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jīng)常有人問我：“在你的職業(yè)生涯中，是否有過壓力太大、壓得你喘不過氣的時候？”有，我答道。
有過一次。但反過來，它也為我掀開了人生最精彩的篇章。1969年，亦即墨西哥世界杯之前的那一年，我的職業(yè)生涯迎來了一個里程碑——1000個進球。
這是個很難達成的成就，造成其難度的部分原因是我需要參加的比賽數(shù)量。
這些進球包括我為桑托斯俱樂部、為國家隊還有從瑞典回來后在軍隊里比賽打進的所有進球。
贏得了那屆世界杯之后，跟所有巴西上世紀5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年滿18歲的我去服了1年兵役。
這是一件好事，它證明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不能搞特殊化，而這個安排也給軍隊帶來了好處——他們的內(nèi)部足球賽上多了一個優(yōu)秀的前鋒！
1000是個不小的數(shù)字，包含了太多的汗水和努力。我在前文中也提到過，桑托斯俱樂部安排了太多的比賽，希望利用我們的名氣盡量撈錢。
比如說，1969年3月份，我踢了9場比賽；4月份，6場；5月份，6場；7月份，桑托斯俱樂部先后與科林蒂安斯、圣保羅、帕爾梅拉斯三個強隊交手，此外還跟以防守見長的英格蘭踢了一場球（最后我們以1:0獲勝），在這個月的月末，我們又到意大利米蘭參加了一場激烈的國際比賽。
這個月還算輕松的，因為只有相對較少的5場比賽。不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總有些人在貶低我1000個進球的意義，說那只是比賽太多的結(jié)果。
我的回答是：球隊的安排不是我能做主的。我覺得，就憑我沒有累癱在球場上這一點，也是值得一點贊美的吧。
不管怎么說，絕大多數(shù)人還是認為這個進球量是值得慶賀的。
“貝利的1000個進球要比巴比·魯斯職業(yè)生涯714個全壘打更厲害一些?！泵缆?lián)社在當時如此評論道。
巴西詩人卡洛斯·德魯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評價則公正得多：“其困難之處、非凡之處，不在于打進1000個球，而是在比賽中像貝利那樣進球?！比藗兊姆N種好話只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你得達到他們的預期。
1969年10月我完成了第990個進球，卻突然感到身心疲憊，還有些慌亂。
我不喜歡所有壓力都放在我一個人身上的感覺，就跟數(shù)年后在我的
“告別賽”上那種莫名的緊張一樣。沒有人關(guān)心我是否緊張，他們也不需要這樣做。
我是個職業(yè)球員，從事著熱愛的事業(yè)。此后每過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記者數(shù)量都在增加；客場作戰(zhàn)時，他們會舉行游行、懸掛旗幟甚至邀請游行樂隊準備為我慶?！沂撬麄兊膶κ职?！
在種種期盼的重負之下，我卡殼了。第1000個球遲遲不來。那段時間里，有一場比賽甚至是以0:0結(jié)束，這在以進攻見長的巴西足球聯(lián)賽上是很少見的。
在薩爾瓦多市與巴伊亞隊的比賽中，我有個射門偏出了門柱，另一個則是失之毫厘——在進球的一剎那被后衛(wèi)從球門線上擋出來了。
我的壓力越來越大，狀態(tài)也失常了，桑托斯俱樂部甚至決定讓我在跟若昂佩索阿一個弱隊比賽時充當守門員。
我能打這個位置，因為在巴魯時我就常常當守門員，而多年來我都是桑托斯俱樂部的替補守門員。
但這次安排明顯是球隊對我的照顧，他們不想讓我有太大壓力。就在我仿佛永遠困在第1000個進球的門檻上時，桑托斯迎來了它的下個對手——我們要在馬拉卡納球場迎戰(zhàn)瓦斯科隊。
我曾在馬拉卡納球場打過很多比賽，但只有這一場的氣氛最為緊張。當天是11月19日，巴西的國旗日。
馬拉卡納球場里座無虛席。球場里邀請了軍樂隊來演奏，還放了氣球。
我緊張得都快吐出來了。終于，一個傳球朝我飛來，速度高度都恰到好處，是我最喜歡的傳球。
這是頭球攻門的最佳時機。我高高躍起，像父親教我的那樣——頂球時睜大眼睛。
球進了！但是——我沒有碰到那個球。瓦斯科的后衛(wèi)雷內(nèi)在我之前搶到了點，本想解圍的他卻把球頂進了自家球門——烏龍球！
我無法相信！天哪，我再也進不了球了嗎？幾分鐘后，我?guī)蛲幌蚪麉^(qū)，被對方絆倒。
裁判的哨子響了。點球！我無法相信——第1000個進球就要來了嗎？
是的。我把球在罰球點擺好，卻發(fā)現(xiàn)自己在顫抖。罰球的時刻到了，我跑向足球，中途停頓了一下騙過守門員，然后將球踢進。
這次是真的了：球進了！觀眾們沸騰了。我跑到球門里，把球拿起來親了兩下。
看臺上燃起了煙花，人們都高聲歡呼著。一群記者和攝影師拿著話筒、扛著攝影機沖進場里，問我什么感受。
我此前并未想好進球后該怎么說，所以就說出了最近縈繞心頭的事：“我們應該照管好下一代，這是我們應該擔心的事。”我為什么要說這些話？
幾個月前，訓練完畢后我提前離開了桑托斯訓練場，這時我看到一群十二三歲的孩子——就是那種在巴西你給他們幾毛錢讓他們
“照看”你的汽車的孩子。這種事在巴西非常普遍，說實話有點勒索的意思。
當時他們正在我的停車位旁邊，準備偷旁邊那輛汽車。我問他們在干什么。
他們起初并不搭理我，后來認出了我是誰，才跟我說起話來。
“別擔心，貝利，”其中一個孩子安慰我道，
“我們只偷圣保羅隊的汽車?！蔽毅读艘幌拢又鵁o奈地笑了，我對他們說，偷誰的車都是不對的。
他們朝我笑了笑，四散離開了。但這件事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里，令我擔心憂慮。
