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聞名
蔡襄是一位十分喜愛茶葉的朝廷大官，也稱得上是一位茶學家，尤其對福建的茶業(yè)有過重要的貢獻。卒贈禮部侍郎，謚“忠惠”。蔡襄為人忠厚、正真，講究信義，學識淵博。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八嗡募摇敝?，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guī)規(guī)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蔡襄書法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
蔡襄的、在福建任職期間，隨時留意農(nóng)桑，如在泉州當太守時親筆寫下《荔枝譜》，在任福建轉(zhuǎn)運使時，著有《茶錄》。《茶錄》雖僅千言，卻很有名。分兩篇，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并篇前有序，篇末有后序。在“茶論”中，對茶的色、香、味和藏茶、炙茶、碾茶、羅茶、候湯、盞、點茶作了精到而簡潔的論述；在“論器”中，對制茶用器和烹茶用具的選擇使用，均有獨到的見解。
宋代的龍鳳團茶，有“始于丁謂，成于蔡襄”之說。制小龍鳳團茶是蔡襄在茶葉采造上物一個創(chuàng)舉，當時贊美之聲不絕。宋人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說到：“建茶盛于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八餅。慶歷中，蔡群謨?yōu)楦＝ㄞD(zhuǎn)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可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試。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奇玩，不敢自試，有嘉賓出而傳玩。”可見，當時小龍團茶朝廷視為珍品，達官顯貴也不可多得。熊蕃有《御苑采茶歌》云：“外臺慶歷有仙官，龍鳳才聞制小團。爭得似金模雨璧，春風第一薦宸餐?！边@位慶歷年間的“仙官”即指蔡襄。不過，歐陽修、蘇軾對蔡襄這一“創(chuàng)舉”有過一些議論。明人趙在《 林子》中說：“蔡君謨著茶錄，造大小龍團，歐公聞而嘆曰：君謨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飲食，細事也，君子處世，豈不能隨時表見，乃于茶鐺水甕中立名。”歐公認為像蔡襄這樣學有道藝的人，何必從“茶鐺水甕”這些飲食細事中去立名。蘇軾在《荔枝嘆》中有句：“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彼J為“貢茶”與“貢荔枝”一樣，都是爭新買寵，給老百姓帶來困擾?？墒?，無論歐陽修或是蘇軾，對龍團鳳餅又都是十分喜愛的，同樣有過不少贊美之詞。
蔡襄喜愛斗茶。宋人江休復《嘉 雜志》記有蔡襄與蘇舜元斗茶的一段故事：蔡斗試的茶精，水選用的是天下第二泉棗惠山泉；蘇所取茶劣于蔡，鄧是選用了竹瀝水煎茶，結(jié)果蘇舜元勝了蔡襄。
蔡襄還善于茶的鑒別。他在《茶錄》中說：“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氣色也隱然察之于內(nèi)。”他神鑒建安名茶石巖白，一直為茶界傳為美談。彭乘《墨客揮犀》記：“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內(nèi)翰禹玉。歲余，群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選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br/>
作為書法家的蔡襄，每次揮毫作書必以茶為伴。歐陽修深知君原君謨嗜茶愛茶，在請群謨?yōu)樗麜都配浤啃颉房淌瘯r，以大小龍團及惠山泉水作為“潤筆”。群謨得而大為喜悅，笑稱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時，仍“烹而玩之”，茶不離手。老病中他萬事皆忘，惟有茶不能忘，正所謂“衰病萬緣皆絕慮，甘香一事未忘情。”
著名學者
北宋著名學者蔡襄生活于歷經(jīng)戰(zhàn)亂、分裂之后又重新統(tǒng)一的北宋前期。此時北宋立國不及百年，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儒學已不適應客觀形勢的需要。官方與學界迫切需要創(chuàng)新學術理念以闡釋與調(diào)節(jié)各種社會矛盾，因而促進了“宋學”的形成與發(fā)展。自從漢儒將儒學推向?qū)W術頂峰，隨著漢魏之際佛學東漸、玄學興盛，儒學面臨著空前的危機。由漢迄唐，儒學只能守成而無發(fā)展。在此情況下，“宋學”應運而生，在復興儒學的同時賦予它新的內(nèi)涵，并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傳統(tǒng)文化對佛學所代表的異質(zhì)文化的融合與吸收。宋學以義理為武器，以“道學”和“理學”為載體，強調(diào)實踐與國家的大一統(tǒng)。蔡襄秉承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主張實行政治改革，嚴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國家，并提出積極的財經(jīng)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員），力主加強邊防，抵御外族侵擾。蔡襄總結(jié)作物的栽培與加工、修建橋梁等勇于實踐的論著也豐富了宋學的內(nèi)涵。
蔡襄是北宋時期福建著名學者，曾官至端明殿學士。他不僅長于文學，工于書法，而且廣泛涉獵文、史、哲各學科，理論根基深厚；且注重實踐精神，諸如修橋鋪路，提倡植樹，研究并總結(jié)茶葉、荔枝的栽培等，解決了許多當時的技術難題。有關蔡襄的論著很多，但基本未論及其與宋學的關系。本文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學”的形成與發(fā)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學術界同仁。
