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個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于上海仁濟醫(yī)院。這個醫(yī)院在海內(nèi)外享有盛譽，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條很狹窄的小馬路上——這條馬路，就是我在本書所收之三個中篇中不厭其煩地寫了又寫的山東路。

    我在山東路上度過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時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東路情結。

    我至今還記得仁濟醫(yī)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頂是尖的，墻是紅的，跨上高高的臺階進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靜靜地聽一會悠悠的歌聲，就可以領到一塊香香的豆腐干；我記得四馬路（福州路）口的賣夜宵的擔子，一頭有熱熱的牛奶，一頭有烤得香氣誘人的魷魚干和面包片；我記得往那燈紅酒綠的大馬路（南京路）走須經(jīng)過一個陰森森的外國墳場。夜間從圍墻的豁口望進去，只見黑黑的樹影和白白的墓碑，讓我膽戰(zhàn)心驚；我甚至還記得路口的那棟高樓，原來名叫慈淑大樓。在我很小的時候和大了一點的時候，都曾有人從上面跳下來。大人們說是因為股票跌了，或者說是因為成了“大老虎”了。我雖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么回事，卻深深地儲進了記憶。我記得我念的小學就在山東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頭店，樓上便是教室，而老師的辦公室正對著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師對著我們家叫：“小玉啊，拿把傘來！”我“噯——”一聲，滿懷著熱切的得著了效勞機會的喜悅，急急地把媽的油紙傘和花套鞋放進網(wǎng)線袋里，奔下樓，竄過山東路，給我的班主任送去。學校里上過什么課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門口的小書攤和雜貨鋪。只要從外婆那里討得一分錢，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書，很理所當然地坐到書攤邊的小矮凳上去細細地看，背后站上兩三個不花錢的小朋友。如果有了兩分錢，那就可以去買一個裝了許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細而長，紅而香，油性不大卻是非常之甜的。

    山東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東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華商業(yè)街；山東路南邊盡頭是南市，有租界時它算作中國的本土；山東路往西便是當年的跑馬廳即如今的人民公園，各類游樂場所鱗次櫛比；山東路向東為黃浦江，江上的輪船固然是往來如織，但也常聽說上面漂起由于各種原因而投江自殺的浮尸。

    山東路是上海的繁華地段。山東路簡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于斯，長于斯，我還稱不上是個正宗的上海人嗎？

    二

    我的祖籍卻是山東。

    我們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過一次山東老家。那年我剛滿五歲。我記得了許多事。下了火車下了汽車還要走許多路。山很高，溝很深，而路上總是只有爹和我兩個。老家的一位姐姐辮子又粗又長，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遠的地方看戲時，這根大辮子就總在我的懷里。黃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餅外面的那層白粉卻太澀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圓圓的臉紅得很，從門背后探過頭來盯住我看。慚愧的是，記住了許多人和事卻沒有記住爺爺?shù)哪樱先思也痪煤蟊氵^世了。

    雖然如此，而且僅一次，但畢竟是回過老家面覲過父老鄉(xiāng)親們的了。我的三個弟弟，都未曾有過這樣的回歸緣份。他們好像也從來沒有被卷入風行一時過的尋根熱，對那片黃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們都跟我一樣，很忠誠地在每次填寫各類表格時，于“籍貫”一欄上，書上“山東鄒平”這四個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萬人口中，像我們這樣的“山東人”、“浙江人”、“廣東人”、“江蘇人”……究竟有多少？我從未見到過確切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但我曾讀過一本關于上海社會的書，那上面說，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萬，五十年前增至三百萬，而如今則接近一千五百萬之數(shù)了。這么多的上海人從哪里來的？很理論化的書告訴我們說，靠“機械增長”和“自然增長”。機械者，指外鄉(xiāng)移民，我爹屬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們是也。所謂“上海人”，其實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灘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滿口上海白話的人發(fā)問：“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難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東人。

    三

    我脫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東人脾氣。

    小時候我常打架。樓下只要傳來弟弟凄慘的呼喊：“阿姐呀——”我便一步躍下兩三級扶梯往弄堂里沖去。我的三個弟弟中兩個有病，我有責任。直到那個沒病的成長到可以接我的班了，我才恢復我的女兒本相。后來常常聽人夸獎我，說我坐在角落里不吭聲不動彈專心地聽著別人或是專注地想著自己的時候，樣子是十分地文靜溫順的。他們自然沒見識過我打架時一意拼命的齊魯本相。

