾經加入過幫會組織這一點，絕口不提，而且在日常的言談舉止中竭力掩飾幫會習氣和做派。
其實大可不必，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拜個“老頭子”是很普遍的事情，戴笠就曾經加入過王亞樵的“團隊”，屬于幾等角色不清楚，但一般認為，戴笠與王亞樵曾經是結拜兄弟，可見在幫中的地位不會很低。
時過境遷，十年之后，彼此都是一番新天地了，王亞樵成了令人聞之膽寒的“民國第一殺手”，手下的“徽幫”在上海稱王稱霸；戴笠則成了復興社特務處處長，令人談虎色變。王亞樵以鏟除蔣介石為己任，戴笠的職責卻是“保衛(wèi)革命領袖”——當年曾發(fā)過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結義兄弟，也只能是反目成仇。
1933年5月12日，戴笠逮捕了王亞樵的弟弟王述樵，以警告王亞樵。
很有意思，王亞樵是專殺人的，王述樵卻是當時一個小有名氣的律師，哥倆的生活道路，反差竟如此之大。
王述樵的老師是著名的沈鈞儒先生，沈當時是“全國律師公會”會長，為此，沈曾以全國、上海律師公會名義，在報紙上發(fā)表聲明表示抗議：“王亞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應罪及其弟?！?br/>
戴笠以王述樵要挾，托人與王亞樵談判，王亞樵則提出：“如戴笠真是準備和解，先給我辦兩件事：第一，隨我吃飯的人太多，要解散他們非100萬元不可；第二，對南京、蘇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釋放。如你做到上述兩件事，我決只身到南京請罪，表示我的誠意。
據說，這兩條戴笠都同意了，但又提了一個條件——要求王亞樵對“西南反蔣派”（即胡漢民、李濟深、陳銘樞、李宗仁、陳濟棠等等），不管是誰，殺一個就行。
——好比林沖要上梁山，先遞個“投名狀”來。
王亞樵大怒：說“雨農不是來和解，是來陷我于不義、陷黨國于分裂。頭可斷，決不做此反復無常小人之事?！辈⒔o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稱“如不釋放我的人，誓與你周旋到底?！?br/>
至此，王亞樵與國民黨當局徹底決裂。1933年秋，蔣介石懸賞百萬買王亞樵的項上人頭。上海是待不下去了，王亞樵化裝成碼頭工人逃離上海潛赴香港，行前給戴笠寫了一封信。
雨農老弟惠鑒：
江浙戰(zhàn)敗偕君等去穗復命，爾后分道揚鑣各奔東西，輾轉十年。北站刺宋、廬山刺蔣，數案共發(fā)，當局震怒，懸賞百萬購亞樵之首甚急。
亞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來以身許國，復興中華。歷受總理遺訓，奔走國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爾來數年，東倭日寇侵華緊逼，強占東北，入侵華北，大片國土淪沒，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一·二八淞滬抗敵軍興，亞樵附十九路軍諸公驥尾，率義軍抗日救亡，炸斃日倭侵滬大將白川。而執(zhí)政當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戀內戰(zhàn)，夙怨耿耿，限制國人抗日，遂有北站、廬山違命之舉。
君等鐘愛亞樵，出面斡旋，約亞樵歸順當局，常老帶轉之事實難從命，君等所持者私義，亞樵所守者公義耳。
亞樵與當局無歸順與否之存在，愿諸君代達，如執(zhí)政當局茍能改變國策，從而停內戰(zhàn)，釋私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亞樵當只身抵闕，負荊謝罪。
亞樵何去何從在于當局，否則誓與周旋到底，懸首都門又何足惜。匆匆布達。
亞樵書
到1935年，“中央黨部刺汪”案發(fā)作，王亞樵兌現了他“周旋到底”的誓言，也該是戴笠讓他“懸首都門”的時候了。
根據供述和原有掌握的情況，戴笠先是通過特務處香港站，與香港警方交涉，于1935年11月23日羈押了王亞樵的得力干將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接著以首都警察廳名義行文港英當局，要求引渡三人回國受審，被拒絕。
對此，戴笠表示：“此案關系我國法權與國際地位甚大，不可畏難卻顧，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僥幸茍免，甚至以外地為阜逃藪，而肆無忌憚，益為猖狂?！?br/>
于是，戴笠派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李果湛帶著大批特務赴香港，聘請英國律師與港英當局打了一場歷時8個月之久的官司，最后以勝訴告終，于1936年6月將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國。
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被捕，王亞樵羽翼盡失，尤其是他手下第一悍將余立奎，在國民革命軍中當過師長，忠心耿耿，智勇雙全。失掉了余立奎，留給王亞樵的時間也不會太多了。
眼看香港也不安全了，王亞樵又跑到了廣西，托庇于李濟深、陳銘樞之下。
按：20世紀初的廣西，有兩個特點：
一是基本上相當于獨立王國——完全由桂系把持。這個“桂系”一說又復雜了，包括“老桂系”和“新桂系”，包括西南反蔣派與“桂系”的關系，也包括李濟深究竟算不算“桂系”的人，還包括陳銘樞這個廣東人（陳是廣西合浦人，原屬廣東）為什么會和李濟深搞在一起，還發(fā)動了一場“福建事變”，等等，足夠寫幾本書的，大家有興趣自己去網上搜吧。
由“桂系”把持的廣西，基本上形同化外，“中央”的話是不聽的，所以，到了當年的廣西，基本上跟出了國也差不多。
第二個特點，桂軍厲害，桂軍能打仗是出了名的。
當然，廣西的很多地方文風也很盛。有清一代，一共只有兩位“連中三元”的狀元，其中之一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狀元陳繼昌，陳繼昌就是廣西臨桂縣人。另一個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狀元錢棨，江蘇蘇州人。
這個廣西臨桂縣了不起——清朝的4名廣西狀元全部出自這里。李宗仁、白崇禧都是臨桂人。我們這邊，38軍軍長李天佑上將也是臨桂人。
再說王亞樵，跑到了廣西，戴笠還真難辦，當年的特務處在廣西的力量還很薄弱，也沒有派出的站組，還不如在香港好找。
戴笠的目光，盯在了余立奎身上。
戴手下有個特務叫陳亦川，以言語便給、頭腦靈活著稱。陳是安徽人，戴令其以同鄉(xiāng)的身份去勸說余立奎：如果交出王亞樵，馬上放你出獄。陳亦川去了，結果被余一口拒絕。
一計不成，陳亦川又生一計——何必在余立奎這一棵樹上吊死。余的太太（也有人說是如夫人）叫木蘭——這名字起的，也許是化名吧。一直住在香港，其生計仍由王亞樵負責，如能將木蘭“搞定”，王亞樵豈不是手到擒來？
戴笠深以為然，但這個任務陳亦川是完不成的——戴笠派出的，是廣東文昌人陳慈，也叫陳質平——前面講過的，當過上海區(qū)督查，令陳質平盡快接近木蘭。
陳質平年輕的時候長什么樣不清楚，從老年的陳質平看，怎么樣與“英俊瀟灑”、“風流倜儻”等等也沾不上邊，不過可能人家不靠這個。
不管人家靠什么吧，反正陳質平很快就與木蘭成了好朋友，他跟木蘭說：你要救你的老公余立奎，只能把王亞樵交出來，并勸木蘭到南京去探望余立奎。
這邊的陳亦川也沒閑著，天天在余立奎耳邊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你在這兒為王亞樵拼命、蹲監(jiān)獄。聽說你被捕后，王亞樵已經跟木蘭勾搭到一塊兒去了，你覺得你值嗎?”