“宋學”的形成。
眾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期，中國在經(jīng)歷五代十國的長期戰(zhàn)亂而重新統(tǒng)一之后，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由于從三個方面加強了中央集權，即收攏地方上的政權、財權（錢谷）、兵權，悉歸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現(xiàn)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機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強禁軍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轉(zhuǎn)運使制度等措施，幾朝皇帝均忠實執(zhí)行并有所發(fā)展。政治的穩(wěn)定與經(jīng)濟的繁榮促進了宋代文化的繁榮，并迎來了我國文化史、學術史上的又一個巔峰時期。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宋學”的創(chuàng)立。
zj;
一“宋學”的形成與發(fā)展。儒家傳統(tǒng)文化在我國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兩次繁榮，一次是漢武帝時期定儒學于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學”的勃興。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把黃老刑名、農(nóng)雜縱橫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幟之下，用儒學來統(tǒng)一自戰(zhàn)國以來五彩繽紛的多元文化。就其內(nèi)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則仍包括文、史、哲等各個文化層面在內(nèi)，而且還包含逐漸形成的“經(jīng)學”。至于“宋學”，則應當是一個十分廣泛的概念，在陳寅恪先生之前，宋學原有兩種涵義，一等同于廣義上的儒學，即趙宋一代之學術文化，包括人們今天所說的哲學、宗教、文藝、史學、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來與訓詁之學相對立的經(jīng)學流派?！八螌W”一詞專門用來指稱兩宋學術時，也以為是宋代經(jīng)學之專用名詞。在“宋學”形成初期熱衷于振興儒學、倡率節(jié)義之風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種意見，他們恥言功利且深惡痛絕之。如蔡襄在《廢貪贓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證明，他說：“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jié)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蓖瑫r蔡公還猛烈抨擊了那些靠阿諛奉承、拍馬溜須而大發(fā)橫財?shù)臒o恥小人，并感嘆士風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yè)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貿(mào)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饑寒，自非堅節(jié)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辈滔迮c歐陽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進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語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知識分子推行“恥言營利”，標榜重建儒學的一致的價值取向；并且鞭撻了在振興儒學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一些與之背道而馳的丑陋現(xiàn)象。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我國儒學的學術發(fā)展史。儒學大盛于西漢，其衰落則始于東漢。與此同時則有佛學自西方的傳入。隨著佛教的東漸，佛經(jīng)的大量翻譯，佛學自魏晉以來逐步流行，儒學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來自不同民族的異質(zhì)文化的嚴峻挑戰(zhàn)。佛教的出世理論與儒學的入世思想反差極大。關學門人范育為張載《正蒙》所作序言專門回顧秦漢以來的儒學變遷：“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余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jīng)并行。”可見，由漢迄唐，拘泥于六經(jīng)章句的訓詁之學，在日益強大的佛學面前，節(jié)節(jié)敗退，無法招架。加之以“玄學”在學術界的異軍突起，獨攬風騷，中國的學問家們再次打破了漢末以來萬馬齊喑的沉悶格局，于是代表時代特征的“宋學”應運而生?！八螌W”在復興儒學的同時又復蘇了儒家所具備的傳統(tǒng)的開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對西來的佛學文化和本土的玄學文化的改造、融合與吸收?！八螌W”不僅吸收了佛學的精髓，使佛學蛻變?yōu)椤八螌W”的一部分，而且滲透到文學、藝術、史學、教育以及自然科學理論等廣義文化的各個層面，成為我們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瑰寶。陳寅恪先生對宋學的評價極高，他在為鄧廣銘先生《宋史職官志考證》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他預言，宋學不僅是中國文化之“造極”，而且還代表了中國學術的將來。可見他充分肯定了“宋學”對中國學術的積極影響。在“宋學”創(chuàng)立之初最艱難的階段，蔡襄、歐陽修等人為這門新學科的體系與架構(gòu)奠定了扎實的根基，其“畢路藍縷”之功彪炳輝煌。