小時候我也偷過東西——前文中說起過，我跟小伙伴們在巴魯?shù)幕疖嚿贤颠^一些花生去換取我們球隊的
“啟動資金”。盡管國家的經(jīng)濟在發(fā)展，但巴西孩子的生活還是太殘酷，太危險。
巴西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很快，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巴西就從一個農(nóng)村國家變成了城市國家。
巴魯老家那種街坊四鄰彼此熟悉的人際聯(lián)系隨著人們搬到城市里各謀生路而分崩離析。
現(xiàn)在的孩子，不像我們小時候一樣到河里游泳、到樹林里找杧果，而是躲在公寓樓的房間里吸毒。
對我而言，偷花生和偷汽車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當然，身為人父也令我對下一代的成長格外關(guān)心。
有趣的是，那一天，比起我的第1000個進球以及我為之付出的努力，人們記住的反而是我發(fā)表的那番關(guān)于下一代的言論。
事后，我受到了很多媒體的批評，他們說我蠱惑人心，或說我虛偽。但我覺得這樣做很好：利用那個特殊的時刻、借著全世界都在觀看這場比賽的時機，將人們的關(guān)注從球場上轉(zhuǎn)移到更嚴肅的事情、轉(zhuǎn)移到令我深深擔憂的社會問題上去。
隨著我慢慢變老，我開始意識到——足球能夠、也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而不僅僅是進球、助攻和奪冠軍。
盡管有很多的冷嘲熱諷和懷疑，但巴西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真真切切聽到了我的心聲。
2我還在為宇宙隊效力時，有一次在紐約參加一個雞尾酒會，這時一位優(yōu)雅的年長婦人被人引薦給我。
“很高興認識你，貝利，”她說道，
“我是尤尼斯·肯尼迪·施萊佛?！睌?shù)年前我曾見過她的哥哥約翰·肯尼迪總統(tǒng)，他魅力非凡、和藹可親，我為他在1963年的死而感到悲傷。
但到此刻為止，我對其家族的其他人以及他們各自從事的工作幾乎一無所知。
當天的雞尾酒會上，施萊佛夫人向我說起她于1968年開創(chuàng)的一個項目——在特殊人群推廣體育活動。
我對此產(chǎn)生了興趣。
“我們把它叫作‘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彼龑ξ艺f，
“要是你能幫我們推廣的話，那就太榮幸了?！蔽伊⒖叹徒邮芰恕Ｎ覐奈绰犨^比這更值得做的事。
此后多年時間里，我出席各種活動和會議、跟運動員們見面，以此來幫助推廣特奧會，也成了紐約與施萊佛夫人關(guān)系密切的人之一。
她莊重而機敏，一直對我很好。她說她喜歡巴西人的快樂天性，喜歡我們的音樂和舞蹈。
她一心想把特奧會辦成功。1968年第一屆特奧會作為一個田徑比賽在美國芝加哥市舉行，當時只有1500名運動員參加；而到了1993年，它變成了來自55個國家的運動員參與其中的盛事。
能在特奧會的發(fā)展中出一份力，是我這一生最滿意的經(jīng)歷。我永遠都忘不掉施萊佛夫人的那句話：“特奧會上，比的不是強壯的身體和敏捷的思維，而是應對身體障礙的不屈的精神?！蔽覟槊绹藢⒋壬?、商業(yè)、運動三者合而為一進行推廣的能力而震驚。
我在巴西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施萊佛夫人尤其擅長將人們聚在一起，既做了善事，又體驗了快樂，還掙了錢。
有這樣一個例子：我們一群人曾在周末3天聚在華盛頓為特奧會籌錢，同時推廣由克里斯托弗·里夫主演的電影《超人》。
參加活動的名人有很多，有史蒂夫·羅斯，有美國著名記者芭芭拉·沃爾特斯，還有亨利·基辛格。
施萊佛夫人的女兒瑪麗婭當時23歲，她是跟男友一起過來的，而她的男友是一個名叫阿諾德·施瓦辛格的奧地利健美運動員。
那時的他話不多，英語僅比我好一點。我問他在歐洲是否踢過足球，他笑著答道：“我喜歡舉重，那是我的強項?！薄冻恕肥子呈缴希ㄌ乜偨y(tǒng)夫婦也來了。
基辛格為了調(diào)動現(xiàn)場的氣氛，就說起了他當初在德國當足球守門員的經(jīng)歷。
“謝謝大家能來觀看這部描寫我人生的電影?！彼_玩笑道。接著，在正片開始之前，首先放映了一段特奧會的電影。
電影中的那些孩子訴說著體育對他們是多么重要、能讓他們找到信心和自我，全場陷入了沉寂。
這是一種令人心暖、意義重大的事業(yè)，對我也是一次珍貴的人生經(jīng)驗。
慈善、善行不是枯燥無味的，著眼于特殊的、實實在在的結(jié)果，它同樣可以很有成效。
帶著這些收獲，我回到了巴西，希望盡己所能為祖國做點好事。3上世紀90年代早期，巴西的情況似乎已經(jīng)跌到谷底，卻仍在惡化。
除了人們早已感覺麻木的經(jīng)濟問題，我們還經(jīng)歷了一系列人間慘劇，整個世界都為我們感到悲哀。
1992年，圣保羅卡蘭迪魯監(jiān)獄發(fā)生暴亂，軍警闖入監(jiān)獄平息暴亂，造成111人囚犯死亡。
就在幾個月之后，1993年，一群槍手朝數(shù)十名在里約熱內(nèi)盧的坎德拉里亞教堂外睡覺的流浪兒開槍射擊，8個孩子死亡（有些僅僅是十一二歲的少年）。
而這些槍手竟然是警察，他們對里約的犯罪事件心中惱火，于是就做出了這樣的報復行為。
坎德拉里亞教堂的慘劇令我以及很多巴西人感到震驚。我哭了好幾天。
這就是我最擔心的事，亦即1969年我所表達的對巴西兒童生存狀況的擔憂。
我們生活在一個病態(tài)的社會，貧困的弱勢群體無可依靠。當時的巴西，跟我小時候一樣，貧富差距的狀況未有絲毫改變。
