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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種語言的圣經(jīng)譯本，幾乎所有民族的語言，甚至地區(qū)方言都已包羅。其中二百八十多種是全本的新舊約，五百九十多種只有新約部分，九百二十多種是單行本或選輯本。

    1、古代譯本

    希臘文譯本：從公元3世紀俄利根（Origen）編纂的六經(jīng)合編（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有七種希伯來圣經(jīng)的希臘文譯本，分別是《七十子譯本》、亞居拉譯本、狄奧多田修正本、辛馬庫譯本、第五譯本、第六譯本和第七譯本。由于原稿早已散佚，現(xiàn)在只能從古代教父的一些著作和敘利亞文譯本的六經(jīng)合編中了解前四種譯本的一些情況。其中《七十子希臘文譯本》（Septuagint，簡寫為LXX），或稱《七十子譯本》，是最早的《舊約》譯本。

    亞蘭文譯本：公元前586年猶大國滅亡，以色列人淪為巴比倫人的囚虜。此后他們長時期生活在異鄉(xiāng)，逐漸習(xí)慣了流行于巴比倫和波斯帝國的亞蘭語，而對自己的希伯來母語日益生疏，以致在他們返國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給百姓念律法書時，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亞蘭語解釋，方能使之明了經(jīng)文的含義。從公元前2世紀起，這種經(jīng)口頭解釋的圣經(jīng)被書寫下來，成為亞蘭文釋譯本圣經(jīng)，統(tǒng)稱“他而根”（Targum）。

    古敘利亞文譯本：古敘利亞文是亞蘭文的一種方言，耶穌時代使用于今天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東部一帶。公元2世紀，舊約被翻譯成古敘利亞文。這種譯本至今仍被敘利亞、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F(xiàn)知古敘利亞文譯本有以下四種：別西大譯本（Peshitta）、非羅森諾譯本（Philoxenus）、六經(jīng)合編譯本、敘利亞文巴勒斯坦譯本。

    拉丁文譯本：據(jù)考證，公元2至3世紀就有了古拉丁文譯本，數(shù)量不下38種，都是從《七十子希臘文譯本》轉(zhuǎn)譯而來。最重要的拉丁文譯本是隨后譯成的《拉丁文通俗譯本》，又稱《武加大譯本》（Vulgate，原文為“通俗”、“普通”）。

    新約譯本：到公元3世紀中葉，新約已經(jīng)有了拉丁文、敘利亞文和科普特文譯本。它們都是從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來。拉丁文新約的主要譯本是耶柔米（Jerome）于公元382年譯成的《拉丁文通俗譯本》（或稱《武加大譯本》）。敘利亞文的主要譯本是《別西大譯本》，大約在公元4世紀末葉成書。科普特文《新約》譯本有四種方言抄本留存至今。其他《新約》譯本還有：以拉丁文譯本為基礎(chǔ)譯成的普羅旺斯文（Provencal）和波西米亞文（Bohemian）譯本；以敘利亞文譯本為基礎(chǔ)的亞美尼亞文譯本、埃塞俄比亞文譯本、波斯文和索格底文（Sogdian）譯本；兼有敘利亞文和科普特文淵源的阿拉伯文譯本和努比亞文（Nubian）殘篇；公元4世紀依據(jù)希臘文原文（亦參照拉丁文譯本）譯成的哥特文譯本，以及公元10世紀從希臘文譯出的斯拉夫文（Slavonic）譯本。

