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戒第二十六》記載，管仲曾對齊桓公講過：“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痹谶@句話里面，管仲意欲闡明的事實是：“沒有翅膀的名聲，一樣可以四處飛揚，而沒有血統(tǒng)關(guān)系的感情，同樣能夠牢固培養(yǎng)。”對此，凡文章書寫者，一旦徹底明白了這里面的義理所在，再于舞文弄墨之際，也就能夠特別謹(jǐn)慎小心了吧。

    自古至今，無論名人大家，還是隨便舞文弄墨者，亦不管他們是否生活在同一時代里，只要大家一起躋身文壇之上，都難免會被放置一起，共同遭受后人一而再三的相互比較、彼此挑剔和眾口評說。即便歷代圣哲賢達(dá)的經(jīng)典名作，在他們中間，亦無論屬于才華橫溢的神來之筆，抑或就是深思縝密的精益求精，都同樣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依然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缺陷和錯誤，因而會受到近似吹毛求疵的斥責(zé)。

    三國時期的曹植，才高八斗，文章蓋世。但是，當(dāng)父親曹操逝世時，在他寫的《武王誄》中，竟有這樣一句話：“幽闥一扃，尊靈永蟄?！保ù笠馐牵耗归T一關(guān)，圣體永遠(yuǎn)蟄伏了。）；另外，曹植曾經(jīng)給侄子魏明帝曹睿，寫過一篇《冬至獻(xiàn)襪頌》，里面有一句：“翱翔萬域，圣體浮輕?！保ù笠馐牵捍┥线@襪子后，身體能夠漂浮起來，可以巡視國家四方了。）然而，如果使用像胡蝶一樣“浮輕”以及如昆蟲一般“永蟄”的比喻文字，來贊美尊貴的帝王，這在禮儀上怎能算是恰當(dāng)?shù)拇朕o呢？

    西晉時期，在著名詩人左思《七諷》（今亡軼）中，竟然說孝道也可以不順從。像這樣的話語，簡直公然違背了圣人教誨，所以文中即便還有其他特別高明的觀點，也就不值得再看了。也在這一時期，當(dāng)時最擅長寫哀悼文章的潘岳，在悼念家兄時，竟然用到“感口澤”；而且在追思早逝女兒時，還使用了“心如疑”的字句。盡管在《禮記·玉藻》中，確實有這樣句子：“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保ù笠猓耗赣H去世后，再不敢使用她曾經(jīng)用過的飲具，仿佛杯口留有母親的氣息。）；而且在《禮記·問喪》中，也存在這樣的話：“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保ù笠?去送喪路上，如同活著時的仰慕追尋?；貋砺飞?，還懷疑是否真的逝世。）。但是，像這種“口澤”“如疑”的用法，通常主要針對至尊的父母，若用于兄弟兒女，即便文辭寫得再哀怨悲憐，卻有失禮儀尊卑的倫理大義吧。

    單言上述人物比擬中具體例句的得失，也就不難明白：在文章中，凡涉及帝王、君臣、父母、兄弟、子女時，必須要顧忌尊卑老幼的論理規(guī)范。但是，東漢時的崔瑗，為當(dāng)時的一位李公，所書寫的誄文中，竟然把他比喻成黃帝和虞舜。還有魏晉時的向秀，在他懷念嵇康的《思舊賦》中，將嵇康臨刑時與兒子的告別話語，竟然與李斯的情況相互比對。在此需要明確的是，在一般文章中，如果選用比擬對應(yīng)時，尤其在某些特殊場合，或者處于某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寧可在美好品行方面，所使用的比喻可能過頭一些，但也不要在敗壞他人德行方面，選用比喻的太過丑陋。所以，像《左傳·襄公十六年》記載，齊國大夫高厚在諸侯宴會上，當(dāng)眾表演違背禮儀的歌舞時，不但其本人遭到譴責(zé)，而且致使其國家處于被動地位。毋庸諱言，精巧新穎的言談文字，一般都特別容易吸引耳目，而拙言悖論的措辭腔調(diào)，一樣也不難被人識破，并且遭到質(zhì)疑、譴責(zé)或憎恨。這如同白玉微瑕一樣，之所以司空見慣，因為徹底清除干凈甚難。所以，世間文章中存在瑕疵現(xiàn)象，實在不勝枚舉。上面四個例句，僅是窺斑知豹而已。

    文章之所以成立，并還能傳播，依賴的不過就是字詞文句本身所包含的內(nèi)容意義罷了。所以，書寫文章時，尤其在選擇字詞文句當(dāng)中，特別需要訓(xùn)詁周正之后，才有可能在表情達(dá)意上，達(dá)到準(zhǔn)確精道的理想效果。然而，除了像字詞文句本身的含義需要十分準(zhǔn)確外，更需要組合起來的字詞文句，所要表達(dá)的主題思想、整體觀念和個人意見，都必須合乎社會民眾熱切向往和積極尊崇的道德倫理，這樣才有可能夠獲得更廣泛的傳揚廣播。

