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終于被曹魏所滅，讓人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遺憾。這不僅因為在諸葛亮的領(lǐng)導下，蜀漢其實是治理得最好的；還因為此時的曹魏，早已不是曹cao理想中的國家，諸葛亮的蜀漢反倒在某種意義上執(zhí)行了曹cao的路線。然而，執(zhí)行了曹cao路線的蜀漢，卻被拋棄了曹cao路線的曹魏所滅，此天意耶，抑人謀耶？

    這無疑是一個大話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得先弄清楚，諸葛亮的蜀漢，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執(zhí)行了“曹cao的路線”。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拋棄王朝正統(tǒng)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zhì)的道德評價，就不難發(fā)現(xiàn)曹cao和諸葛亮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許多人看來，曹cao和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當然不無道理。不要說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天壤之別，即便他們的“歷史形象”，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是，如果我們徹底拋棄王朝正統(tǒng)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zhì)的道德評價，僅僅著眼于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那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就是說，他們的建國道路和執(zhí)政理念，都與袁紹的“儒家士族”路線不同。曹cao的做法已不用多講，要說的是劉備和諸葛亮。

    前面講過，三國之主均非士族，而劉備的情況又較特殊，即名為宗室，實為寒門。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此為“貴”；但從小“與母販履織席為業(yè)”，又為“貧”。所以劉備的出身，既非“貧賤”又非“富貴”，也許只能杜撰一個詞——“貧貴”。這樣一種出身，就使他具有了雙重身份，在士族和寒門兩方面都受歡迎。這樣看，劉備確實“得人和”。但劉備的人緣好，我認為更得益于他“販履織席”的經(jīng)歷。這種社會底層的生活，會使他懂得民間疾苦，也使他更能理解人xing。這方面，他倒是像曹cao。像曹cao這樣出身“污濁”和劉備這樣出身“貧寒”的人，骨子里是不會喜歡那些士族和名士的，尤其不會喜歡他們的虛張聲勢和自命清高。他們更愿意和那些寒族、庶民打成一片。事實上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比如關(guān)羽、張飛，就都不出身于名門望族。尤其是關(guān)羽，對士族、名士、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我甚至認為，曹cao那么欣賞關(guān)羽，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原因，就是關(guān)羽比他還蔑視士族。那么劉備呢？劉備對名士們還是比較客氣的。但從骨子里講，也未必喜歡。比如蜀中名士張裕，就因為出言不遜被劉備殺掉。據(jù)《三國志?周群傳》，劉備當時說，就算是蘭花，如果擋在門口，也得除掉（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口氣，和曹cao沒什么兩樣。

    相對而言，諸葛亮對名士比較同情。這并不奇怪，因為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是流亡北士。但諸葛亮并不單單是士人，他還是蜀漢丞相。這個身份和角se更重要。因此，當名士們行為或言論危害到蜀漢政權(quán)，諸葛亮也不會客氣。比如“楚之良才”廖立，就被廢為庶民，罪名是“誹謗先帝，疵毀眾臣”。“荊楚名族”來敏，也被廢為庶民，罪名是“亂群”。益州名士彭羕則被處死，時年三十七歲。

    彭羕之死與孔融、禰衡頗有相似之處。他的罪名，大約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quán)”。諸葛亮討厭彭羕，和曹cao討厭禰衡、孔融是同樣的原因，這幾個都屬于最讓人討厭的一類名士，即所謂“浮華交會之徒”。此類名士的特點，是名氣大脾氣也大，學問大派頭也大，好發(fā)議論，口出狂言，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不過曹cao殺孔融，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倒不完全出于他們的個人好惡，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需要。自從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亂，幾乎所有有志之士和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問題。分歧僅僅在于如何重建。袁紹要讓世家大族牽著，走東漢的老路；曹cao卻要有所改革，反過來牽著世家大族走。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與袁紹相反，與曹cao相似，也是不走東漢老路。所謂“東漢老路”，無非是繼續(xù)讓世家大族“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但是我們看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點這種意思？他堅持漢初的“察舉制”，就是不讓士族壟斷仕途；他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就是不讓士族控制輿論。至于豪強，諸葛亮的政策是兩個字：抑制。

    其實諸葛亮和曹cao一樣，既是新秩序的建設(shè)者，又是舊制度的改革者。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說，曹cao在北方，諸葛亮在蜀國，都“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

    曹cao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由此可見，諸葛亮執(zhí)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cao的曹cao路線”，或者“反對曹cao的曹cao路線”。而且，諸葛亮走得還更遠。曹cao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他只知道不能再走東漢的老路，卻不知道新路該怎么走。對于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堅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數(shù)，常常會犯錯誤或者打退堂鼓。他殺邊讓，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結(jié)果把自己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戰(zhàn)袁紹，征烏桓，意志還不如荀彧、郭嘉堅定，堪稱險勝。他那個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舉，也遲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提出。這時已是赤壁之戰(zhàn)以后，曹cao本人也五十六歲了?？梢姴躢ao不斷試錯，然后糾錯，然后再錯。他的“法家寒族路線”，其實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

