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_85518我把記者們叫到休息室，說有事情要宣布。

    “我不會參加下一屆世界杯了，”我對他們說道，“如果足球就意味著打架，那我決定從國家隊退役，今后再不提足球的事。”

    說這些話的時間是1966年7月19日，距離巴西在瑞典世界杯上奪冠已經過去8年時間；地點是在英國的利物浦。我那時剛剛25歲，遠非退役的年齡，但那一天，我忍著身上的疼痛，看著腿上深深的傷疤和塊塊的青腫，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有50歲了。真的，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從戰(zhàn)場慘敗而歸的士兵。雖然我將繼續(xù)在桑托斯俱樂部踢球，但我不想再為巴西國家隊服役了。

    “就這樣?！蔽艺f著，記者們則面帶震驚地唰唰記錄著?！斑@是你們最后一次見我身穿巴西隊的球衣?！?br/>
    在這樣一個白熱化的時刻宣布這樣一個重大的決定絕非一個好主意，事實上，那只是我一時意氣用事。但當天的我從未如此憤怒，如此失望，如此討厭足球。

    要是我能穿越回那一天，跟25歲的我說說話該有多好！我會勸他說——放輕松，別這么意氣用事！我會告訴他，剛剛經受挫折之后，看待事情總會帶著情緒，其實事情并沒有那么糟；我會對他說，有了逆境，人生才完整，你的勝利才會更甜蜜。

    最后我要告訴他，有些道理甚至連貝利——人們眼中的“球王”——都沒有學到，其中就包括足球能教給我們的教訓中最重要的一個。

    在利物浦那一天之前的幾個月時間里，我反復做著同一個夢——一個美好、圓滿的夢。在夢中，我站在溫布利球場上，這是英國的足球圣地，在我踢過球的球場中，它是少數(shù)幾個世界頂級球賽舞臺。巴西國家隊的球員們都跟我在一起，他們筋疲力盡，渾身大汗，但都欣喜若狂。我們即將從伊麗莎白二世手里接過雷米特杯，再次加冕世界之王，這是我們第三次奪冠，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壯舉。

    就在女王準備將獎杯遞給我們時，我突然醒過來了。我躺在那里回味著剛剛的夢境，告訴自己這個夢一定會實現(xiàn)。接著我跳下床，去訓練幾個小時，確保美夢能夠成真。

    其實，我并不是唯一抱有這種幻想的人。在巴西，很多人都覺得1966年的世界杯已是我們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努力爭取。在1958、1962年兩次獲得世界杯之后，巴西隊的很多教練和球員都覺得我們只需飛到英國，喝喝茶，踢踢球，拿回獎杯，然后謝幕歸國。報紙上通篇都是我們即將奪冠的報道，還說我們所向披靡的足球證明了巴西事事領先。大家也許會想，這跟1950年馬拉卡納導致我們功虧一簣的態(tài)度是一樣的，的確如此。我想，兩度奪冠令巴西人忘乎所以，一些惡習再度現(xiàn)身。

    事實上，有些巧合是匪夷所思的。國內政客的不安心理再次為這些浮夸的氣氛火上澆油。上世紀50年代末，儒塞利諾·庫比契克總統(tǒng)的政績、巴西足球在瑞典世界杯上的卓越表現(xiàn)所帶來的樂觀心態(tài)已經到了盡頭，我們走的是一個“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怪圈，而這正是巴西政壇的典型特征。

    儒塞利諾總統(tǒng)“五年相當五十年”的宏偉計劃的確為巴西帶來了很多新公路、新工廠，我們的新首都巴西利亞也按計劃于1960年投入使用。但這個世界上并沒有奇跡，這些熱火朝天的建設在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又帶來了新的問題。為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巴西大量發(fā)行貨幣，物價飆升，巴西人將其計劃諷刺為“五年相當五十年的通貨膨脹”。每次去超市購物，或出門吃飯，都會發(fā)現(xiàn)物價又漲了。僅在1964年一年里巴西的物價就翻了一番，巴西國民對此怒不可遏。

    與此同時，時代潮流也摻了一腳，令我們的境況更加復雜。我們已經進入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片嘈雜——、罷工、、自由*……為了給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巴西的窮人紛紛離開農田和小鎮(zhèn)，進入大城市里，卻只能在里約、桑托斯這種地方的山上或河堤等地方的貧民窟里落腳。年輕人希望更加自由，也渴望能在國家發(fā)展中多分得一杯羹。

    這些要求對任何政客來說都是件難題。但儒塞利諾的繼任者似乎并不能勝任這些挑戰(zhàn)：有個總統(tǒng)僅上任8個月就辭職，喝得大醉坐船去了歐洲，把爛攤子扔給了副總統(tǒng)若昂·古拉特。1962年我們在巴西利亞為奪得當年世界杯慶賀時，我曾經見過若昂·古拉特，他看上去是個很好的人。但隨著時間過去，他開始任命一些*者擔任顧問，又說要將巴西城市里的土地為窮人重新分配。這些想法損害了巴西精英階層的利益，1964年軍方發(fā)動政變，巴西再次進入軍事時期。

    我在前面也曾提到過，在這些政局變幻中，足球是不能幸免的，在巴西尤其如此。正當我們?yōu)?966年世界杯做準備時，我們受到了來自軍方的巨大壓力——他們想用足球來掩蓋社會的騷亂。軍人們非常明白，在巴西，足球的凝聚力是無與倫比的。他們覺得，第三次奪冠能讓巴西的生活重回“正軌”，甚至能將巴西帶回更單純、更輕松的50年代。

    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是不是好像把所有問題都怪在了政客們的頭上？是的，球場上踢球的是球員，比賽的輸贏跟政客們無關。但這一年國家隊管理層的有些決定太過匪夷所思，只能用60年代中期癲狂的政局影響來解釋。比如說，這一年的國家隊試訓，并不是按照慣例招入22或28名球員，而是招了44個人！這簡直是荒唐透頂。他們?yōu)槭裁催@么做呢？他們將我們分成了4個隊，每隊11人，然后將4支隊伍分派到全國各個城市、鄉(xiāng)鎮(zhèn)上去“訓練”，既有圣保羅和貝洛奧里藏特這樣的大都市，又有特雷斯里奧斯、卡尚布、特雷索波利斯這樣的小鎮(zhèn)。分隊訓練，每隔幾天就換一個訓練地，這對備戰(zhàn)世界杯絕無益處。但這不是關鍵。我們所謂的“訓練”，其實是去娛樂大眾，去凝聚人心，去給當?shù)卣妥鼍缺?，讓民眾暫時遺忘國家的種種問題。我們其實就是“面包和馬戲”。

    與這些雜耍相匹配的，國家隊的官員們——又一次，他們關注的是向世界展示巴西足球的笑臉，而非讓我們好好備戰(zhàn)——安排了一系列令人應接不暇的熱身賽——西班牙、蘇格蘭、瑞典……這些比賽地區(qū)的氣候各有不同，還需要長時間奔波。所以，就在國家隊準備前往歐洲參加世界杯時，我們連一個球隊都沒有組建起來，只是一群胡亂拉扯起來的散兵游勇。當然，有些上屆世界杯的老球員依然在列：加林查、吉爾馬、德扎馬·桑托斯，但瑞典世界杯已經過去8年了，大家都老了，早就過了巔峰期。

    即便把球員們集合起來了，教練也沒能決定首發(fā)名單。因為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一起踢過兩場球，有時候隊里會一下子更換五六名甚至七名首發(fā)隊員，這在球隊備戰(zhàn)方面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對世界杯而言尤其如此。在熱身賽中，我們堪堪與蘇格蘭踢成了1:1平。我想，那時大家的心里都慌了。照這樣踢下去，溫布利球場、女王頒發(fā)獎杯的夢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這場比賽結束后，很多球員都有了意見，伴著很大的憤怒。球隊里的幾個老隊員——尼爾頓·桑托斯、濟托、隊長貝里尼——找到球隊管理層，說需要把大家叫到一起把問題講清楚。

    他們同意了。但這次會議卻是一場單方面的發(fā)言。不論是在巴西還是在別的國家，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就是這樣，任何當權者都認為他們的意見才是真理。球隊管理層和上級的意見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盡管這是一次全隊會議，但說話的只有管理層而已。他們不耐煩地對我們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在英國踢幾場球，拿著冠軍回家慶賀就行了，別嘰嘰歪歪地抱怨了行嗎？

    我記得，會議結束后，我們走出會議室，我看了看加林查。他只是難過地搖了搖頭，我則朝他聳了聳肩膀。我們都沒說話。這其實就是一個預兆，是我仍未學到的教訓?？上菚r的我們并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們還是老老實實收拾好了包裹。就這樣，我們就像一群等待宰割的羔羊一樣，踏上了英國的征程。

    從我們踏上球場的第一秒鐘開始，我們就意識到，巴西面臨的困難絕非僅僅來自內部。

    在前兩屆世界杯上，巴西隊大開大合的艷麗進攻風格震驚了世界。在這一屆英格蘭世界杯上，我們聽說裁判試圖要維持比賽的均衡，避免出現(xiàn)一邊倒的局勢。他們將對身體對抗更加寬容，還會減少對犯規(guī)的吹罰。這種改動對歐洲隊是有益的，因為他們的球員普遍比南美球員更高更壯，何況，他們在過去8年時間里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技術，以破壞巴西的進攻效率。這些話聽起來像是一種陰謀論，也許大家以為我這是酸葡萄心理，但我并不是唯一一個認為南美球隊在1966年世界杯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安東尼奧·拉廷——當年阿根廷國家隊的10號——數(shù)十年后還將其稱作“史上最暴力的世界杯”。英國記者布萊恩·瓦伊納在2009年的英國《報》上撰文說：“巴西的數(shù)名球員，尤其是貝利，承受的是足球史上最惡劣的盯人戰(zhàn)術?！?br/>
    我從不懼怕身體對抗，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是踢街球長大的！職業(yè)生涯開始后，我往往是球場上得分最多的人，所以，說實話，任何一個防守隊員都以“”了貝利而自豪。在球場上，針對我的防守戰(zhàn)術，指定一名、兩名甚至三名防守隊員對我貼身防守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可以去找現(xiàn)存的錄像看看，有多少我被對手鎖喉、摔倒或亮著鞋釘放鏟的情景……天哪，回想起來，在桑托斯踢球時，在有些比賽中，按照今天的判罰尺度，對方球員早就被罰下一半了。

    但話說回來，當時的比賽就是這樣。那時的足球賽跟現(xiàn)在不同，身體對抗很多，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沒有電視直播?，F(xiàn)在，全場比賽中，球場的每個角落都在高清攝像機的監(jiān)視之下，如果某個裁判漏過了某個犯規(guī)動作，賽后他及犯規(guī)的隊員將受盡指責，他們會受罰、會被禁賽，甚至名聲也大受損失。但在當時，只有上帝能看到球場上的陰暗動作，而某些球員犯下的罪過，不管有多少懺悔都無法彌補！

