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階的評價

    （1503～1583年），漢族。字升，號少湖，又號存齋，明松江府華亭縣人（今上海松江區(qū)）心學（王守仁創(chuàng)）傳人。早年即工詩，善書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后因忤張孚敬，被斥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從此謹事上官。延平多盜，到任后捕劇盜100余人；清理積案，釋出系囚，贏得聲譽，升為黃州同知，后又擢為浙江按察僉事，進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閩二省學政?；侍鲩w（讀書），擢為國監(jiān)祭酒。后又進禮部尚書，兼淵閣大學士，參與朝廷機要大事。曾密疏揭發(fā)咸寧侯仇鸞的罪行，且擅寫青詞，為嘉靖帝所信任。這時，嚴嵩當政為首輔，和嚴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謹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

    倭寇蹂躪東南，侵擾松江，力主發(fā)兵平亂。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得知帝對嚴嵩父的不法行為已有所聞，于是就命御史鄒應龍參劾，終于使嚴嵩罷官，其嚴世蕃謫戍。徐階則取代嚴嵩而為首輔。在任期，徐階一眼相張居正，并提拔，而正是因為這次提拔，讓張居正得以施展抱負，成為一代名臣，力挽狂瀾。終于成為大明帝國時期的一代名相。

    高拱的評價

    高拱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年1月），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偉，自幼穎敏好學。五歲善對偶，八歲日誦數千言。為雄健開爽，出入意表。年十七鄉(xiāng)試奪魁。嘉靖二十年（1541），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他由此從政三十余年，共提職十四次。二十二年（1543），初任翰林院編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出閣講讀，任其首席講讀官。三十七年（1558），主持順天鄉(xiāng)試，升侍講學士。拱侍裕邸年，深得裕王的賞識和倚重。三十年（1560），升太常寺卿掌國監(jiān)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升禮部左侍郎，后兼學士。次年（1563）轉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參與重錄《永樂大典》。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會試，升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四十五年（1566），以徐階薦，拜淵閣大學士，入閣參政。同年十二月，世宗崩，裕王即位，是為穆宗，改年號隆慶。元年（1567）二月，晉少保兼太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晉少傅兼太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五月，因與首輔徐階矛盾，辭官歸里。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還閣，以原官兼掌吏部事。次年，俺答汗之孫把汗那吉來降，高拱與張居正力排眾議，使封貢得以成功，因進少師兼太太師、尚書、大學士，后進柱國，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后，任內閣首輔。年（1572）正月，加柱國晉極殿大學士，余官如故。五月穆宗崩，月十日神宗即位，十日即以“專權擅政”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閑住，不許停留?！备吖熬瓦@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被罷相歸家。歸家后，發(fā)憤著書立說，萬歷年七月（1578年8月）病卒，享年66歲。葬于縣城北部閣老墳村。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系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tǒng)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tǒng)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茍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茍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系，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張居正的評價

    張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09日。5歲入學，7歲能通經大義，12歲考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xiāng)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舉。16歲了舉人，23歲嘉靖二十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并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在隆慶年間張居正則是明朝有識之士的佼佼者，他目睹時局的敗壞，憂心忡忡地寫下這樣的詩句：

    風塵暗滄海，浮云滿州。目極心如*，顧望但懷愁。

    深切的憂患意識，使他無意留戀閑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臺舞榭的日里，他閉門謝客，攻讀歷朝典章，剖析政務，探索救國興邦之道；在告病回鄉(xiāng)休假的三年間，不辭辛勞走訪民間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厭年(1572)，意外的機遇來了，這年皇帝病故，遺詔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高拱是首輔，為人驕橫，在他心目張居正是下屬，高儀年邁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對手，唯一能與之爭權的是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馮保，在高、馮斗爭，張居正趁機聯(lián)合馮保，擠走高拱，這年高儀病逝，得以循序升為首輔。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師，又是唯一健在的顧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賴。在他主政的十年間，實際上掌握明帝國的大權，這為他實行改革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張居正改革，是在統(tǒng)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于破產的局面下，自上而下發(fā)動的一場挽救王朝統(tǒng)治危機的運動。他有句名言：“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這“剛過”，充分表現出他以剛毅明斷的見識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勢推向全國，因此也留下“時政苛猛”的訶難，是耶？非耶？都已成為既往。歷史關注的是，他以什么樣的決策，使王朝轉危為安，力挽狂瀾于既倒！

    十年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強國富民，取得顯著成效。

    馮保評價

    馮保于嘉靖年間入宮，善琴能書，他從萬歷皇帝即位開始了自己的人生最為輝煌的時候，在萬歷即位的前十年間與張居正一起嘔心瀝血傾力為國計民生著想，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改革，成效卓著開創(chuàng)了萬歷新政的新局面，使萬歷時期成為明朝最富庶的幾十年。在萬歷初期張居正改革的過程馮保扮演了一個及其重要的角色，他作為張的重要同盟，對于穩(wěn)定內廷特別是他作為萬歷的大伴深受小皇帝和李太后的信任。同時作為內相的馮保把持的司禮監(jiān)與張居正把持的內閣達到了空前的統(tǒng)一。正因為如此張居正的改革才可以順利進行。在整個明朝歷史上，太后、張居正和馮?？梢哉f是整個明朝的高層管理鐵三角。在這種君臣關系密切、大家互相信賴的極其和諧的政局關系，內閣一應事宜有張居正秉斷，馮保則適時的協(xié)調著大內、東廠、皇帝、兩宮太后、皇親國戚、閣臣之間的關系，大明王朝出現了國泰民安的歌舞升平現象。

    馮保入宮幾十年，目睹了政治斗爭往往都是兩敗俱傷的下場，所以，他是深知其險惡。穆宗臨終前，將馮保任為顧命大臣，這使他感到莫大的榮耀。所以，在神宗面前他即是一名忠心的仆人，又象是一名嚴厲的師尊，他一心一意遵照遺詔去做事，為了確保大明江山，他不惜魚死網破與高拱爭斗，不畏張居正的鐵腕政策與他反目。他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了大明江山的利益。十年以后，神宗由一位由他扶著登基的小皇帝，變成一位年青固執(zhí)的青年君王。他將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大伴”發(fā)配到南京去種菜園。風燭殘年的馮保似乎早已料到今日的結果，他平靜地接受了神宗對他的罰治。面對馮保的一生，《明史》都稱他有“儒者風度”。馮保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