    我嗜咸，嗜辣，愛吃面食，對生大蒜、生大蔥饒有興趣。我不怕別一種祖籍的上海人的嫌憎。即使明天要上臺講課，要與人促膝談心，要去參加個舞會，頭天晚上若有餃子，韭菜餡的，我照吃不誤。

    其實，每一個上海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或隱或現(xiàn)地存在著他或他的上輩從原籍帶來的地方色彩，包括習慣、風俗、甚至性格。愛吃臭冬瓜，十之八九是寧波人；每天去排隊買高莊饅頭，不是北方的種才怪呢！熱衷于飲早茶的大多來自閩粵；江西老儇即使在上海住了幾十年，也忘不了在夏季腌好整年食用的辣椒醬；若是一個家庭主婦每做菜必得放很多的糖，那無疑她是蘇錫一帶的人了！

    我丈夫?qū)儆凇皺C械增長”類上海人：他十八歲那年從浙東山區(qū)考入上海市內(nèi)一所大學，畢業(yè)后留了校就算是入了上海籍。因為是第一代移民，他不但保持了濃重的浙東習慣，諸如喜食霉干菜和各類糟貨等，而且至今鬢毛漸衰而鄉(xiāng)音猶難改。我每每要嘻笑他的紹興官腔。忍無可忍時他終于反唇相譏了：“何必說我呢？你爸到上?？炱呤炅?，那個‘俺’字不也還沒改成‘阿拉’嗎？”

    是啊，我們?nèi)缃穸汲闪松虾Ｈ?。上海人正是由我們這些非上海人合成的。我想，這或許正是上海人的地域性格之所以異乎尋常地寬泛、復雜、把握不定的原因所在！

    四

    公元1966年，我臨近大學畢業(yè)時，來了“文革”。折騰了一年多，總算等到了畢業(yè)分配。我被分往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三棵樹地區(qū)，當一名中學教師。六年后，調(diào)離東北赴江西，凡兩年，重返上海。

    與所有遷往外地的上海人一樣，我對非上海地區(qū)的生活也具有很強的適應性。我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糙的高粱米飯，呼嚕呼嚕地喝那種上漂清水下沉顆粒永遠涇渭分明的大楂子粥，還能操著很有北大荒鄉(xiāng)土味的粗話與人干仗：“去你媽個大腿！”在江西，我很快習慣了以炒冬瓜皮下飯，并不在乎這東西在上海乃是棄物。后來還迷戀上了比止瀉的黃連素還苦的苦瓜。我非但食譜向老俵靠攏，而且語音亦日漸被同化，常用“格死了，格死了”來表示感嘆或懊惱。只要再多待一段時間，我相信我一定能與許多先我赴贛的上海人一樣，學得一口贛腔了。

    然而我從來也未曾被當?shù)厝苏J同過。在三棵樹時我被呼為“小上?！薄＜词古c東北老鄉(xiāng)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近六載，到卷了鋪蓋走路時這頂“帽子”依然未摘。我可以設想，到我白發(fā)蒼蒼后有機會重返故地重逢故人，那人一定會作如下恍然大悟狀：“噢——老太太您就是當年那個‘小上?！?！”在江西時間不很長，我一拿到調(diào)令，老儇同事就紛紛前來祝賀：“您總算殺回老家去了！”賀詞也足以說明他們向來視我為寄居的房客。

    我認識許多早已定居他鄉(xiāng)的上海人。在我看來，他們的適應能力比我更強：若不開口，單從外形氣質(zhì)上看，我已很難將他們甄別出來；有的即使侃侃而談，也沒什么南音海味了。可是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被當?shù)厝斯虉?zhí)地指稱為“上海人”，而他們自己，卻又大都認同，多少年下來仍以“上海人”自居矢志不渝得很。我剛到東北報到時，有人熱心地向我介紹說：“巧，本單位有你一個老鄉(xiāng)呢”不久與“老鄉(xiāng)”謀面，方知原來是一位十五六歲就離了上海、先去湖南后到東北嫁了北京人定居哈爾濱的大姐。與大姐以上海話交談，她雖能聽懂，說起來卻只能勉強嗑巴幾句，南音中早已串了北味。她常招待我吃白食，那炕桌上的酸黃瓜和粉條燉肉，是地道的東北家常菜。可是東北人還是一口咬定她乃我之上海老鄉(xiāng)。這老鄉(xiāng)則也是一往老鄉(xiāng)情深，對我倍加愛護照顧了五、六年之久。