    我并不記恨那些對我犯規(guī)的人，他們不過是在執(zhí)行教練的命令、為家人掙取生活費罷了。父親過去常對我說，要尊重我的對手，但我有時候也不得不揮起手肘以求自保。我很少抱怨，盡量干凈地踢球，在20年的職業(yè)生涯中，我從未因惡意犯規(guī)或踢臟球而被罰下場。但運動場上的判罰總要有個尺度，因為若是沒有了裁判的保護，即便是鐵人也無法從球場上“生還”，若這個隊員是球隊的王牌，就更是如此了。而在1966年世界杯上，裁判們的哨子似乎都啞了。

    巴西首場比賽對陣的是保加利亞，那場球賽就像是在一個黑暗的死胡同里被人群毆——刀子棍棒全亮出來了，而裁判或父母都不在場。保加利亞人似乎就是為著打架來的。負責盯防我的隊員整場比賽都對著我的膝蓋和踝骨下腳，甚至當著裁判的面把我放倒。

    “嘿！蠢貨！”我朝那名防守隊員喊道，“怎么踢球呢！”但他聽不懂葡萄牙語，而我又不會說保加利亞語，所以，他只是朝我皺皺眉頭，而裁判也似乎沒看在眼里。

    后來，對方有些犯規(guī)太過明顯，裁判也不得不吹了哨子。上半場因為對方的某次犯規(guī)，我得到了一次任意球機會，射門得分；下半場，加林查也因對方犯規(guī)得到一個任意球射門得分。我們以2:0戰(zhàn)勝對手。

    可這根本不像是一次勝利。巴西第二天的報紙頭條寫的也不是比賽的得分，而是《貝利遭遇全場追殺，比賽結束瘸腿離場》?，F(xiàn)在，我們所有的對手都知道裁判的尺度了，比賽的基調也已經定下。而令人痛心的是，這是我跟加林查最后一次同場比賽。

    在跟保加利亞的比賽結束后，我筋疲力盡，身心疲憊，渾身疼痛。我的右膝疼得要死。但我還是為下場比賽做著準備，不愿像1958和1962年世界杯時一樣缺席任何一場比賽。所以，當球隊管理層宣布我在與匈牙利隊的比賽不會上場時，我愣住了。

    “我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貝利，”他對我說，“我們不希望你上場，是要保護你，并且保證你在重要比賽時能夠保持健康。”

    重要的比賽？跟“華麗的馬扎爾人”——那支在1954年淘汰了巴西隊、1962年打入四分之一決賽的匈牙利——的比賽不算重要嗎？如果我們贏不了這一場比賽，就再沒有什么比賽可言了！

    我很憤怒。但是跟往常一樣，球隊官員的聲明就是最終決定，我不想給人留下“搞特殊化”的印象，我不想耍大牌，所以，我閉上了嘴巴。

    匈牙利以3:1打敗了我們。這個結果震驚了世界——這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以來巴西隊第一次輸球，還是輸給同一個對手。我坐在球員席上看著比賽，無助而心碎。

    此次失利令國家隊的官員們雷霆暴怒。跟1950年一樣，我們的狂妄突然之間就變成了可以吞噬一切的恐慌。為了小組出線，我們必須以大比分戰(zhàn)勝葡萄牙。球隊管理層將我放回了場上，但加林查、吉爾馬和德扎馬·桑托斯都坐在了板凳上。奧蘭多——曾進入1958年國家隊，但一場世界杯比賽未踢——也在場?？偠灾c上一場比賽相比，首發(fā)名單更換了7個人。這簡直是瘋了，你們曾見過這種安排嗎？球員們都緘口不語。

    與葡萄牙的比賽剛剛開始，我就被他們的一個防守隊員踢倒了，他明顯是沖著我受傷的右膝來的。比賽中，又一個球員上來絆了我一腳，就在我落地的時候，他又趕上一步，先伸出腿，把我完全放倒在地。球場里的觀眾都站了起來，高喊著“犯規(guī)”。巴西的戈斯林和馬里奧·亞美利哥——就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時用熱碗治好我的膝蓋的隊醫(yī)——沖進場來。但這次我的膝蓋沒能躲過一劫，他們給我綁上了繃帶。

    他們倆把我架著走下場，我雙手摟著他們的肩膀，一條腿蹦著走路，因為我的右腿不敢用力。但是，那時世界杯比賽的規(guī)則是比賽期間不允許換人，即便有球員受傷也是如此。我不愿看到巴西在這樣一場重要比賽中少一個人應戰(zhàn)，于是過了幾分鐘之后，我又上場了。我一瘸一拐地在場上奔跑著，大部分時間其實是單腿在跳。

    巴西隊1:3輸?shù)袅吮荣?，從世界杯比賽中出局?br/>
    最后從伊麗莎白女王手里接過獎杯的不是我們，而是英格蘭，其隊長是博比·摩爾，教練是阿爾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我認為，英格蘭得到這次世界杯冠軍是實至名歸，對得起“現(xiàn)代足球發(fā)源地”這個稱呼。但令我痛心的是，我再也沒有機會到溫布利球場踢球了，連友誼賽都沒有。這是我一生真正的遺憾之一。

    在與葡萄牙的比賽中，就在我返回球場，像個受傷的動物一樣一瘸一拐、單腿蹦跳著繼續(xù)比賽時，我的憤怒在逐漸積累。我為球隊教練和官員的狂妄自大而惱火，為備賽期間巴西政客們的干涉而沮喪，為裁判不懂得保護球員而憤怒，最最重要的是，我為自己感到失望。在為桑托斯俱樂部踢球時我總是健康的，但在我參加的3屆世界杯上，我沒有一次不受傷。我想，這絕不是巧合。就在這場比賽結束之后，我將記者們召集起來，宣布我再也不會參加世界杯比賽了。

    從倫敦返回巴西時，我們的飛機延遲了幾個小時。就像這屆世界杯上的任何一件事一樣，球隊的官員們對此未做任何解釋，他們只是讓我們溫順地坐著等著，不要問任何問題。到達里約時已過半夜，住在圣保羅或附近的球員未作停留，直接轉乘了另一架飛機。后來我們才了解到此次延遲的真相：球隊的官員們害怕我們會受到憤怒的國內球迷的圍攻。他們的擔憂沒什么必要，因為機場上幾乎沒有人迎接我們。但是這個小插曲更堅定了我的決定——我的生活里再也不要有世界杯這件事了。

    “謝天謝地你沒事，迪科！”我回到桑托斯家里時，母親對我喊道，幾乎要哭出聲來，“我一直為你祈禱，膝蓋都跪疼了?！?br/>
    1966年世界杯已經可以在電視上看到轉播了，但我們家不看。他們真的不看。在我參加職業(yè)比賽的10多年里，母親從未到現(xiàn)場看過我踢球，電視轉播也不看。父親也不愿看我的比賽，我猜他們是情感太過充沛了。在我有比賽的日子里，母親就像那些虔誠的教徒一樣，到教堂里為我祈禱，希望我不要像父親一樣受傷。這么多年了，我甚至懷疑她的膝傷比我還要厲害。

    這屆世界杯過后，受到傷害的人不僅是我的父母。事實上，所有的家人都同意我退出國家隊的決定，其中就包括我們家的新成員——露絲梅麗·卓爾碧，我的新娘。

    我跟露絲其實很早——就在1958年世界杯結束時——就認識了。那時桑托斯俱樂部跟科林蒂安斯俱樂部——我們最大的對手——有比賽。巴西的俱樂部總是在比賽前夜將隊員們與外界隔離起來，用葡萄牙語說是“tracao”，其目的是讓球員們免于分心……比如說，女人。但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更何況，有些球員已經有對象了，于是我們當晚就“越獄”出來，到桑托斯的體育館里看一場女籃比賽。有幾個女籃姑娘走過來跟我們說話，令我驚訝的是，一個女孩一屁股坐在了我的旁邊。

    “嗨，”她說道，“你是貝利，對吧？”

    “是?！蔽掖鸬?，因為被她認出來而感到興奮。

    “明天別把科林蒂安斯踢得太慘哦?！?br/>
    她對我淺笑了一下，然后就回到籃球隊的球員席了。

    這個對話極其簡短，但我已經神魂顛倒了。她長著一頭燦爛的褐色長發(fā)，更令我著迷的是，她身上的自信和鎮(zhèn)靜是我在桑托斯從未見過的。第二天下午，比賽開始后，我就在看臺上尋找那個女孩的身影——我本應把注意力放在球場上的。我記不清那場比賽是輸是贏了，但我的心情很失望，因為露絲沒來看比賽。

    幾天過后，我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突然看到那群女籃姑娘。我的心立刻怦怦跳了起來。露絲并未跟她們在一起，但她們——一直在竊笑著——還是告訴了我她的名字、她工作的唱片店，還有她的歲數(shù)：14。她真是太年輕了，但當時我也剛剛17歲而已，所以不會太唐突。我穿上最帥的一件襯衫、最好的一條長褲，像每個情竇初開的少年一樣，假裝若無其事地溜達著走進了那家唱片店。

    “你好，又是你啊?！蔽掖钣樀?。

    “嗨?！?br/>
    “你還記得我嗎？”

    她點了點頭，笑了，似乎比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害羞了很多。

    “告訴我，”我說道，“你是桑托斯人，為什么希望科林蒂安斯贏球呢？”

    “因為我支持科林蒂安斯啊，”她答道，“我其實不喜歡足球?！?br/>
    我其實不喜歡足球。大家也許會想，聽到這句話我一定會狂怒著奪門而去吧。但是恰恰相反，我對她更入迷了。在那一刻，在有了瑞典世界杯的種種經歷之后，露絲似乎是這個星球上唯一一個對球場上的我沒感覺的人。她感興趣的是埃德森，而不是貝利。

    一年年過去，我愛上了露絲。不論我們相隔千里，不論我們的比賽是輸是贏，她總是跟她的父母一起在桑托斯等著我，風雨不動。我們的戀情是非常傳統(tǒng)的，露絲堅持讓我先見見她的父母，而他們則希望我們的戀情能盡量保密。這一點其實很難做到，因為桑托斯只是個小城市，而我的名氣又太大了。但露絲從未到現(xiàn)場看過我的比賽，這對她來說倒不是什么值得可惜的事。我們一起出去看電影的時候，都是分開走，她跟她姑姑先進場，等放映廳里的燈熄了，我再溜進去坐在她旁邊。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觀眾們從未發(fā)現(xiàn)貝利也在同一個電影院里。

