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無死角全覆蓋，下面將挑幾個重點事例作為趙匡胤改革的補充：

    一，政治改革

    宋初沿用了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質(zhì)、王溥、魏仁浦。趙匡胤尊重并厚待三人，但仍然不出意外地瓦解了三人的實權(quán)。先將他們的“參知樞密”頭銜罷免，并給自己的親信——樞密使吳延祚加了“同中書門下二品”，等于限制并回收了“周三相”的權(quán)力。

    隨后三人集體遞交辭呈，改由趙普獨相。這是自古罕見的“獨相”，很多人由此大做文章，特別是在渲染趙普經(jīng)天緯地之能力時，然而事實上趙普并不能做到權(quán)傾朝野，因為他的老板趙匡胤同志十分體諒他的工作辛苦，貼心地幫他安插了幾個副手，以呂余慶、薛居正為參知政事，后來又讓二人與趙普一起“知印押班奏事”，史籍明確記載道：“以分其權(quán)”。

    不僅如此，趙普在拜相之后得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監(jiān)修國史，趙匡胤親自點名的，等于變相限制了趙普的一部分相權(quán)。關(guān)于限制趙普的故事將在后文詳述。

    這里還有個容易被忽略的小細節(jié)。按照規(guī)定，新宰相的任命狀需要由現(xiàn)任宰相簽字，但范質(zhì)、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是同一天辭職走人的，趙普的任命狀就找不到人簽字了，尷尬了。于是趙普向趙匡胤反映這個程序上的小bUG。

    趙匡胤倒是爽快，“這還叫事兒嘛，朕給你簽字就行了?！?br/>
    沒想到趙普拒絕地更爽快，說這不符合法律法規(guī)，不具備法律效益。

    面對這道死題，最終竇儀給出了一個和稀泥的方案，說皇弟趙光義不是掛著個“同平章事”的頭銜嘛，這就是宰相啊，讓他簽字。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jié)。

    趙普是何等人？難道是咬文嚼字鉆牛角尖的腐儒？君臣二人看似無足輕重地聊天打屁，背后卻暗流涌動，隱藏著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博弈。

    趙匡胤強調(diào)皇權(quán)的至高無上，而趙普則針鋒相對地竭力維護千百年來的封建官僚體系和權(quán)力秩序，這套秩序的精華就是相權(quán)對皇權(quán)的限制和約束。

    由宰相簽字，那么趙普就是這個體系的產(chǎn)物，他要對這個體系負責，而不是對大宋朝負責，更不是對趙匡胤本人負責；趙匡胤簽字任命，那么趙普的法統(tǒng)就源自趙匡胤本人，他需要向趙匡胤本人負責。

    最終，還是讓“宰相”趙光義簽字了事，說明在這一回合，趙匡胤并沒有壓過趙普，趙普小勝。但這種小勝在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之爭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說聊勝于無吧，那也只能是騎車放屁對加速度的作用。

    同日罷三相，文官集團被趙匡胤拿捏地死死的。雖然給趙普設置了重重限制，趙匡胤對他還是不放心，所以繼續(xù)提高翰林學士的實權(quán)，以繼續(xù)分化、削弱宰相權(quán)力。

    趙匡胤不僅賦予了翰林學士參與國事討論和決策的權(quán)力，還特意指示他們可以繞開宰相，直接與皇帝本人溝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這就等于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宰相。

    另外，趙匡胤還從形式上削弱了相權(quán)，廢除了長久以來的“坐而論道”。

    從唐朝到五代，皇帝在與宰相商討國家大事時，都要給宰相賜座，即“坐論之禮”，君臣坐而論道，不僅賜座，還要賜茶。而趙匡胤對后周的這三位宰相就沒那么客氣了，在討論國家大事時故意揣著明白裝糊涂，不再賜座，三人也因懼怕趙匡胤而不敢提醒，只能規(guī)規(guī)矩矩地站著匯報工作，或者直接把工作報告提交上去，連跟皇帝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久而久之，先例就成了慣例，從此之后，宰相們再也沒有機會與皇帝平起平坐了，皇帝的威嚴得到了彰顯。