    上海人到外地去的時間再長，也永遠是上海人。這，實在是個非常有趣的文化現(xiàn)象。

    五

    我認為，這跟“上海人”作為一個生存群體，具有極強的地域個性有關。個性一強，自身的質(zhì)地和外界的評估都會保持一種冥頑難化的定向態(tài)勢。主觀方面難以從根本上改弦易轍，客觀方面不容易全方位地同化淹沒。就好像金屬世界中的金或鉑一樣，很難與別類熔和鑄煉成真正的合金。上海人走遍天下，走遍天下仍為上海人，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至于什么是上海人的地域個性，這卻是個理論性很強而且?？梢鈺H難言傳的社會學問題了——盡管近年來常在報刊見到專論，畢竟誰也不是定論。

    曾經(jīng)有一位東北朋友對我說，他可以用最簡單的實例說明上海人的特點。我表示愿洗耳恭聽。他就說了，若是有一筐雞蛋，論個賣，那么你們上海人，一眼就能把那枚最大的挑了出來。我聽后，雖對他的概括力和想象力表示折服，但氣惱于他的輕侮調(diào)侃，就反問他道：“請問，既然規(guī)定了論個賣，那么有這個本事一眼就買走那枚最大的，該為這份精明羞愧呢，還是該為這份精明自豪呢？”他想了想，竟訥口不言了。

    世上有許多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更何況上海灘是近百年里暴發(fā)形成的移民灘，上海人是五方雜處的移民群，上海人的地域性格本來就包容面極大而且十分復雜：除了以一分為二法可大致界定出正面負面兩大塊之外，還有許多特性卻又是很容易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比如上面所說的“精明”吧，許多上海人靠精明進行生存競爭立足于大干世界并爭得了發(fā)達，又因其精明而討人嫌招人忌乃至貽笑大方，究竟該譽之還是毀之，不正是要視評估者的立場而定的嗎？

    在外地的那幾年，現(xiàn)在回想起來，是我的上海人自我評估值最高的幾年。我很熱衷于為同事朋友們捎帶上海貨，每每看到他（她）們對上海產(chǎn)品愛不釋手，我的虛榮心就會感到滿足，雖然那羊毛衫和大白兔奶糖并不是我制作出來的。我很不能容忍別人否定上海攻訐上海人，輕則不悅不快蘊于心，重則動氣動怒作于形。我與所有身處外鄉(xiāng)的上海人一樣，不肯放棄打回老家來的機會?？墒堑搅斯?974年，我終于返回上海團聚了全家，重新成為一名擁有戶籍的上海人，我的心態(tài)和觀念卻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我愈來愈多地發(fā)現(xiàn)了上海的不足、上海人的不是。有一個階段，甚至還把“上海人實在觸氣”掛到了嘴邊。究其原因，恐怕跟視點的轉移大有關系——時空間隔容易形成經(jīng)理念篩選過的戀鄉(xiāng)深情；身在其中則常會因了可觸摸的鮮活事實而產(chǎn)生不滿憤懣?；蛟S，這也正是錢鐘書先生所說的圈外的人想殺進來、圈內(nèi)的人想沖出去的緣由之一罷！

    六

    上海人的負面隱藏得并不很深。

    我從外地調(diào)回上海時，因工作一時未落實，曾到一所很有名氣的中學去代課。八年的外鄉(xiāng)生活在我身上刻下了痕跡：我很黑，拖著兩根齊肩的黃辮子，臉上的眼鏡和身上的衣褲都老式而陳舊。我跨進了明亮的教室，一片雖不失其天真調(diào)皮卻又閃爍著老練世故之光的眼睛上下打量著我。只不過幾秒鐘的工夫，準確的判斷就從一個不過十三、四歲的男孩嘴中迸出：“嗨，一個阿鄉(xiāng)！”繼而便有人呼應吶喊：“土八路呀！”小小年紀，就已學得了上海灘上根深蒂固的勢利，我至今想來仍覺得悲哀和喪氣。