    露絲一直拒絕我的求婚，她說自己還太小了。但在1966年世界杯前1個月的時候，她終于答應了。到那時為止，我們已經相戀7年多。我為巴西贏得了兩屆世界杯，我所在的桑托斯俱樂部獲得了很多榮譽，我開始掙錢……但這些她都不在乎。她還是不喜歡足球，也不愿受到公眾的關注。當然，我們訂婚的消息還是走漏了風聲，于是大家都在猜測“球王”會在哪里舉行婚禮。有人建議到里約的馬拉卡納球場舉行婚禮；還有篇報道說，教皇本人要為我主持婚禮。但實際上，按照露絲的意愿，我們的婚禮是在桑托斯我為父母買的房子里舉行的?；槎Y很簡單，主持婚禮的是一位當?shù)氐哪翈煟瑓⒓踊槎Y的也只有雙方的家人和朋友而已。

    雖然我們盡量做得隱秘，但還是引來了大批記者，他們堵在門外拍著照片。我走出門去，朝大家微笑揮手。我常常告訴露絲說，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會帶給我們太多益處。

    第一個找我代言的是利樂公司，一家瑞典的包裝公司。1958年世界杯之后，瑞典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每次代表桑托斯俱樂部或巴西國家隊到瑞典踢友誼賽，我都受到人們的歡迎。但在1961年左右，當桑托斯俱樂部的官員找到我，說利樂公司想讓我“代言”他們的產品時，我還是有點驚訝。

    我先是給父親打了電話。

    “你覺得怎么樣，爸爸？”

    “我不明白，”他關心地答道，“你不是有薪水了嗎？”

    “是的，可這是薪水以外的錢。”我解釋道。

    “他們想讓你干什么？”

    “他們給我錢，讓我說喜歡他們的產品?！?br/>
    父親無法理解?！拔也幻靼祝彼f道，“你是個運動員，不是演員。他們真的會為這個給你錢？”

    剛開始的時候，我其實也糊里糊涂的。在美國，運動員代言產品從貝比·魯斯那個時候就開始了，但在巴西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這還是個新生概念。而正是借著首個世界杯冠軍的余暉，這件事才得以實現(xiàn)。我想，人們是想分享一下世界冠軍的感覺，而購買我喜歡的產品就是一個好辦法。再者說，我繼承了母親和善的笑容，這一點對代言廣告同樣重要。

    話雖如此，我還是心存疑慮。我擔心的是，萬一我代言的產品不夠優(yōu)秀，人們就會對我心生失望——這在我剛開始為產品代言的時候的確發(fā)生過，有時候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就有人走上前來對我說我代言的某某產品不好。我總是誠摯地向他們道歉，隨后會將他們的意見反饋給生產商。

    盡管如此，我還是答應了利樂公司的要求。他們成了我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也為我打開了一扇產品代言的大門：似乎在一夜之間，我就收到來自巴西國內外的大量代言邀請，而我一個人應付不來，于是就雇了一些人為我處理這些代言及其他生意方面的事宜。我的商務團隊里就包括我的弟弟佐卡在內，他先是在桑托斯的預備隊踢了幾年球，后來發(fā)現(xiàn)足球并不是他的前途所在，而他在學習方面總是強過我，后來去學了法律，又成了我最信任的顧問之一。

    多年以來，我的名字和頭像相繼出現(xiàn)在藥店、加油站、汽水公司、新建住宅等地方。我代言過糖果、衣服，甚至還有牛。在我推廣的諸多產品中，最有意義的當屬巴西的咖啡。巴西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產國，但在上世紀60年代，周圍國家和地區(qū)的咖啡生產銷售風頭正勁，巴西感覺到了壓力。所以，每當桑托斯俱樂部在歐洲或美國踢球時，開賽前我就會背著一大袋咖啡上場展示一下。一袋咖啡的重量是60多公斤，而我的體重是63多公斤！但是我想，辛苦就辛苦點吧，這可是為了我的國家。哥倫比亞有胡安·瓦爾迪茲，巴西有貝利。

    我們的機會在于：世界各國的公司第一次認識到向國外進軍的重要性。以利樂公司為例：他們是一家瑞典公司，但他們想在巴西及其他新興市場賺取利潤。這在幾年前是無法想象的事，但隨著國際間交流的增進和各種障礙的掃除，全球營銷首次成為可能。在上世紀60年代，我們甚至把汽水廣告做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當時正籠罩在“鐵幕”之下，不受“邪۰惡”資本主義的侵擾。因為我的樣子和名字可識度太高，又因為生逢其時，所以，那些公司常常把我當成開發(fā)新市場的矛尖。有些人說，在某些方面來講，我是現(xiàn)代第一個全球偶像。我覺得這句話有些夸大了，我更傾向于這種觀點——我是因很多世界潮流和機遇而受益。如果我早生了20年，甚至10年，我也許仍會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足球運動員，但其他的事就很難說了。我猜自己只是在正確的時間出現(xiàn)在了正確的地點而已。

    現(xiàn)在回想我做過的廣告代言，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們“開創(chuàng)”了“貝利咖啡”這個品牌，現(xiàn)在在一些國家還賣得很好。在一個電視廣告中，一位高雅的女士坐在噴氣式客機上——信不信由你，這可是上世紀60年代末最時髦的事了，她問空姐：“這是什么咖啡？”

    “貝利咖啡?！笨战愦鸬?。

    “嗯，太好喝了！”

    接著鏡頭一轉，我出現(xiàn)在鏡頭里，臉上掛著最燦爛的笑容，手里端著一杯熱騰騰的咖啡，隆聲說道：“javiu,ne？”翻譯過來的意思是：“你喜歡嗎？”

    現(xiàn)在看這些廣告，想忍住笑都難！但這些廣告證明了我做產品代言已經有多久，也展示出世界已經變化了多少。這樣的廣告無論是在1960年還是在2014年都沒什么意思，但在二者之間，它們的宣傳效果非常好?，F(xiàn)在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時代，很多廣告公司憑借幽默或諷刺來推廣他們的產品；說實話，這么做的風險不小。我喜歡的方式還是實話實說。

    還有些廣告代言我拒絕了。很多年來，巴西的一些公司都想讓我代言一種叫作“pelepinga”的產品——卡莎薩，巴西的甘蔗杜松子酒。他們還想用我的名字去生產香煙。這些我都拒絕了，因為身為一名球員，是不能喝酒抽煙的，我認為，我有責任保護上帝賜予我的天賦。

    我總是很珍惜商品代言中認識的那些好人，也很感激那些公司能信任我。我明白，每代言一個廣告，我就在公眾面前多暴露了一分，而這也損害了我家人的*。與此同時，這些代言和商務活動擠占了我大量的時間，我在熱愛的足球方面投入的時間就少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些代言邀請是無法拒絕的，對像我這樣來自貧困地區(qū)的人來說尤其如此。我們家的經歷早已說明，一個球員的足球生涯會因為韌帶斷裂而雞飛蛋打，所以，我覺得應該趁著還有價值的時候多掙點錢，去實現(xiàn)我的一些想法，比如為父母在桑托斯買個新房子——要是沒有代言廣告的錢，這個夢想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在上世紀60年代末，在桑托斯俱樂部里，我甚至都不是拿頂薪的球員。

    此外還有個原因，我想我可以把商務方面的事交給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去打理，讓他們負責球場下“貝利”要做的事，而我就可以一心放在球場上，不用為錢擔心了。

    而這又是一個令人心痛的教訓，為此我吃盡了苦頭。

    一點一點地，1966年的傷痛漸漸平復了。英格蘭世界杯結束2年之后，我終于有幸見到了伊麗莎白女王，彌補了心中的遺憾。一直以來我都對她的優(yōu)雅和高貴、她的微笑心感敬佩。當時女王正做全球訪問，來到南美，她將在馬拉卡納球場觀看分別來自圣保羅和里約的兩支球隊舉行的明星賽，她說想在賽后見見我。

    在覲見女王之前，兩位巴西外交部的高級禮儀官員來到我家里，顯然，他們是擔心這個著名球星在覲見女王時因不懂規(guī)矩而失態(tài)。他們教我如何鞠躬、如何聆聽、如何答話、如何站立、如何表示尊重……基本上就是把所有人性化的一面都摒棄掉了。

    在我們的明星賽之前，一支龐大的軍樂隊走進馬拉卡納球場，開始演奏英國國歌《天佑女王》。我不禁納悶，也許所有這些禮節(jié)并不是臆造出來的，是真真切切的。但當比賽結束，我被帶到私人場合去覲見女王時，我所有的擔心都消失了。伊麗莎白女王臉上掛著微笑走進屋里，氣氛也很隨意。“貝利先生，”她熱情地說道，“很高興見到你！”

    那時我的英語還是很糟，但還是小心翼翼地蹦出幾個詞來：“多謝您，陛下?！蔽掖鸬?。

    周圍的人都咯咯笑起來，一副被逗樂的樣子，連巴西外交部的那個家伙也是這樣。此后我們的交流就依賴翻譯幫忙了，但整個交談都很輕松、很愉快。我對她說自己是多么喜歡在英國的日子，她則對我說她的丈夫菲利普親王是我的球迷。甚至女王本人都是個足球迷，這一點遠超我的預料。她說對英格蘭隊感到驕傲，又對巴西未能奪得1966年世界杯感到遺憾。覲見結束時，我已經完全被她的魅力所傾倒，還感覺我們仿佛已經相識多年。

    我想，這是我最后一次讓人教我如何跟別人說話了。這是一個寶貴的教訓：不管在哪里，人跟人都是一樣的，我們不應該在原本沒有隔閡的地方修建屏障。

    其實，當天的覲見中，唯一壞了規(guī)矩的人是一個英國代表團的人，也許是個外交官吧，他朝我傾過身子，從嘴角用蹩腳的葡萄牙語悄聲問道：

    “那么，貝利……你是真的不踢1970年的世界杯了？”

    外面的世界可不在禮賓官員的控制范圍，而那里發(fā)生的事就瘋狂多了。上世紀60年代，桑托斯俱樂部是大家公認的世界上最好的俱樂部，而全世界的球迷都熱切希望一睹我們隨性、無畏、即興的足球風格。所以我們經常參加巡回比賽，并在比賽中獲得很多樂趣。一家美國報紙甚至將我們稱作“花式足球表演隊”。其實，足球本身帶來的興奮和熱情已經足夠，但當時的世界就像是個從二戰(zhàn)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桀驁不馴、無法無天，而由此帶來的狂亂常常把我們包圍——激動、奉承，有時則是恐怖，現(xiàn)在回想起來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有一天上午，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飛機跑道上擠滿了桑托斯俱樂部的球迷，我們只好在飛機里等了4個小時，待疏散人群之后才下機。有一次我們去埃及，中途在黎巴嫩的貝魯特短暫停留，其間大量球迷擁進機場，聲稱要綁架我，除非我們答應跟黎巴嫩的一支球隊踢一場球。（在黎巴嫩的幫助下，我們婉拒了他們的要求，并如期趕到了開羅。）在意大利米蘭，數(shù)千名球迷得知我要出門購物，他們就趕來找我要簽名。我藏在一個石柱子后面，等著球隊的汽車來接我。當汽車出現(xiàn)的時候，我飛一般地沖進了車里——恐怕在球場上我都沒跑那么快！

