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奴爾哈赤的挑戰(zhàn)，明朝舉國上下無不震驚。撫順失陷的消息由遼東巡撫李維翰、薊遼總督汪可受最先奏報明廷。

    四月十五‘日’當天明萬歷皇帝就知道了。他發(fā)了如下圣旨：”狡虜計陷邊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該地方官相機處置，軍餉著上緊給發(fā)，其調兵應援，該部便酌議具奏?！?br/>
    據兵部尚書薛三才的請餉奏疏中反映戶部應發(fā)的額餉自去年秋天到本年夏天計五十余萬，即不能盡發(fā)，亦須先給一半，以救燃眉之急。至于調兵，他說已發(fā)令調薊鎮(zhèn)、保定、天津等兵丁六千五百名，但更多的調不來，最好的辦法是大發(fā)帑金，聽撫鎮(zhèn)自募。

    而萬歷皇帝明確回答他內帑空虛，所缺餉銀著戶部盡力措處而已。到了二十一‘日’張承胤率師救撫順，一軍皆沒，明朝的緊張程度又有所加劇。

    二十七‘日’，署兵部尚書薛三才報告了這一消息，引起舉朝震駭。萬歷皇帝痛心疾首，并焦慮地表示：”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

    爾部便會推堪任總兵官一員，令克期到任，料理軍務，一切防御驅剿事宜，著督撫等官，便宜調度，務期殄滅，以奠封疆，其征兵轉餉等事，即遵旨會議具奏?！?br/>
    薛三才奉圣旨召集各官會議，一致認識到，奴爾哈赤不但自己興兵來攻，還有‘蒙’古各部與之聯合，結論是轉餉征兵，時刻難緩。

    目下已在遼東進行募兵，加上關內先此招募者，總計或可得三萬余人，如再進一步起用廢棄家丁，亦可得數千人。

    撫順會戰(zhàn)以后，特別是經過清河會戰(zhàn)，朝廷很注意兵員數量了，當時已知后金有正規(guī)兵力六七萬。

    而明朝遼東全鎮(zhèn)才有兵力六萬，除去城堡驛站之役，能機動作戰(zhàn)的兵力才二萬余，提出調兵之后可從各邊調一萬六千，遼東再招募新兵二萬。

    武將關心軍餉征兵，文臣也覺不可置國家安危于不顧。首輔方從哲就奴爾哈赤的進攻，所陳目前時務最為迫切的是要求補充缺官。

    方從哲說軍國重事，斷非病夫綿力所能擔當。指出所有閣臣大僚至科道缺官，一切當補。

    管山海關主事鄒之易更加憂慮‘日’益強大的后金與西北的‘蒙’古結合，‘騷’然并馳，全遼豈為我有？他認為當今要務在于急補將領，發(fā)餉議援。

    鄒之易本人提出一個三路分兵進攻的方案，實際上構成了后來薩爾滸會戰(zhàn)時明軍的作戰(zhàn)藍圖。

    萬歷皇帝再次申明，雖然聽說奴爾哈赤暫時退出邊墻之外，鑒于其狡謀叵測，沿邊將士尤當十分戒備，以防再逞。

    閏四月初三‘日’薊遼總督汪可受到了山海關，當天得報，奴爾哈赤與‘蒙’古互相配合，出入遼沈地區(qū)，公然擾‘亂’。

    初九‘日’刑科給事中姚若水進一步提出守山海、薊‘門’的建議：山海、薊‘門’去京才數百里，不可無重兵守御。間如黃土嶺、一片石等處，尤當嚴為防護。

    姚若水獻策召集往年東征留下來的余兵，利用其善騎‘射’的長處，讓他們沖鋒陷陣。再于旅順汪家口等地派駐舟師，與鎮(zhèn)江、寬甸兵合，使奴爾哈赤陷于腹背受敵的困境，以守則固，以戰(zhàn)則克，不愁不滅。

    在一片緊張備戰(zhàn)的氣氛中，朝廷決定設立山海關鎮(zhèn)，時奴酋犯順，議者謂宜簡大帥據關扼險，分割薊鎮(zhèn)東協四路屬山海關為一鎮(zhèn)。

    山海關鎮(zhèn)以六千兵，分左右二營，左營由游擊吳自勉充本鎮(zhèn)中軍兼管山海路事，右營仍駐四路之中，與東協臺頭營相為犄角，與薊鎮(zhèn)劃地分管。

    有人主張加強京城內的防守，唯恐奴爾哈赤所派的‘奸’細乘機‘混’進宮禁。

    萬歷皇帝還允準兵部懸賞：有能擒斬奴爾哈赤者賞銀一萬兩，仍予世職，可晉升為都指揮使；擒斬其余八大總管、十二親伯叔弟侄及有名頭目等，都從厚從優(yōu)升賞，分別給予衛(wèi)指揮使、衛(wèi)指揮使同知、衛(wèi)指揮僉事、正千戶；被虜如李永芳等，投虜如佟養(yǎng)‘性’等，若能俘獻奴爾哈赤，俱得免死，可酌情升賞。

    受到震動最大的是遼東地區(qū)，為了添補空缺，朝廷重新起用了廢將李如柏為鎮(zhèn)守遼東總兵官、征虜將軍，又征調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赴京候用。

    閏四月初一‘日’，河南道御史熊化上奏反映，遼陽望援至急，建議薊遼總督汪可受移駐廣寧，巡撫李維翰移駐遼陽，與李如柏協力拒守。

    與此同時，順天巡撫和保定總兵則移駐山海關，保定巡撫移駐易州，相為接應，以護近郊。

    明朝統治者對遼東地方則把希望寄托于遼東經略身上，而這個人選于四月二‘日’落到了遼東舊巡撫楊鎬名下，起升他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六月，李維翰被罷職以后，楊鎬又兼遼東巡撫。

