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承認我的筆力不夠，但寫書總要有夢想，要寫點自己想寫的。

    因此才有了這個紅樓。

    我想寫的紅樓，是一個五蠹之類充當主流世界的紅樓；以及這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怎么才能出人頭地。

    畢竟，大家都明白，沒法改變世界的時候，你只能改變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看什么叫五蠹！也希望了解這個世界的真相后，依舊對生活抱有熱忱。

    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嬴政在書案前的竹簡中，看到了兩篇極為特殊的文章，文中內容驚世駭俗，又言辭犀利，他越看越覺得冷汗直流。

    此后，嬴政不僅發(fā)出了若見其作者自己便死而無憾的感慨，而且還將文章中的理論作為了自己一統(tǒng)天下的指導思想。

    這篇文章就是韓非子五蠹。

    五蠹出自于韓非子第49篇，是戰(zhàn)國末期法家的政論文。

    這篇文章不止為秦政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核心以及王權社會的本質。

    總結起來，就是上面站著偽善的強盜，下面站著愚昧的民眾。

    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那么偽善的強盜要怎么管理，以及要怎么去蒙蔽民眾讓他們發(fā)揮最大的生產力，就成了統(tǒng)治者必須要思考的事了。

    所謂五蠹，指的就是儒家、縱橫家、游俠、患御者以及不法商販這五類人群；

    患御者也就是害怕承擔的公務員。

    蠹，也就是蛀蟲的意思。

    所以，我想寫的就是五蠹這五類人的故事，也想告訴大家，當好人沒用。

    那么具體五蠹講得是什么呢，我大致上翻譯下。

    在上古時期，人少樹多，百姓總要遭到野獸的侵害。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位圣人，叫人們在樹上搭棚，于是百姓就擁戴他，推舉其成為了天下之主。

    這個人就是有巢氏！

    當時人們吃的是生肉、野果、心臟腐臭，許多人都為此患上了重病，于是又出現了一位圣人教人們使用鉆木取火，然后百姓就擁戴他做了天下之主。

    這個人就是燧人氏。

    到了中古時代，大禹排除了中原的的水患，之后近古時代，商周兩王結束了桀紂的暴政。

    這些人無一例外全部都成為了天下之主。

    但如果在今天，要是還有人提倡在樹上搭棚，倡導人們用鉆木取火，那一定會引起百姓的恥笑。

    同樣，在提倡堯舜禹的制度效仿，商湯周王的禮節(jié)，那人們肯定覺得他腦子不太正常。

    周文王曾依靠仁政感化西戎，徐偃王卻因為仁政而被楚國所滅。

    舜帝曾讓人拿著盾牌和大斧在西戎的邊境跳舞，他管這個叫德政，最終也確實感化了西戎。

    但現在如果拿著刀劍去人家的門口跳舞，恐怕能帶來的只有戰(zhàn)爭。

    所以說，時代變了，方法自然也要改變。

    上古的人們競爭道德，中古的人競爭智謀，當今的人們訴諸武力。

    這個就是社會變化所帶來的策略變化。

    因此，圣人不會照搬古法，不講什么成規(guī)舊俗，該選擇什么樣的方法治理天下，要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種，女人不必紡織，這是因為人少而資源充足，所以就很難發(fā)生混亂，百姓也就不必爭奪。