    甚至在球場上，我得到的“保護”也不夠。1962年我們參加了“解放者杯”的決賽，這是拉丁美洲的錦標賽，此前桑托斯俱樂部從未得過冠軍。我們的對手是佩納羅爾俱樂部，這是烏拉圭的一家著名俱樂部，能跟這樣的球隊交手，我們異常激動。在經過主客場系列賽打平之后，我們要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紀念碑球場”決一勝負。最終我們以3:0戰(zhàn)勝對手，其中2個球是我打進的。比賽一結束，觀眾們就蜂擁進球場，為了搜尋紀念品，他們幾乎把我身上的每一塊布都拿走了！第二天，巴西一家報紙的頭條標題是這樣的：《黑人球王的脫衣舞》。

    聽起來也許很令人詫異，但像這樣的事情并不恐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這種混亂無序只是那些年的鄉(xiāng)土風情，就像下雨、刮風、起霧一樣；而球迷每一次感情的迸發(fā)都書寫著桑托斯俱樂部的傳奇。我們的球隊里聚集了很多優(yōu)秀的球員：濟托、佩佩、科蒂尼奧……在1958到1973年間，桑托斯俱樂部贏得了兩次解放者杯，六次巴西足球甲級聯(lián)賽冠軍，十次圣保羅州聯(lián)賽冠軍。鑒于我們的成功和天賦，想一睹我們風采的要求就應接不暇了。每年年初，我們都會到拉丁美洲國家踢球，比如阿根廷——當時阿根廷比巴西富得多，肯出大價錢。而6月到8月是桑托斯俱樂部掙錢最多的時候——那時是北半球的夏季，我們會去歐洲踢球，一次會參加20、25場，甚至30場比賽。

    我們的足跡遍布全球：既有像巴黎、紐約這樣的大都市，又有堪薩斯城、密蘇里州、亞歷山大市、埃及、都靈這樣相對名氣較小的地方。有一次我們要到非洲的科特迪瓦的阿比讓踢一場比賽，從機場到市中心，沿途的公路兩側匯集了1.5萬人。還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場與法國隊的比賽，主辦方讓我乘坐一輛敞篷車經過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去球場。法國影星碧姬·芭杜也到了球場，她身穿法國國旗的顏色——紅靴子、白色緊身短褲、藍色緊身運動衫。全場觀眾立刻就不看我、不看比賽，目光全放到她身上了。法國隊贏了。比賽后，碧姬·芭杜為獲勝者頒獎，她將獎杯遞給了法國隊的隊長，還贈上香吻一枚——他頓時神魂顛倒，后來報紙上報道說他連獎杯都忘了拿！碧姬·芭杜也吻了我一下，我本想拒絕，但又一想，露絲不會在意看到巴西報紙的體育版上鋪天蓋地刊登的這張照片。

    球迷的熱情既令人歡喜，又讓人憂愁。有一次我乘飛機從墨西哥城到紐約，在飛機上，我倚在座位上睡著了。這也是我的絕技之一：閉上眼就能睡過去，哪怕天塌了都不管。在我睡過去的時候，乘客們紛紛走到飛機前面來找球員們索要簽名。（那還是在上世紀60年代，在飛機上自由走動不會像現(xiàn)在一樣引起恐慌。）因為我睡著了，所以沒有人來打擾我。就在飛機準備在紐約下降時，我恍惚聽到一陣唱歌聲。乘客們正用西班牙語唱著小夜曲：“despierta，pele，despiertaaaaaa！”——醒來啊，貝利！醒來啊，貝利！我被驚醒了，從睡夢中慢慢回過神來。我睜開眼睛，看到坐在我旁邊的人——奧蘭多·杜阿爾特。又過了好幾分鐘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對奧蘭多說道，“我還以為我死了呢?！?br/>
    我們都大笑起來。飛機著陸后，我給每個人都簽了名。

    我往往是在比賽中表現(xiàn)出自己最佳的一面，因為我知道，我是人們來看球的主要目的。在桑托斯俱樂部參加的比賽中，有我出場的比賽收費10萬美元，我不出場的比賽收費3萬美元。我很感激球迷愿意把辛苦掙來的錢花在看我踢球上面。1959年我打進了127個進球，1961年110個，這些數(shù)字在當時看來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來更是令人難以置信。除了比賽，我還常常迎合球隊和主辦方的要求，而他們的要求有時非常古怪。在有幾場比賽中，尤其是在那些很少見到黑人的國家，組織者會要求我或者科蒂尼奧戴上白色袖標，因為球迷分不清我們誰是誰。我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環(huán)境下，這種要求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當時我并不在意。

    有時候即便一些小“災難”也會以圓滿的結局收場。1968年7月，我們在哥倫比亞參加一場比賽，這時我跟隊友們與裁判——吉列爾摩·“查托”·維拉斯克斯——發(fā)生了爭執(zhí)，因為他判定我們一個進球無效。我的隊友利瑪上去他的判定，而裁判是個大塊頭——他以前是個拳擊手，他被利瑪惹惱了，就把他罰下了場。我氣壞了，走上前繼續(xù)跟他理論，結果他又把我罰下了場。

    這個判罰是我活該。但在我走下球場的時候，哥倫比亞的球迷全瘋了。他們從看臺上把墊子、紙、垃圾朝著球場和裁判扔去，還互相投擲物品?！柏惱?！貝利！”他們高呼著。而則從露天看臺上出來保護著裁判。

    我跑到看臺下的更衣室里，但外面的聲音震耳欲聾。跺腳聲、鞭炮聲、嘶吼聲……好像外面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一樣。

    我剛脫下球鞋，桑托斯俱樂部的主任就跑進來了，上氣不接下氣。

    “快，回去比賽。”他說道。

    “什么？”我答道，一頭霧水，“你瘋了嗎？我被罰下了啊?！?br/>
    “不，不，”他搖頭說道，“那個裁判被趕出比賽了，你還得上場。”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主任是不會騙我的?？吹饺珗鲇^眾造反的樣子，主辦方覺得，為避免發(fā)生大規(guī)模騷亂，讓我返回球場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于是我把鞋穿回去，又跑到了球場上。我們繼續(xù)比賽，而裁判查托卻不見了蹤影。

    這件事聽起來好玩，但是很不對。查托是場上的裁判，他把我判罰下場。他的判罰應該受到尊重。很多年過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心里總會覺得很不好受。幸運的是，很久之后，我有機會彌補這件事了。我們先是在巴西的一個酒店里偶然相遇，我們擁抱了一下，交換了聯(lián)系方式；在我的足球生涯行將結束，我在紐約踢球時，我送給了他和家人幾張球票。最后，在邁阿密，在我的一場告別賽上，有些記者建議我們把那件舊事重演一遍。于是，查托再次掏出紅牌把我罰下場，而我則從他手里奪過紅牌，繼續(xù)踢球——就像當初在哥倫比亞一樣。

    我們都笑得很開心，查托更是如此。還有什么事能比長久的怨恨變作友誼更好呢？這是足球的另一個偉大之處——在絕大多數(shù)時候，每個人都能快樂地離開。

    這種生活雖然樂趣很多，但我總覺得缺少了點什么，而人們也總是在一遍遍提醒著我：

    “你不懷念為國家隊踢球的時光嗎？”他們會這樣問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們對你身穿國家隊球衣的最后記憶嗎？”球迷、桑托斯俱樂部的官員們、大街上的巴西民眾、記者、別的球員……他們總是問我同樣的問題，而我對此從未有過令人信服的回答。當然，我會說我曾踢過3屆世界杯，我在這些世界杯比賽中都受了傷，我沒受到裁判的保護，諸如此類。但每次我說出這些話，它們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個人之口。這些話不像是貝利該說的。

    幾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樂部來了一位新的技術總監(jiān)：胡里奧·馬澤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國上學，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他負責俱樂部所有的球員備賽的問題。除了訓練，他還充當我們的顧問，他教我們在酒店、機場以及到外地比賽時如何行為得當。在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橋梁，幫助我們從業(yè)余運動員向職業(yè)運動員轉變，他幫助我們這幫大孩子變成了男子漢。這么多年來，馬澤伊教授是我尋求穩(wěn)定和遠見的源泉，他是唯一一個能以旁觀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亂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歡馬澤伊教授的一點是，他跟我談話的方式獨一無二。他從不逼我，還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誠，總是幫我糾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時間，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場上訓練，他就對我說：

    “啊，貝利，很不錯嘛。你準備為巴西贏第3個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幾句。

    “1970年就要來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嗎？”他笑著，繼續(xù)說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釋？”

    “他們支持我退役！”我反駁道，“我的回答還是不，教授！”

    他就會揚揚手，假裝很失望，然后走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將進入而立之年時，我想，我在某些方面變得頑固了。我已經在鎂光燈下生活了將近10年，在球場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飽受煎熬。我從傷痛中總結出一個教訓，那就是多說“不”，少說“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說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變主意了。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嗎？不，但它保護了我，它給了我一些寧靜。

    內心里，我還是非常想為國家隊踢球的。但我同樣認為，在我回歸國家隊之前，尚需一些改變。

    需要改變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奪冠之路無疑是個神奇之旅。一個少年奇才達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巔峰——我的這個形象一直流傳了很久。從那時起，我給人的印象就一直是個熱愛足球、熱愛射門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幾年有了一種說法，鑒于我的天賦，有人說我在球場上很不合群，對別人很冷淡。比如說，在1966年英格蘭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報》就撰文說，看到我受傷下場的樣子，更加讓人相信貝利“是個悲哀的百萬富翁……一個內向、孤獨的人，他不堪承受名聲帶來的壓力，就把自己關在殼里”。

    這種把我描述成孤獨的巨星的報道純屬無稽之談，只是記者們捏造出來引發(fā)爭議、提高報紙銷量的。再比如說，有的記者推測說，從上世紀60年代早期開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據(jù)大多是說我們倆同時愛上了一個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爾莎·蘇亞雷斯。

    事實的真相其實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傷了腹股溝，所以我竭力盡快好起來重回賽場。一天下午，我們還在智利的時候，我半裸著身子坐在球員餐桌旁，這時艾爾莎走了進來。她看上去漂亮極了，性感，自信，充滿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進到球員更衣室里來的，帶著驚訝，我抓過一條浴巾把自己裹了起來，然后跟她輕松地交談著。這時加林查走了進來，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我一眼就看出來，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爾莎走后，加林查似乎還沒回過神來。

    “啊，貝利，”他安靜地說道，“艾爾莎太酷了?！?br/>
    “對啊?！蔽掖鸬馈?br/>
    “她太不尋常了。哇哦，這么好的一個姑娘?！?br/>
    我靜靜地坐在那里，臉上露出了一個笑容。

    “唉，要是……”加林查欲說還休，“嗯，太可惜了，我已經結婚了！”

