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大久保利通經(jīng)歷的“人頭事件”，不光大久保利通受到了很大的驚嚇，西園寺公望也是心驚不已。

    雖然大久保利通堅持認為，這件事西鄉(xiāng)隆盛一定是主使者，但他還是不愿意相信，一向德高望重的西鄉(xiāng)隆盛，會做出這樣可怕的事來。

    但剛才伊藤博文說的曾經(jīng)想要刺殺林義哲的話，已經(jīng)讓他清醒了過來。

    現(xiàn)在的伊藤博文，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覺悟！

    “現(xiàn)在知道了這個消息，身為主管全國工業(yè)的工部卿，你打算怎么做？”西園寺公望問道。

    “和林義哲做一樣的事！”伊藤博文斬釘截鐵的說道，“引入外援，殖產(chǎn)興業(yè)！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里，讓日本發(fā)生最快的改變！林義哲已經(jīng)給我們指明了道路，林義哲能做到的，我們一定要做得比他更好！林義哲沒有做到的，我們一定要做到！”

    “是啊！我們一定能比他做得更好！”西園寺公望興奮的說道，“日本不是乾國，乾國太大，保守勢力也太過強大，連林義哲這樣的英杰都難以改變；而日本自維新以來，保守勢力的阻礙已經(jīng)大大減少，現(xiàn)在乾國雖然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但日本一定會很快追上去的！一定會！”

    “盡管如此，陶庵，你也不要太樂觀了?！币撂俨┪霓D(zhuǎn)頭看著西園寺公望，沉聲道，“現(xiàn)在的日本，和乾國一樣，需要一個和平安穩(wěn)的發(fā)展環(huán)境，但是，如今的形勢，我想陶庵是非常清楚的吧！”

    “伊藤君難道是想說士族會叛亂？……”西園寺公望明白了伊藤博文的意思，面色一時間變得異常凝重。

    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制，從舊代延續(xù)下來的274個藩仍然保持著獨立的軍隊、財政和領國內(nèi)的統(tǒng)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內(nèi)的控制力極為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本身并無直轄武裝力量，僅僅靠薩摩島津藩、長州毛利藩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lián)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將無兵可依，勢必垮臺。當時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僅能征收和調(diào)配全國資源的30%到40%，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干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雖然有了明治維新，但日本的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時代，只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zhuǎn)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不斷爭權奪利。

    日本政府中以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為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內(nèi)消除割據(jù)分裂的隱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gòu)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對于這個新日本的構(gòu)架，伊藤博文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于廢除各藩，清除構(gòu)成“小權”的基礎。在具體實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還版籍”（即各藩將土地和人民獻給朝廷，不再為自己所私有），最終廢除各藩的漸進式政策。

    按照這個政策，明治政府下達藩治職令，接著推行“奉還版籍”；同時要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貢獻兵力”，設立“御親兵”；后又實施“廢藩置縣”。在這一系列處理過程中，日本社會的矛盾不斷積累。

    早在倒幕運動時期，維新派以“尊王攘夷”為綱領，斥責幕府的開國行為是違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維新政策中，卻明文規(guī)定：“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來，開國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討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責任。他們采取暗殺來清除政府內(nèi)的“開國派”。與此同時，開國與對外貿(mào)易，不平等交換造成了貴金屬短缺，而貴金屬短缺又引起物價上漲，使得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這使得從武士、農(nóng)民到市民，整個日本社會都蔓延著仇視外國人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情緒。

    如果說開國只是在精神層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zhì)方面使士族的生存發(fā)生了嚴重危機。在“廢藩置縣”后，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zhèn)臺，重新編制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回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政府下達的《征兵詔書》和《征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為榮的當兵特權，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滿。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lián)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后，舊的藩政不復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對象，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面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面。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zhuǎn)明顯不靈。政府內(nèi)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制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shù)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jīng)營而破產(chǎn)，最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zhì)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為伍出賣勞動力，那么剩下的途徑只有向海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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