    萬歷皇帝諭令杜松、劉綎等都催他星馳出關，以備調遣，給了太仆寺金六萬兩，買戰(zhàn)馬。又任命御史陳王庭巡按遼東兼監(jiān)軍事。

    八月，新設遼東餉司于廣寧，管理東征糧餉。

    此時，后金軍入鴉鶻關，攻下了清河城，副將鄒儲賢等戰(zhàn)死，遼東地區(qū)更加不安，而杜松等尚未出關，調各鎮(zhèn)兵馬也多數未啟程。

    萬歷皇帝特賜楊鎬尚方劍，總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軍法從事，聽說叆陽、寬甸群眾望風奔逃，因叆陽千總陳大道等擅離職守，即斬首以徇。

    重開遼東海運，自山東至蓋州并娘娘宮，再轉陸運至廣寧、遼陽。作了如此部署，朝野人士仍然擔心遼東局面難以應付。

    正如朝鮮使者所通報的那樣，奴爾哈赤還要進攻遼陽、廣寧，直抵關‘門’，而明朝統治者忐忑不安的也莫過于此虜深入之念，時刻不忘。

    對于遼東戰(zhàn)事，朝廷在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想盡辦法解決軍餉糧草裝備。

    五月二十四‘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奏言：今倉儲空虛，京倉每年支放為二百三十余石，現在倉之糧為五百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余石，僅有二年之積。

    通州倉每年支放七十二萬余石，現在倉之糧為三十六萬五千八百余石，不過半年之儲。

    所在皆入不敷出，平時已不可支，若有急需更難濟事。額之虧，皆由於積弊‘日’久；用之不足，則由於弊之未清。

    五月二十九‘日’，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奏：太倉之積，初年尚稱充足。

    自征播州楊應龍、征東抗倭、征寧夏哱拜三大役費銀多達一千二百余萬兩之后，漸告空虛。

    近來又因皇太后李氏逝世、福王赴封地、瑞、惠、桂三王婚禮等共費銀至七十余萬兩。

    太倉每年所入止三百七十余萬兩，正額原以供邊餉，而今諸費皆取於此，加以災傷減免救濟，太倉豈能不匱！

    六月初八‘日’，因軍餉缺乏，外解之銀不至，戶部商議向工部、太仆寺各借現銀五十萬兩，以濟九邊軍需。

    工部、太仆寺各以庫貯無幾為由，拒絕借給。萬歷皇帝令工部與太仆寺各借給二十萬兩應用，其余陸續(xù)給發(fā)。

    六月二十一‘日’，戶部尚書李汝華說：太倉每年收入三百八十九萬兩，支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兩，其余庫局內外等用又約四十萬兩，出大於入。

    以內供而言，萬歷六年進過大工舖宮各庫監(jiān)局錢糧共計八十七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兩。

    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共進過諸王冊立分封冠婚典禮各錢糧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七兩，幾乎為一年之收入。

    再以邊餉論之，九邊十三鎮(zhèn)邊餉，隆慶間每年共為二百三十九萬左右，今增至現銀計三百八十一萬九千零二十九兩。

    加以各省直奏留賑濟災民，仃征減免，太倉虧額尤不堪言。

    六月戶部奏：遼東兵餉，經議需用銀三百萬兩。今內庫已發(fā)一百萬兩、南京戶、工二部五十萬兩、太仆寺及水衡八十萬兩，總計二百三十萬兩。

    但因此中未解者尚多，而數月以來調兵遼東安家諸費已達五十三萬余兩。

    以前科臣曾建議用俊秀監(jiān)生捐官納錢，此辦法在山東救荒時曾經實行過；再用裁減衙‘門’役夫工食之半，此在以往東征抗倭時亦一度實行過，請依故事予以允行。萬歷皇帝下詔從其議。

    八月十一‘日’，戶部議改折南京倉糧充邊餉，已報行。而南京戶部則只同意以今年倉糧之半改折濟邊，另一半留給軍士。

    戶部說：萬歷三十五年南糧，今始動支，則實有九年之積，改折二年何損，萬歷皇帝命下會議，至同年十月十七‘日’經會議定改折南京倉糧一年助邊。

    明朝初期曾行海運，通餉遼東，后一度停止，至萬歷四十六年八月，以遼東形勢‘日’趨危急，兵餉缺乏，又議開海運餉遼。

    當時議行登、萊海運，山東巡撫李長庚說：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深井，至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至娘娘宮登陸，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所費不過銀一兩。

    戶部會議以為便，萬歷皇帝於該月十六‘日’下詔行之。

    九月二十三‘日’，萬歷皇帝命令戶部發(fā)銀二十萬兩，慰勞遼東前線吏卒。

    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兵部員外郎董承詔認為明軍在遼東的戰(zhàn)事有六個困難：

    一、將多而難調。

    二、兵弱而難用。

    三、餉久而難繼。

    四、后金狡猾而難制。

    五、地險而難攻。

    六、助寡而難恃。

    其中將多而難調，從歷史上看可以唐代九節(jié)度的軍隊潰敗於相州為證。時人咸以為董承詔所論至為切中要害。

    但是董承詔也沒有提出什么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何況馬上就要進行一場決定‘性’的會戰(zhàn)，軍隊的這些改革也非數個月可以達成目標的，而萬歷皇帝也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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