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如果說“道”在基督教那里變成了肉身，在伊斯蘭教那里變成了經(jīng)典，那么，在禪宗這里就變成了生活。宋代高僧克勤禪師還因此寫下了“茶禪一味”的名言。但，如果以為茶味就是禪意，卻大錯特錯。[23]

    可惜，許多人連這一步都達不到，比如某律師。

    律師是熟悉經(jīng)書戒律的僧人。按照佛家分類法，參禪的是禪師，講律的是律師。道不同，原本不相為謀。然而那位菜鳥律師，卻偏要來刁難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懷海、南泉普愿和興善惟寬的同門師兄弟大珠慧海。

    律師問：你們禪師，也用功嗎？

    慧海說：當然。

    那律師又問：怎樣用功？

    慧海說：餓了就吃，困了就睡。

    律師說：這跟閑雜人等有什么不同？

    慧海說：他們吃飯時百種思索，睡覺時千般計較。[24]

    對于那不開竅的律師而言，慧海這是啟蒙，告訴他眾生之迷在于吃飯時不好好吃，睡覺時不好好睡。那么，認準吃飯就是吃飯，睡覺就是睡覺，喝茶就是喝茶，對嗎？

    也不對。

    有一次，一位大宋提刑官在離職前，到雙峰山向法演禪師請教修行悟道的法門。法演笑瞇瞇地看著他說：提刑大人年紀輕輕，多少總讀過點情詩吧？有兩句詩非常貼切：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官員聽罷，唯唯諾諾而去。

    后來寫出“茶禪一味”名言的克勤，那時還只是法演的學(xué)生和侍者。于是他問老師：這位大人明白了嗎？

    法演說：他只認得聲音。

    表面上看，這并不錯。因為這首詩的本來意思就是：帥哥哥（檀郎）到家里來做客，小姐不便出面相見，就頻繁地呼叫丫鬟（小玉）。其實她什么事都沒有，只不過是想讓情郎記住自己的聲音。因此克勤問：老師不是說“只要檀郎認得聲”嗎？既然他認得聲音，怎么就不對？

    法演猛喝：祖師西來意就是庭前柏樹子嗎？說！

    克勤恍然大悟。

    于是答道：少年一段風(fēng)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法演說：恭喜！[25]

    這是一則破執(zhí)的典型案例，看起來費解，其實簡單。它告訴我們的道理是：通過什么途徑覺悟，是吃飯、睡覺還是喝茶或者戀愛，都無所謂，因為“頻呼小玉原無事”。甚至就連“檀郎認得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認得心”。

    認得心就是認得佛，也就是覺悟。但，這是你和佛之間的事。只有你和佛知道，也只需要你和佛知道。正如少年時代的風(fēng)流韻事，只有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

    那么請問，還能說茶味就是禪意嗎？

    是，又不是，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明白了這一點，才真正懂得“茶禪一味”，也才能真正懂得大珠慧海。實際上，所謂“餓了就吃，困了就睡”，并不完全是順其自然，更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自我，因為佛性就在每個人的心中。通往心靈之路，就是通往自由之路。

    可惜這很難。

    有一次，一位僧人向興善惟寬請教。

    那人說：請問大和尚，道在哪里？

    惟寬說：就在眼前。

    那人說：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見？

    惟寬說：因為你有“我”，所以看不見。

    那人說：那大和尚你，看得見嗎？

    惟寬說：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見。

    那人說：沒有我也沒有你，就看得見了吧？

    惟寬說：沒有你也沒有我，誰看??？[26]

    這才真是精彩之極。

    改變中國

    興善惟寬的問題很難回答。

    我們知道，禪宗一貫主張：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想成佛，就得觀照自己的內(nèi)心，發(fā)現(xiàn)自我，找回自我。[27]

    然而前提，卻是破除自我。因為要覺悟就得破執(zhí)，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執(zhí)”。我，是一個人最容易執(zhí)著也最難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執(zhí)才能見真佛。興善惟寬說你有“我”所以看不見道，原因就在這里。

    問題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認“我”？任何人類心靈，都是以自我意識為前提的。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佛。何況“我”都沒了，成佛做甚？

    大約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實這并不容易，沒準就會弄巧成拙，比如法號玄機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戰(zhàn)雪峰禪師時，雪峰曾問：你這個“玄機”一天織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絲不掛”。然而走出山門才三五步，自以為雷翻雪峰的玄機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說：玄機師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機馬上回頭看。

    于是雪峰說，呵呵呵，好一個“寸絲不掛”！[28]

    破執(zhí)，忘我，豈非很難？

    正因為難，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牘，或待審的案件。由于禪宗認為啟迪智慧和辯論教理，就像衙門斷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輩禪師判斷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稱為公案。雪峰禪師和玄機師太的故事就是，法演與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過，官府的公案直截了當，簡單明白，因為必須明斷是非。禪宗則相反，不但不明斷，甚至干脆沒有是非。事實上說到底，一定要講誰是誰非，本身就是執(zhí)。同樣，一定要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也是執(zhí)。

    比如有人問馬祖道一：和尚為什么要說即心即佛？

    回答是：為了不讓小孩子哭。

    又問：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樣？

    回答是：非心非佛。[29]