社會階級之間的鴻溝深不見底，巴西已成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與此同時，巴西的人口也在以驚人的速度飆升：1956年——我離開巴魯前往桑托斯那一年——巴西的人口是6000萬；而到了1990年，其人口已是1億7000萬。
所有新增的人口都出現(xiàn)在城市里，原先的巴西是個農(nóng)村占主導的國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80%實現(xiàn)了城市化。
城市的規(guī)模太大，而工作崗位少之又少。很多人住在里約和圣保羅附近山上的貧民窟里，衣食不保，暴力事件頻發(fā)。
很多人都認為，這輩子是看不到情況會有轉(zhuǎn)機了。1994年美國世界杯期間，巴西國內(nèi)的總統(tǒng)選舉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我對此并未太過在意。我不喜歡憤世嫉俗，但我相信政治是巴西的問題，而非其解決方式。
新當選的總統(tǒng)與其前任略有不同，他是圣保羅的一位社會學家，名叫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他曾認真研究過巴西的貧窮現(xiàn)象及其原因，還曾在上世紀50年代做過研究，證明了巴西黑人在經(jīng)濟上遭受的機會欠缺。
在軍事獨裁時期，費爾南多·恩里克是一個左派分子，甚至曾經(jīng)流亡到智利和法國。
但他的政治觀一直在發(fā)展變化，現(xiàn)在，他想將巴西變成一個經(jīng)濟協(xié)調(diào)、有活力的現(xiàn)代化國家。
他并非魅力非凡，盡管他能流利地講法語、西班牙語、英語三種語言，說出的話卻常常讓普通百姓難以理解。
盡管如此，身為前任政府的財政部長，他在處理通貨膨脹方面的確有一手。
1993年時，巴西的國內(nèi)物價飆升2500%，達到了歷史的頂點；但到了1994年中期，物價就基本穩(wěn)定住，不再上漲了。
此舉深得國內(nèi)好評，他也因此辭去財長職務，參加了總統(tǒng)競選。費爾南多·恩里克同樣從足球這里
“借力”去推行自己的政策，這一點倒是跟他的諸位前任有些相仿。1994年7月1日，亦即當年世界杯上巴西與美國比賽之前3天，費爾南多·恩里克發(fā)行了新的貨幣，名叫
“雷亞爾”。他希望此舉能幫助穩(wěn)定物價。當然，新貨幣成功與否跟足球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但是費爾南多·恩里克后來說，如果巴西國民心情舒暢、對國家抱有信心的話，他們可能會更能接受雷亞爾的出現(xiàn)。
而能讓巴西國民心情舒暢、重拾信心的，除了贏得世界杯還有什么呢？
于是他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隊的命運掛鉤。那屆世界杯期間，他邀請記者及有關(guān)人士到他家里，坐在電視機前面觀看比賽，為巴西喝彩。
這么做其實是有一定風險的，畢竟巴西已經(jīng)有24年沒有贏過世界杯了。
但是，一切順利，巴西在玫瑰碗球場擊敗了意大利，獲得了世界杯冠軍。
說來也巧，雷亞爾的發(fā)行也獲得了成功。幾個星期之后，費爾南多·恩里克以微弱的優(yōu)勢當選巴西總統(tǒng)。
政治和足球在巴西再次有了連線。我真是無法相信。1994年年末，在就職典禮之前，我受邀到巴西利亞與費爾南多·恩里克會面。
我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費爾南多·恩里克很和善，也比我想象的要實際一些。
“我們有很多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讓更多的孩子上學，”費爾南多·恩里克對我說道，
“我們認為，從長遠來看，這么做能夠解決巴西的很多問題?！甭犉饋聿诲e，但我不知道這跟我有什么關(guān)系。
隨后他解釋道：“貝利，我想讓你來擔任新政府的體育部長?！边@可不算是什么新鮮事。
我感覺受寵若驚，這是當然的。但在過去10年當中，有三位巴西總統(tǒng)曾邀請我擔任這個職位，我都拒絕了。
我同樣拒絕了費爾南多·恩里克，然后禮貌地向他表示了感謝，準備起身離開。
“嗯，我理解，”他溫和地說道，
“但是，你在打進第1000個球時發(fā)出的呼吁，說是為了巴西的下一代的話，算怎么回事？”他隨后解釋說，在他想讓巴西的孩子們上學的計劃中，體育是一個基礎環(huán)節(jié)。
“這是一個機會，你可以做點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事來幫助孩子們。來吧，貝利。你怎么想？”我當時想的是：這家伙真厲害！
也許我真的該停止對巴西政治的空談，真正做點有積極意義的事了。不由自主地，我答應了費爾南多·恩里克的邀請。
在抱怨了國內(nèi)政治這么多年之后，我也要成為其中一分子了。4巴西是個隨意、悠閑的國家，很少見到一本正經(jīng)西裝革履的人，而即便是用巴西的標準來衡量，我都算是個無拘無束、不拘禮節(jié)的人。
所以，見到華麗莊重的巴西利亞，我們的首都，我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
這個城市里，到處是復雜的頭銜，深色的正裝西服，黑色轎車，還有那些講話——你得認識在場的每一位要人，才能開口說話！
朋友們甚至都不知道該怎么稱呼我了。埃德森部長？貝利部長？多年來我曾有過很多個綽號，其中有一些甚至帶有一些種族色彩，如
“老黑”和