余立奎是一條硬漢子，講究義氣，堅決拒絕出賣王亞樵。但什么事也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你耳邊說，結果他對木蘭起了疑心，當木蘭來看他時，余立奎拒絕接見。
陳亦川騙完了余立奎，又調過頭來開始騙木蘭：“余立奎說只有你知道王亞樵的住處，你如果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就領我們去把王亞樵捉來，把他換出去!”
木蘭提出要見了余立奎再說，陳亦川說：“可不是我們不讓你見，是余立奎不肯見你，說你不把王亞樵捉來，就甭想見他!”
木蘭信以為真，于是答應帶領特務去抓王亞樵。
琢磨起來——這兩個姓陳的特務，真夠壞的，輪著番兒地騙人家余立奎兩口子，看來實在人當不了特務。
帶隊的依然是鄭介民，率領大批特務分頭趕往廣西。
首先，自然是特務處那兩個姓陳的“職業(yè)騙子”，護送木蘭到梧州，并負責安排住處——這個“住處”同時也是暗殺現場，當然不能馬虎。
另外一路是負責策應、保護的，這一路人很多，還得攜帶大批武器彈藥，很難做到無聲無息——戴笠有辦法，令特務處派到廣東潛伏的郭旭跟緝私部隊借了一艘小火輪，從廣東秘密將他們拉到梧州。
最后一路，是負責執(zhí)行“制裁”任務的射手，為確保萬無一失，戴笠把他的警衛(wèi)王魯翹派了出來，指定由他當射手。
王魯翹是軍統(tǒng)“七小殺手”中的第三位。
跟白世維一樣，王魯翹也是山東人，人如其名，那真是“魯中翹楚”。
王魯翹也是“浙警”出來的，加入特務處以后，由于他有一手好槍法，被戴笠選中做警衛(wèi)。
說起王魯翹，那是神槍手中的神槍手，簡直就是為射擊而生的。據說他的槍都不用準星，抬手就打，指哪兒打哪兒，只要武器趁手，三百米以內，保證一槍廢命。
王魯翹年紀甚輕，當時才20出頭，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別鬧個殺人的人反而被別人殺了。因此鄭介民特派他的同鄉(xiāng)，軍校三期畢業(yè)的老大哥岑家焯，把王魯翹“護送”到梧州。
再說王亞樵，到了廣西以后，化名匡盈舒。李濟深將其安排在自己的老家梧州西江一個軍人別墅里，并派軍隊予以保護，廣西省政府每月?lián)芙o500元生活費。
為避免招搖，李濟深將王亞樵手下的幕僚鄭抱真、許志遠、余亞農、張獻廷、蔡克強、王國屏等人，分散到其他地點，予以妥善安置。
這地方，沒人帶著，一般人還真是找不到，找到了也奈何不得，總不能在人家地面上架起機槍強攻吧。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王亞樵是什么人，一生轟轟烈烈，何嘗過過這等窩囊日子，如今虎落平陽，其“搓火”程度可想而知。
郁悶中，王亞樵曾填過一首《念奴嬌》：
西江煙雨，哭陸沉，魑魅魍魎狐兔，北土淪亡黃流注。中原烽火彌路，悲恨相繼，萬里煙塵，江山知何處。堂堂中華，難忍東倭猖寇，醉生夢死內戰(zhàn)，媚倭求存，何言對國人!閩海羊城興義師，蒼蒼太無情，天涯海角，足跡無門，千載留淚痕。鷗蒙山重，北顧延河非孤云。
王亞樵雖然兇悍無比，卻是文人出身，看這首詞，寫的有志有情，如果確是親筆的話，水平還真是不低。
卻說木蘭到了梧州，按約定暗號與王亞樵取得聯(lián)系，說余立奎有話帶給他。
會面地點，在“新西旅店”，這個旅店現在還在。從當年的老照片看，雪白的外墻，很漂亮的。
王亞樵不虞有他，準備前往，當時鄭抱真等還曾勸過他不要去，太危險——因為按當時的情況，確實王亞樵只要離開那個隱居地點一步，就沒有任何人能保證他的周全。
王亞樵也是大意了，另外他也太相信木蘭了——相信木蘭，緣于相信余立奎。
按說也沒錯，幫會中人，義字當頭，王亞樵覺得我怎么對余立奎，余立奎也會怎么對待我。
然而，王亞樵忘了，這次來的，并不是余立奎，而是——余立奎的女人。
1936年11月21日，傍晚，殘陽如血，落日的余暉照在“新西旅店”雪白的外墻上，無比堂皇。如果王亞樵知道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落日，他一定會多看一眼那一縷金黃。
然而，他不知道，再過不多一會兒，他就將在這金黃之上，再增加一抹刺眼的猩紅。
王魯翹的神槍沒有發(fā)揮作用——王亞樵是被特務們亂槍打死的，連同他的四個警衛(wèi)。
為了讓戴笠確信王亞樵已死，特務們割下了王亞樵的面皮。
王亞樵生于1887年，死于1936年，享年49歲。
十年之后，王亞樵的義弟戴笠飛機失事——巧得很，戴笠也死在49歲上。
王亞樵死后，鄭抱真等人將其葬于梧州倪莊。1991年，王亞樵的兒子王繼輔將其遺骸火化后，于1997年回老家安徽合肥磨店鄉(xiāng)安葬。著名學者許有為先生為其撰寫了《王亞樵先生墓表》：
王公亞樵，中國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公諱玉清，號九光，祖居合肥北鄉(xiāng)，耕讀傳家；齡入塾就傅，聰穎過人。年十七，應童子試，名列前茅。時當清代季世，朝廷**，列強入侵。公激于民族大義，加入同盟會，奔走反清救國。武昌首義勝利，公集同志成立廬州軍政公府，任副都督。功敗垂成，亡命上海。一九一五年晉見孫中山先生，投身護國討袁之役。旋上書孫先生，建議以暗殺手段鏟除軍閥，再造共和。先生未許。
公日后之行藏，于此初見端倪。二十年代初，奉命聯(lián)合浙督盧永祥。公及刺殺淞滬警察廳廳長，出任記部縱隊司令。齊記戰(zhàn)敗，返穗。二次南北議和，公為南方代表。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公任安徽副宣慰使；被困洪澤湖。次年寧漢公裂，公突圍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致力反蔣。
三十年代初，日寇占我東北，侵入華北。公痛感神州陸沉，于一二八淞滬之役，組織義勇軍，率眾抗日；與十九路軍并肩浴血奮戰(zhàn)，名揚中外。淞滬停戰(zhàn)后，日寇在虹口公園舉行祝捷慶典。公義憤填膺，密派部眾配合朝鮮義士，潛入園內，引爆炸彈。敵酋白川大將當場斃命，要員十余人或死或傷。國人歡騰，舉世震驚。公自此而后，堅持抗日救亡，至死不渝。一九三三年冬，赴福州參加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派人于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之際，刺殺蔣介石未果，重傷親日派汪精衛(wèi)。
一九三六年，公自香港避居廣西梧州，被戴笠派人行刺，壯烈殉難，終年四十八。縱觀公之一生，可謂特立獨行，無私無畏。公以“暗殺大王”名于世，實則疾惡如仇，從善如流。為人急公好義，寬厚仁慈。故鄉(xiāng)父老至今猶有口碑。
一九九一年，公之哲嗣繼輔，自廣西負亡父遺骸返滬火化，一九九七年回鄉(xiāng)安葬。今當重修墓園，再鐫碑碣，因記公之生平大略，以告鄉(xiāng)親國人。
王亞樵的弟弟王述樵先生得享高齡，于1996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8歲。前面說到王亞樵的兒子王繼輔，實際上已經過繼給王述樵先生。
王亞樵的老友鄭抱真后參加新四軍，新中國成立后曾后任合肥市首任市長、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鄭抱真同志于1954年病逝于上海。
獄中的余立奎，后被江寧地方法院以“妨害秩序罪”判處死刑，同時被判死刑的還有與華克之一同開辦“晨光通訊社”的賀坡光和張玉華；胡大海、周世平等則被判處5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余立奎并沒有死，而是被長期監(jiān)禁，于新中國成立前夕被釋放。新中國成立后，積極協(xié)助人民政府工作，曾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員、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等。余立奎先生于1967年逝世，享年78歲。
至于兇手們，也要介紹一下。
特務陳質平，此后轉入“外交界”，新中國成立前夕，曾任駐菲律賓大使。
按：新中國成立前夕，蔣介石對失去大陸之后的走向，曾有幾個考慮，第一當然是去臺灣，但偌大的大陸都丟掉了，臺灣能長期保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因此蔣曾考慮一旦臺灣失守，則到菲律賓建立一個流亡政府，因菲律賓在1947年獨立以后，**的態(tài)度很明確。
據《蔣介石在臺灣》一書記載：
1947年4月18日，中、菲兩國簽訂了友好條約，10月24日正式批準，菲律賓總統(tǒng)還熱情邀請蔣介石前來訪問，蔣曾召見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垂詢甚詳”，表示有機會一定去訪問。蔣介石下野后，即派陳質平會見菲律賓總統(tǒng)季里諾，試探組織流亡政府的可能。
按：實際上，1949到1950這段時間，去臺的袞袞諸公其實日夜都生活在不安中，不但被國際社會放棄、自己的心理上也已經放棄了，不知道哪一天就會“gameover”，只是嘴上不說而已。
從這個角度上講，發(fā)生在朝鮮的那一場戰(zhàn)爭，真的很不是時候。