    但是在今天，人多卻資源有限，常常是費盡力氣還不夠吃用，因此就難免產生混亂，必然要出現爭奪。

    堯帝治理天下時，吃住都太過簡陋，君主和百姓沒有太大差別，所以他才能夠做到贍養(yǎng)。

    但如今，一個貴族奴仆的生活和百姓都是天壤之別。

    所以別說是什么帝王，就連縣令也不舍得辭掉權威。

    古人輕視財物，是因為資源充足，爭奪與否沒有多少差別。

    現在的人重視權利，因為資源稀少，不去爭搶就沒有飯吃。

    所以古今的人性沒有變化，有的只是利益和制度的區(qū)別。

    儒家提倡遵循古法，說，如果想治理天下，那君臣的關系就要像父子一樣。

    但如果這么說的話，這個天下也就不存在父子間的糾紛了。

    何況君主愛民本就不可能超過父母愛子女，這是再直白不過的道理。

    魯君看到臣民受刑時，曾為之流下眼淚，他管這個叫做仁政。

    但實際上流淚只是流淚，該罰還是要罰。

    況且這個天下的百姓本就習慣卻不于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所感化。

    就算是孔子這樣的圣人門下，也不過才七十多人。

    在魯國的體系中，魯哀公是君，孔子是臣。如果要講仁義，魯哀公必然不如孔子，但孔子卻屈服于魯哀公。

    顯然，孔子不是屈服于仁義，而是屈服于魯哀公的權勢。

    儒家的邏輯是讓君主要向孔子，百姓要向孔子門徒，這肯定是辦不到的。

    假如現在有一個混賬兒子，他不聽父母的勸告，不在乎鄉(xiāng)鄰的責備，不理睬師長的教誨。然而，當執(zhí)行公務的官吏找上門時，他才覺得害怕和后悔。

    可見慈愛只能換來驕縱，只有權勢才能讓他屈服。

    在大街上丟個十幾尺的布匹，隨便一個人見了都要下手。

    但如果是剛剛融化的千度金水，即使他是盜跖，也不敢下手。

    因此，獎賞要豐厚，使人們有所貪圖；同時，刑法也要嚴厲讓人們有所畏懼。

    這樣一來，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自然都能成為守法的人。

    但是現在因為他有功勞，所以賞賜官位，卻又鄙視他做官。

    因為他不肯為官，所以疏遠他，卻又推崇其不屑名利。

    對于不勞動就有吃穿的人，夸他有本事。對于沒有功勞就能獲得官位的人，夸他有才能。

    這種本事和才能，只會導致國力衰落，造成土地的荒蕪。

    贊賞這種人物，勢必就要虧損國力。

    這就是五蠹大致上將的思想觀念。

    因為這篇文章出現在2000年前，又恰逢是一個大分裂時期，所以部分觀點可能存在局限性。

    如果感到難以接受，不是因為時代變化，就是因為講講的太透。

    儒家利用文獻擾亂法紀，但卻得到了君主的任由。

    游俠使用武力觸犯法令，但卻變成了貴族的武力。

    法令所反對的，成了君主所重用的。而那些應該被處罰的，又成了權貴所豢養(yǎng)的。

    面對如此矛盾的法治體系，即使出現了十個黃帝，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

    楚國有個仁義之士，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檢舉揭發(fā)了偷羊的父親。

    結果令尹卻認為他對父親不孝，最后判了他的死罪。

    魯國有個無名兵士，每次跟隨國君去征戰(zhàn)，每次都第一個逃跑。后來孔子問他原因，他說家有老人，自己不敢戰(zhàn)死，結果孔子就認為他是孝子，最后推舉他做了官。

    對君主的忠誠成了父親的逆子，父親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

    之前令尹殺了那個品行好的人，此后，楚國之惡再也無人檢舉。

    自從孔子獎賞了一個逃兵，此后，魯國之兵逢戰(zhàn)就要逃跑。

    因此，早在倉頡造字時，就知道公與私的關系必然相悖。

    如果君主要贊成私人的利益，就必然要損傷自己的國力。

    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結果回軍后，君主喊仁愛。

    攻城破敵的人本該受爵，結果歸來后，你又說什么兼愛。

    如此的君臣關系必然就不穩(wěn)固。

    國家富足要靠農民，卻給不事勞動儒生很高的地位。

    攻城略地要用士兵，卻給游俠送去財物。

    得到利益的人，不是理政要用的人，但理政要用的人，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

    于是不再有人從事農業(yè)，從軍征戰(zhàn)；相反，各種偽善卻十分盛行，這樣就必然要面臨衰退。

    這里沒有暗示司馬老師和圣母

    這些其實就是后來宋朝的問題。

    所以，統(tǒng)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語，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那么自然也難以遵守。

    連糟糠都吃不上的人，不會追求精美的飯菜，連粗布都穿不上的人，也不會想那些華美的服飾。

    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反而去看那些聰明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就只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

    對百姓來說，沒有錢財可以利用，沒有權勢可以依仗，所以只能提倡誠實。

    但君主則不同，他可以利用權術賞罰分明，何必去尋求什么忠誠呢？

    再說現今本就沒幾個忠義之士，但治國所需的官吏卻數以百計。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專行法治。