    自晉末以來，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意旨，逐漸飄忽不定。這一時期，不但出現(xiàn)了像“賞際奇致”的鑒賞話語，并且還有如“撫叩酬酢”的怪誕評說，甚至單憑文章中的某一個字，即可評價為涵蓋了全部文章的志氣情懷。然而，“賞”或“賞際”的本義是“因功而得到物質(zhì)獎賞”，這和內(nèi)心感受、思想穎悟和精神升華，根本沒有必然聯(lián)系；而“撫”或“扣”都是一些肢體動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倫理的是非對錯呢？像這樣一種批判文學(xué)的“指瑕”評說，在具有鮮明“美刺”價值意義的《詩經(jīng)》之“風(fēng)、雅、頌”中，不僅沒有見過，即便在整個漢魏時代，也不曾耳聞。所以，像如此怪誕奇葩的“指瑕”，或說文學(xué)鑒賞，或講批評文藝作品的使用標(biāo)準(zhǔn)，盡管貌似情有可原，然而即便單憑訓(xùn)詁，也會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誕謬誤。至于藝術(shù)鑒賞為何走向了如此低劣的程度，究其根本，一是源于世道錯訛失序，二是文風(fēng)渙散不經(jīng)。正因為如此，自劉宋至今，即便有才華的作家，也沒有根本轉(zhuǎn)變此等散漫荒誕的拙劣文風(fēng)。而像這樣一種不良文化風(fēng)氣，既然已經(jīng)積習(xí)成俗，也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

    毋庸諱言，近代作家，彼此太多避諱，相互更加猜疑。他們相互之間，在類比修辭中，不僅熱衷挑剔聲韻的毛病，甚至于反切讀音中，尤其喜歡吹毛求疵。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雖然他們都不屑與古典經(jīng)書為伍，然而對于時尚流俗，卻格外情有獨鐘。例如一般文章中，一旦存在和別人一模一樣的字詞文句時，就應(yīng)該徹底刪除掉。因為剽竊別人的文章，如同孔子譴責(zé)陽貨一樣，等同把魯國宮殿的寶玉大弓，據(jù)為己有……這可屬于罪大惡極啊。所以，全部抄襲別人的文章，罪同入室搶劫；部分抄襲，則類似小偷小摸。如果把古人作品當(dāng)成自己創(chuàng)作成就可視為德行淺薄的話，那么剽竊同代人的作品，則應(yīng)屬無恥之尤吧。

    另外，像后代注解前人的書籍，主要是為了訓(xùn)詁字義和明辨事理。但是，有的釋說注疏，卻走向歧途，變成了蓄意歪曲和武斷演義。例如在東漢張衡的《西京賦》中，有一句“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其原文本義，是感慨在中黃古國，一直盛產(chǎn)能夠搏擊虎象的勇力壯士。然而，三國吳人薛綜，卻把勇士注解成了太監(jiān)頭領(lǐng)，進(jìn)而把原作品宣揚“選擇勇士”的佳話，反而變成了“驅(qū)使太監(jiān)”的意圖了。又如《周禮》記載，按照古代“井田制”征收賦稅，有十井三十家捐出一匹馬的規(guī)定。東漢的應(yīng)劭，在《風(fēng)俗通義》中，針對“井田制”捐出馬匹的“匹”字，竟然解釋為“量首數(shù)蹄”等……這純屬肆無忌憚的胡思亂想，與是否明辨事理，簡直毫不相干吧。

    不言而喻，古往今來，凡讀習(xí)經(jīng)書典籍，一貫崇尚“訓(xùn)詁字義”“辨別名稱”，即所謂“正名”。在日常讀習(xí)寫作中間，究竟達(dá)到何等程度才叫“正名”呢？舉例說明，像常見的“車輛”和“馬匹”，它們?yōu)楹斡蓛蓚€單字合在一起，便構(gòu)成了一個固定名稱或名詞呢？若“正名”的話，其原因在于：最初形成這兩個名稱時，針對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的車馬，而是指符合禮儀出行時，必須要乘坐的車及其駕車的馬。古代講究禮儀時，凡出行乘坐的車和駕車的馬，一開始都是兩兩搭配使用，即承載人的車，必須分“正（主）車”與“副車”，故統(tǒng)稱“車輛”；而駕車的馬，分兩旁的“驂馬”和中間的“服馬”，故統(tǒng)稱“馬匹”。所以，伴隨車馬的廣泛使用，甚至就是單車單馬，已然積習(xí)成俗而暢通無阻，像“一輛車”“一匹馬”，屬于名副其實。類似情況，常用的“匹夫匹婦”，其源頭雷同。由此可見，即便“車輛”“馬匹”這樣通俗平常的字義名稱，因為隔世變遷，也容易造成理解、釋說、溯源上的謬誤。那么在詩詞歌賦中間，即便就是一些看似淺顯易懂，甚至屬于近代眼前的故事說辭，往往也容易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啊。依此類推，歷代鉆研注疏古代經(jīng)書典籍的文章，如果存在一些瑕疵以至于顯著性差錯，還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嗎？

    本文論說“指瑕”，像上面稽查例舉的具體人物及其文章，尤其是“量首數(shù)蹄”“選勇驅(qū)監(jiān)”等，都是一些偏頗差繆的典型案例，旨在引起后人的警覺戒備。大千世界，比如繪畫的顏色，最初都十分光鮮艷麗，伴隨年代愈久，他們必定變得暗淡模糊。然而，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則不然。因為伴隨時光遷移，尤其通過后人對前世作品的不斷指瑕、釋說和批評，真正的文藝精品佳作，反而會愈發(fā)熠熠生輝。所以文人作家，務(wù)必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際，特別在字詞文句的選擇上，務(wù)求謹(jǐn)嚴(yán)慎重、精益求精……唯如此，才有可能傳之千載，而永無愧色。

    總而言之：后羿射偏曾羞慚，東野敗駕跡在先；智者千慮有一失，精益求精莫等閑。白玉微瑕難磨滅，溫潤剛勁貴天然；文章何懼被指瑕，光陰歷煉愈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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