去臺以后，陳質平歷任臺灣駐伊拉克、約旦、利比亞、墨西哥“大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質平曾親眼目睹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的一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lián)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lián)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
當時，陳質平正在臺灣駐墨西哥“大使”任上，同時，他也是臺灣出席第二十六屆聯(lián)大的臺灣當局“代表團”成員，“代表團”團長是臺灣“外交部長”周書楷。
當天，在上述投票之前，周書楷宣布“退出”聯(lián)合國。
當時，報紙上還有一張這幾個人的照片，靠后的一個就是陳質平，前面并排的兩個人，一個是周書楷，另一個是臺灣“駐聯(lián)合國首席代表”劉鍇，三人均“面色凝重”，與另一張照片上喬冠華等人拊掌大笑的場面形成鮮明對照。
陳質平于1984年2月病逝于美國，享年78歲。
特務岑家焯、特務王魯翹，以后再寫。
特務陳亦川，在這里要說說。
雖然在“王亞樵”案中立下汗馬功勞，但陳亦川后來混得并不怎么樣，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也才弄了個中校，去臺灣肯定是輪不著他了。于是陳亦川化名“徐慶楚”，在上海隱姓埋名住了下來，在肅反中，“徐慶楚”被鄰居懷疑并檢舉，結果進了看守所。
估計是當時類似的檢舉也確實太多，最初，“徐慶楚”并沒有引起公安機關的注意，結果，一個后來被抓的軍統(tǒng)特務認出了他，當即舉報，陳亦川就此落網，我們今天看到的“王亞樵案”的多數細節(jié)，都是由陳亦川供述的。
1950年9月17日，陳亦川被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死刑，并執(zhí)行槍決。
楊永泰案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國民黨政壇曾出現了一位“彗星”式的人物，而且是“哈雷彗星”這個級別的——出現的時候，亮得耀眼，轉瞬即逝，然而卻拖了一個長長的尾巴，直拖到幾十年后的今天。
就是他，幾乎是憑著一己之力，把我紅軍擠出了中央蘇區(qū)，走上了長征之路；在國民黨內部，生生地把個“行政院”弄得可有可無，甚至連“陳”家黨都幾乎給弄成“假”的一樣。
這個人——就是楊永泰。
楊永泰以足智多謀著稱，其實不僅是聰明的問題，楊永泰是一位奇才，無論是玩人，還是干工作，都屬于佼佼者。
楊永泰是廣東茂名人（現廣東高州市），1880年生，比蔣介石大7歲。
楊永泰這個人挺有意思，由于他出生年代的緣故，舊式、新式教育都受過。首先，楊是前清秀才出身，而且是17歲就中了秀才；同時，楊早年曾畢業(yè)于廣東高等學堂和北京法政專門學校。
所以楊永泰可以說是學貫“中西”，既懂得中國傳統(tǒng)中侍奉帝王、剪除異己那一套，同時又不墨守成規(guī)，所以楊永泰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異軍突起，釋放出自己最大的能量，跟他的教育背景，多少有些關系。
楊永泰也是老國民黨了，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曹錕賄選，楊永泰都是站在斗爭前列的。曾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廣東省省長。
楊永泰是政學系的人物。
按：政學系是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派系，究其來源，起源于“歐事研究會”。
1914年，孫中山痛感國民黨的松散與不團結，準備將其改組為具有嚴格紀律的中華革命黨。一部分國民黨元老對入黨必須“加蓋指印”、“絕對服從領袖”等“清規(guī)戒律”不滿，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他們宣言研究“歐事”，于1914年8月在東京組織了“歐事研究會”這樣一個團體。其代表人物有李烈鈞、李根源、熊克武、鈕永建、陳炯明、鄒魯、程潛、陳獨秀、谷鐘秀、張耀曾等人。
后來谷鐘秀、張耀曾等另組成“政學會”，這一派的人，史稱“政學系”，這是老“政學系”。
后來又有了新“政學系”，其代表人物，我們熟知的有張群、吳鐵城、熊式輝、翁文灝等人。
其實楊永泰也是“政學系”中一個重要人物，只因死得太早，所以一說政學系，大家往往不會馬上想起楊永泰這么個人。
“政學系”其實并沒有什么共同的綱領啊、組織原則啊之類的，之所以把它們歸為一“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政學系的人，基本上都屬于“文人”從政，因此都是些“精英”級的人物，共同特點是才華橫溢、學有專長、精于行政、足智多謀，最重要的，都對蔣介石忠心耿耿。
其中，楊永泰把這些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用唐德綱的話來說，楊永泰是一位“案牘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質疑問策，楊氏能于談笑之間立擬‘上’、‘中’、‘下’三策以對，無不妥切?！?br/>
我們知道，所謂老“政學系”，最初實際上是依附舊軍閥，與中山先生對著干的——所謂“國民革命”，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和軍閥的走狗?！败婇y”自然就是張作霖、吳佩孚等等?！白吖贰笔钦l——顯而易見包括“政學系”在內。
在“打倒軍閥”的口號之下，依附軍閥的老“政學系”自然成了“反革命”?！胺锤锩钡膹V東省長楊永泰干不下去了，跑到了上海。
楊永泰在上海韜光養(yǎng)晦、待機而動，經過長時間的觀察與判斷，他把自己的“寶”押在了“后起之秀”蔣介石身上。
不得不佩服楊永泰的判斷力。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歷史上的諸多大人物，總覺得其成功好像是必然的，其實不是，每個成功者都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努力，再加上一系列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所以你看開國皇帝沒有活得太長的——天天晚上睡不著覺，還能活得長？
當然這也跟我們的歷史書有關，誰一上臺就開始篡改史書，甚至從一開始就是在“編”歷史，從沒出生就有一條龍鉆到他媽媽的肚子里，一造反就有種種奇異天象應在他身上等等。這個惡例是秦始皇開的，到唐太宗時達到了極致，囚禁父親、弒兄、殺弟、殺侄子，到他這兒都變成了無比有理之事。
1927年的蔣介石，其實跟割據數省的軍閥沒什么本質的區(qū)別，只能說是趨勢不錯。但“趨勢”這個東西，其實是很玄妙的，你有軍隊、我也有軍隊，真打起來，輸贏還在未定之數。
蔣介石的地位相對穩(wěn)固下來，還要到三年以后，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關，各種反蔣勢力立時如湯潑雪，一下就老實了。
張學良這輩子，對得起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到什么時候也得感謝他這位小他14歲的盟弟，所以他可以殺楊虎城，但他絕不能殺張學良。
就跟現在學英語、考“雅思”似的，楊永泰把蔣介石的思想方法、生活習慣等等，當成一門學問來研究，經常托人打聽蔣介石平?？词裁磿?，談話中有什么傾向。并根據蔣介石的喜好，仔細研讀《王陽明集》與《曾文正公全集》。
這個功夫沒有白下，以后的幾年中，楊永泰在蔣介石的身邊，每每一語中的，大家驚為天人，其實無他，蓋“功夫不負苦心人”也。
楊永泰看中了蔣介石，巧了，蔣介石也正處在用人之際。
從1924年1月就任黃埔軍校校長，借著1926年的北伐，以及一系列巧妙至極、心狠手辣的騰挪，用唐德綱老先生的話來說——蔣介石“以一介匹夫，于三數年之間一躍而為有獨裁全國趨勢的政治、軍事領袖?！?br/>
然而，放眼望去，帳下諸公，盡是赳赳武夫，忠心耿耿是沒得說，黃埔生用自己的鮮血鋪就了“校長”“開府東南”的路，要剪除異己，統(tǒng)一全國，可不僅僅是“不怕死”三個字那么簡單了。
老電影《大浪淘沙》中，余鴻奎拉攏“老大哥”顧達銘投靠國民黨35軍，顧達銘疑惑地問：“一個軍部，需要這么多人嗎？”余鴻奎說：“要要要，需要很多的人！”
目前，蔣介石就“需要很多的人”。
不過，他要用的人是有條件的。
蔣介石急需一個謀士、一個能幫他拿大主意的師爺。
如果以曹操做比，蔣介石急需的并非荀彧、荀攸、程昱這樣的，連郭嘉這樣的都不行，必須得是賈詡這個級別的。
因為蔣介石的當務之急，并非攻城略地那么簡單，那個太費錢，關鍵是太費工夫，蔣介石沒有那么多時間。他需要的是縱橫捭闔，于不動聲色之間令對方土崩瓦解。
這個功夫，二荀、程昱、郭嘉等等，還略遜一籌，只有賈詡夠這個檔次。
這一點，唐德綱老先生分析得極為精當，他說當時的蔣介石，用人有四個標準：