    趙匡胤理想中的宰相應該是什么樣呢？答：范質(zhì)。

    964年9月，前宰相范質(zhì)病逝。在他病重期間，趙匡胤多次探望慰問，結(jié)果尷尬的一幕出現(xiàn)了，范質(zhì)家里竟然沒有像樣的招待客人的餐具、酒具、茶具。太寒磣了，趙匡胤當場下令御賜果床、酒器等。

    “好歹是個宰相，怎么窮成這樣了？宰相的臉都讓你丟盡了?！?br/>
    范質(zhì)如實回答，說自己是個老宅男，當宰相的時候從來沒有私人宴請，家里只招待貧賤時的老親戚，所以一直沒有準備奢華考究的酒具餐具，并不是買不起。

    唐末五代時，宰相們經(jīng)常收受各方藩鎮(zhèn)的賄賂，與藩鎮(zhèn)眉來眼去、不清不楚，而自從范質(zhì)當了宰相，這種不正之風得到了有效遏制，前文提到吳越國曾送給趙普重金，被趙匡胤當場撞破，惹得趙匡胤非常不悅，趙普則嚇得瑟瑟發(fā)抖。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五代時的宰相大肆收受地方藩鎮(zhèn)的賄賂，這是藩鎮(zhèn)割據(jù)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范質(zhì)死后，趙匡胤將他捧為宰相的榜樣，親口贊他“朕聞范質(zhì)居地之外不殖資產(chǎn)，真宰相也！”

    宰相不接受地方勢力的饋贈賄賂，也不通過搞副業(yè)斂財，這樣在制定國家政策時就不會受到外界勢力的干擾和腐蝕。時至今日，很多專家教授常爆出雷人語錄，不要簡單地以為他們是為了嘩眾取寵博眼球，深扒一下他們的經(jīng)濟往來賬單，揪出幕后的資本勢力，一切疑問就迎刃而解了，不信就看一看那些被房地產(chǎn)企業(yè)蓄養(yǎng)的所謂經(jīng)濟學家吧，極力鼓吹歪理邪說，制造輿論帶節(jié)奏，干擾國家大政方針，為一己私利而置萬民于水火，誤國誤民。

    962年，趙匡胤下詔，讓翰林學士、中央及地方官員各舉薦一名德才兼優(yōu)的公務員，如果被舉薦之人日后犯法，舉薦人連坐；廣開言路，規(guī)定翰林學士及官員們五日一朝，“并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

    這兩條是柴榮用過的老套路，同樣是對文官集團強有力的管控措施。

    不出所料，就在半年后，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就上了一道奏折，說我聽說舉薦官員時存在收受賄賂的情況。

    機會來了！

    “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發(fā)動群眾，走群眾路線，讓有污點的官員無處遁藏。一大批官員隨之落馬。

    同年9月，趙匡胤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及第考生與監(jiān)考官以及同榜及第的考生，是官場倫理的重要一環(huán)，特別是發(fā)生黨爭之時。從趙匡胤開始，所有登第的考生全是天子門生，而不是“知貢舉”官員的門生，雖然只是稱呼上的小改變，卻極大消除了黨爭的土壤。

    964年正月，趙匡胤下詔對國家公務員進行擴招，重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jīng)學優(yōu)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三科，這仍是柴榮改革的一環(huán)，趙匡胤沒有忘記。這些考試算是對傳統(tǒng)的明經(jīng)科、進士科的補充，含金量相對較低，門檻兒也相對較低，對寒門子弟較為友好，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

    在考生范圍中，趙匡胤明確指出要特別關(guān)照一下“落榜生”，千萬不要默守陳規(guī)埋沒人才，并且特意聲明這次考試不設門檻，在職公務員、平民百姓等皆可報考，擇優(yōu)錄取。比如博州軍事判官穎贄同志就通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策試，榮升著作佐郎，從地方進入了中央。

    讓原本考公上岸無望的人實現(xiàn)彎道超車，花式吸納進公務員隊伍，或者給予體制內(nèi)的邊緣人士以更好的上升通道，通常情況下這些人都將成為體制的堅定擁護者，而他們也將稀釋公務員群體的舊有權(quán)利。

    從宰相到基層公務員，文官集團遭遇到了從上至下的全面洗牌，在此過程中，權(quán)力悄無聲息地被皇帝抽走，皇權(quán)得到了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