    但是，已經結婚這件事并未阻擋住加林查對艾爾莎的迷戀。就在這次世界杯期間，他們開始約會；而加林查也在這次世界杯上有了最非凡的表現(xiàn)：在我受傷未愈的情況下，他帶領巴西隊奪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最后，加林查跟妻子離了婚，跟艾爾莎結合了。于是外界就有傳言，說他是從我身邊“搶走”了艾爾莎，所以我對他懷恨在心。這都是胡說八道。

    現(xiàn)實中，我是很喜歡加林查的。我喜歡他樂觀的性情，即便是獲得了2屆世界杯冠軍，他還是那個在球隊大巴車里跑來跑去往別人臉上灑冰水把人叫醒的家伙。當初在瑞典世界杯上我昏了過去，他是第一個跑來幫助我的人，對此我一直心懷感激。我們同樣因為低賤的出身而被人看不起，1958年國家隊試訓時，我們倆是被隊醫(yī)嚴苛審查的鄉(xiāng)下孩子。1962年我受傷之后，加林查一直安慰我，說我很快就能返回賽場了?！澳悴粫仐壩业?，對吧？”他總是如此好心地說。他還說，如果隊醫(yī)們沒辦法了，他就讓他們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保格朗德鎮(zhèn)，那里有個神婆，一定會把我的傷治好。

    我跟加林查相處得很好，跟其他隊員相處得也很好。但隨著我漸漸長大，我開始意識到，“相處得好”還不足夠。我平易近人，努力踢球，在球場上不遺余力；但我人生的第一篇章，那個只需要盡力進球、不需要有更多責任的角色，很明顯已經到了尾聲。

    我從心底感覺到，我需要成長。畢竟，我已經不再是那個初次踏上世界杯球場的男孩，也不是1962年參加智利世界杯的21歲青年了。我已經是個大男人。到1970年世界杯時，我就29歲了，比在瑞典世界杯上帶領我們這支年輕球隊奪冠的、成熟穩(wěn)健的迪迪只小1歲。我想，每個人都會經歷這樣的時刻——你突然發(fā)現(xiàn)應該為別人活著，而非僅僅為自己而活。對我而言，這種轉變并非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也不是球場上的什么事令我頓悟了。導致我心態(tài)轉變的，是一個新生命的到來——1967年，我的第一個孩子凱麗·克里斯蒂娜出生了。看著她漸漸長大，變得像個小大人一樣，我看待他人——包括我的隊友們——的眼光也發(fā)生了改變。我渴望照顧別人、幫助別人的感覺，我想，如果埃德森能做到，那么貝利也能做到。

    與此同時我也知道，世界已再次進入飛速發(fā)展變化的時期。1958年我們去瑞典參加世界杯的時候，每個看到巴西隊的人都心生驚訝，那時的世界對我們國家、我們的球隊幾乎一無所知。電視機是稀罕物，我們踢球的錄像極少，無法供對手研究我們的強項和弱點。這種情況到了上世紀60年代依然如此。實際上，在我的職業(yè)生涯中有很多精彩的進球都未能呈現(xiàn)在電影或電視中。1961年在馬拉卡納球場上，我為桑托斯俱樂部打入了一記goldeplaca——經典入球；當時沒有錄像設備，而球隊的官員們很想以某種形式紀念這個進球，他們就在球場外放了一個展示板，向人們展示我是如何晃過幾個防守隊員射門得分的。盡管如此，只有當天在現(xiàn)場看球的球迷才能對那個進球有個直觀的印象。

    這件事聽起來沒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對我們的運營和備賽都有影響，還決定著我們球隊的風格。沒有實況錄像的記錄，我們更像是一群有才華的個體，而非一支真正的球隊。我們不需要復雜的戰(zhàn)術，只憑感覺在球場上快樂地踢球。這是巴西隊尤其擅長的，也是我們能夠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現(xiàn)在，瑞典世界杯過去還不到10年，電視的普及已經拉下世界上所有神秘的面紗，足球當然也不例外。在1966年的英格蘭世界杯上，我們已經看到其影響了：別的球隊都有針對性地研究我們，制定復雜精密的戰(zhàn)術。現(xiàn)在，只把一群有天賦的球員集合起來再鼓鼓勁是不夠的，我們要有戰(zhàn)術、團隊配合，以及球隊領袖。

    有了這些感悟之后，我開始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1966年的失利。在與蘇格蘭踢平、受到教練的訓斥之后，我跟加林查只是忍氣吞聲地離開——這樣做是不對的。那時我們已是舉足輕重的球隊核心了，我們應該大聲說出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與之類似，在與匈牙利那場比賽中，當管理層不讓我上場的時候，我不該逆來順受地接受我的命運。

    也許，為了讓我明白這些道理，在英格蘭世界杯上的失利也是有必要的；也許，對我而言，暫時遠離國家隊一段時間也是有必要的。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積極的變化——桑托斯俱樂部的成績不錯，而我是隊里的最佳射手，也就是說，我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健康，我可以重回國家隊踢球，同時又不會影響到俱樂部的利益。此外，在國際賽場上，在1966年世界杯之后，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規(guī)定，如：比賽過程中若有球員受傷——就像當初我的情況那樣——可以換人；而1970年世界杯上還首次出現(xiàn)了紅黃牌，以控制比賽中的粗野動作。

    在經過仔細考慮，又與馬澤伊教授、妻子露絲、父母親等人交談之后，我給國家隊的領導打電話，問他們是否愿意讓我回去。他們說愿意。當時我就對他們許下諾言——從此刻起，我不僅要做一個得分手，還要成為球隊的領袖。

    10

    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

    1969年之初，距離我們出發(fā)去參加墨西哥世界杯還有1年多時間，國家隊的管理層做了一件令我們頗為驚訝的事：他們請來了若昂·薩爾達尼亞擔任國家隊的主教練。薩爾達尼亞是一位著名記者，1966年世界杯時，在批評國家隊混亂而妄自尊大的人中，他是聲音最大的一個。他魅力非凡、擅長辭令、自信滿滿。以前的巴西主教練不會特意指定某個或某些球員，唯恐會冒犯到其他的球員；但薩爾達尼亞不是這樣，他剛上任就宣稱要選出幾個核心球員并仰仗他們。

    “我的球隊是由11只野獸組成的，他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薩爾達尼亞對新聞界的老同事們說道，“他們會跟我同進退、共生死；不成功，便成仁！”

    就這樣，我們就變成了“薩爾達尼亞的野獸”。剛開始的時候，這種組合方式看上去的確挺好，薩爾達尼亞并沒有跟以往一樣組建一支巴西全明星隊，而是把幾支俱樂部的核心球員集合到了一起，讓這些早已相互熟悉的球員一起踢球。此舉解決了以往國家隊中配合不夠默契的問題——這支國家隊中大多數(shù)人都是來自桑托斯和博塔弗戈這兩個巴西當時最好的俱樂部。我們贏下了1969年幾乎所有的比賽，預選賽中一場未輸——這是先前從未有過的事。

    可惜的是，薩爾達尼亞也有黑暗的一面。初識時的自信變成了危險、古怪的自大心理；他情緒很不穩(wěn)定，酗酒的惡習也是人盡皆知?！都~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曾說他“直率、急躁、好斗，不切實際”。對那些膽敢批評他執(zhí)教事宜的人，不論是媒體還是球迷，他都是加以斥責。有一次他被一個里約足球俱樂部的教練批評得火冒三丈，拿著槍就追過去了，還好最后沒有人受傷。

    這些影響開始在球場上顯現(xiàn)出來。這一年的年末，我們在一場友誼賽中以1:2輸給了米內羅競技俱樂部——父親1942年曾試訓的那個俱樂部。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對陣阿根廷時，我們又以0:2輸了。在此期間，薩爾達尼亞去了墨西哥和歐洲，偵察我們未來對手的情況。剛一回來他就開始隨意將現(xiàn)有球員調出國家隊，并引入新人，拆散了原先球隊的核心，而從總體上來看的話，目前這支球隊的表現(xiàn)還是很不錯的。

    這次我決定不再犯1966年同樣的錯誤，我不愿再做那個逆來順受的超級球星。上次我曾經得到過教訓，這次我要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我先是想跟薩爾達尼亞直接談談，但他根本不愿跟我坐下來談話。所以，迫不得已，我向媒體表達了我的看法?！艾F(xiàn)在就大換血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說道，“我不認為現(xiàn)在是引進新球員的最佳時機?！?br/>
    現(xiàn)在想起來，薩爾達尼亞沒拿槍追殺我真是萬幸；但他的反應跟殺我也差不多了。他對媒體說，現(xiàn)在是時候給巴西年輕一代球員表現(xiàn)的機會了；在與阿根廷的一場比賽之前，他未把我放進首發(fā)名單，說是出于紀律方面的原因；另一場跟智利的比賽之前，他說考慮把我調出國家隊，說我的近視眼不利于夜晚比賽。

    這個關于近視眼的說辭實在是太可笑了。是的，我的確近視，這在我15歲進桑托斯俱樂部踢球的時候就體檢出來了；但這并不妨礙我踢球，事實上，近視甚至令我如虎添翼呢。在我最輝煌的那些年里，有些記者就曾提出一個有趣的理論：因為近視，所以我看到的球場要比正常球員眼中的球場寬闊很多。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有沒有科學依據(jù)，但近視絕不是我踢球的不利因素。

    每個人都知道薩爾達尼亞想干什么，而他的所作所為已經讓人無法容忍了。就在與智利的比賽之前，他被解雇了。我留在了首發(fā)名單中，并且打進了巴西隊5個進球中的2個。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嗎？沒有。被巴西國家隊解雇之后，薩爾達尼亞又回到了新聞行業(yè)，而有了不需負責任的發(fā)言權，他開始猛烈抨擊我們。他說格爾森——我們的明星級中場球員——患有心理疾病，說替補守門員里奧一直很苦惱，因為他的胳膊太短了。而我，在“近視”這個話題上他沒法再做文章，就說我的身材胖得不像樣；而這又被證實是假話。于是他又轉移了目標——在某天晚上的電視節(jié)目中，他說，真正悲哀的事實是貝利得了嚴重的疾病，但他無權說出真相。

    當時我在家里看了這期節(jié)目。聽起來不像是真的，我的感覺很好，但薩爾達尼亞說得太鄭重其事，我禁不住開始納悶——是不是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球隊的官員是不是出于憐憫或是不愿我從1970年世界杯上分心而故意瞞著我？畢竟這支球隊的管理層曾有過類似的“惡行”：他們拆過球員的信件、禁止我們質疑他們的決定……當時的巴西，球員有時只是被當成一種財產，所以，這些猜想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越是糾結，就越是相信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如癌癥之類。整晚我都睡不著，第二天早上我找到技術委員會和隊醫(yī)，要求他們對我說實話——我是不是病了？他們回答說，這純粹是胡說八道，只不過是薩爾達尼亞為了在公眾面前保住面子而編造出來的。但我還是親眼查看了過去和現(xiàn)在的體檢報告，然后才放下了心里的石頭。