第一，人們都說蔣是“新軍閥”（其實沒說錯），所以原來北洋的殘渣余孽，蔣是絕對不用的，以免給別人遞“話把兒”。
第二，必須是真有能耐的，中看不中用、徒有虛名的一概不要。
第三，不能有“歷史”問題，“左派”、共產派、西山會議派、西南反蔣派等等絕對不用，不信任。
第四，必須得是走投無路沒飯吃的，才能絕對忠于自己，死心塌地為自己效命。
要說這幾個標準應該說很有道理，可是不好找。你想啊，那么大能耐，還得沒飯吃，當時各路軍閥都在用人，誰見著有能耐的不攬過來啊。還等得到走投無路，由你來施舍一口飯吃嗎？
還真有，而且這個人已經窺視很久了，缺乏的，僅僅是一條渠道。
楊永泰是老國民黨了，正因為如此，他并不認識他的這位后輩“新進”——蔣介石。
為蔣介石引薦楊永泰的，是蔣的義兄黃郛。
蔣介石的一生，跟很多人結拜過，基本上，各路軍閥，除了那些資格太老、夠不著的，只要一“歸順”過來，蔣必做的是兩件事，一是拜把子，二是給個“陸?？哲姟备彼玖睢⒒蚴恰败娛挛瘑T會”副委員長、或是給個一級上將軍銜。
對張學良就是這么做的。
對馮玉祥也是這么做的。
對李宗仁也是這么做的。
按：1935年，蔣介石封了9個一級上將（就是背四顆星的）——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陳紹寬。
這其中，除了何應欽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的身份領此高銜以外，基本上各路頂級軍閥到齊了。
至于蔣介石自己，則于1935年3月31日，以國民政府名義授予“特級上將”軍銜，背五顆星。
但是，這次來的黃郛，卻是在蔣發(fā)跡前拜的義兄。
黃郛，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紹興，曾就讀于東京振武學校，與蔣介石、張群是前后期同學，1905年加入同盟會，所以黃郛是最早的一批同盟會會員了，因為他資格太老，后世許多人都尊稱他為黃膺白。
黃郛也是天生的演講大師，他的一些宏論，如“滿洲政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人應起而推翻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我輩既以推翻滿清為責任，必須且有不屈不撓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濟?！碑斈暝o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辛亥革命以后，黃郛參與陳其美的“上海光復”，光復以后，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府，推舉陳其美為都督；黃郛任參謀長兼滬軍第2師師長；蔣介石為第5團團長，這是蔣介石走上軍旅生涯的開始。
也是在這個時候，陳其美、黃郛、蔣介石三人結拜為兄弟，其中，陳其美比蔣介石大9歲為長；黃郛比蔣介石大7歲居次；蔣介石為三弟。
蔣介石認識陳其美，尚在認識黃郛之前，陳其美是蔣介石的第一個導師。
陳其美，1878年1月生，浙江吳興人。陳其美字英士，后世也有許多人尊稱他為陳英士。
說起陳其美，那是如假包換的“革命元勛”，中山先生倚為股肱。
當年，孫中山改造國民黨的時候，說：“國民黨已成一盤散沙，黨員不聽號令，這個黨我不要了?！币匦陆M建一個新黨即“中華革命黨”，為了保證新政黨絕對聽命于他一人指揮，中山先生提出了對黨員的相關規(guī)定：
一是黨員入黨必須各具“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的誓約。
二是必須在入黨誓約上加按指印。
三是按入黨時期劃分黨員等級。根據這個規(guī)定，曾參與“武昌首義”的黨員，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勛公民”的政治特權。
對此，當時許多革命黨人自然有一種“聞所未聞”的感覺，黃興就認為這是孫中山“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并導致了國民黨的一次分裂，老“政學系”的出現，即肇因于此。
此時，陳其美站了出來，他說：
“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我這兩年才算認識總理的偉大，卻是已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嘆?！?br/>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當眾宣誓入黨，其入黨介紹人，就是陳其美和居正——這自然是中山先生給陳其美的殊榮。
蔣介石就是陳其美介紹給孫中山的，又帶著他參加“上海光復”，可以說，沒有陳其美，就沒有蔣介石。陳其美之于蔣介石，既是兄長，又是導師。
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被暗殺，孫中山撫尸慟哭，并手書“失我長城”。
孫中山后來重用蔣介石，焉知沒有對陳其美的一份感懷在其中。
陳其美臨終前，將早已隨他參加“革命”的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托付給了蔣介石。
接著說黃郛。
黃郛是做過國務總理的大人物，那是1924年，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以后，黃郛代理內閣總理，并“攝行”總統(tǒng)職權。
在總理任內，黃郛做過一件大事，那即是驅逐末帝溥儀出宮后，參與將紫禁城建為“故宮博物院”，于保全、傳承我中華文明，善莫大焉！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開院，當時已經下臺的黃郛，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理事，曾發(fā)表演講，他說：“今日開院，為雙十節(jié)，此后是日為國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jié)，吾人宜共保衛(wèi)之?！?br/>
蔣介石上臺以后，自然忘不了他這位做過內閣總理、并“攝行”總統(tǒng)職權的義兄，先后任命黃郛為上海特別市首任市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不過這位黃老兄在北平任職的時候可干了一件“糗事”——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xié)定”，遭到全國人民的一致痛罵。
黃郛屬于不是“政學系”的“政學系”分子，因為老的政學系一直以“國會內的政團”這樣一種面目出現，但是黃郛始終沒有進入過國會。
由黃郛作為薦主，向自己的義弟蔣介石推薦楊永泰，自然是夠分量了。
這時是1928年底，楊永泰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參議的虛職。
楊永泰的“初出茅廬第一功”，就是“削藩”。
這個時候，蔣介石已經取得了全國的統(tǒng)一，但這個統(tǒng)一，只是名義上的，聽著好聽而已。各路軍閥依然手握重兵，各霸一方，首當其沖的就是山西的閻錫山、河南的馮玉祥、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另外四川的劉湘、廣東的李濟深也不可小覷；還有東北的那個小年輕張學良，別看歲數小，他倒向哪一方，都足以天翻地覆。
有這樣一批軍頭存在，蔣介石一天也睡不安穩(wěn)。
“削藩”，就是就要解決這些各地的“藩王”，然而，這個時候的蔣介石，可比漢景帝面臨的形勢險惡多了。
蔣介石的“晁錯”，就是楊永泰。
好個楊永泰，蔣介石的心腹大患就在他幾句話之間化于無形！
楊永泰的“削藩”論，其實不復雜，其主旨只有12個字而已——“軍事化整為零；財政化零為整”。
所謂“軍事化整為零”，也就是“合縱連橫”、各個擊破那一套。楊永泰針對不同情況分別提出了解決辦法：
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集團；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集團；以軍事方法解決桂系；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
比如馮玉祥，他的部下如韓復榘、石友三輩，早就對上邊“罩”著他們的這位“馮先生”膩煩透了，恨不得早日自立門戶。而且馮的地盤大都比較貧瘠，要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在經濟上進一步對馮玉祥集團進行限制，時機成熟以后，再對其手下進行收買，馮集團自然瓦解。
再說閻錫山，楊永泰把閻比作“山西票號商人”，只會打小算盤，看不到全局。因此建議在政治上孤立“閻老西”，有機會的話，設局下套，最好是讓閻、馮、張等人打起來最好，到那時再來個順手牽羊、反手牽牛，豈不妙哉！
