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追蹤抗日英雄吉鴻昌

    吉鴻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溝人，很小即到馮玉祥手下當兵。1929年，34歲的吉鴻昌就當上了寧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1932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國**。1934年5月，吉鴻昌在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擔任主任委員。

    吉鴻昌的所作所為觸怒了蔣介石，遂通過特務(wù)處下達了“制裁令”。

    任務(wù)交給了天津站，當時王天木因“箱尸”案被關(guān)押，主持站務(wù)的是站長王子襄，考慮到王毫無特工經(jīng)驗，戴笠特命陳恭澍牽頭辦理此案。

    在此案過程中，王子襄離奇身亡。于是，24歲的陳恭澍一手托兩家，往返于平、津兩地，忙得不亦樂乎。

    此時，陳恭澍面臨著與當初張敬堯案同樣的難題——找到吉鴻昌。

    在上一案中，當時有老大哥王天木罩著，這回麻煩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著陳恭澍，等著他拿主意。

    所以別以為領(lǐng)導(dǎo)好當，多那幾塊錢工資不是白拿的。

    不過人就是這么鍛煉出來的，我們看軍統(tǒng)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鳳等少數(shù)幾個人歲數(shù)稍微大一點，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像文強，1907年生人，1928年，21歲的文強，已經(jīng)是**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了。

    陳恭澍是1910年生人，22歲當北平站站長。

    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當常德桃源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時才24歲，28歲當軍統(tǒng)局本部總務(wù)處長，成為軍統(tǒng)最年輕的少將。

    都是二十多歲就獨當一面，哪像現(xiàn)在，四十大幾了還被人看作小字輩。

    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時候，總是人才輩出，最典型的，一個是漢末到三國時期；再就是從1851年，以太平天國興起為標志，到1949年這100年了，真是星漢燦爛。原因無他，不過是變幻莫測的時世，為更多的人提供了脫穎而出的舞臺而已。

    這時，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經(jīng)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長直接跑龍?zhí)?、站柜臺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動組”，行動組長自然非白世維莫屬，成員有張逢義、王文翰等人。

    張逢義，軍校七期，與白世維、楊英、戚南譜都是同期的同學(xué)，后面在“河內(nèi)刺汪”案中還會出現(xiàn)。

    王文翰，通常稱其為王文，天津?qū)氎婵h人，對天津的情況比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動組”，成員中，有一個叫做馬河圖的，后來跟著王天木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還成立了“情報組”，組長叫呂一民，是王文的表哥。

    這幾個人成為陳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過天津站情報組長呂一民的關(guān)系，陳恭澍物色到了兩位老軍頭。一個叫鄭恩普，河南人，當過軍長；另一個叫傅丹墀，河北人，曾當過“襄樊鎮(zhèn)守使”（北洋時期的一個官職）。

    據(jù)呂一民介紹，這兩個人能夠接觸到吉鴻昌，可以考慮通過他們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問題，是他們還存在一些“糊涂認識”，他們覺得吉鴻昌是抗日英雄，政府為什么容不下這樣的人，還要搞掉他。

    聽了呂一民的話，陳恭澍決定親自出馬，與這“一正一副”的兩位老前輩談一次，進行一下“洗腦教育”。他沒敢說自己是干什么的，怕一說“特務(wù)處”的名號，引起對方的反感。他以軍校學(xué)生的身份，執(zhí)弟子禮，與鄭、傅二人見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鴻昌“反叛中央”的種種行為，狠狠地灌輸、游說了一番。

    看來陳恭澍這一點很像戴老板，也挺會做別人的思想工作，幾個回合下來，年紀輕輕的陳恭澍，居然把兩個人說動——不但要幫忙，而且直接要求參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們的團體”。

    你說這事鬧的！這一下陳恭澍還不敢做主了，只好請示南京特務(wù)處本部。

    不久，戴笠親自回電批復(fù)：同意鄭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務(wù)處；同時，考慮到鄭、傅兩人都是老軍人，怕他們看不得特務(wù)們偷雞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為了避免“行動”、“情報”等等字眼刺激這兩個“老前輩”，決定以天津站“軍事組”的名義，安排這兩個人。

    戴笠心思縝密，托人辦事，往往為對方想得非常周到，因為他從很小就走上社會，天天過的是那種“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日子，在社會最底層悟出來的為人之道，自然與陳恭澍、文強、沈醉這些學(xué)生出身的人，其體會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個高小生的出身，最終建立一個“擁兵十萬”的特工王國，靠的是他從“社會大學(xué)”中學(xué)到的東西，從這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