    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我的怒氣也消失了。薩爾達尼亞有很多問題，有些問題也許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圍。他為1970年的巴西國家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幫助巴西足球重拾自信，在這一點上他值得大家的稱贊。最后，他死在了自己心愛的工作崗位上——1990年他在意大利參加世界杯期間去世，身份是：記者。

    11

    新的主教練不僅在風度舉止上跟薩爾達尼亞不同，他還是我的前隊友和好朋友——馬里奧·扎加洛。他是1958年和1962年巴西兩次奪冠時國家隊的核心球員。1950年世界杯決賽時，扎加洛也在馬拉卡納球場上，那時他還是一名18歲的士兵，來參加賽前的表演儀式。他觀看了那場比賽，也暗自發(fā)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從烏拉圭手中奪回獎杯。

    扎加洛擔任巴西主帥時只有39歲，只比球隊里的老球員大6歲，但他很快就樹立起了戰(zhàn)術大師、不玩陰謀詭計的形象。他贏得了球員們的尊重，一是因為他兩獲世界杯的光輝歷史，二是因為他身上的那股威懾力——扎加洛在巴西東北部長大，從小就在驚濤駭浪里游泳，從而鍛造出舉手投足間的自信和堅強。說實話，他是我見過的最鎮(zhèn)定的人。

    我找到扎加洛，對他保證說我不會惹麻煩——薩爾達尼亞只是個特殊情況，那種事不會再有了。

    “如果你不愿派我上場，我能理解?！蔽覍λf道，“我不會反對，我保證。但請直接告訴我，別玩花樣?！?br/>
    扎加洛笑了。“貝利，”他說道，用巨大的手掌拍著我的肩膀，“我不是傻瓜。你會上場的，相信我?！?br/>
    扎加洛頗為自信地保留了薩爾達尼亞的班底，只做了細微調整。他的英明決策之一就是將埃杜阿多·岡卡爾維斯·德·安德拉德——外號“托斯唐”或“小硬幣”——招入了國家隊。托斯唐是巴西隊歷史上最有才華、最有活力的球員，他15歲就踢上了巴西甲級聯(lián)賽，他少年成名，又跟我一樣踢的是攻擊型前鋒，所以被人稱作“白貝利”。不論是在球場上還是球場外，托斯唐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退役后當了醫(yī)師。媒體對此有些議論，說同時將我和托斯唐放在場上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風格相似，位置重疊，但扎加洛用他的自信和智慧打消了這些顧慮。事實上，很多人后來都說，1970年那屆國家隊里，場上經常會同時有四五個“10號球員”。

    這種安排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有些人批評我們，說我們是一支只有進攻、沒有防守的球隊。但扎加洛認為，只要能讓我們形成默契的配合，場上有多少才華出眾的球員都不會有沖突。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曾目睹過這種理念的實施難度。扎加洛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幫助他制訂決策；這種執(zhí)教風格是與1966年那種唯我獨尊、封民之口的氣氛截然不同的。我們球隊開會時，每個人都有機會發(fā)言，扎加洛只是坐在那里認真地聽著，他相信自己能夠容納各種聲音。就這樣，慢慢地，一支真正的球隊漸漸成型了。

    12

    就在我們準備去墨西哥時，政治再次干涉進我們的備賽事宜中來——其干涉方式也是前所未有。

    此時巴西軍事的首領是奧米利奧·梅迪西，他是一個強硬的保守派，同時還是一個球迷。數(shù)年間他在軍隊一路爬升，同時也關注著巴西足球的起起落落。他在接受某家報紙采訪時說，希望看到他最喜歡的球員——達里奧·何塞·多斯·桑托斯能代表國家隊參加1970年世界杯，此舉令我們大為驚訝。

    達里奧又被稱作“非凡的達達”，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球員，是巴西足球史上進球最多的球員之一，但當時的國家隊里進攻型球員已經人滿為患，并且，我們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打造了互相熟悉又彼此信任的球隊核心。所以，在這個時候，隊伍里實在沒有達里奧的位置了。

    梅迪西為什么要這么做？也許因為他是達里奧的球迷，是一個足球愛好者，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當時的巴西，還有些別的事情，這些事情只會增加我們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奪冠的壓力。在上世紀60年代末，巴西的軍變得更加、更異己，他們對媒體進行審查，在大學等機構里清洗可疑的“危險分子”，數(shù)以千計的巴西人國外。當時有一句很流行的話——“ameooudeixeo”——“要么喜歡，要么離開?！备愕氖?，軍事竟然開始拘捕普通百姓并對他們施以。1970年年初的幾個月里，就在我們忙著備戰(zhàn)世界杯時，一位名叫迪爾瑪·羅塞夫的大學女生被關進了巴西南部的一所監(jiān)獄并受到折磨：她被倒掛在金屬桿上遭受電擊。

    剛剛聽說這些事的時候，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種惡行是發(fā)生在納粹德國的，不應該發(fā)生在我們心愛的巴西。幾年過后，智利的軍事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發(fā)動流血政變，還有，阿根廷的“骯臟戰(zhàn)爭”。這些慘劇向全世界展示了南美的者是多么殘忍。很快，國家隊的教練和球員們就親耳聽到了類似的恐怖事件，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其嚴重程度，但它們的真實性已經毋庸置疑了。隊員們長時間地談論當天的事態(tài)。我們是不是該說點什么？我們是不是該表達？

    可是最后我們還是選擇了沉默。我們只是足球運動員，不是政客，我們不適合談論政治。而扎加洛也聽從了上面的要求，將達里奧招進了國家隊。我們仍是保持沉默——暫時明哲保身。

    13

    在我參加的歷屆世界杯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最瘋狂的一屆，也是最有趣的一屆。這屆世界杯有很多困難，如炎熱的天氣、高海拔的地理位置，還有時刻圍繞在我們身邊的混亂。但那些喧囂而有見識的墨西哥球迷喜歡我們，感謝上帝，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結果的。

    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墨西哥球迷的熱情吧：小組賽中，墨西哥隊以4:0擊敗了薩爾瓦多，賽后，數(shù)萬墨西哥球迷冒著大雨擁上首都墨西哥城的街頭。他們聚集在世界各國記者下榻的酒店門外，將主辦方為本屆世界杯制作的直徑近4米的玻璃足球拆下來，歡呼尖叫著將其一路滾到了2英里之外的中央廣場，然后在一片歡樂中將其變成碎片，分發(fā)給眾人充當紀念品……

    有些球隊根本無法適應這里的環(huán)境。有的比賽場地條件太過惡劣，比如說，比賽地之一的托盧卡市海拔高達2743米；再比如說，為了讓歐洲的球迷看到直播，國際足聯(lián)把有些比賽安排在中午的烈日下進行，而有的球員根本適應不了這里的高溫天氣，有些比賽中——比如德國和秘魯?shù)谋荣悺麍霰荣惽騿T們似乎只愿待在看臺下那一點陰影里踢球。

    這是1950年巴西世界杯以來第一次在拉丁美洲舉辦的世界杯，歐洲人非常擔心異域的病菌和危險因素。英國人從國內運來了瓶裝水，還試圖空運一些腌肉和香腸過來，還有自己的大巴車、小桌子等等。但他們未能如愿，墨西哥說害怕這些東西會帶入口蹄疫病菌，就把所有英國運來的香腸在機場焚燒了，英國人只能吃墨西哥本國那辣死人的香腸。

    巴西隊也多多少少受到了這種氣氛的影響。就在我們抵達后不久，墨西哥當局拘捕了9名嫌疑人，說他們要密謀綁架我。此后巴西隊的管理層就要求我必須每晚換一個房間睡覺，球隊的安保也升級了，甚至還為我指派了一名貼身保鏢。這些事現(xiàn)在聽起來挺嚇人的，當時在某些方面來說也的確如此；但我當時并沒有把它們放在心上。我前面曾經說過，生在那個時代，就得學著去習慣那些混亂的情況。我也是這么做的；所以，跟以往一樣，我每天都睡得很安心。

    主教練扎加洛和球隊的管理層盡力讓我們處在一種舒適、安寧、遠離紛擾的環(huán)境之下。巴西隊是16支參賽隊中最早抵達墨西哥的，我們在首場比賽前1個月就趕過來了。我們的小組賽是在高海拔的瓜達拉哈拉市舉行，早來是為了盡快適應這里的環(huán)境和氣候；但我認為，球隊主要是想讓球員們更多地待在一個地方，避免再受到1966年世界杯期間那種狂歡節(jié)似的氣氛影響。他們希望我們能一起生活、一起訓練、建立紐帶。

    到那時為止，球隊的核心球員已經集訓了一年半的時間。在球場上，我甚至能提前預知到隊友的跑位，反過來也是一樣。到達墨西哥之后，我們的默契程度更高了，我們一起吃飯，一起看比賽錄像，感覺就像是兄弟一樣。

    一天晚上我給妻子露絲打電話，她對我說，全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為我們祈禱。于是我就想：如果能讓隊員們也成立一個祈禱小組是不是很好呢？我將這個想法告訴了隊長，亦即我在桑托斯俱樂部的隊友卡洛斯·阿爾貝托。他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于是我們又把這件事告訴了球隊管理層的安東尼奧·德·帕索，接著，托斯唐、皮亞扎，還有受人敬重的助理教練馬里奧·亞美利哥也加入了我們。很快，包括球員在內的巴西代表團的40名成員都加了進來，我們每天晚飯后都一起祈禱。這件事并沒有強制命令，但不論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自覺參加。

    我們每天都要為祈禱找一個主題：疾病、越戰(zhàn)、國內的政局、親人的健康……但我們從未祈禱去獲得本屆世界杯的冠軍，我們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在比賽中受傷，我們祈禱上帝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祈禱他保佑家人的安康。

    說實話，與1958年瑞典世界杯相比，1970年這屆巴西國家隊并沒有那么多才華橫溢的球員。國內認為我們能奪冠的人也不多，有些記者甚至認為我們連小組賽都不能出線。但是，看著大家每天祈禱，每天在一起生活，以我10多年職業(yè)生涯的眼光來看，這支隊伍身上有種此前從未有過的東西。在訓練中，在比賽中，我們的表現(xiàn)遠遠超過了每個人才能的總和。我們踢得非常好，進而也漸漸意識到，我們擁有某種特殊的東西。

    這是足球教會我的另一個道理，而在1970年世界杯之前我從未領會到。在墨西哥，在祈禱中，在訓練中，在球隊會議中，在吃飯、打鬧中，在隊員的兄弟情義中，我終于發(fā)現(xiàn)了一群球員真正融合在一起意味著什么。我看到的，是一支隊伍的力量。

    14

    1970年世界杯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好像過去的巴西足球曾經歷過的恐怖和不安再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而要想奪冠，就得一個一個把它們消滅。