    2、中世紀后期譯本

    中世紀后期，又有一批新的圣經(jīng)譯本相繼問世，譯者多是對天主教會不滿的下層教士。12世紀末，法國商人瓦勒度把圣經(jīng)譯成普云士文（一種法國南部方言）。14世紀下半葉，英國早期宗教改革的先鋒人物之一威克里夫首次將全部圣經(jīng)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到了15世紀，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蘭文、西班牙文的《新約》和圣經(jīng)全書先后與讀者見面。這些新譯本的出現(xiàn)，促進了宗教改革的產(chǎn)生。當(dāng)時新教領(lǐng)袖的一條重要戰(zhàn)線就是翻譯和出版圣經(jīng)。因各種新版圣經(jīng)動搖了拉丁文《武加大譯本》的獨尊地位，翻譯者們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逃往國外，有的則轉(zhuǎn)入地下工作。因此，這一時期被稱為圣經(jīng)翻譯的“黑暗時期”。德國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嚴詞否認教會解釋圣經(jīng)的絕對權(quán)威，主張教徒通過閱讀圣經(jīng)原文與上帝直接建立聯(lián)系。為滿足普通民眾讀經(jīng)的需要，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將圣經(jīng)譯成德文，1522年譯出《新約》，1532年譯出全部圣經(jīng)。這部圣經(jīng)成為德國近代語言文字的最佳范本。宗教改革時期圣經(jīng)英譯的最初成果是《丁道爾譯本》（1525或1526）。丁道爾譯經(jīng)時遭到英國天主教會的迫害，為逃避追捕而流亡德國，冒著生命危險譯出《新約》和《舊約》中的“五經(jīng)”和《約拿書》，隨后被天主教會抓獲，送上火刑柱。之后，英國又出現(xiàn)《科威戴爾譯本》《馬太譯本》《大型圣經(jīng)》《日內(nèi)瓦圣經(jīng)》《主教圣經(jīng)》等重要譯本。但隨著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經(jīng)翻譯有時也得到英王的支持?！恶R太譯本》是第一本獲得英王欽準出版的圣經(jīng)，《科威戴爾譯本》也得到官方的允諾。更重要的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允準翻譯《欽定譯本》（又稱《詹姆斯王譯本》），于1611年出版。出版后反映強烈，長達350年之久盛譽不衰，有學(xué)者稱它是歷世以來空前完美的、最優(yōu)雅、最受人喜愛的、唯一純正的英文譯本。一般認為，英文欽定本和馬丁·路德的德文譯本體現(xiàn)了宗教改革時期圣經(jīng)翻譯的最高成就。隨后二三百年，冰島文、瑞士文、丹麥文、芬蘭文、葡萄牙文、挪威文、俄羅斯文等歐洲語言的譯本也陸續(xù)產(chǎn)生。在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還出現(xiàn)了印地文、孟加拉文、日文、中文、尼日利亞文等圣經(jīng)譯本。

    3、近現(xiàn)代譯本

    重要的英文譯本：《美國標準譯本》（1901），這是美國圣經(jīng)公會出版發(fā)行的第一本圣經(jīng)?！缎抻啒藴首g本》（1952），在《美國標準譯本》的基礎(chǔ)上修訂而成?！兑啡隼涫ソ?jīng)》（1966），在吸收早期譯本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直接譯成英文，因?qū)W術(shù)性較強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歡迎。《新英文圣經(jīng)》（1961—1970），由英國新教徒完全采用流行的當(dāng)代英語譯成，出版后曾一度引起爭議，但其巨大成就逐漸被世人所公認?！懂?dāng)代圣經(jīng)》（1971），有泰勒參照《美國標準譯本》，在咨詢希臘文、希伯來文專家的基礎(chǔ)上意譯而成。為求準確，他還參考了諸多受人歡迎的版本，使這個譯本轟動一時。此外還有《增訂本圣經(jīng)》（1945）、《當(dāng)代福音圣經(jīng)》（1966）、《新美國圣經(jīng)》（1970）、《今日英文譯本》（1976）、《福音圣經(jīng)》（1976）等。