    只要法治夠嚴，他就足夠誠實。

    喜歡那些張口仁義，說話好聽的人，那整個朝廷都是花言巧語；說幾句空話就能討好君主，誰還會去辦一件實事呢？

    所以你看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商君的法典，可秦國卻越來越窮，原因就是都在空談耕作，不再去從事辛苦的農務。

    家家戶戶都有孫吳兵書，可兵力卻越來越弱；原因就是都在空談兵法，不再去參加搏命的征戰(zhàn)。

    所以，明君善于使用民眾的力量，不聽信那些高談闊論；獎賞人們的功勞，禁止那些無用的言行。

    這樣一來，民眾才會為國君出力。

    如果耕種能帶來富足，那就算再辛苦，也有人去干。

    如果從軍能帶來顯貴，那就算再危險，也不缺少兵士。

    可現在卻有100人空談，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種；100人當官，指導著一人作戰(zhàn)。

    再往下，‘故民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這個就是焚書坑儒的源頭。

    說起來殘暴，但其實在每個朝代都接連發(fā)生。

    什么帝王之術，無非就是愚民，御民的辦法。

    所謂連橫，就是依附強國去攻打弱國。

    所謂合縱，就是聯合弱國去對抗強國。

    可一旦連橫，就必須獻上土地或者利益，呈上國君的璽印，以此來獲得強國的信任。

    但這樣國家的疆域就會縮小，君主的聲望也不斷降低，還沒來得及得到好處，就已經走進了混亂之中。

    同樣，一旦合縱去援助小國，就等于是走上了獨木。

    勝利不一定能得到好處，失敗就要面臨亡國。

    這并不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本人表示這都是韓非說的，我本人對優(yōu)待尼個這事不發(fā)表任何看法）。

    因此，合縱連橫沒看到作用，但是搞合縱連橫的人卻因此賺夠了名望。

    君主的地位在不斷下降，縱橫家們卻扶搖直上。

    想要統(tǒng)一天下，前提是能打敗他國；想要獲得安全，就要保證本國不受侵犯；

    國力強盛就能打敗他國，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

    所以縱橫家不過是在挑唆爭斗，就如同執(zhí)棋者一樣從中獲利。

    （我對外交皮條家們，也沒意見。）

    這個天下從來都是東西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資源越多越容易獲得成功。

    所以國家強盛，計策很容易就能成功，國力越衰落，計策就越容易出現失誤。

    因此不是秦國的臣子聰明，也不是燕國的大臣笨拙，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條件不同。

    人們習慣性的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自己的私利，而刻意逃避危險和貧窮。

    如果強迫他們走向戰(zhàn)場；前進，可能被殺死，后退，又面臨軍法。如此，放棄了個人的家業(yè)，承受著作戰(zhàn)的勞苦。面對如此險惡的境地，他們又怎么能不想辦法逃避呢？

    所以他們才會投靠貴族，希望免除兵役，用錢財賄賂當權者，以此來杜絕險境。

    這樣一來，為公出力的人就越來越少，而依附貴族的勢力愈加龐大，最終百姓和貴族全部都變成了君主的敵人，

    這樣又怎么能富國強兵呢？

    那應該怎么辦呢？

    首先，要制定合適的政策，使得商販的人數盡量減少，重農抑商，讓他們去參加到農業(yè)之中。

    如果這些人沒有辦法搜刮百姓的財富，自然也就不能投機取巧。

    因此，列國混亂的原因是因為那些著書立說的人，假借道德來宣揚先王之法，講究禮節(jié)，掩蓋偽善的真相。擾亂盛行的法令，動搖君主的決心。

    再就是那些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借助一國之勢力來完成自己私人的目的。

    以及那些游俠刺客標榜義氣，為的就是圖一個美名，觸犯了列國的禁禮，

    和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的衣服權勢貴族肆意行賄，損傷列國的戰(zhàn)力。

    還有那些不法商販制造粗略的器具積累龐大的財富，他們同期居奇待機出售，從勞苦的農民身上牟取暴利。

    這個就是五蠹的由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