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五銖錢開始說起。
這是一種漢武帝時期鑄造的小銅錢，外圓內(nèi)方,象征著天地乾坤,表面用篆字鑄出“五銖”二字,是我國錢幣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貨幣，自漢武帝元狩五年在中原地區(qū)發(fā)行以來，一直沿用到唐朝開國,改鑄開元通寶為止,總計通行了七百二十年。
但這七百二十年間,每逢戰(zhàn)亂，五銖錢都會遭到廢除,隔一段時間之后又會被重新采用，其中的奧秘就在“劣幣驅(qū)逐良幣”六字。
舉一個年代比較近的事例。新中國成立前兩年,國民黨方面由于軍費大增，財政惡化，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至1948年金圓券發(fā)行前，法幣發(fā)行額比抗戰(zhàn)前夕增加了四十余萬倍，物價上漲三千四百九十二萬倍，注意單位是萬！
在國民黨重新統(tǒng)治上海的短短三年零九個月中，米價由每石3725法幣上漲至175333333金圓券，考慮到法幣折合金圓券300萬比1的因素，米價達500萬億法幣，是一戰(zhàn)后法國物價上漲倍數(shù)的三十倍。
這一通貨膨脹事件中，受害者是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區(qū)下的所有百姓，一切辛苦勞動獲得的收入全部在通貨膨脹中化為泡影，獲利者，或者說短期獲利者是國民黨政府以及國民黨政府親近的大資本家，百姓辛辛苦苦賺取的收入全部因濫發(fā)法幣而落入這些人的腰包。
同樣的事情發(fā)生于王瑯生活的年代，當時有一句話非常流行，叫“什么都漲，就是工資不漲?！奔僭O(shè)原本只要一個月的工資就能滿足一月吃喝，那么現(xiàn)在需要花費三月工資，也就是從前攢下的積蓄，等同于讓人民白白工作了兩個月。
那么這白白工作兩個月所產(chǎn)生的利益落到了誰的口袋呢？
答案是濫印紙幣的人。
這些人先印刷了社會承認的錢鈔，用這些錢鈔大肆買入硬通貨，把實物攥到自己手里，隨后百姓們就發(fā)現(xiàn)自己手里的錢不值錢了，因為市面上流通的貨物急劇減少，錢鈔大量增加，導致物價飛漲，錢不值錢。
有一句話叫太陽底下無新事。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東漢末年，不懂經(jīng)濟學，但知道可以利用通貨膨脹的手段奪取民間財富的董卓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漢代通行的貨幣是銅錢，不像紙幣一樣想印多少印多少，董卓就采取鑄小錢的辦法代替。本來鑄一枚五銖錢需要五銖銅，董卓鑄的五銖錢卻只需要不到一克銅，而且他大量銷毀秦漢時期的銅人、銅柱等器物，全部拿來鑄錢，導致錢法大亂。其它地方還好，董卓治下的區(qū)域就爆發(fā)了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谷價上漲百萬倍，民間的財富一次性全部被董卓聚斂到手中。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魏、蜀、吳三國各自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最仁義的是魏國曹氏三代，曹操、曹丕、曹睿。
建安十年，荀悅在《申鑒·時事》中提出恢復五銖錢流通的主張，或許是受他影響，建安十三年，擔任丞相的曹操下令廢黜董卓小錢，恢復使用五銖錢。
但曹操雖然下達了恢復五銖錢流通的法令，卻沒有開工鑄造五銖錢，因為當時天下尚未統(tǒng)一，鑄錢需要的金屬首先要滿足軍事、農(nóng)業(yè)的需求；其次其它勢力各有錢幣，而且都是劣幣，很容易像董卓濫發(fā)小錢一樣，用這些劣幣騙取曹魏政權(quán)的好幣，掠奪財富。
所以，不久之后，曹操廢止了這條法令。十二年后曹丕代漢，雄心壯志的曹丕下令恢復五銖錢流通，但他的努力同樣以失敗告終，在同年十月再次廢黜五銖錢，命令百姓在商品交易中使用谷、帛作為貨幣，中國社會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時代。
曹操、曹丕父子試圖恢復五銖錢的努力都遭到失敗，任務(wù)落到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叡身上。這一時間，用谷、帛作為貨幣的法令已經(jīng)實施了六年，弊端非常明顯。比如人們通過將谷物浸濕的方法增加谷物重量，織造薄絹增加布帛長度，以此來牟取利益。盡管朝廷嚴厲打擊，現(xiàn)象屢禁不止。因此朝廷召開會議，討論解決方法。
以司馬芝為首的大臣們認為，這時候時機到了，可以恢復五銖錢。曹叡聽從了司馬芝等人的建議，下令恢復五銖錢，從此，五銖錢繼續(xù)流通了近四百年，直到唐太祖李淵鑄造發(fā)行開元通寶才退出流通。
回顧曹氏三代對恢復五銖錢的努力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三代人始終沒有通過發(fā)行小錢的方式聚斂民間財富，而是矢志不渝地為解決問題而努力。
同時代的另外兩位君主對比曹氏三代就大大不如了。
先說孫權(quán)。
吳國也缺銅，想向董卓一樣鑄小錢都不行，銅太少了。于是聰明的孫權(quán)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鑄大錢！