“土人”。我剛上任的幾個月里，有些相識數(shù)十年的熟人過來看我：“嘿，土人，最近怎么樣？”接著他們臉色一白，忙改口道：“哦，對不起，埃德森部長……”我只是笑著對他們說：“沒關(guān)系，沒關(guān)系，輕松點……”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但我對自己的新職務很自豪。
能有一個官方的身份為祖國效力，我心感榮耀，也很感謝總統(tǒng)和國民對我的信任。
我還因自己是巴西第一個黑人內(nèi)閣部長而感到驕傲，巴西獨立已近兩個世紀，首位黑人部長的出現(xiàn)也表明了巴西的黑人在爭取機會的道路上奮斗了太久。
我很高興能夠打破這個障礙，這樣更多的黑人同胞就能走上相同的道路——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我驚喜地發(fā)現(xiàn)，在巴西利亞真的能做很多好事。正如費爾南多·恩里克所承諾的那樣，我們最大的目標是說服巴西的父母們把孩子送到學校去上學。
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不得不面對巴西的很多嚴峻問題，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貧窮。
1992年的一次研究表明，巴西5歲以下兒童營養(yǎng)不良的比率高達15%。
很明顯，對巴西來說，它不僅是當前的棘手問題，還會影響到巴西的未來。
全國總共有3200萬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這個數(shù)字比加拿大全國的人口都多。
我們相信，如果能讓孩子們到學校去上學，短期內(nèi)起碼能夠保證他們能吃得好一點，還能讓他們遠離街區(qū)上犯罪事件的影響；而從長遠來看，他們還能接受教育，而教育是改變貧窮命運的關(guān)鍵一步。
費爾南多·恩里克的一個想法是開展一個名叫
“bolsaescola”的項目——只要某個家庭讓孩子去上學，就每個月發(fā)給他們數(shù)美元的助學金。
事實上，此舉正是巴西教育情況的轉(zhuǎn)折點，也是很多貧困家庭生活的轉(zhuǎn)折點。
但以我個人的經(jīng)歷來說，除了助學金，這些孩子在學校里還需要某種愛好，以防產(chǎn)生輟學的念頭。
想當初，如果巴魯?shù)膶W校里有足球活動的話，我是不會總逃課逃學的！
所以，在體育部等處的很多人的幫助下，我們開啟了一個項目：在貧窮的社區(qū)設置低成本的運動設施，如足球場、籃球場等等。
我們將這些設施稱作
“vilasolimpicas”，亦即
“奧林匹克村”。這個名字能給人一種高檔的感覺，但建設每個
“vilas”往往需要近100萬美元的費用，而巴西政府當時資金匱乏，于是我們就從美國施樂等公司爭取贊助。
巴西的孩子們可以隨時使用這些運動設施，但是——這一點才是關(guān)鍵——要想使用這些設施，他們需要證明自己在學校有相當?shù)某銮诼省?br/>
這么做有兩個好處：一是迫使他們?nèi)W校上課，二是讓他們遠離學校外的毒品、犯罪等不良影響，哪怕是幾個小時都是好的。
這個設想其實很簡單，但成效是喜人的。在很多設置了
“vilas”的社區(qū)里，學校的出勤率上升了，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有的地方青少年犯罪率甚至降到了0。
1997年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和妻子希拉里到里約訪問，他們參觀了位于曼蓋拉小鎮(zhèn)上的一處辦得很成功的
“奧林匹克村”?？肆诸D總統(tǒng)發(fā)表了演講，他稱贊了這個項目所取得的成功，還向一個學生表示了祝賀——她是全家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
演講結(jié)束后，克林頓總統(tǒng)跟我一起走到足球場上。
“你可得讓著我點兒。”他笑著對我說道。我也笑了。記者們也都笑著，拍攝我們倆踢球的照片。
克林頓總統(tǒng)球踢得不錯！但是，說實話，我當時想的已經(jīng)不是足球了。
我對我們?nèi)〉玫某删透械礁吲d和自豪。我感覺，那一刻就是我之前努力奮斗的最佳回報。
我在足球上的成功給了我施展影響的平臺；我受到的教育給了我做事的能力；人們對我的信任、我和體育部的同事們的艱苦努力使得這個項目得以實現(xiàn)，對巴西兒童的生活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這是值得驕傲的一刻，對埃德森、對貝利而言都是如此。5迄今為止，為鼓勵孩子們上學而創(chuàng)辦的
“奧林匹克村”項目是我身為體育部長所做的最自豪的事。除此之外，我們還在巴西的印第安人群體、監(jiān)獄里的犯人們中間組織過足球比賽。
但是我要幫助的群體還有一個，那就是巴西的足球運動員。當時巴西的弱勢群體那么多，乍看之下，足球運動員似乎并不是迫切需要幫助的群體；但事實并非如此，有些與他們利益緊密相關(guān)的政策遲遲未能制定落實。
絕大多數(shù)外國人都認為巴西的職業(yè)足球一定是興旺繁榮的。畢竟我們有著全世界最豐厚的足球傳統(tǒng)，有大量球迷基礎，還有不斷涌現(xiàn)的足球天才。
所以，我們的聯(lián)賽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對吧？錯了。在上世紀90年代，巴西的俱樂部連球員的薪水都應付不來，其中部分原因是很多資金都被貪污了。
沒有人知道那些門票收入和球員轉(zhuǎn)會費到底去了哪里。社會上暴力事件頻發(fā)，球場里也變得不安全了，當然足球也難逃其影響。