二 蔡襄對“宋學”的的開山之功。正如歐陽修所作《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所言：“誰謂閩遠，而多奇產(chǎn)。產(chǎn)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奮躬當朝，讜者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y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憤，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睂Σ坦髁吮容^客觀的評價。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積極入世的思想，對朝政的“奮躬當朝，讜者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說明對慶歷新政起了促進作用。歐陽修著《祭蔡端明文》對蔡公的功績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與同情：“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yè)茂，而譽望偉然?！詷s名顯仕為之養(yǎng)，彩衣而戲。昔以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為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為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臥病于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于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為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但是蔡襄并沒有被巨大的打擊摧垮。正如蔡襄在其著作《端明集》“序”中所慨然陳詞：“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并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浩然剛正之氣，躍乎紙上。所謂“剛氣”，從本質(zhì)上說即“宋學”所提倡的服務社會、改革時政的精神，也就是做學問、寫文章必須有的放矢，切中利弊，而不作無病呻吟。
蔡公十分強調(diào)“宋學”中理論的先導作用，他在“國論要目、明禮”篇中闡述了北宋立國之初應當強化禮制與儒學教育，并對比歷朝學術與禮制之得失，總結(jié)了北宋前期政治體系架構(gòu)上的不足，認為應當引以為鑒：“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于亡隋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jié)好之后，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樂，專用法?！彼J為法治當然是必要的，但作為統(tǒng)治之術則應當禮法相輔相承：“法者，網(wǎng)羅過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昏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辈滔逶凇案Ｖ菪迯R學記”一文中對宋代儒學的博大精深及儒學與宋學之間的傳承脈絡也作了一定的說明，并強調(diào)了州學和府學必須為弘揚學術盡綿薄之力：“在學于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修之假。唯州有學，邦君實謀。驅(qū)汝閩民，來處來游。象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肅雍，室廬謐靜。孰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恥。孰為人師，啟率其徒?！笨梢姴坦珜τ谒螌W的建樹是相當突出的。
宋學精神的提倡和發(fā)揚。
概括起來說，“宋學”主要包含有議論和懷疑精神、創(chuàng)造和開拓精神以及實用和批判精神。蔡襄樹立、鼓吹并發(fā)揚了這些宋學的精髓所在。以下分而述之。
一、蔡襄大力鼓吹“宋學”的議論和懷疑精神。表現(xiàn)這種精神的主要載體是論文，蔡襄在眾多的文章中強調(diào)學者應當發(fā)揚古文運動的革新精神，實行科舉改革，將論文作為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有力工具。蔡公的議論，如同歐陽修、石介等人一樣，有時雖然不以辯論或駁論的形式出現(xiàn)，但是努力建樹個人的獨立見解。如蔡公《上仁宗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后有讒間不盡所長》疏曰：“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并退而眾賢并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這是在慶歷黨爭期間，作為新政一方的蔡襄關于朋黨問題的議論，強烈批判某些官宦為圖蠅頭小利而結(jié)黨營私，損公肥己的卑鄙伎倆，以達到激濁揚清，議論風發(fā)，懲惡揚善的效果。又如蔡公《端明集》卷九“箴、進黼戾箴狀”也從正面闡述為國君者必須善于聽取反對者意見的道理：“臣智識蒙陋不敢廣引古記，多屬空文，輒求于今要急之務。而陛下所欲知者，謹撰成黼戾箴一首，書于兩軸。每句之下，條陳事實，別疏一通，各隨狀上進。臣聞唐太宗凡言事有益于政者，書之屋壁，以為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棄之。幸置臣箴詞于戶牖，間時賜省覽。原其所條事實終始，則今安危之勢可見矣。昔漢賈誼論及時事，以謂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