至于“桂系”，楊永泰認為，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武夫，軍事上有一套，搞政治是不行的，獨來獨往，只知道經營自己的小集團，跟其他任何派系都老死不相往來。因此，對這種人，解決問題的方式最簡單，用暴力的方式——那就是打。你“桂系”不是善戰(zhàn)嗎，今天就來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打得他“夢里也怕”，是為軍事解決。
最麻煩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兩世經營，坐擁數十萬精兵，急切間奈何不得。且東北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給自足，經濟手段也起不到作用。因此只能用外交手段，設法在東北與“蘇俄”之間挑起邊釁，讓張學良自顧不暇，自然也沒有精力管其他人的閑事了。
楊永泰不愧是讀過線裝書的人，這一番“削藩”宏論，如果寫在紙上，堪比《隆中對》了，唐老評價說“置諸《戰(zhàn)國策》中實不讓古人”。
別忙，剛才說的只是“軍事化整為零”，后面還有“財政化零為整”。
所謂“財政化零為整”，那就是掐住各地方集團的經濟命脈，所有稅收一律收歸國家，讓各省沒有生聚的余地，你還養(yǎng)什么兵？到適當時候，再由主管財政的宋子文提出來，國家經濟吃緊，請求裁軍，把這些人往中央一請，每個人高官厚祿伺候著，只要他們脫離“巢穴”——到時候，你蔣先生還不是想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這些人！
后面的歷史，大家都比較熟悉了，跟楊永泰“先知”說的幾乎一樣，就跟他提前跟大家商量過似的——蔣桂一場大戰(zhàn)、中原一場大戰(zhàn)，然后是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武裝入關“調?！?。
——大家都消停了。
這是楊永泰的“削藩”第一功。作為酬勞，1931年，楊永泰任軍委會秘書長。
經過深思熟慮和左右權衡，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fā)出“巧”電呼吁和平：“吁請各方，即日罷兵，以紓民困。至解決國是，自有正當之途徑?！?br/>
這個“正當之途徑”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猜測——不用多長時間，張學良就給出了答復。
1930年9月19日，張學良親率東北軍十萬入關，武裝“調停”中原大戰(zhàn)。
各種反蔣勢力登時如冰雪消融，一下就癟了皮。
馮玉祥的余部，都歸了蔣介石和張學良，前面我們說過，宋哲元的29軍是張學良的部隊，就是從這兒來的。另外還有孫連仲的26路軍，還有韓復榘、石友三等等。
1930年10月9日，張學良就任國民革命軍陸?？哲姼彼玖?。節(jié)制遼、吉、黑、晉、察、熱、綏、冀八省軍隊，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及河北、察哈爾兩省均歸張學良管轄。
1931年4月，“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在北平設立，地點就在北平的順承郡王府，張學良就任視事。
想當年，張作霖在北京呼風喚雨時，此處就是他的“大元帥府”。1928年6月4日，張作霖黯然離京，并在返回東北的路上在皇姑屯被炸死。如今，僅僅不到三年的時間，雄姿英發(fā)的張少帥卷土重來，想必是萬千感慨在心頭吧。
“三十而立”的張學良迎來了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
然而，張學良不曾想到，這竟是他與東北那一片黑土地的永訣！
與張學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北軍的“馮先生”。
1930年11月4日，馮玉祥通電“下野”。從此，“馮先生”就再沒翻過身來，只是于1935年4月弄了個陸軍一級上將軍銜，同年12月弄了個“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虛職，至于在中國政壇、軍界的影響力，隨著西北軍的覆滅，那是想都不要再想了。
縱橫馳騁20年的“老”西北軍，從此沒這一號了。
說起來，馮玉祥發(fā)動的這場“中原大戰(zhàn)”，真是得不償失。
此前，蔣介石已經通過蔣桂大戰(zhàn)，打垮了桂系，通過中原大戰(zhàn)，不僅打垮了馮玉祥集團，同時令閻錫山集團噤若寒蟬，順帶手又拉過來了小兄弟張學良。楊永泰“順手牽羊、反手牽?！钡拿钣嬐耆贸?。
至此，各路反蔣勢力基本失去了與蔣介石搬手腕的實力，老蔣終于可以騰出手來，對付他的心腹大患了。
從1930年11月開始到1934年10月，蔣介石用了4年的時間，不停頓地向我中央蘇區(qū)發(fā)動了五次“圍剿”。
在這里要說點題外話，講講“中央蘇區(qū)”或稱“中央革命根據地”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關系。
因為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歷史課本里，并沒有講清楚。
茲就幾個關鍵的時間節(jié)點，為大家理理思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
1927年10月，**率起義時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轉戰(zhàn)到井岡山，并團結當地的袁文才、王佐所部，創(chuàng)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在江西寧岡與**的部隊會師，并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朱德任軍長，**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袁文才和王佐分別任紅4軍第11師第32團團長和副團長。
有一張著名的《井岡山會師》的油畫反映的就是這個歷史事件，據說當時**還特地換上了軍服，說是“師長見軍長”，必須換上軍服。
1928年5月25日，**中央發(fā)布了《中央通告第51號——軍事工作大綱》，其中明確指示：“可正式命名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备鶕醒刖瘢?*和朱德將“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正式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這就是“紅軍”的開始了。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義。
1928年12月，彭德懷率平江起義部隊在寧岡同紅4軍會合。其部隊編為紅4軍第30團，彭德懷、滕代遠分任紅4軍副軍長和副黨代表，并分別兼任第30團團長和黨代表。
1929年1月，**、朱德等率紅4軍主力離開井岡山，赴贛南、閩西地區(qū)，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紅4軍副軍長彭德懷則擔負留守井岡山的任務。
**這一走，再回來已經是1965年。所以，**在他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中說，“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br/>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縣含冤犧牲，時年均為32歲。袁、王二人的死，直接導致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丟失。
也就是說，井岡山的革命斗爭，從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歷時兩年零四個月。其中，**在井岡山的時間是一年零兩個月，恰好是一半時間。
再說**去的贛南、閩西地區(qū)：
1928年3月，賴經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贛西南地區(qū)建立革命根據地。
1928年6月，郭滴人、鄧子恢、朱積壘、張鼎丞等在閩西地區(qū)建立革命根據地。
以上述兩塊根據地為基礎，在朱、毛等的領導下，建起了以曾山任主席的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以鄧子恢任主席的閩西蘇維埃政府。
1930年8月，朱、毛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任總政治委員?！爸炜偹玖睢本褪菑倪@兒叫起來的。
1930年10月，朱、毛率紅一方面軍一舉攻克江西重鎮(zhèn)吉安，并建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