結(jié)果就是，很多人都開始遠離足球圈，巨大的體育場內(nèi)——連馬拉卡納球場都算在內(nèi)——上座率都不過半。
與此同時，某些規(guī)章制度——或者說因為缺少某些規(guī)章制度——剝奪了球員們最基本的權(quán)利。
巴西的職業(yè)球員沒有退休金，沒有醫(yī)保，在與一個俱樂部的合同到期之后，他們甚至沒有權(quán)利成為
“自由球員”。如果他們不能跟現(xiàn)在的俱樂部續(xù)約，那么這個俱樂部就可以禁止他轉(zhuǎn)會。
這就跟賣了終身一樣。雖然有很多巴西球星在歐洲的俱樂部里掙大錢，但在國內(nèi)，很多球員甚至連生計都難以維持。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巴西并不是唯一一個面臨以上問題的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英國的足球聯(lián)賽以及部分歐洲國家和中東國家的足球聯(lián)賽，其上座率都不高。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足球流氓——普遍認為是源于目無法紀、無依無靠的文化階層——在球場內(nèi)尋釁滋事，因為害怕波及自身，每場比賽都有數(shù)千球迷不敢到現(xiàn)場看球。
與此同時，足球主管部門的權(quán)力又太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足球帶來的金錢和影響力突然間給巴西國內(nèi)及國際上那些足球官員巨大的權(quán)勢，但相關(guān)規(guī)章和法律的制定又嚴重滯后，無法限制權(quán)力的濫用和金錢的貪污。
真的，很多年里，有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足球掙來的錢就像絕了堤的河水一樣外流。
我記得在桑托斯俱樂部效力時，我們到歐洲、非洲、美國踢過那么多場國際比賽，但俱樂部卻一點富起來的跡象都沒有。
我們的訓練設施和球員休息室都不算好。有一年，在從歐洲踢完一系列比賽之后，得來的錢都放在一個手提箱里，而那個手提箱消失了。
一位球隊官員下了飛機，提著手提箱去喝咖啡，回來時說手提箱被人偷走了。
這簡直是《碟中諜》里的情節(jié)?。‖F(xiàn)在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笑話，但當時太令人心酸了。
關(guān)于球員自由轉(zhuǎn)會的問題一直令我苦惱，從上世紀70年代初我就一直跟政客們談論這件事。
我曾跟幾個桑托斯隊隊友坐飛機到巴西利亞找梅迪西總統(tǒng)，跟他說了我們球隊里剛剛發(fā)生的一件事：我們一個隊友跟球隊某個董事的女兒談戀愛，他們后來翻了臉，于是那個董事就要求將這名球員踢出球隊；于是他就被解雇了，但同時又被禁止與別的球隊簽約。
在巴西，別的職業(yè)都受到勞動法的保護，以免其從業(yè)者受到這種不公正待遇，但偏偏足球運動員沒有這種權(quán)利。
梅迪西總統(tǒng)對那位球員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他最后選擇了最簡單的處理方式：那就是什么都沒做。
現(xiàn)在我是體育部長了，我決心把這個問題解決掉。我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目的是幫助巴西的球員和球隊。
我不僅要讓球員們獲得自由轉(zhuǎn)會的權(quán)利，還要制定法律，強制俱樂部每年公布財務報告。
這樣一來，憑空消失的手提箱就能少一點了。很明顯，球員自由轉(zhuǎn)會權(quán)是生逢其時；但在第二點上，因為牽扯到了俱樂部的財政透明度，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巴西國內(nèi)幾乎所有的俱樂部都反對這項立法，因為俱樂部的老板們明白，這是在剝奪他們的特權(quán)。
他們甚至在巴西利亞成立了一個游說團體，每天都在抗議這項立法。與此同時，有人指控體育部有貪污腐敗的問題，我不得不解雇了14個人。
每天報紙上都有文章在抨擊我，說我是在毀掉巴西足球——盡管我要做的其實是在拯救它。
1998年，一條法案終于獲準通過，人們將其稱作
“貝利法案”。但除了允許球員自由轉(zhuǎn)會之外，其他條款都被剔除掉了，回顧起來，我都不愿讓它以我的名字命名。
我很不習慣每天被媒體誹謗中傷，這種事一點都不好玩。我只是想讓足球這個職業(yè)得到應有的地位和待遇，但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目標還未實現(xiàn)。
很多俱樂部依舊債臺高筑，球員們?nèi)匀辉跒楦玫纳疃床珚^爭。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多虧了保障的提高和更專業(yè)化的管理，很多在上世紀90年代困難重重的聯(lián)賽，現(xiàn)在的情況已經(jīng)大有好轉(zhuǎn)。
很可惜我的祖國還在這個泥坑里拔不出來。巴西的足球，巴西的球迷，理應過得更好才對。
6費爾南多·恩里克的繼任者是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而他也是繼費爾南多·恩里克之后又一個巴西總統(tǒng)的
“另類形象”。盧拉出生于巴西東北部，他的父親共有23個孩子，小時候，他們一家人擠在一輛貨車的車頭里來到了圣保羅。
他是巴西首個工人階級出身的總統(tǒng)，跟我一樣，他受教育不多，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論是在巴西百姓的眼里還是在國際上，他都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形象。