    中文翻譯

    圣經(jīng)中文譯本（包括全譯本和節(jié)譯本）的數(shù)量難以確考。一般認為，有據(jù)可查者便達近百種。其中不僅有漢語文言文、白話文譯本，還有方言和少數(shù)民族語言譯本。最早的《圣經(jīng)》中譯本可追溯到7世紀的“景教本”，由景教傳教士阿羅本（Alopen）等人根據(jù)其敘利亞文《圣經(jīng)》所譯，現(xiàn)已失傳，部分譯文散見于敦煌文獻中。元代天主教傳教士孟高維諾(J.deMonteCorvino)用蒙文譯出《新約》和《圣詠集》，但譯本也已失傳。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亦曾將《圣經(jīng)》的部分卷章或經(jīng)文漢譯，散見于利瑪竇（MatterRicci）的《琦人十規(guī)》、艾瑪諾（EmmaunelDiaz）的《圣經(jīng)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誡直詮》，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之中。此外巴設(shè)于18世紀初譯有部分《新約》，其譯稿存于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而賀清泰于18世紀末也曾譯出《圣經(jīng)》大部。這些譯文被稱為“明清本”，后人譯經(jīng)時曾加以參考借鑒。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從英國到達廣州，因在廣州無法公開傳教而移居澳門，在那里譯經(jīng)?！缎录s》于1813年譯成，次年在廣州出版。隨后又在來華傳教士米憐（WilliamMilne）的協(xié)助下，于1819年譯成《舊約》。圣經(jīng)全書定名為《神天圣書》，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與此同時，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Marshman）和出生于澳門的亞美尼亞人拉沙（JoannesLassar）也譯出一部漢文圣經(jīng)，成為“馬士曼拉沙譯本”，1822年在印度印行。這兩個譯本行銷不廣，但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經(jīng)而地位顯著，并為日后的圣經(jīng)漢譯奠定了基礎(chǔ)。不久，西方來華的傳教士日漸增多，他們各有不同的國籍背景，對譯經(jīng)的要求也各不相同。1830年前后，一個由麥都思（edhurst）、郭實臘（K..Gutzlaff）、裨治文（.Bridgman）和馬禮遜之子小馬禮遜（.Morrison）組成的四人小組決定重譯圣經(jīng)。《新約》由麥都思擔(dān)任主譯，1835年完成，1837年取名《新遺詔書》在巴塔維亞出版?！杜f約》大多出自郭實臘之手，1840年以《舊遺詔書》為名出版。此譯本的主要貢獻在文體和專門用語方面，其文體與術(shù)語為日后的譯經(jīng)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該書曾流傳于太平天國軍中，太平天國文告引用的經(jīng)文大多錄自其中。19世紀中期又有若干譯本問世，如“代表譯本”（TheDelegates’Version，1852）、“裨治文譯本”（1862）、“胡德邁譯本”（1866）和“高德譯本”（1868），它們都用文言翻譯。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海禁開放，對外接觸頻繁，加之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傳統(tǒng)觀念逐漸動搖，一批有識之士意識到開啟民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種比較通俗易懂的“淺文理”（半文言）語言逐漸取代文言文而流傳于民間；同時，白話文也日漸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見識的傳教士感到，只有用“淺文理”乃至白話文譯經(jīng)，圣經(jīng)才能在中國普及?！皽\文理”譯經(jīng)最初成果，是新教傳教士楊格非（JohnGriffith）翻譯的《新約》（1885年首版，1889年修訂版）。繼而又有包約翰（JohnS.Burdon）、白漢理（H.Blogde）合譯的《新約全書》（1889）和施約瑟（.Schereschewsky）翻譯的《新舊約全書》（1902）。白話文譯本有以下數(shù)種：“麥都思施敦力譯本”（1857）、“北京語《新約》譯本”（1866）、“施約瑟《舊約》譯本”（1875）、“楊格非《新約》譯本”（1889）。在此前后，國內(nèi)各地還出現(xiàn)一批方言譯本，有的譯了圣經(jīng)全書，有的只譯出部分經(jīng)卷。譯出圣經(jīng)全書的有10種：“蒙古語譯本”（1880）、“客家語譯本”（1886）、“福州語譯本”（1891）、“廣州語譯本”（1894）、“寧波語譯本”（1901）、“廈門語譯本”（1902）、“上海語譯本”（1908）、“蘇州語譯本”（1908）、“興化語譯本”（1912）、“臺州語譯本”（1914）。此外還有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部落譯本”。

    中國近代圣經(jīng)翻譯的最高成就當(dāng)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國語和合譯本”。1890年，英美各地來華傳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開大會，決定集體翻譯一部能為各教派通用的漢文譯本，并成立3個委員會，分別從事文理（文言文）、淺文理和國語和合譯本的翻譯。國語本譯委會次年正式開始工作，至1904年譯出《新約》，1907年出版，《舊約》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國語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出版發(fā)行，很快傳遍南北各省，銷量遠勝于其它版本，逐漸成為中國教會唯一采用的圣經(jīng)譯本。此譯本為中國教會開拓了白話文譯經(jīng)的新紀元，并對“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它的出現(xiàn)也是西方傳教士翻譯中文圣經(jīng)的結(jié)束。

    此后，中國圣經(jīng)學(xué)者便開始了獨立的譯經(jīng)工作。20世紀30至70年代，相繼有“王宣忱譯本”、“朱寶惠譯本”、“肖鐵笛譯本”、“呂振中譯本”等華人譯本問世。由于圣經(jīng)考古學(xué)的進展，人們對以往譯本的某些經(jīng)文產(chǎn)生了新的理解；同時，現(xiàn)代漢語的發(fā)展也要求更新舊譯本的語言，這就呼喚著新的譯本不斷問世。1979年，適逢“國語和合譯本”出版60周年之際，香港同時推出3個新譯本：“現(xiàn)代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