1931年1月，根據**中央決定，成立**蘇區(qū)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當時周恩來還在上海的**中央任軍委書記，在周恩來未到任前，曾由項英、**先后代理書記。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任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
“**”就是從這兒叫起來的，此前，人們則稱之為“毛委員”。
這就是“中央蘇區(qū)”的由來。
說了這么多，其實就為了說明一件事，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qū)”并非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因為——本人當年就沒搞清楚。當時還挺奇怪，**他們明明是上的井岡山嘛，怎么講了一段那邊的事，再回來講反“圍剿”的時候，再也不提井岡山了呢。
1930年11月，即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從中原大戰(zhàn)中騰出手來，開始對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并于當年12月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的魯滌平被委任為南昌行營主任。
到1931年1月，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以蔣介石的失敗而告終。在第一次“圍剿”中，最大的新聞，莫過于“前頭捉了張輝瓚”。
張輝瓚是湖南長沙人，據曾著《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的陶菊隱先生記載：當**見到張輝瓚時，還曾與他握手，并說：“石侯先生，別數年矣，不期相值于此?！币源丝磥恚诉€曾經有舊。
但即便如此，**也沒有保住張輝瓚的一條命，1931年1月28日，張輝瓚在一次群眾集會上被砍了腦袋。
張輝瓚的被殺，引起了很不好的負面作用，蔣介石利用這個機會大肆宣傳，把我黨描述為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并進行了瘋狂的報復。
應該說，殺死俘虜，確有不當之處。但國民黨也沒好到哪里去，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14日，**的夫人楊開慧已經在長沙就義。
第二、第三次“圍剿”，都是以何應欽為主指揮，兩次均鎩羽而歸。
到1932年5月，蔣介石是有點急了，于是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開始第四次對我中央蘇區(qū)進行“圍剿”。這一次，紅軍遇到了一個“天敵”——“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楊永泰。
繼“軍事化整為零；財政化零為整”之后，楊永泰又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高論，不要小看這8個字，這是楊永泰為蔣介石立的第二功——“剿共”。
楊永泰認為，以往失敗的關鍵，是把**及其領導的軍隊，簡單地等同于其他軍閥，而**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強大戰(zhàn)斗力，是其他任何地方軍閥所不具備的。
有鑒于此，楊永泰給蔣介石出了幾個“絕招”。
首先是在浙江、江蘇、安徽、江西等省原有的省和縣兩級政府之間，增加了“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這一級，其目的，就是加強社會面控制。
最初，這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制度完全是沖著我黨來的，后來發(fā)覺行之有效，慢慢推廣到其他地方。1932年8月，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頒布了《剿匪區(qū)內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條例》。
嚴格來講，所謂“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制度其實是“違法”的，因為實行這個“制度”并沒有經過“立法院”的批準，就是楊永泰那么一說，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那么一公布，這事就辦起來了。所以立法院拒絕承認，但立法院承認不承認沒有用，戰(zhàn)爭年代，軍人大過天，蔣介石說了要辦，就是要辦，而且能辦成。
事實上，對這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制度有意見的，還不僅僅是立法院，行政院還不干呢！
因為“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并不聽命于政府機構，而是直接對“軍事委員會”負責，把行政院扔到了一邊。
這性質可就變了，你立法院可以窩窩囊囊、可以裝聾作啞，可我行政院不行啊，政府官員都不歸我管，那還要我這個政府機構干什么用，你軍委會全管了不得了嗎！
更生氣的事還在后頭呢，這個“行政督察專員”雖說不歸行政院管，也不由行政院遴選，可任命卻要由行政院來發(fā)文。也就是說——軍委會給行政院拉名單，這幾個人派到哪里哪里當“行政督察專員”，你給我下個文就行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帶這么氣人的！
就這樣，楊永泰這一個主意，把行政院和立法院都給得罪了。
第二招是“保甲制度”。
說起“保甲制度”，我們都很熟悉，歷史書上寫得明明白白，北宋王安石變法，其中就包括《保甲法》，到了民國，由于受西方以“個人”為社會組織單位的政治觀念的影響，把這個制度給廢掉了。
這次，楊永泰把老祖宗的這個“法寶”又撿了起來。
1932年8月，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頒布《剿匪區(qū)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規(guī)定10戶為甲，10甲為保，其中最關鍵的是：如有“為匪通匪縱匪情事者，聯(lián)保各戶，實行連坐。”，也就是說，一家出了**，或是跟**有關，其他幾家，全都跟著吃“掛落”！
由于行之有效，1934年，國民黨“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議決“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實辦理地方保甲”。
客觀地說，“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制度”和“保甲制度”雖然不復雜，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黨的發(fā)展。
這是制度層面的，還有精神層面的。
1933年5月，蔣介石親臨南昌指揮對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此時的楊永泰已經是南昌行營秘書長了，他給蔣介石又出了一個主意——在全國范圍內搞一場“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簡言之，就是“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一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
“新生活運動”后來曾發(fā)展到一個無所不包的程度，怎么評價它，筆者的層次還不夠。個人感覺，這個“新生活運動”似乎有點過于表面化，沒有觸及人民大眾內心深處的東西。比較直觀的，大家可以看看《圍城》，督學到三閭大學視察那段，傳達的就是“新生活運動”的一些思路。
以軍事進攻的調整為主，以楊永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奪命三招”為輔，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當然我黨內部也出了一些問題，于是，眾所周知的，紅軍于1934年10月被迫放棄中央蘇區(qū)，開始轉移。
15年以后的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也曾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原來是拾楊大才子之牙慧。
楊永泰隨之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不是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嗎，所以“南昌行營”的7個廳被楊永泰簡化成兩個廳，第一廳是軍事廳，以參謀長賀國光兼任廳長；第二廳政治廳，自然就以秘書長楊永泰兼任廳長了。所以當時的人們將第一廳稱為“三分廳”、第二廳為“七分廳”。