盧拉很風趣，也很有魅力。他是一個超級足球迷，而他當選巴西總統(tǒng)的時候，恰恰是巴西在2002年第5次奪得世界杯之后。
但他喜歡的球隊是科林蒂安斯——在前文中我曾說起過，在跟這支球隊的交手歷史上，我一直有著上佳表現(xiàn)。
頭幾次跟盧拉會面時，他總是笑著對我說：“啊，貝利，你這個混蛋，你跟你的桑托斯真是讓我頭疼啊?！彼€讓我向母親轉(zhuǎn)達他的歉意，因為數(shù)年來他每次看我跟科林蒂安斯踢球時都會
“問候”我老媽。我們都笑得很開心。我一直跟盧拉相處得很好。但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就要取締
“奧林匹克村”項目，這令我非常失望。這個項目一直做得很成功，即使在我離開體育部之后依然如此。
我請求盧拉再慎重考慮一下。但他說，他要取消
“奧林匹克村”項目，因為他所在的政黨有一個不同的計劃。這里要提醒大家，那是一個
“不同”的計劃，而不是一個
“更好”的計劃。于是，
“奧林匹克村”項目就終止了。這就是我不理解政治的地方。政客們整天都忙著斗來斗去，為了己方利益不惜毀掉對方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去考慮民眾的利益。
在我看來，
“奧林匹克村”項目的終結(jié)，再次證明了我不是玩政治的料。盡管如此，在過去的20年里，巴西和整個世界都有了很多好的轉(zhuǎn)變。
在我的祖國巴西，有3500萬人擺脫了貧困，進入中產(chǎn)階級——這個數(shù)字是紐約市人口的4倍。
巴西的頑疾——社會和經(jīng)濟的不平等——也有了改觀。疾病纏身、營養(yǎng)不良的普遍現(xiàn)象——也就是1958年國家隊隊醫(yī)篩選隊員的
“標準”——已經(jīng)消失。舉例來說，上世紀50年代，巴西人的平均壽命只有46歲，而當時美國的人均壽命是69歲。
這是一個巨大的差距。而今天，巴西的人均壽命是73歲，只比美國的人均壽命少5年。
而與此相對應的，隨著國家的進步，也多虧了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的鼓勵政策，學校的入學率大大提高了。
鑒于我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我對這件事尤其感到滿足，這是一個在以后幾十年里持續(xù)讓我們受益的巨大成就。
在巴西國內(nèi)，很多人都將國家的進步歸功于前兩任總統(tǒng)。的確如此，費爾南多·恩里克和盧拉的確居功甚偉。
我曾到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很多國家同樣取得了跟巴西一樣的巨大進步。
從全球范圍來說，從1990年至今，極度貧困的人口數(shù)量——通常的衡量標準是每天的生活費用低于1.25美元——下降了10億。
這些情況是我在跟隨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組織到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等地訪問時親眼看到的。
世界上的貧困現(xiàn)象依然大量存在，這都是不應該的。但除了個別情況之外，過去我們見到的那種大范圍的窮困現(xiàn)象已經(jīng)沒有了。
在我成長過程中以及在我周游世界參加比賽期間司空見慣的面黃肌瘦、疾病纏身、愁眉苦臉的人，已經(jīng)越來越少了。
帶來這種進步的原因有很多，我對其了解不是很全面，所以也不在這里一一列舉了。
但回顧自己的經(jīng)歷時，我又想起了1950年世界杯時的情形，那時的巴西人，都圍聚在收音機旁收聽馬拉卡納球場的比賽。
那天過后，人們就常常感覺自己跟國家的聯(lián)系更密切了，感覺自己是某個集體的一分子。
而這種凝聚力一旦成形，就很難再被拉扯開了。上世紀60年代，隨著人們對外界了解的增多，他們對自身權(quán)利的訴求也增加了；而在窮人們身上，他們希望在巴西的生活能像巴西在球場上的表現(xiàn)一樣好。
我還想起了，就在同一段時期內(nèi)的足球場上，我們對個人能力的重視程度降低了，而更注重團隊配合。
這種價值觀正在被全世界人們廣泛接受，而非僅僅局限在足球場上?，F(xiàn)在，體育能掙到的錢越來越多，我也常常看到足球普及所結(jié)出的果實已經(jīng)惠及貧困的群體——或者是直接的捐贈，或者是通過足球培訓班等項目組織年輕人參加比賽。
以我的個人經(jīng)驗而言，不論是男孩還是女孩，在他們踏上球場的那一刻，他們就會感到自己跟村子里的其他孩子是平等的，甚至跟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平等的。
這種自豪和自信的感覺，一旦經(jīng)歷過后，就再也難以割舍。他們會有政治訴求，他們會為自己和家人爭取權(quán)利。
是的，我相信，足球幫助世界變得更好。也許足球并不是其關(guān)鍵因素，但它是一個重要的推力。
足球教給我們的是一種普世價值觀，它曾讓我變得更好，也曾讓無數(shù)人受益匪淺。
7在世界杯上的諸多進球之中，大家覺得哪個是巴西足球歷史上最著名的進球？
1970年世界杯決賽上擊敗意大利時，由卡洛斯·阿爾貝托打進的那個球？
1958年世界杯比賽中擊敗蘇聯(lián)時，迪迪助攻瓦瓦為
“足球史上最精彩的3分鐘”畫上完美句號的那個球？還是同一屆世界杯決賽上，我在最后一刻攻入瑞典隊的那個頭球？
都不是。巴西人念念不忘的，一遍遍在腦海中浮現(xiàn)的，是1950年馬拉卡納球場上烏拉圭前鋒阿爾西德斯·吉賈打進的制勝一球。