    第一場比賽就是這樣。

    我們首場比賽的對手是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世界杯時，正是在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賽中我拉傷了肌肉，缺席了剩余的比賽。關于那場比賽，除了我的傷痛，我記得的還有職業(yè)生涯中見過的最高尚的體育道德精神。在我受傷之后，因為當時的規(guī)則不允許換人，所以我就仍然待在場上；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員本可以繼續(xù)“攻擊”我的傷腿或維持粗暴的防守策略，從而徹底把我“廢掉”。這樣做可以把我傷到不能上場，從而獲得多一人的優(yōu)勢去贏下比賽。但這樣同樣可能會令我的腿傷長時間無法痊愈，甚至再也不能踢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員們在剩下的時間里放棄了對我的逼搶。尤其是這三個球員——馬索普斯特、波普盧哈爾、拉拉，在我接到傳球之后，他們甚至會后退兩步，拉開與我的距離。他們在保證我沒有威脅的前提下，讓我安全地踢完了比賽。那場比賽最終以0:0收場。時至今日，我仍對捷克斯洛伐克球員的風度心存感激。

    賭博公司將1970年這支捷克斯洛伐克隊列為強隊之一，而鑒于以往交手的經歷，我們當然也不敢對其掉以輕心。但我們現(xiàn)在也有比賽錄像可供研究了，而我賽前曾花大量時間觀看歐洲球隊的比賽錄像。在錄像中，以及在此前踢過的友誼賽中，我發(fā)現(xiàn)歐洲球隊的守門員新學會了一種技術——當足球在對方半場時，他們習慣于站在大禁區(qū)前沿離自家球門很遠的位置，似乎是充當后衛(wèi)的角色。所以，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賽開始后，當我發(fā)現(xiàn)他們的守門員維克托也是這樣的時候，我決定試一下自己的運氣。

    我持球向前跑動，剛剛過了球場中線，距離對方球門大概有60米的距離，這時我一腳將球高高踢起。這時我聽到了看臺上觀眾們的抱怨聲：“貝利這是在干什么？”接著足球沿著拋物線向球門的右門柱飛去，而維克托大驚失色，轉身向球門奔去。觀眾們這時才明白我這腳球的目的，他們的抱怨立刻變成了歡呼。

    我還在球場上跑著，眼看著足球飛動、下落……卻擦著門柱出了底線，沒進。觀眾們發(fā)出失望的嘆息聲，接著又贊賞地鼓起了掌。而這時的維克托仍一副心有余悸的樣子，似乎剛剛經歷過車禍一樣。

    奇怪的是，雖然沒有進球，卻有很多人說我那次射門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值得記憶的時刻。事實上，即便到了今天，有人在見到我時還會對我說，在我所有的比賽中，那是他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場。唯一可惜的是球沒進！

    當時我的失望感并未駐留太久。上半場雙方1:1打平。但下半場剛剛開始，格爾森就傳給我一記長傳球，我胸部停球，未等足球落地——在維克托還沒明白過來之前——就凌空抽射將球踢進球網。

    2:1。

    當天下午捷克斯洛伐克踢得也很好，但我們的進攻火力太猛了。雅伊爾津霍——我們的明星前鋒——隨后又打入兩球。最終比賽以巴西4:1獲勝。在這場比賽中，我們展示了作為一支球隊的能力，我們擺脫了以往的種種錯誤踢法，并且用中場吊射這樣的神來之筆向所有的對手證明：那支球風華麗的巴西隊又回來了。

    “近視眼”那種說辭銷聲匿跡吧！

    15

    我們的下一場比賽是兩個世界杯冠軍之間的宿敵之戰(zhàn)——巴西對英格蘭。這場比賽我已經盼了4年，并極度渴望上場。我們知道這場比賽可能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難踢的比賽之一，但我們同樣知道，我們有一個可怕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墨西哥的球迷。

    英格蘭的主教練阿爾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戰(zhàn)術大師，我對他非常欽佩，但他在1966年世界杯的奪冠之路上戰(zhàn)勝阿根廷之后，曾說阿根廷的球員都是“野獸”，這句話惹怒了一部分人，拉丁美洲的有些人甚至將其視作對自己的侮辱，并公開表達他們的憤怒之情。在我們與英格蘭比賽的前一天晚上，200多名墨西哥球迷聚集在英格蘭隊下榻的酒店外面，他們拿著鼓、平底鍋、喇叭等“噪音制造器”，一直鬧到凌晨3點，直到鳴槍示警才四散離去。

    正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屆瘋狂的世界杯！

    拉姆塞教練還放出話來，說英格蘭不僅要從我們這個小組出線，還要重現(xiàn)1966年的輝煌，再奪世界杯。他說這些話是有根據(jù)的——他有一支實力雄厚的球隊，其中包括博比·摩爾、博比·查爾頓等4年前那支奪冠球隊的老隊員。但在比賽那天，瓜達拉哈拉球場內的球迷似乎還在繼續(xù)前一晚的“聚會”——我從未見過如此喧囂的球迷?？磁_上幾乎都是墨西哥人，雖說來現(xiàn)場看球的巴西人只有200來個，但幾乎所有人都在為巴西喝彩。我感覺就像是在主場作戰(zhàn)。這簡直太棒了。

    我們同樣得知，全世界都在觀看本屆世界杯。在過去4年的時間里，電視機的普及速度太快了，1970年世界杯也是首次以彩色畫面轉播比賽。而記者們報道說，巴西與英格蘭的這場比賽可能是有史以來觀看人數(shù)最多的一場比賽，僅在英國就有2900萬人收看了比賽，幾乎和觀看人類首次登月的人數(shù)相當。

    扎加洛教練一如既往保持著冷靜和鎮(zhèn)定。他在賽前對我們說，不要聽信那些宣傳，也不要被球迷所影響?！皠e以為跳跳舞就能輕松獲勝，”他如此說道，“也不要急于在一開場就進球?！?br/>
    比賽開始才10分鐘，我就有機會證明他的說法是錯誤的。雅伊爾津霍突破了防守隊員，將球傳進了大禁區(qū)里。我高高躍起，睜大眼睛，將球頂向球門。在頂?shù)角虻哪且豢?，我就知道這球能進，但英格蘭的守門員戈登·班克斯做了一次精彩的撲救，將球托出了橫梁。這可算是世界杯史上最漂亮的撲救之一了，而雙方上半場也以0:0結束。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我那個頭球進了并贏下了比賽，那么其表現(xiàn)出來的還是個人能力，而非整體足球。如果說1970年這支巴西隊是一個整體的話，那么我們就得用一個團隊配合的進球來證明它，去展現(xiàn)我們在過去一年時間里培養(yǎng)出來的默契。

    下半場進行了14分鐘之后，托斯唐傳給我一記美妙的“nolookpass”。“帶球的時候我并沒有看貝利，”他后來說道，“但我知道他的跑位是怎樣的，因為每次我沿著左路突破時，他總是會包抄到中路。不會錯的?！惫唬以谟⒏裉m隊球門前接到了那個傳球，但我并沒有起腳射門，在吸引了2名防守隊員之后，我又將球傳到了右邊——雅伊爾津霍正等在那里，無人防守，他跟上一步，將球打進球門。

    守門員對此無能為力?？磁_上的墨西哥球迷都樂瘋了。巴西1，英格蘭0。

    1:0也是全場比賽的最終比分。這是一場艱苦的比賽，也是團隊足球的勝利。數(shù)十年后扎加洛還說那是他“看過的最精彩的比賽”。

    賽后，墨西哥的球迷來到我們入駐的酒店慶祝我們的勝利。到處都是人，大約有好幾百個，他們笑著，拍著我們的后背稱贊我們，還到走廊和我們的房間里大喝啤酒和龍舌蘭。連我的保鏢都有些應接不暇——有個球迷溜進了我的房間，把我的14件球衣一掃而空，都拿去當紀念品了。我并不十分在意，但我下場比賽可就沒衣服穿了！球隊的管理層想起來，上場比賽結束后我跟英格蘭隊的博比·摩爾互換了球衣，他們甚至想去找他把我的球衣要回來。但最后他們還是想辦法緊急空運了一些球衣過來，解決了我的“無衣之急”。然后我們就繼續(xù)慶祝去了。

    就像先前我說過的那樣——生在那個時期，你只能適應其混亂。

    16

    我們接下來的那場比賽也很棘手——在小組賽最后一場比賽中，我們以3:2戰(zhàn)勝了羅馬尼亞，在四分之一決賽中遇到了英勇的秘魯隊。與秘魯?shù)谋荣悓ξ矣刑厥獾囊饬x，因為他們的主教練是迪迪——我的好友，“埃塞俄比亞王子”，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帶領我們奪冠的巴西隊長。他退役之后繼續(xù)發(fā)揮余熱，將秘魯隊訓練成了一支素質超群、攻擊犀利的強隊。我們的比賽打得大開大合，整場都是進攻與反擊，從觀眾的角度來說，這場比賽是非常好看的。最后巴西4:2贏了。

    賽后大家都趕到球員休息室去收聽比賽轉播——此刻墨西哥城正進行著一場膠著的比賽，而其結果將決定誰是我們在半決賽的對手。雖然大家都懷著剛剛打敗秘魯?shù)挠鋹偅块g里針落有聲。大家都不作聲，事實上，比賽結束后沒有一個人去洗澡換衣服。我們的心思都放在了這場比賽上。

    常規(guī)比賽時間結束，雙方打成0:0，隨后進入加時賽。最終，在加時賽接近尾聲時，一支球隊進球獲勝。

    我們面面相覷。

    我們都笑了。

    大家都覺得難以置信。

    我們的下一個對手是——烏拉圭。

    17

    我這一生中曾發(fā)生過很多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你或者可以將其稱作“巧合”，但我覺得這個詞不足以形容其奇妙。是的，我相信，在我們人生的某個時刻，上天自有其安排。巴西在半決賽中對陣烏拉圭——20年前心碎馬拉卡納球場之后，第一次又在世界杯決賽中遇到宿敵，我不知道該怎么去解釋這種巧合。我覺得上帝并不在乎球場上是誰跟誰在踢球，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還是將我們送上這樣一段旅程，幫助我們成長，同時感激他的眷顧。現(xiàn)在，那個當天哭紅了眼睛向父親承諾一定會在世界頂級賽場上找烏拉圭報一箭之仇的小男孩，終于有了踐諾的機會。只有上帝才能解釋這種巧合。也許有一天我會親自問問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屆巴西隊里，幾乎每個人都跟1950年的世界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幾乎所有隊員——那時還都是小孩子——都在那一天收聽了比賽，又在賽后跟家人一起痛哭流淚。扎加洛教練當時就在現(xiàn)場看球。而年輕的隊員——當時也許還不會走路——也明白這場比賽的重要性。巴西的媒體……他們更不會忘記這場比賽的意義，國內的報紙紛紛刊登9歲貝利的舊事，更加渲染了這場比賽的復仇氣氛。