這還不算，到發(fā)文的時候，楊永泰這個秘書長，排名居然排到了參謀長賀國光的前頭，真是咄咄怪事！
賀國光是四川“陸軍速成學堂”騎兵科出來的，跟劉湘、楊森、唐式遵、王瓚緒等等都是前后同學，1927年就當軍長了。那個時候，楊永泰還在上?！绊w光養(yǎng)晦”呢！
在楊永泰的攛掇下，蔣介石把山東、河南、陜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10個省的用人和行政都劃到了南昌行營，歸他的“七分廳”管。
關鍵是大家數一數當時有多少個省——國民黨有話語權的，其實就這十來個省，楊永泰等于是在以“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的身份在當行政院院長！
這一下，那個行政院真是可有可無了。一時之間，楊永泰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架勢！
有句話叫做“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楊永泰躥升的軌跡過于“火爆”，又不知道為人，所以大家把所有的壞事都擱在他頭上，只要蔣介石整治了誰，大家不恨老蔣，卻都把賬記在楊永泰頭上，認準了肯定是那個老小子出的壞主意！
楊永泰雖然名字叫做“永泰”，卻好像不大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這與他一肚子的韜略似乎并不相稱。
別忙！楊永泰有話說。
據說，某一次大家因為某事，又在罵楊永泰。他的秘書實在看不下去了，為了替他洗清冤屈，出示了蔣委員長的“手諭”，以證明某事跟“楊秘書長”沒有關系，真的是“委員長”讓辦的。
楊永泰聽說以后，居然很嚴肅地跟秘書談了一次話，大意是：中國有沒有我楊永泰，沒有關系，但是沒有委員長不行。我們當下屬的，就是替長官分憂的，有功自居，有過推諉，那不是我的品格。誰要恨我就恨我好了，只要“領袖”的威望不受損傷就好。
有這樣的幕僚長，老蔣夫復何求！
楊永泰不愧是讀過線裝書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道理，他悟得很透。
只不過，有的時候，蔣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楊永泰。
因為，這里是官場。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導致汪精衛(wèi)遇刺的四屆六中全會，實際上就是這次大會的預備會議），會后，蔣介石接替汪精衛(wèi)任行政院院長，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群出任外交部長。
按：國民黨“五全大會”在歷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會上，蔣介石曾針對國際關系發(fā)表演講，其中稱：
“一切枝節(jié)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復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xié)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后之決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絕不甘自逸。質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個人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后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為本黨建國唯一之大方針也?！?br/>
這個講話，明確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標志著國民黨對日方針，已經由原來單純的“忍”、“退”、“和”的“三字訣”前進了很大一步。
到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著名的“廬山講話”，“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jié)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xié)?！逼渲髦?，明顯與這次講話是一脈相承的。
同時，借著汪精衛(wèi)的遇刺，蔣介石順順當當地把汪精衛(wèi)兼任的行政院院長給拿了回來。汪則出國養(yǎng)病。
汪精衛(wèi)這一去，再回來已經是1937年1月，本想借著“西安事變”搶班奪權的，結果剛走到路上，張、楊又把老蔣給放了，汪精衛(wèi)鬧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從此就在親日的路上越走越遠，直到從革命志士淪為漢奸。
張群當了外交部長，楊永泰則接替張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楊永泰之去湖北，說法不一，有人說是被排擠出去的，有人說是他自己要求去的，還有的說法就是中國歷史上，那些個“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場了，說蔣介石看他實在過于“火爆”，給個冷板凳讓他坐。
幾種說法，都有可能，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從準“行政院院長”到一個省的負責人，這中間肯定是一個向下的軌跡；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席軍機大臣”到“湖北巡撫”，個中況味，雖然只有本人能夠體味出來，但以旁人觀之，最起碼不是什么好事情，這是肯定的。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壞事情會來得這么快。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在漢口被刺身亡。
同治年間，兩江總督馬新貽在自己的兩江總督署衙被刺身亡，慈禧太后聽到這個消息后，第一反應是：“馬新貽此事，豈不甚奇！”
是啊，威儀赫赫的兩江總督居然在自己家門口遇刺，豈非笑話——還真不是笑話，這個案子到了也沒查清楚，最后草草收場。
楊永泰的案子，像極了馬新貽案。
事情的發(fā)生毫無征兆。
當天，作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楊永泰，參加了一場日本總領事館舉行的天皇“壽筵”——這楊永泰也是，都什么時候了，還天天往日本人那兒跑，不等著挨槍子兒呢嗎！
在此之前的1936年5月6日，楊永泰已經到日本總領事館去過一趟了，當天是因為武漢發(fā)生了一起反日的游行示威，對此日方提出抗議，這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楊永泰跑去“道歉”，結果被武漢人痛罵。
日本總領事館在漢口，湖北省政府則地處武昌，那個時候還沒有長江大橋，兩地的往來全靠輪渡。
這時是下午5點來鐘。楊永泰的車隊來到了漢口江漢關碼頭，準備乘輪渡過江。
楊永泰偕夫人正準備上船，這時突然從人群中跳出兩個年輕人，也不打話，沖著楊永泰就是一通亂槍。
因事出突然，楊永泰的警衛(wèi)事先沒有任何防備——看來那個時代的警衛(wèi)實在是素質不高，都多少次了，人都挨了槍了，警衛(wèi)還在那兒發(fā)愣，汪精衛(wèi)那回就是，楊永泰這回也一樣。
身中數槍的楊永泰依然神智不衰，令司機趕快將自己送到漢口某日本人開的醫(yī)院，但甫抵醫(yī)院即傷重身亡。
兩個刺客，開槍以后便一東一西地朝兩個方向分別逃遁，往東跑的一個，跑了一段被人絆倒，后被楊的警衛(wèi)趕到抓獲。
經審訊，此人承認他正是開槍刺殺楊永泰的兇手，名叫陳夔超，其他事情則堅不吐實。
楊永泰遇刺的消息傳出，一個曾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居然落得這般下場，蔣介石為之震怒而又惋惜。楊永泰“公祭”那天，蔣親自作了一篇祭文，文中極力褒揚楊永泰。
但褒揚沒有用，人已經死了。輿論為之大嘩——在任的政府官員居然在自己的轄區(qū)被刺，顯然有幕后黑手。
大家紛紛把矛頭指向了“二陳”兄弟，因為楊永泰在地方上倡導的幾項“改革”，什么“保甲制度”、什么稅制改革、什么“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制度，首先觸動的就是cc系的利益，況且陳立夫手下還有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特務組織“中央黨部調查科”。