已經(jīng)過去64年了，可是……人們之所以難以忘記這個進球，其部分原因是我們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承辦過世界杯。
盡管巴西以5次奪冠的成績傲視群雄，但我們的大多數(shù)對手都曾體驗過在祖國的土地上品嘗奪冠的甜蜜——阿根廷、西德、英格蘭、意大利……我們沒有。
相信我，我曾目睹過：在本國奪冠、慶祝，由此引發(fā)的愛國情緒、球迷的熱情、球員的自豪感，都是無可比擬的。
1994年世界杯，巴西是申辦國之一，但當時我是反對申辦的；我認為國家應該把錢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而到了2000年代中期，巴西的經(jīng)濟發(fā)展態(tài)勢良好，我們有了很大的余地。
并且，盧拉的政府承諾不會用公款去建造世界杯體育場。他還承諾說，要利用世界杯這個契機，為巴西建造更多的公路、公共交通設施和機場，而這些項目已經(jīng)被推遲了太多年。
所以，這時申辦世界杯似乎是很合適的，當我得知巴西獲得了2014年世界杯的主辦權(quán)時，我非常高興。
此外，里約還獲得了2016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quán)，我是既高興又自豪。
可惜的是，事情的進展并不盡如人意。原先設想的由私營銀行為場館建設提供資金的計劃泡了湯，只好動用公共資金；很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推遲，而體育場館建設要么逾期要么超了預算。
我想，我本應比其他人更早預知到這種情況。說實話，如果某個場館的預算是1億美元，他們絕不會只花9000萬，然后對你說：“這是剩下的錢，你都拿回去吧?！痹诎臀饔绕淙绱?，在巴西的足球圈里更是如此。
2013年年中，
“聯(lián)合會杯”在巴西舉行，在此期間，很多失望的巴西人舉行了多次街頭抗議游行。
很多人對公款被用于建設體育場館而非用在醫(y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上感到憤怒。
一位巴西抗議者甚至高舉這樣一個標語牌：日本，用我們的足球換你們的教育行嗎？
作為數(shù)年前認為巴西資金不足而反對它承辦世界杯的
“異端分子”，我支持抗議者的大部分觀點。巴西令人煩惱不安的事情太多，而我最擔心的是政治因素會對足球產(chǎn)生影響，作為一名球員，我曾見過太多類似事件，而這種事常常令我傷心。
比如說，有許多人在網(wǎng)上發(fā)起倡議，讓大家在現(xiàn)場觀看聯(lián)合會杯時，在國歌奏起的時候背過身去。
還好，比賽按計劃進行，順利結(jié)束，巴西甚至還奪得了此屆聯(lián)合會杯的冠軍，球迷都非常高興。
我認為2014年世界杯一定很不錯——也許后勤方面會有點不遂人意，但一定會很有樂趣。
球場內(nèi)會擠滿熱情的球迷，海灘是完美無瑕的，酒水飲料應有盡有……巴西是狂歡和聚會的行家，我們的足球傳統(tǒng)舉世無匹。
巴西人民以好客聞名世界，我們熱切期盼30萬訪客的到來。這屆巴西國家隊有些優(yōu)秀的球員，我堅信，巴西，巴西足球，一定能贏得全世界新一代球迷的心。
要是決賽是在馬拉卡納球場、對陣的雙方是巴西和烏拉圭……天哪，我不敢想了。
我會緊張得不敢去看球賽。那時我就跟母親一起到教堂祈禱去。8在我桑托斯辦公室里的墻上，掛著一張父親的照片，照片上，他位于中間，我跟兒子分列他的兩側(cè)，我們倆同時親吻著父親的臉頰。
每當看到這張照片，我就會想起以前那些快樂的時光：在瓜魯雅市家里的后院里，我跟兒子有時候會踢球玩，而父親則坐在一邊看。
他往往是很久不說話，然后突然喊道：“哎！用腳外側(cè)??！”最后，他自己也忍不住了，就站起身來，笑著對我們說道：“來，孩子們，把球傳過來！你們知道，我在足球上也是有點經(jīng)驗的！”就這樣，納西門托家族的老少三代，一邊踢著球，一邊快樂地歡笑。
再沒有什么能讓我如此高興了。1997年，父親因心臟病去世。從那時起，足球帶給我的快樂就少了很多，我每天都思念他。
父親去世后，母親在整理遺物時找到了我的一只舊球鞋——這可是巴魯時代的超級裝備啊。
我的眼珠都快跳出來了，我以為這些東西50年前就丟了，真不知道母親是怎么保管下來的。
我解開鞋帶，一些錢冒了出來——400里斯。在我這一生中，由于種種金融問題，巴西已經(jīng)換過七八次貨幣，這些錢到底價值多少我已無從得知；但我覺得，在上世紀50年代這不是一筆小數(shù)，對我們當時貧窮的家庭來說更是如此。
“這是什么？”我問道。
“是你第一次給家里掙的錢，”母親柔聲說道，
“我一直留著呢，因為你掙錢不容易?！编牛蠹乙呀?jīng)知道了我的性格，估計也猜到我聽到這些話是什么反應了。
對母親和我來說，那真是一個感傷的時刻。這些錢讓我想起了自己這一生是多么的幸運。
上帝賜給我特殊的足球天賦，我很幸運，利用這種天賦并從中得到快樂。
我不僅自己過得很好，還幫助了很多親人?，F(xiàn)在，我的人生已經(jīng)進入了第80個年頭，我想把節(jié)奏放緩一點了，我要給埃德森多留一點時間。
在巴西桑托斯的家里，我在后院開了一塊園子，在里面種了些草藥、羽衣甘藍、小蔥和蔬菜。
我經(jīng)常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拔拔草、澆澆園子。就只有我，還有我的思緒，再沒有別的干擾；我把這個園子戲稱為我的
“心理治療師”。即使是在園子里，在這片安靜、溫暖的綠色包圍之下，也有我以往人生的記憶。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去泰國參加比賽，在那里吃到一種美味的水果——荔枝。