    “哪怕得不到世界杯都沒關系，但這場一定要打贏烏拉圭！”我記得一位隊友如此說道，“20年了，他們一直都像是巴西喉嚨里的刺?。　绷硪粋€隊友說。

    我想說些什么，好讓隊友們保持冷靜；我想讓大家別受宣傳的影響，以平常心對待與烏拉圭的比賽，但我說不出口，因為那都是假的。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沸騰。我們的壓力太大了，比賽開始后，好像歷史又要悲慘地重演。

    開始時我們發(fā)揮明顯失常，失誤頻頻。烏拉圭隊擺出的是鐵桶陣般的防守：他們10名球員全部退到自己的半場進行防守，前面只留下1個前鋒。20分鐘過去了，烏拉圭首先進球，取得了1:0的領先。巴西的電視和廣播中再次泛起緊張的情緒——歷史真的會重演嗎？

    巴西的球員們重新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默契，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傳球變得更加清醒和冷靜。我們的狀態(tài)回來了。傳球的空當也打開了。我們不再退縮，開始前壓。就在半場結束之前，克洛多瓦爾多接到托斯唐的傳球，扳平了比分。

    半場休息過后，我們回到場上，狀態(tài)已經完全恢復，這時的我們傳球精準，射門巧妙，意識超前，故而也被稱作“足球史上最具觀賞性的球隊”。有一個場景是很多人都記得的：我從托斯唐那里接到一個傳球，在帶球前突時一個假動作晃過了守門員，找到射門的空當。但可惜的是，那個球打偏了。真是有意思，1970年世界杯上我的射門中，沒進的那些球反而比進的那些更有名氣！那場比賽我的運氣不佳，但隊友們的表現(xiàn)都很出色，最終我們以3:1戰(zhàn)勝了烏拉圭。

    賽后在走下場的時候，我好像又變回了9歲。我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巴西隊的球員們都是如此；我們感覺童年時的委屈和20年的壓抑終于有了揚眉吐氣的時候。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它過于美好，令人不敢相信，就像是我們斬殺了一頭追殺我們多年的惡龍一般。而為了讓這個成就更加圓滿，勝利的果實更加甜蜜，我們只需再贏下一場比賽即可。

    18

    一路披荊斬棘進入決賽，我們感覺自己是無可阻擋的——連強大的意大利藍衫軍團都不行。

    意大利的足球傳統(tǒng)一點都不比巴西差。此前我們都獲得過2次世界杯冠軍，而在打法上，意大利似乎跟巴西的攻勢足球是兩個極端；他們以防守見長，本屆世界杯以來的五場比賽中，他們只失去了4個球。有些專業(yè)人士認為，我們的比賽將會很艱難，一位英國作者將其稱作“矛與盾的對抗”。我敬佩意大利隊的堅強和韌勁、他們的才華和意大利球迷對足球的熱情。這一定會是一場極好的比賽。

    這場比賽同樣還有歷史意義：數(shù)年前國際足聯(lián)就決定，如果一個國家奪得了3次世界杯，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這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圓滿。雷米特杯經歷過很多離奇事件：1938年意大利曾獲得當年的世界杯冠軍，暫時保有雷米特杯，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當時國際足聯(lián)的副主席是意大利人奧托里諾·巴拉西，他把獎杯藏在床下的鞋盒子里，以防落入壞人之手。1966年雷米特杯在英國世界杯前夕失竊，英國開展全國搜索，一個星期之后被一只名叫皮克斯的小狗在樹籬下發(fā)現(xiàn)——用報紙裹著。大家想必也能明白，在經歷了這么多年的坎坷之后，不論是巴西還是意大利最后把它帶回家、讓它從此安頓下來，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比賽當天，墨西哥城天降大雨，比賽前才停。有人說大雨導致球場泥濘，對防守風格的意大利隊更加有利；幸運的是，大雨對我們的秘密武器——現(xiàn)在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墨西哥助威團并無影響。當天到現(xiàn)場看球的墨西哥球迷達到了10.7萬人，他們熱情地為巴西隊加油打氣，不僅是因為同為拉丁美洲同胞的情誼，還有他們對意大利隊的怨恨——在四分之一決賽中，意大利以4:1淘汰了墨西哥。

    比賽開始之后，外界的種種影響就都消失了，我們全身心地投入比賽，心思全放在了球員之間的配合上。于是，令我們欣慰的——我們的默契達到了完美的程度。托斯唐和里維利諾制造出了一個機會，我在球門一側高高躍起——某家報紙說是“像條大馬哈魚躍出水面一樣”；當時正有一位意大利球員對我貼身防守，但小時候父親對我進行的傻瓜一樣的重復訓練再次有了回報，我滯留在空中，頭恰恰頂在球上，足球越過意大利守門員恩里科·阿爾貝托西伸出的手掌，打破僵局。

    巴西1，意大利0。

    但隨后意大利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場以1:1結束。回到休息室之后，我們都很鎮(zhèn)定，大家的話都不多，連以往中場休息時鼓勁打氣的話都沒有——因為我們彼此信任，大家都知道，只要我們繼續(xù)努力，像一個整體一樣踢球，結果就一定不會讓我們失望。

    的確如此。1970年世界杯決賽的下半場是我迄今為止最美好的經歷。這么多年過去了，每當想起當時的情景，我都激動得渾身起雞皮疙瘩。那是競技能力、執(zhí)教水平和團隊合作的完美融合。下半場前20分鐘里，我們不斷沖擊，不斷進攻，但總是沒有收獲。終于，一次完美的團隊配合——格爾森將球傳給埃維拉爾多，埃維拉爾多又傳給雅伊爾津霍——我們的攻擊尖兵；這時意大利的防守隊員向他緊逼過來，雅伊爾津霍又把球傳給了球門前的格爾森，后者拔腳怒射，球進了。

    巴西2，意大利1。

    剛剛過了5分鐘，亦即全場比賽的第71分鐘，格爾森又組織了一次進攻。他穿破意大利的防線，看到我靠近球門，就傳給我一個高球，我跟上半場頭球攻門一樣跳起，把意大利守門員嚇了一跳；但這次我并沒有把球頂向球門，而是擺渡給了埋伏在球門另一側的雅伊爾津霍，他輕松射門得分，從而成為了在一屆世界杯上的每場比賽都有進球的球員，這個紀錄至今無人打破。

    巴西3，意大利1。

    比賽的第86分鐘是我職業(yè)生涯中最難忘的時刻。我在對方球門前拿到球，我本可以自己射門，但我通過眼角余光看到卡洛斯·阿爾貝托正從右側插上?？逅埂ぐ栘愅惺俏以谏Ｍ兴咕銟凡康年犛?，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個后衛(wèi)，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是沒有射門攻門機會的，在世界杯比賽中更是如此。但在這一刻，在這上天眷顧的日子里，他在門前有了一個絕佳的射門空當，所以我就將球傳給了他，他亦將其轉化為一個進球。

    巴西4，意大利1。

    對我而言，下半場巴西隊的這些進球就像是一個圓圈終于合上了口子。1958年我首次參加世界杯的時候，只是一個沖在前面的得分手；現(xiàn)在，我起到的是當年迪迪的作用——為隊友創(chuàng)造進球機會。我感到很自豪，這是我一直夢想的角色。

    終場哨聲響起，人們擁到球場上。他們把我、格爾森、雅伊爾津霍、卡洛斯·阿爾貝托扛在肩膀上巡游全場。我頭上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頂墨西哥寬檐帽，我把它留下了，至今把它放在巴西的家里以作留念。接著就是“掠奪”紀念品的時刻，我的上衣在混亂中不見了，不過其余的衣物都幸免于難，在這一點上我很幸運。最慘的是托斯唐，他幾乎被人扒光了——球衣、球褲、鞋，甚至連襪子都沒給他留下！我們笑得前仰后合，停都停不下來。30分鐘的狂歡過后，人們漸漸安定下來，我們也回到了休息室里。

    幾乎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觀點：這場比賽非常經典。意大利隊的主教練賽后說：“巴西的隊員們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必撠煻⒎牢业乃栁魉箠W·布爾尼什在多年之后說：“比賽前我告訴自己，貝利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跟大家是一樣的。但是我錯了?！庇摹缎瞧谌仗┪钍繄蟆贰?966年世界杯后說我是個“悲哀的百萬富翁”的那家報紙——的頭版頭條標題是：《貝利這個名字怎么寫？g-o-d》。

    這種前后轉變真是太甜蜜了，但我最開心的時刻還是在賽后的休息室里。我坐在那里跟隊友們喝著水，這時感覺有人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開始我還以為又是一個記者，所以就沒回頭。

    這時布里托對我說：“嘿，伙計，是扎加洛啊?！?br/>
    我轉過頭，站起身來。我們的主教練就站在那里，臉上掛著喜悅的淚水。對我而言，他就是一個永恒的存在——在巴西獲得的3個世界杯冠軍里，都有他的貢獻。他一直都在，開始是我的隊友，現(xiàn)在則是我的教練。我們長時間緊緊擁抱，拍打著彼此的后背。

    “我們一起奪了3個冠軍了，”我抽泣著說，“沒有你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19

    我的國家隊歷程終于到了結束的時候。1971年，又踢了幾場友誼賽——告別賽——之后，我就從國家隊退役了。

    這一次，促使我做出這個決定的仍是政治。在贏下1970年的世界杯后，巴西的軍事將我們的勝利用作宣傳工具，借以掩蓋巴西的種種問題。在此期間，非法拘捕和的傳聞有增無減。政治雖然不是我選擇退役的唯一原因，但它絕對是其重要因素。我受不了有人利用我們的勝利去掩蓋他們的暴行。

    現(xiàn)在回頭去看當時的情況，我很后悔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沒有站出來針對百姓受到的和虐待說些什么。我想，在我這一生中，因為對足球過于專注，反而使我變得十分保守——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說我更愿意去接受現(xiàn)狀。成年之后的我還跟小時候一樣，只想著上場踢球。我有時候甚至會認為，只要不去挑明那些問題，就能讓政治遠離足球，從而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賽中去。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很多年過去后，2011年時，機緣巧合之下，我跟迪爾瑪·羅塞夫坐在了同一架飛機上。她就是前文中我曾提到的、在1970年被巴西軍事的年輕左翼激進分子；現(xiàn)在，她是巴西的民選總統(tǒng)。她任命我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而我們在飛機上的談話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國家層面。

    “足球振興了巴西，但它也掩藏、遮蓋了很多問題，”迪爾瑪對我說道，“我們希望巴西能像足球場上的表現(xiàn)一樣好，這就是我跟同志們的奮斗目標?！?br/>
    “我們不如貝利有名氣，”她繼續(xù)說道，“所以我們需要用別的方式去吸引民眾的注意力?！?br/>
    “現(xiàn)在我是巴西的總統(tǒng)了。我仍將致力于推動巴西的發(fā)展。”說到這里，她倚到座位的后背上，笑了，“你能明白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嗎？”

    我也笑了：“這倒是咱們倆的共同之處。我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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