另外，還有人說是鄧文儀干的——此君在南昌行營調查科任上時，曾主持調查1934年6月發(fā)生的“南昌機場縱火案”，因案情涉及國民黨高層的權力之爭，鄧文儀不想摻和這些爛事（說句實話，也不敢摻和），于是打算大事化小。結果被老練的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看出破綻，蔣大怒，當即將鄧文儀撤職查辦，最后連南昌行營調查科都給撤銷，白白地讓戴笠占了個巨型便宜。因此鄧文儀肯定是把楊永泰恨到了姥姥家。
還有的人說是有“湖北家長”之稱的何成浚干的，此君曾指使湖北省黨部發(fā)動學生反對楊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
按：何成浚是湖北隨州人，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因其資格很老，雖然沒怎么帶過兵，仍然被蔣介石授予上將軍銜。此人雖然打仗不行，卻有一個大本事——當說客。當年憑著一張嘴，為老蔣平了不少事，最得意的一樁，是勸說張學良發(fā)動“東北易幟”，直接幫老蔣實現了“全國統(tǒng)一”。
日本方面也為失去這樣一位“諍友”而感到震驚，頻頻發(fā)來“唁電”并敦促國民政府盡快破案。
從哪個角度講，此案都不容久拖不破，蔣介石又派出了他的王牌——戴笠的特務處。
前面講過，特務處是復興社下的一個組織，只對蔣介石本人的安全負責，并不承擔一般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偵破，那是警察的事。但汪精衛(wèi)和楊永泰兩案，顯然屬于政治謀殺，因此蔣介石兩次派出戴笠親自上陣。
戴笠先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局本部司法科科長余鐸，但余到武漢，問了半天，也沒有問出個所以然。
于是戴笠又派出了湖北當地人、特務處湖北站副站長兼漢口站站長朱若愚。
朱若愚，1905年生，湖北沔陽人，原**黨員。
朱若愚1933年加入鄧文儀的南昌行營調查科，后轉入特務處，一直在老家湖北工作，成都軍校高教班畢業(yè)，此時，其公開身份是平漢鐵路警務處處長。
軍統(tǒng)的湖北人不算太多，但出了許多重要人物。朱若愚、鮑志鴻、劉培初、唐新，都是著名的湖北籍特務。
朱若愚在湖北關系很多。很快，朱若愚即查出兇手陳夔超的真實姓名叫譚戒軒，另外在現場承擔掩護任務的名叫龔柏舟，現正逃往上海。余鐸馬上通知特務處安慶站，在蕪湖的一艘日本輪船上將龔柏舟抓獲，隨后又抓獲其同伙多人。
據供認，其組織名為“中華青年鋤奸特務隊”，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以鏟除漢奸為宗旨，譚戎軒、龔柏舟等都是其重要成員。被他們納入視線的，不僅是楊永泰，還包括一系列對日態(tài)度不明朗甚至親日、媚日的分子。就這樣，連帶著還破了一年前發(fā)生的“唐有壬案”。
按：唐有壬，生于1893年，湖南瀏陽人，日本慶應大學畢業(yè)生。1932年，時任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的唐有壬，曾向日本間諜川島芳子出賣我重要政治情報，差點給抓起來；并且，后來那個《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也是唐有壬與殷汝耕一起撮弄出來的。
1934年2月，唐有壬轉任外交部常務次長，這一下，唐做漢奸更是做得如魚得水，“華北事件”之后，唐在與汪精衛(wèi)的電報往來中，曾說：“華北事件發(fā)生于中日空氣好轉之際，可謂遺憾。但吾人深體日方內情，決不因此動搖中日提攜之大方針，同時對廣田外相之信仰亦決不因此而低減?！逼錆h奸嘴臉，躍然紙上。
唐有壬的父親是與譚嗣同并稱為“瀏陽二杰”的維新志士唐才常。唐才常因組織起義，被自己的老師張之洞砍了頭，就義前留下絕命詩說“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
這樣一個英雄豪杰的父親，居然會有唐有壬這么一個兒子，可見，有的時候遺傳基因也不大靠得住。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自己寓所被刺，當時報紙上的新聞記載得很詳細，茲附錄于后：
“唐有壬廿五日午五時由外返寓，在后門首遭暴徒狙擊身死。唐干日前來滬，滬寓為一四層樓新式小洋房，后有水泥梯直達一層，進出均由此梯。二十五日晨九時，唐曾出外訪晤友好，十一時許返寓進午膳，一時許復出外往視汪疾，五時返寓，下車登梯時，突奔出身穿中裝外罩黑色夾大衣者兩人，向唐狙擊，共發(fā)十余槍，一由右肋射入，左腋穿出；一由右腰射入未出；另一由臀部射入，左胯腋穿出。唐即應聲倒地，暴徒見計已遂，即分頭逃逸。當槍聲爆發(fā)時，唐家人及鄰居均不敢開門窺視，少順槍聲停止，唐仆啟門，即見唐已赫然倒地，唐夫人繼見狀，急扶入汽車，送往?；萘蒯t(yī)院，經牛診察，拒絕留院，乃復送金神父路廣慈醫(yī)院，未及到達，即在車中氣絕。由該院醫(yī)生陳雄略加察視，原車送至臺拉斯脫路法工部局醫(yī)院尸體室，定二十六日晨送至驗尸所驗尸后，即送臺拉斯脫路上海殯儀館成殮。唐被擊時，身穿灰色西裝，淡黃色大衣，因流血過多，血透衣外，法捕房聞訊后，即派捕趕到，市府亦即派秘書耿嘉基赴法總領事署及法捕房要求嚴緝兇犯，同時并令公安局協(xié)助嚴緝。”
“唐有壬案”發(fā)生后，也是議論紛紛，不知道是誰干的，這下搞清楚了。根據供認，兩名刺客劉鎮(zhèn)南、裘積玉在上海被捕，后被法租界第二特區(qū)法院判處死刑。
偌大的“楊永泰案”，如果只是搞出這樣幾個小“蝦米皮”，顯然是無法令人信服的，繼續(xù)追下去，幕后的指使者，據說是劉蘆隱。
劉蘆隱也是老資格的同盟會會員了，1924年6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后來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等職。
劉蘆隱是胡漢民的“新國民黨”的一員干將，這個“新國民黨”前后持續(xù)的時間不長，情況卻挺復雜，在這里就不說了。
劉蘆隱是個文人，說他指使殺人，許多人都不信。但據記載，特務處在劉蘆隱的寓所發(fā)現了許多物證，如“中華青年鋤奸特務隊”的工作計劃，以及他下發(fā)的刺殺某人的“手令”等等。
至此，證據確鑿，可以抓人了。
1937年2月24日，劉蘆隱被捕。人是沈醉帶人親自去抓的，當時他正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當督察，這是一個受特務處“運用”的公開單位。抓捕的情形，沈醉在回憶錄中曾有記載：
“在英租界三馬路楊子飯店綁架西南反蔣派人士劉蘆隱時，被他夫人事先發(fā)覺，大聲呼叫。劉蘆隱聞訊，機警地從汽車后座一個筋斗翻到前面司機座位上，把住駕駛盤不讓特務開車，僵持到租界巡捕趕來，一起被帶走。戴笠惱火之余，只能勾通租界當局，將劉公開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漢?！?br/>
1937年6月5日，劉蘆隱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新中國成立后，劉蘆隱先生曾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
至于刺殺楊永泰的兩名刺客譚戎軒和龔柏舟，于1937年在武漢被軍事法院判處死刑，但沒有馬上執(zhí)行。
1938年，因日軍對武漢進行大規(guī)模轟炸，所有在押犯均轉移四川。在轉移途中，龔柏舟從船上跳江，后不知所終。譚戎軒則被押到恩施監(jiān)禁，抗戰(zhàn)勝利前被處決。
“楊永泰案”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不光在當時，即便到了今天，也頗有許多人在懷疑，劉蘆隱是替別人背了黑鍋，據說蔣介石也知道此案的背后究為何人，但他已無暇深究了。因為再過一個多月，他就要迎來自己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挑戰(zhàn)——西安事變。
楊永泰的死，對國民黨、對老蔣本人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一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探究，如果楊永泰不死，民國的歷史會是怎樣的。
——然而，還是那句話，歷史不容假設。
楊永泰臨終，最后留下了幾句話，他說：“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許國，為國而死，夫復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國禍方長耳?！?br/>
從這幾句話來看，楊永泰倒真不愧是“以身許國”，只不過，他“許”的是“黨國”。
然而，對楊永泰，老百姓并不領情，他死以后，人們曾把他的姓、名、字嵌入一副對聯(lián)：
上聯(lián)：“暢所欲言，天年不永”
下聯(lián)：“卿幸已死，民安國泰”
橫批：“楊子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