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此《孝經(jīng)》非彼《孝經(jīng)》，或者說《史記》所說的《孝經(jīng)》是漢人偽托的。漢初以孝治天下，有人托古，假孔丘曾參之名以迎合權力核心的偏好亦是可理解之為。

    在《孝經(jīng)》案基本審結后，我們再看《大學》是如何被按在曾參頭上的?！洞髮W》原為《禮記》之一篇，在朱熹之前尚無人確認作者為誰，似乎也沒這個必要。東漢解經(jīng)專家鄭玄推重《大學》，稱其“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但并未斷言是曾參所作；唐代大學問家、唐宋八大家第一人韓愈推(色色小說重《大學》，亦未稱是曾參所作。朱熹不管那些，在沒有任何可靠資料的情況下，斷然而說：“《大學》本是孔子的言論，曾子予以傳承；曾子闡發(fā)的意思，曾門學人記下來，就寫成了《大學》一篇?！睘榱俗尅洞髮W》的地位更加隆崇，朱熹又將大學列在“四書”之首。余三者為《論語》《孟子》《中庸》。

    朱熹的這個膽大妄為的學術創(chuàng)新也有“當代史”可依托。北宋時期，司馬光撰《大學廣義》，開《大學》單列成書之始。朱熹成功地杜撰了“孔曾思孟體系”，并為他的理學的“發(fā)揚光大”打下了文化與歷史合法性基礎。這種膽大妄為的學術創(chuàng)新，不是沒有遭到后世學者的質疑，比如清初的學者戴震在其讀私塾時，就向老師提出過疑問：“周朝與宋朝有兩千年的歷史距離，如果說《大學》是孔子的言論而曾子予以綜述，曾子的綜述又為曾門學生所記，那么朱熹是通過什么方式了解到這段歷史的？”

    結果，私塾的老師啞口無言。

    戴震之問，在稍后的學者俞正燮的考證那里得到了答案，他說：“《大學》本為西漢時詩書博士們的隨筆而已，稍后有人編纂成集?！?br/>
    雖然說朱熹杜撰“孔曾思孟體系”大失學術嚴謹，也應該看得到曾參確實是儒學中的重要人物，只可惜他無著作留于世，使后人究其學術如入荊棘，但是，在《論語》中涉及曾子的地方之多，仍為后世留下了些許可尋之徑。以學術邏輯來說，孟軻的“心學”之說、“仁教”之論、“性善”之言，與他研究《論語》中的曾子言論不可能沒有關系。

    曾參體悟孔丘的學問為“忠恕而已”，又有“可托六尺之孤”的氣概，則以氣節(jié)影響了孟軻，曾參之“在上的不講究道，致使下民心與在上者相離散”論調，亦是德治、仁政之先期主張。至于子思與孟軻成了一個學派的“同流合污”者，則完全系于荀況的一個類似孟軻批楊朱墨翟的道德偏執(zhí)。荀況在《非十二子》中說：“（思孟二人）在治國理念上聲稱效法堯舜禹、成湯周武那樣的先王，但卻不知其中傳承的脈絡。既便如此無知，還自視為大材，吹虛自己有大志向，并且他們的見聞也雜亂不章。其學術結果是：所列研究案例偏頗而缺少多方考證的可能，其見解看似深遠而終讓人不知所云；其學術方法看似簡單明了而最后失于一個可靠的結論?！边@就是“子思、孟軻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