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人類發(fā)明文字，替代了結繩記事的傳統(tǒng)，又通過狩獵辨別鳥獸的不同足跡，從中獲得啟發(fā)，進而創(chuàng)造了契書。文字既是言語思想的記錄符號，也是構建文章大廈的基礎材料。

    民間傳說，當倉頡造字之際，便有鬼神夜哭、天降粟米的符讖。到了黃帝時代，才開始刻錄文字，并用以記載政治民事。歷代帝王統(tǒng)治國家，必定統(tǒng)一語言文字，為此還要派出專職官員，去四處調研、采集各地區(qū)的方言土語，并標注每一個字詞的不同讀音聲調，借以達到規(guī)范用字之目的。據(jù)《周禮?地官司徒第二》記載，姬周王朝伊始，便設置了“保氏”官員，他們就是專職于教授“六書”文字的讀認。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在焚燒古代典籍之后，廢止了“保氏”管理教育體系，改由行政高官參與統(tǒng)一文字的管理責任。于是，李斯刪減籀書和列國使用字體等，規(guī)范了秦代小篆，而程邈（生卒年不詳字元岑秦始皇時御史傳說將篆書改為隸書者）創(chuàng)建的隸書，則逐步淘汰了篆書。

    漢朝立國之初，在蕭何起草的眾多律令條款中，針對各類官吏的文字水平，規(guī)定了程度不同的嚴格要求。像“太史”官職，在錄取學生時，除了考察背誦書本的能力，還要考試掌握文字“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的水平；再者，當時的官吏或民眾，在呈報朝廷的文書里面，如果出現(xiàn)了錯字，還要被彈劾或法辦。所以漢武帝時，郎中令石建就因為自己奏章中“馬”字少了一畫，曾擔心被追究殺頭。這個故事，盡管只是嘲笑石建的謹小慎微、膽小怕事，但也反映了那個時代，對于錯字的重視程度吧。正因為漢朝之初，便有了高度重視文字水平的法令，因此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就因為里面沒有一個字的重復，所以成為了當時的識字課本和考試教材。在西漢的宣帝和成帝兩朝，不但極力推崇儒家教育思想，而且還專門征召能夠精通文字訓詁的人才。正因為如此，像漢宣帝時的張敞（公元前?-前48年字子高西漢茂陵人宣帝時京兆尹），尤其擅長文字的正音釋義；而漢平帝時，揚雄則根據(jù)各方采集的奇異偏僻文字，特意編輯了一本有2040個字的《訓纂篇》（此書已佚）。處于這一時期的作家，都是通過研習《爾雅》《倉頡》，精通了古代文字的音義。所以在當時，凡是能夠杜撰鴻篇巨制的學者，必定能夠通曉古文字義。另外，西漢時期的文人墨客，熱衷于描寫京都和園林的樂府體裁，為了達到既能夠渲染環(huán)境色彩，還能夠又不重復字韻的目的，他們所采用的字形音義，不僅字形偏僻古怪，而且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后人誦讀之際，禁不住望而卻步。探究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之所以如此風貌，并非都是當時作家個人故意求難搞怪的成因，這其中除了當時文化制度和藝術氛圍之外，確實和當時作家們古文水平普遍高超密切相關，因為他們那會兒閱讀彼此文章，應該不會覺得特別困難。然而，進入東漢以來，像之前專注和考究文字音義的學風，日漸衰微。自此以后，凡是針對古奧深邃字詞的解說釋意，經常屬于正誤參半，甚至不乏混淆視聽啊。

    曹魏時期，凡文章中使用的文字，雖然逐步通俗規(guī)范，但是這一時期再閱讀漢代作品，都已經感覺艱澀難解了。所以，曹植曾說“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逼浯笠馐侵v，像楊雄、司馬相如的作品，情趣隱幽，意旨深邃，若讀者不是經過專業(yè)老師傳授，或者不是自身學識淵博，往往很難理解全面。由此可見，處于當時情況下，人們閱讀能力的高低水平，已經不單純是天資稟賦的掣肘問題，而是與文字本身能否被準確識別的能力密切相關了。

    自晉代以來，在文章用字上，開始追求簡單易懂的時尚。既然文風都尊崇簡潔明白，所以誰還再去追捧字詞的艱澀難懂呢？日此社會風氣之下，竟然在文章之中，一旦出現(xiàn)了一個屬于偏僻怪異的字體，即刻整篇文章也會被視為另類，不但引起大驚小怪的唏噓，而且還會橫加譴責或屢遭質疑。更有甚者，一旦出現(xiàn)了三個人都不認識的字，即刻會被視為“字妖”了。事實上，處于這一時期的某些通行的文字，即便其本身在字形音義上確實就是艱澀難辨，但卻仍然被視為通俗易懂；然而，當時只要屬于不經常使用的文字，即便簡單易懂，卻也被視為偏僻怪異。由此可見，追溯文章用字的時代變遷，其中所謂“難易取舍”的發(fā)展趨勢和依據(jù)根由，關鍵就在于某一階段的文化風氣，若更加確切地講，其實還在于人們在文化上究竟追求醇厚求真，還是崇尚淺薄務虛罷了。