    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為了破執(zhí)，即破除僧眾和信徒對“即心即佛”的執(zhí)著，其實兩種說法并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然而這很難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當頭一棒。不雷劈，不開竅。

    于是便有了機鋒。

    機鋒也是禪宗特有的。機，是機緣，也是機警，還是機要，鋒當然就是鋒利。也就是說，利用機緣巧合，借助含有機要秘訣的語言，或一言不發(fā)的動作，或超常規(guī)的手段比如棒喝，一舉刺破宿執(zhí)，點燃心燈，所以也叫“禪機”。

    禪機的內(nèi)涵一如佛性本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全靠當事人心領(lǐng)神會。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鑒的開悟就是。當時夜深人靜，星月全無，龍?zhí)冻缧抛屖塘⒃谂缘男b回房間去。宣鑒走出門外，回過頭說：天太黑。

    龍?zhí)冻缧艦樗c燃燭火，又在遞過去后一口吹滅。

    德山宣鑒頓悟。[30]

    當然，如果對方不能領(lǐng)悟，恐怕也無可奈何。比如有人問石頭希遷一個老問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希遷的回答就是：你去問露柱（炫耀門第的柱子頂端龍形部分）。

    那人說：學(xué)生不會。

    希遷說：我也不會。[31]

    此事沒有下文，但作為公案流傳了下來。實際上，后世許多人就是通過閱讀公案修禪的，記錄公案的著作也成為禪者的必讀之書，哪怕那些公案看起來平淡無奇。

    比如有人問慧輪：寶劍未出匣時怎么樣？

    慧輪說：不在外面。

    又問：出匣以后怎么樣？

    慧輪說：不在里面。[32]

    這話看似尋常，其實含有深意。因為第一個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個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強調(diào)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執(zhí)，包括“執(zhí)著于破執(zhí)”。唯其如此，石頭希遷才要說“我也不會”。

    這是從未有過的思想觀念，也是從未有過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可謂前無古人，卻后有來者。包括《紅樓夢》中人物，也不乏參禪的高手。賈寶玉作偈云：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林黛玉卻認為境界不夠，又加兩句：無立足境，是方干凈。[33]

    故事當然是虛構(gòu)的，氛圍卻很真實。事實上，參禪在唐宋以后，就成為知識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風(fēng)氣時尚。禪悅、禪風(fēng)、禪語、禪意、禪詩、禪畫，還有語錄體和山林氣，可謂不勝枚舉。唐宋元明清的一氣呵成之感，不僅因為三省六部和科舉制度，也因為禪宗。[34]

    實際上先秦諸子之后，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學(xué)和禪宗。在玄學(xué)和禪宗影響下，我們民族不但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變了，就連生活方式也煥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來，而此前的茶是藥用或者加蔥姜的。

    更有趣的是，飲茶甚至跟科舉和禪宗一樣，也是肇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極于德宗之世――坐禪的僧人帶頭喝茶，禪宗流行后成為風(fēng)氣，最后在德宗時代有了陸羽《茶經(jīng)》。茶與禪的關(guān)系，豈非該有更為深刻的理解？[35]

    難怪趙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顯然，禪宗的中國化相當成功。他們豈止中國化，也是化中國。事實上，越到后來，禪宗就越是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詩、宋詞、元曲、山水畫、明清小說，處處可見禪宗的影子。就連慷慨縱橫不可一世如辛棄疾，那“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不也禪意盎然嗎？[36]

    然而禪宗只可能向儒學(xué)靠攏，不可能變性。畢竟，儒家要修齊治平，禪宗卻只要心境湛然。他們甚至與道家也不可能融為一體，卻一定會跟儒道兩家爭奪人心。這就最終要逼出程朱理學(xué)和陸王心學(xué)來，只不過這是后話。

    其實，這里面有得有失。

    禪宗最大的正面意義，是豐富了中華智慧的寶庫。他們強調(diào)的頓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機鋒公案，都提供了一種看待問題的新方法和新視角，即不要執(zhí)著，不要拘泥。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維和莊子的詩性思維基礎(chǔ)上又進了一步。后世許多學(xué)者和思想家以禪為喻、借禪說理，并不足為奇。

    其次，禪宗讓我們明白了智慧與知識的區(qū)別――知識屬于社會，智慧屬于個人；知識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啟迪。因此，他們只要求學(xué)佛的有慧根，開悟的有機智，卻從不提供標準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禪偈是不妨反復(fù)琢磨的。比如寶劍出匣那段話，便可以有多種解讀。中國人原本就善于領(lǐng)悟，長于鑒賞，現(xiàn)在更是升級，就像學(xué)會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們民族從此建立了一種對待外來文化的模式：以我為主，洋為中用。任何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都必須中國化，否則就沒有容身之地。這可是屢試不爽的。從佛法西來到西學(xué)東漸，都如此。

    然而正是禪宗創(chuàng)造的這一模式讓我們錯失良機，造成了思想文化領(lǐng)域和心理素質(zhì)方面的巨額虧欠，直至今天都無法還清債務(wù)，補足功課，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然而要討論這樣一個重大話題，卻必須有全球視野。因為只有在那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