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魯肅、諸葛亮，可能是當時三大集團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謀士”。他們已非一般意義上的“謀士”，甚至不可以“謀士”名之，只能稱之為“政治家”。但是，他們?nèi)说慕Y(jié)局卻不相同。荀彧最為不幸。他為曹caocao勞服務了一輩子，卻在五十歲時被曹cao所逼憂憤而死。

    “身在曹營心在漢”釀成了荀彧的悲劇。

    荀彧在曹cao集團當中是比較特別的。他出身士族，本人也是名士，被評為“王佐才也”。這個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是從袁紹那里過來的。我們知道，袁紹的路線，是“儒家士族”的。曹cao的路線，則是“法家寒族”的。荀彧去袁就曹，這就非同一般。更不尋常的是，荀彧投奔曹cao，是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那時袁紹已經(jīng)奪了韓馥的地盤，當了冀州牧，曹cao卻只是袁紹表薦的東郡太守，根本就不可相提并論。前面講過，官渡之戰(zhàn)時，很多人不看好曹cao，認為袁紹必勝。荀彧卻在九年前就拋棄了袁紹，豈非異常？

    那么，荀彧為什么要離開袁紹到曹cao那里去呢？因為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是什么？和諸葛亮一樣，也是“興復漢室”?？上?，當時參加關東聯(lián)軍的那些諸侯，幾乎沒有一個是中用的。最有條件和能耐的兩個，袁紹和袁術(shù)，卻又自己想當皇帝，而且還當不上。所以，荀彧寧肯選擇當時最不起眼的曹cao。因為曹cao的膽識才略，其實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他在這個時候，也還是東漢王朝的忠臣，為國獻身的英雄。荀彧這才寄希望于曹cao?？纯础败鲝妗钡摹堵≈袑Α肪椭溃麑Σ躢ao是怎樣評價的？又是“乃心無不在王室”，又是“匡天下之素志”。他為曹cao提出的政治綱領是什么？一曰“奉主上以從民望”，二曰“秉至公以服雄杰”，三曰“扶弘義以致英俊”。這個立場，其實是再清楚不過。

    荀彧提出這個政治綱領，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等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曹cao已不再“乃心無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要自己封公建國了。下一步發(fā)展，必將背離荀彧的理想和初衷。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攔。但是，他阻攔并沒有任何效果。曹cao已上了自己的“賊船”，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于是，荀彧只能與曹cao分道揚鑣，并選擇死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也用自己的生命對曹cao做最后一次勸諫。荀彧作出這樣的選擇，有著多方面原因。但說到底，還是他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jié)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成為劃線的標準。比如范文瀾先生就把聚集在許都的中原士族分為“擁漢”和“擁曹”兩派。其實“擁漢”、“擁曹”并無截然界限，都是士族。荀彧就是派系上“擁曹”，骨子里“擁漢”，不折不扣地“身在曹營心在漢”。正是這種不可解的內(nèi)在矛盾，釀成了他的悲劇。

    荀彧的立場不是曹cao的立場，魯肅的立場卻是孫權(quán)的立場。因此魯肅的結(jié)局要好得多。孫權(quán)不是士族，魯肅不是名士，他們就沒有那么多負擔。所以魯肅可以直言“漢室不可復興”，孫權(quán)也可以一會兒反曹，一會兒降曹。要降曹（比如要對付劉備時），就說曹cao是“漢相”；要反曹（比如要聯(lián)合劉備時），就說曹cao是“漢賊”，典型的實用主義。但以東吳之弱小，恐怕也只能如此。因此孫權(quán)把“變臉”這一套玩得爛熟。這套把戲說得難聽叫“見風使舵”，說得好聽就叫“審時度勢”，根本目的則是要“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但是，要想“圖天下”，就得“稱帝王”；要想“稱帝王”，就得“固江東”；而要想“固江東”，就得爭取江東士族的支持。因此，孫權(quán)毅然將相當大的權(quán)力交給了江東士族，讓陸遜和顧雍分掌軍權(quán)和政權(quán)，讓大量士族子弟進入他的幕府和zheng fu，實施“吳人治吳”。這就不但實現(xiàn)了孫吳政權(quán)的“本土化”，也實現(xiàn)了它的“士族化”。孫氏政權(quán)原本與江東士族是對立的，孫策甚至曾經(jīng)對江東豪強大開殺戒?，F(xiàn)在，孫權(quán)卻與他們握手言歡，還讓他們參與政治。

    孫權(quán)不是理想主義者，準確地說，他是有目標無理想。所以，孫權(quán)并不在乎東漢王朝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cao是忠是jian，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盤。他甚至不在乎這個地盤上的政權(quán)屬于士族還是庶族，只要它姓孫就好。

    劉備稱帝之后只有兩年就駕鶴西去，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國的人，麻煩是在劉備和諸葛亮這邊。

    劉備的麻煩在于他的宗室身份。這身份讓他占了便宜，也讓他背了包袱。袁紹死后，反曹擁漢的士族和名士能夠指望的，就只剩下劉備。劉備自己打出的旗號，是痛感于“漢室傾頹，jian臣竊命，主上蒙塵”，“yu信大義于天下”。這是劉備的政治資本，也是他的政治包袱。也就是說，他不能像孫權(quán)那樣隨機應變，只能將“反曹興漢”的旗幟舉到底。好在這并沒有妨礙他奪取劉璋的風水寶地，雖然劉璋是“宗室”。這也沒有妨礙他亦步亦趨地照搬曹cao的建國道路，雖然曹cao是“漢賊”。曹cao稱魏王，他就稱漢中王；曹丕稱魏帝，他就稱漢帝。蜀漢建國之前并不麻煩，麻煩是在建國之后。不過，這已經(jīng)不是劉備的麻煩，而是諸葛亮的麻煩。因為劉備稱帝之后只有兩年就駕鶴西去，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國的人。

    諸葛亮的麻煩在于他的政治理想。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一曰“興復漢室”，二曰“依法治國”。前一項關乎“天下”，事實上不可能實現(xiàn)，且不說它；后一項關乎“國家”，是諸葛亮該做、能做、做得到，也做得好的事情，不妨多說幾句。實際上諸葛亮的“依法治國”，是要建設一個高效廉潔的zheng fu和公正清明的社會。這個zheng fu和社會的狀態(tài)，用陳壽的話說，就是“吏不容jian，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陳壽這話，是對諸葛亮治理下蜀國狀況的描述。也就是說，是做到了的。之所以能夠做到，則因為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quán)制，開誠心，布公道”。也就是說，依法治國。

    這就奇怪！這樣好的一件事，怎么反倒成了麻煩呢？很簡單，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不樂意。因為你要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你要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你要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傊羞@一切，都同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這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們怎么會擁護？

    何況諸葛亮為了實現(xiàn)他“興復漢室”的理想，還不能像孫權(quán)搞“吳人治吳”那樣，搞什么“蜀人治蜀”。因為蜀漢一旦“本土化”，就必然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哪里還能夠北進中原？再說作為一個外來政權(quán)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諸葛亮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對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強，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經(jīng)濟上的平抑。別的不說，單是北伐戰(zhàn)爭需要的一大筆軍費，就得從他們身上出。事實上，只要諸葛亮公平執(zhí)法，出錢多的就肯定是他們。要想他們沒有怨言，除非要么不再北伐，要么不再公平?？上o論哪一條，都與諸葛亮的理想相悖。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麻煩，而且這麻煩還是死結(jié)，解不開的。也就是說，蜀漢只有系鈴人，沒有解鈴人。最后來“解鈴”的，就只能是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