孫權(quán)鑄的錢叫“大泉五百”，就是說一枚錢頂五百錢，但因為銅實在不夠用，又搞出了“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一枚錢頂五千錢。
好好的五銖錢，突然變成了大泉錢，哪怕你是大權(quán)錢也不行！東吳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應激烈，堅決抵制大泉錢。
孫權(quán)見勢不好，下詔不再鑄造大錢，已經(jīng)流入民間的大錢繳還官府，官府按比例兌換五銖錢。話是這么說，實際上很多大錢都沒被收回，一直到東晉年間還留在民間，其中的差價讓東吳政府一次吃了個飽。
最后來看劉備。
如果說孫權(quán)鑄大錢，可能還考慮了方便流通的問題，不是故意騙取民脂民膏。那么劉備就絕對不是了。
最初，在進攻益州劉璋時，劉備和手下士兵約定，如果事情成功，那么成都府庫中的收藏全部送給你們，我不干預。等到士兵們把府庫里的收藏取光，軍費無處著落，劉備非常憂慮。這時候劉備手下的謀士，荊州人劉巴為他出了個主意：“很簡單，鑄一枚值一百的大錢，與物價對等統(tǒng)一，命令官吏對市場進行有效整治就行?！?br/>
于是短短幾月之間，劉備就空手套白狼，通過把一枚錢的價值規(guī)定成一百枚的方法從百姓手中獲取財富，把軍費籌齊了。
然而劉備雖然動機不純，但他治下的貨幣反倒是三國中最穩(wěn)定的一個。因為他有一個經(jīng)濟學水平超越時代的好幫手劉巴與賺錢水平天下一流的逆天丞相諸葛亮。
劉巴制定經(jīng)濟政策，派官員穩(wěn)定市場，諸葛亮開源節(jié)流，努力賺錢，把劉備從百姓手里騙來錢全部補上，確立了百姓們對新貨幣的信心。大家都相信，丞相說這個錢值一百就值一百。而既然百姓相信，那么這個錢也就確實值一百，這就是鑄造一張百元紙幣的成本只要幾分，但使用的時候卻可以當做一百來用的原因。
金融學領(lǐng)域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話：“信心比黃金更可貴?！闭f得就是這個道理。
說完歷史，回到荊州。
因為有王瑯的緣故，荊州、益州之間被打通，連續(xù)五年沒遇到大型戰(zhàn)事的荊州本土安定富足，荊州、益州之間的商業(yè)來往促進了荊州商業(yè)的發(fā)展，四方商人與荊州之間的交流也持續(xù)不斷。原始的“以物易物”手段根本無法滿足商人的需求，市面上五銖錢的匱乏也導致物價漸漸有上漲趨勢，除了布帛、谷米被強制規(guī)定價格，可以用小錢購買，也可以以物易物之外，其余商品的價格都在以總體上漲的趨勢起伏波動。
王瑯對此不僅早有預料，也注意到了這個現(xiàn)象，但她暫時也拿不出好方法。
所謂劣幣驅(qū)逐良幣，大致意思是說，當大家手上同時有兩種法定貨幣時，大家總會先把認為不靠譜的那一個花掉，比如荊州同時流通小錢和五銖錢，大家就想先把小錢花掉。
這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huán)，就是小錢越來越不值錢；越不值錢，需要的數(shù)量就越多，鑄造的也越多；鑄造得越多，錢就越不值錢，也就越缺錢，中國歷史上屢屢發(fā)生的錢荒問題就是因此而來，無數(shù)賢才志士對此都束手無策。
好在攻略關(guān)中之后，事情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
因為關(guān)中有大量董卓鑄造的小錢，這些小錢雖然質(zhì)量低劣，但勝在總量極大，拿回去融化重鑄成五銖錢，那么荊州市面上五銖錢不夠用的問題可以一次性得到解決。
和糧食、布帛一樣，金屬也是一種硬通貨。有糧、有布、有鹽、有金屬，一個國家必備的四樣物資也就齊了，其余物品相對來說，都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現(xiàn)在這四樣物資王瑯都有，而且都很充足，開始考慮重定貨幣體系的時機就到了。出于謹慎，王瑯投石問路，先寫了封信到學業(yè)堂，請士子們就漢朝的貨幣體系作一篇文章，發(fā)表見解——這是襄陽、南陽間溝通的一種手段，通常由王瑯提供題目，時政題居多，然后由學業(yè)堂的士子們對題目進行探討研究，答案出彩的士子會受到南陽方面的出仕邀請。無論出仕與否，被南陽肯定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榮耀，而且言論無罪，很少有士子能夠拒絕這樣的機會。
在學業(yè)堂進學的諸葛亮看到了這道題目，結(jié)合王瑯在關(guān)中戰(zhàn)事順利，收繳了大量銅錢的消息，明白王瑯很快要對荊州的貨幣體系下手改革。
他對這個問題有過一定研究，也認為這是決定一個國家國力的根本問題，重要程度僅此于戰(zhàn)爭，因此暫時放下課業(yè)，針對貨幣的問題更加深入地研究起來，做成一篇極出色的政論。但諸葛亮心中尚有一個顧慮，打算兩年之后再出仕，因此把文章壓下了沒有發(fā)，只在幾個至交好友之間傳看?？上б蚓夒H會之下，文章還是流落出去，傳到關(guān)中，引起了司馬芝的注意。
陸議、陸績之所以一提到這件事就發(fā)笑，原因正與司馬芝有關(guān)。
作者有話要說：關(guān)于劉巴的事情，我要強烈推薦一篇小短文，雖然寫的不太符合史實，但實在是太好笑了，笑裂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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