    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我們看諸葛亮的治蜀，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可見心中有數(shù)。也就是說，他有著明確的建國方略和執(zhí)政理念，他是要在總結(jié)兩漢政治得失的基礎(chǔ)上，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制度。這個新的制度，從諸葛亮的實踐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虛君實相，依法治國。后者是曹cao也做的，但諸葛亮做得更好。曹cao的法治仍不免人治se彩，諸葛亮就更純粹，也更公平。曹cao的zheng fu仍不免貪腐，諸葛亮那邊就廉潔得多。這其實也是“條件和局勢”所使然。曹cao被士族和名士包圍，對他們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讓步。曹魏在中原，在zhong yang，士族云集，是大局面；蜀漢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樣一件事，在曹魏會引起軒然大波，在蜀漢就只有些微波瀾。比如諸葛亮殺彭羕，就遠沒有曹cao殺孔融的影響大，甚至鮮為人知。

    依法治國是曹cao也做的，虛君實相則可能只是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從實際情況看，曹cao為相與諸葛亮為相都是大權(quán)獨攬，皇帝形同虛設(shè)。漢獻帝固然是傀儡，劉阿斗又何嘗有權(quán)？諸葛亮就連職務也和曹cao一模一樣，即都是開府的丞相。但是，曹cao后來還封了魏公，建了魏國，稱了魏王，曹丕還奪了帝位。所有這些事，諸葛亮都沒有做。這就大不一樣。曹cao的“虛君實相”，其實是為了自己“篡位奪權(quán)”，諸葛亮就不是。因為他既沒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國，稱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沒有把相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諸葛亮的“虛君實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愛國的，你既然沒有篡逆之心，那又為什么要把皇帝架空呢？于是一些維護諸葛亮名譽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劉禪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劉禪并非無能的學者，便不免懷疑諸葛亮權(quán)yu太重，擅權(quán)心切。其實這兩種說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猜測，諸葛亮的“虛君實相”，乃是一種制度xing的改革，即皇帝做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象征國家的主權(quán)和統(tǒng)一；丞相做實際上的zheng fu首腦，負責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西漢初年就有這么一點意思。若如此，則無疑是當時最好的制度。諸葛亮的蜀國，也堪稱當時的“政治特區(qū)”。可惜這事只有實踐，沒有理論，更沒有形成法律，即沒有真正成為制度。再加上諸葛亮壯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實在讓人痛惜。

    崇拜、緬懷諸葛亮的人，只念念不忘他的“興復漢室”，耿耿于懷他的“出師未捷”，真正有意義的“依法治國”和“虛君實相”則少有人提起

    不過諸葛亮的不幸還不在這里，而在于他的想法并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國家又最先滅亡。其實諸葛亮一去世，他的實驗就不再繼續(xù)；蜀國一亡，他的理想就徹底破滅。甚至就連崇拜、緬懷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興復漢室”，耿耿于懷他的“出師未捷”，真正有意義的“依法治國”和“虛君實相”則少有人提起，這豈非不幸？有人說，偉大的人物都是孤獨的。我相信諸葛亮也如此。

    其實曹cao又何嘗不是這樣！千百年來，曹cao可能是被議論最多的歷史人物之一，至今仍然有人為他爭論不休，可謂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他得到的客觀、公正、深刻的評價又有多少呢？我聽到的，往往只是一片“道義的憤怒”。

    這里無法對曹cao作全面的分析和評價（對諸葛亮也一樣），只想簡單地說說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我看來，曹cao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種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從階級關(guān)系講，是庶族的；從意識形態(tài)講，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cao這個人一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歷史證明，最適合帝國的統(tǒng)治階級，就是庶族地主；最適合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卻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線，既不是袁紹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cao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這只能在經(jīng)過了魏晉南北朝369年試錯之后才能實現(xiàn)，以司馬家族為代表的士族政權(quán)也有歷史的必然。曹cao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

    現(xiàn)在我們知道，士族地主階級為什么那么不待見曹cao了。因為曹cao擋了他們的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前面講過，士族在東漢末年，已經(jīng)是統(tǒng)治集團的主要力量。他們要成為統(tǒng)治階級，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和平過渡，二是武裝斗爭。董卓入京，使前一種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戰(zhàn)，又使后一種方式化為泡影。這個時候，能夠奪取政權(quán)的，就只有非士族出身的軍閥。而且，也只有暫時撇開袁紹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線”，他們才能成功。這就是劉備、孫權(quán)等人能夠在“后袁紹時期”勝出的原因。顯然，這些非士族的軍閥出了頭，這些非士族的政權(quán)得了勢，說起來都因為“前有車，后有轍”，曹cao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士族地主階級肯定要將自己滿腔的憤怒，都傾泄到曹cao身上，懷著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義，曹cao便不可避免地從英雄變成jian雄。

    何況曹cao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誤，就是為曹丕的稱帝創(chuàng)造了條件。盡管歷史不能假設(shè)，但我們還是可以設(shè)想，如果曹cao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恐怕也會兩樣?？上Р躢ao太迷戀那最高權(quán)力了，結(jié)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想當年，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侖發(fā)動政變時，馬克思就曾預言：“如果皇袍終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蔽覀円部梢蕴子靡痪洌寒敳茇О鸦逝叟谧约荷砩蠒r，曹cao就只能等著被畫成一張大白臉了。

    就在曹cao走向地獄的時候，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jing神。他的心系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成為神，卻并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還是社會需要典型。帝國統(tǒng)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言人。這和曹cao變成鬼是同樣的道理。

    然而在我看來，作為歷史人物的曹cao和諸葛亮，不過是長江的前浪和后浪；作為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曹cao和諸葛亮，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幣就是人xing的兩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cao就只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后浪”，“前浪”的曹cao，也就只好“死在沙灘上”。

    這可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的希望，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斷變新浪”。但，歷史的長河果真能夠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