    類似的實例我手中有一大把。有一段時間我擔任工會工作，幫人換房子、鬧離婚、調(diào)解鄰里糾紛、申請調(diào)級加薪、聯(lián)系住院病床，跑法院、跑機關、跑房管所、跑居委會、跑工廠、跑醫(yī)院，所以我的活動范圍較一般教書匠要廣。我還天生了一副好奇心，年過不惑了還抵擋不住新鮮事的誘惑，會“翻跟斗”買高價票去看一部新片，會掏腰包去參加區(qū)工人俱樂部的交誼舞學習班，會為了寫點什么而到公平路碼頭的工商檢查站參加查緝走私黃金走私外煙的活動，所以我接觸各類上海人的機會也相對多一些。于是我對浮于表層的比較容易把握住了的上海人性格之負面，也就積累了許多很典型很生動的感性材料。

    我曾經(jīng)很想把這些材料加工提煉一一歸類搭個框架條分縷析，形成一部柏楊式的專著。柏楊的那本書，后來成為一個公式，可無窮盡地填充變化。我在書攤上見過《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國人》等等，后來因短期出訪在澳洲悉尼街上徜徉時，竟還見到過一本英文版的《丑陋的澳大利亞人》，這公式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慢慢地我這念頭也就散淡而消退了。年歲日大，見識漸多；皺紋密起來，棱角平下去；憤懣內(nèi)化，思考則愈來愈深入了。并非對上海人性格之負面已司空見慣麻木不仁，而是對那種以鞭笞某一雖有其事但不具體、雖有范圍卻十分寬泛的生存群體以不擔干系不冒風險地顯示自身之尖銳深刻，終于日漸失卻了興趣。

    七

    我很早就起意要寫寫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但下決心動筆，卻是在我又一次遠離了上海，而且是身處異邦之時。

    我與丈夫一起到了澳大利亞。訪問期限是三個月。我為了寫一本介紹異域風光的書而收集著資料，他有他的事在忙。悉尼城里該去的地方都已過去，不久我就發(fā)現(xiàn)我很空閑，繼而便感到了寂寞。當過幾次“跟屁蟲”，跟在他后面去參加一些專業(yè)性很強的活動，但因了自己的洋話停留在初級階段，在那種場合成了半聾啞，很快也就拒絕了一應邀請。我患上了“思鄉(xiāng)病”。我覺得自己像是一條活潑潑的鮮魚被扔進了速凍箱。我開始用筆來解脫自己。我利用一切空暇時間躲進悉尼大學圖書館的七樓閱覽室。那里面有并不豐富的中文藏書，還有許多半封閉車廂式座位。那一公尺長半公尺寬的書桌成了我的天地。我在一方白紙上創(chuàng)造出生我養(yǎng)我深蘊于我心的上海和上海人來。我寫山東路，寫永安弄，寫楚河漢界車馬炮，寫阿花和陸寶寶……我懷著深深的眷戀和親情寫著，每天都感到回了一次家鄉(xiāng)，筋骨舒展地遨游了一番屬于我這個上海女性的水域。所有曾經(jīng)有過的冷靜的、居高臨下的、超然物外的、琿念化了的對上海和上海人的分析，正面呀，負面呀，自豪呀，憤懣呀，地域個性呀，這時候竟如大捆的干草早已經(jīng)過了多少次的反芻而被消化殆盡，跳動在我筆下的只是一個個場景和一個個形象了。到我回國時，手提箱里有了十萬字的《阿花》初稿。

    我一發(fā)而不可收。在后面兩年時間里，雖然在學校里挑了教學重擔且又不可免俗地為謀個職稱而奮戰(zhàn)，但還是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地拼命擠了時間寫了那《阿貞》和《阿惠》。

    向《小說界》編輯部交出那《阿惠》的文稿那天，我照了照鏡子，看見了鬢角的白發(fā)，還有眼鏡片后的一對浮腫的眼泡。

    山東路上的仁濟醫(yī)院已大大擴展，那天主教堂早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漂亮的住院大樓。北邊的外國墳場早被鏟除，建于那方土地上的黃浦區(qū)體育館里，常有新潮歌舞演出。山東路南端與延安路交界處，架起了一座立交橋。山東路上的人只需乘坐幾分鐘的公交車，就可抵達浦東新開發(fā)區(qū)了。那個挾了油紙傘、急急地竄過山東路、興高采烈地去為老師效勞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向人生的“知天命”階段邁進。二十萬字“上海女性”的篇幅，并未用盡她的積蓄，自然也不會阻斷她注視著上海和上海人的目光。她的“自畫像”遠未畫完呢！

    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