    什么是《爾雅》呢？傳說經由孔子門徒編纂，是用來學習《詩經》《尚書》的輔助讀物。

    什么是《倉頡》呢？相傳經由李斯剪輯，是一部保留著鳥文籀書中奇異字體的資料文書。

    《爾雅》是針對文字源流的揭示，并且有字形音義的注解。而《倉頡》，雖然像收集奇異文字的園圃，但通過不同字體之間的對比，可以更加明確印證字形來由和意義。《爾雅》和《倉頡》兩者一起，仿佛肢體的左膀右臂一樣，能顧彼此互補幫襯。而在文章寫作中，如果通過字形音義的稽查探究，還可以產生新的音韻內涵，從而譜寫出來嶄新華章。單言文字在訓詁解說方面，伴隨時代文化變遷，古今字形音義在用進廢退之中，同樣日新月異，并且具體于不同文章之間，更是變化多端。天地之間，所謂文化進步和文明發(fā)展，尤其是文學藝術的歷史，就是人類內在的情感志氣和外在的技藝才能，通過不同的語言文字和言語音調，不僅能夠準確地表達出來，而且還能夠落實在文章里面，借以流傳和繼承罷了。

    亙古至今，凡能夠被吟詠頌唱的優(yōu)美感人，必在于音節(jié)聲律的和諧一致；而文章篇籍的美妙動人，必在于字形語義的飽滿深邃。所以書寫文章，必須要高度重視文字的選擇使用，通常情況下都需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一避詭異，二省聯(lián)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br/>
    所謂“避詭異”，就是禁忌使用怪誕詭異的字詞。例如西晉曹攄有過這樣的詩句：“豈不愿斯游，褊心惡讻呶?！逼渲小白涍巍眱蓚€字頗顯突兀，甚至一下子損害了整篇詩的美感。類似這種情況，一旦出現(xiàn)并且超過兩個字以上，那么整篇文章便不堪入目了。

    所謂“省聯(lián)邊”，就是避免相同偏旁的字體排列使用。例如描繪山川風貌，難免都會用到帶有“山”“水”偏旁的字詞，如果確實無法避免時，最多連用三個，若超過三個以上，必定顯得邋遢，如同編排字典一樣。

    所謂“權重出”，就是權衡相同的字是否有必要重復出現(xiàn)。像完全相同字的重復使用，在《詩經》《離騷》中，已經司空見慣，只是近代這已經轉變成了一種忌諱。其實，如果屬于有必要的重復，即便犯忌，仍然可以大膽使用。近代詩文大家，動輒下筆萬言，卻經常窘困于某一個字的選擇，并非他們字詞匱乏，而是因為完全避免重復，實在太難了吧。

    所謂“調單復”，就是根據(jù)筆畫多少來調整字詞的排列。一般情況下，若將筆畫少的總是排列在一起，必定顯得單薄，像弱不禁風；若將筆畫多的總是簇擁一堆，則會明顯臃腫，似膚腫虛胖。所以說，真正善于斟詞酌句的作者，必定還會在意字形疏密的結合，努力追求一種如同串珠般的視覺完美。

    如上四條注意事項，雖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會遇到，也不是都必須謹小慎微。但是，作為文章修辭的通則，還是需要了解而有備無害。

    自古至今，文集浩瀚，書海遼闊，尤其經書典籍，其中字形音義，往往佶屈聱牙。再者，像古代作為文化載體的簡牘帛書，他們或被蟲蝕剝落，或被散亂缺失，更加之再三傳抄，由此導致的錯認誤讀，實屬難免。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曾把《詩經?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中“於穆不已”念成“於穆不祀”，顯然屬于字形導致的讀音錯誤?！秴问洗呵?察傳》中記載，史書有“晉師己亥涉河”，有人讀作“晉師三豕渡河”，這里明顯屬于字形導致的字義錯誤?！渡袝髠鳌分杏小皠e風淮雨”，而《帝王世紀》則是“列風淫雨”，像“別與列”“淮與淫”他們兩兩字形類似，所以前后的差別，明顯就是閱讀中的識別錯覺。然而，“淫”與“列”在字義上，尚有相通之處，而“淮”與“別”混淆一起，必定屬于創(chuàng)新的近乎離奇了吧。但是，在隨后東漢時傅毅的《北海王誄》中，不但有過“淮雨”二字，而且南齊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里，竟然出現(xiàn)了“別風”字詞。由此可見，文人雅士特別愛好臨摹用典，尤其熱衷奇特風尚，這種習氣不僅由來已久，而且習以為常了。事實上，針對經書典籍中存在的缺失或質疑性文字，以往圣哲賢達都一貫特別謹慎對待。例如《論語?衛(wèi)靈公》中“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大意是：我慶幸還能看到殘缺的史料。）和《論語?為政》的“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保ù笠馐牵憾囫雎牰拇嬉蓡柌⒅斏餮哉Z，就會少犯錯誤。）這應是對待“史闕文”的正確態(tài)度和恰當舉措啊。毋庸置疑，只有忠實于字形音義的本真眉目，只有摒棄盲目用典，只有不為沽名釣譽而任意標新立異，才能夠真正做到契合文章“練字”的宗旨，才確切符合言語修辭的實在功用吧。

    總而言之：字體秦末篆隸成，《爾雅》《倉頡》存雛形；簡牘帛書多歧義，姹紫嫣紅本根通。佶屈聱牙非罪過，用進廢退是真兇；華章騰躍賴情志，如虎添翼練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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