荔枝是東南亞地區(qū)的土特產(chǎn)，這小東西太好吃了——紅色多刺的外殼里面，全是甜美的汁水。
當時巴西沒有荔枝，于是我就決定偷點種子回家。我把種子藏在鞋子里，過海關(guān)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厲害。
還好他們沒搜查出來，我就把這些種子種在了后院里?，F(xiàn)在，荔枝樹已經(jīng)長得很高了，每年都結(jié)果。
這么多年過去了，巴西對外界的開放程度變大了，現(xiàn)在，在圣保羅等地的餐館和酒吧里隨處可以吃到荔枝。
但每次看到這些荔枝樹，我都會想起曾經(jīng)四處奔波比賽的經(jīng)歷，還會想到世界的巨變。
事實上，我并不是過著遠離塵世的生活。我仍然四處奔波，為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組織工作，還作為大使去推廣足球運動。
在
“傳奇10號”的幫助下，我的生意也發(fā)展得不錯。
“傳奇10號”的英文名是
“Legends10”，是一家代理公司，他們負責管理我在全世界的品牌和形象，跟我合作開展項目，旨在為后代留下一些財富。
我很感激，因為人們對我的興趣尚未消失，所以，我就盡己所能迎合他們的需求，尤其是讓孩子們感到快樂。
令我牽腸掛肚的還有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隊隊友們的福祉。
他們有些人現(xiàn)在健康狀況很不好，身體有傷，經(jīng)濟拮據(jù)。加林查晚年時病得很重，又破了產(chǎn)，我們對他的遭遇都深感痛心。
我們一些老隊友在馬拉卡納球場為他舉行了幾次慈善賽，或者直接給他一些錢，但他總是拒絕我們的好意，說他沒事。
我想，對那些奮斗了一生、曾經(jīng)站在世界之巔的人來說，朋友的施舍是件很難接受的事。
于是我們就努力游說政府，讓他們出臺一些政策，給那些奪取冠軍的功臣提供一點經(jīng)濟上的補助，以此作為他們的回報。
現(xiàn)在我還常常跟國家隊、桑托斯俱樂部的一些老隊友見面。過去30年里，有幾個人——佩佩、濟托、科蒂尼奧、我——每兩周就一起到桑托斯的海灣那邊聚一聚，雷打不動。
我們在一起很快樂。城里有兩三家餐館，每隔一陣我們就聚在一起吃頓飯，為我們當中的某個人過生日。
能維持這些友誼真的很好。而另一方面，1958年國家隊里的一些隊友漸次離世。
就在去年，2013年，德扎馬·桑托斯、尼爾頓·德索爾迪還有吉爾馬（決賽中戰(zhàn)勝瑞典獲得冠軍之后把我架在肩上的好隊友）都相繼離開了我們，享年84、82、83歲。
他們生活得很好，長壽而終。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會經(jīng)歷到；但我真的很想念他們。
現(xiàn)在，我們正在桑托斯籌建一個貝利展覽館。很多人都給了我們贊助，其中就包括巴西著名設計師奧斯卡·尼邁耶，在他以104歲高齡仙逝之前，還為展館外的方尖塔設計了圖紙。
我最大的快樂還是來自家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我的幾個孩子都令我感到驕傲。
凱麗·克里斯蒂娜住在紐約，已經(jīng)有了4個孩子。埃迪尼奧在桑托斯俱樂部管理層工作。
詹妮弗拿到了哲學學位，現(xiàn)在是一名翻譯。弗萊維婭是一個理療師，最近我做了一個臀部手術(shù)，她幫助我康復。
桑德拉是桑托斯市的議員，卻不幸因癌癥去世，身后有兩個孩子，他們都已經(jīng)10多歲了，現(xiàn)在為桑托斯近郊的一支球隊效力。
二婚妻子所生的龍鳳胎——約書亞和塞萊斯特（跟我母親是同一個名字）也都10多歲了。
塞萊斯特跟她媽媽住在美國佛羅里達，約書亞為桑托斯青年隊效力。我告訴他——我對所有孩子都是這么說的——不用逼著自己去走我的老路或者出名。
地球上的每個人，包括我的孩子們，他們都有各自的天賦，在這個世界上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他們的天賦能做到出類拔萃、能讓自己和他人得到幸福和快樂，那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達不到這樣的高度也不要緊，只要能找到自己的一技之長，就能活得很好。
因為我曾目睹過名氣的轉(zhuǎn)瞬即逝。在我的辦公室里還有張照片，照片拍攝于1958年世界杯奪冠之后，17歲的我跟一位身穿西服的英俊男子握手。
這張照片的旁邊還有很多照片，都是我跟教皇、總統(tǒng)等世界名人的合影。
每個來到辦公室的人都會問我：“穿西服的這個人是誰？”我常常會笑起來。
那是瑞典的國王——古斯塔夫國王。那時他是世界杯主辦國的元首，是全世界矚目的焦點。
僅僅過了半個世紀，大多數(shù)人就都不認識他了。這是一個寶貴的道理。
回頭想想，名氣和金錢并不重要。我心里知道的是，足球?qū)ξ矣泻锰?，對世界也有好處?br/>
足球讓一個窮人家的小男孩有了目標，還展示給他世界各地的奇跡；足球給他帶來一生的友誼，還留下了與親人共處的寶貴回憶。
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過足球是怎樣讓人們凝聚在一起，還讓他們對周圍世界有了更好的感知。
一遍又一遍，不論是在場上還是場下，我親眼見到足球改變了無數(shù)人的生活。
對我而言，足球無與倫比的魅力就在于此。G_罩杯女星偶像首拍A_V勇奪冠軍在線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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