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上，并無“散文”的名稱，這類文章的名稱，最早叫“書”，叫“春秋”，后來叫“傳”，叫“語”，叫“子”。這些文章中，后來一部分上升為“經(jīng)”，一部分叫“史”。屈原將其稱為“辭”，漢朝叫“賦”，六朝叫“駢文”，韓愈叫“古文”，并倡“文以明道”。后來又有小品文、雜文等諸多稱呼，而“散文”的名稱是白話文出現(xiàn)以后才有的。

    散文，這個命名有點意思?！肚f子》里，講無用之木為“散木”，無用之人為“散人”，照此說法，“散文”就應(yīng)該是“無用之文”的意思了?？墒牵肚f子》在把無用之木命名為“散木”的同時，又把有用之木命名為“文木”，則“散”與“文”為一組對立的反義詞了。如是一說，“散文”一詞，其構(gòu)詞，猶如“是非”“對否”“好壞”“黑白”“榮辱”，是反義并列法，而不是偏正法，“散”不是偏，“文”不是正。既然“文”不是正，“散文”說的就不是文章?！迷谇f周先生沒有用“文人”來指稱“有用之人”，算是給舞文弄墨之人留了一些面子。不過，在傳統(tǒng)士大夫的觀念里，“文人”確實不是對一個操持文字者好的評價，在他們那里，士志于道，寫文章是要“文以載道”，要附庸經(jīng)史而經(jīng)世致用，文不是目的，文只是載體，被載的道才是目的。沒有道，只是吟風(fēng)弄月心靈雞湯是上不了臺面的，無病**不行，有病**也不行，只要是**，就不行，就被視為“文人”，屬于對社會既無害也無用的一類。

    中國散文的歷史中，唐宋八大家是巨擘。八大家之首，被蘇軾稱贊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一生低首三代兩漢之文，自承“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就是《尚書》、《春秋》及其三傳、《易》、《禮》及老孔而下的諸子、司馬遷、班固等人的著作，這些著作在古代圖書分類中屬于“經(jīng)、史、子”三類。他們的價值，在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其作者，非圣即賢，都是有大境界的人，都是得道弘道之人。所以，在韓愈看來，寫文章，必有一個愿心：那就是明道?！拔囊暂d道”，是文章的使命，是文章的身份證，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既如此，則撰文之人，必是有道之人方才稱職；撰文之前，必先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優(yōu)入圣域，獲得言說的資格。這種資格，首先是一種道德上資質(zhì)，然后才是語言上的能力。先修養(yǎng)身心，再說三道四，用夫子的話說，叫“先行其言，而后從之”。

    由此，要舞文弄墨，必先有仁德有智慧有勇氣：有仁德?lián)?dāng)?shù)懒x，有智慧勘破世相，有勇氣說出真相。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高人蘇東坡，說先秦諸子是“黃鐘大呂”，后代作者則不過“秋蟲時鳴”。造成這種區(qū)別的原因在于，前者在爭鳴時代，大狗小狗都可以叫；后者在一統(tǒng)時代，漸漸趨向獨裁，大狗叫，小狗不能叫，或只能跟著叫，不能對著叫了。跟著叫，就只能如秋天的蟲子，逢秋而鳴，歌功頌德，潤色鴻業(yè)。

    假如不愿跟著叫，又不敢對著叫，那就繞著彎子叫。這也是有傳統(tǒng)的，《毛詩序》所謂的“主文而譎諫”，說穿了，就是繞著彎子叫。但繞著彎子叫，有一個原則：不能讓人聽得出你的控訴和不滿，你得不怨天不尤人只怪自己命苦才行。泰戈爾說：獨裁者覺得受害者的痛苦是忘恩負(fù)義。那個身處魏晉多事之秋、“名士少有全者”時代的阮籍，常常臨歧而哭，長嘯也是哭，唱歌也是哭，寫詩也是哭，但詩中多用比興，言在此而意在彼，弄得歸趣難求，難以情測。其實，他用比興，不是出于藝術(shù)的考慮，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他有苦痛要表達(dá)，卻又不敢讓司馬昭覺得他忘恩負(fù)義。這一點，司馬昭明白得很，司馬昭說，你這不叫藝術(shù)手法高超，你這叫為人絕對謹(jǐn)慎——至慎。好在司馬昭知道阮籍膽子小，不會壞他的大事，還能給其他人做縮頭榜樣，也就放他一馬了。這一類文章，大都?xì)w入“經(jīng)史子集”中的最后一類——“集”中，身份要比前三類低。

    所以，寫文章，最高境界是先把自己修煉成圣賢，如孔孟老莊，即便述而不作，也自立德立言，功業(yè)不朽。其次是把自己修煉成烈士，鐵肩擔(dān)道義，妙手著文章，如李大釗一般懸頸絞架，猶自張望著赤旗的世界。最不濟也要保持著心靈的敏感——在不能當(dāng)圣賢英雄的時代，至少心智健全，感覺正常。如阮籍，至少能感覺到時代的不對頭，能明白自己被壓迫著是在受苦而不是在承歡，從而能有被侮辱感并覺得痛苦。其實，作為一個作家，良知有時是這樣的一種扭曲的狀態(tài)：在不能說出真理甚至不能說出真相的時代，至少應(yīng)該感受到痛苦并表達(dá)痛苦——哪怕是繞著彎子很藝術(shù)地表達(dá)痛苦。

    以上的文字是讀了穆濤的散文集《先前的風(fēng)氣》后，莫名其妙寫下來的。讀一本今人的散文集，聯(lián)想起散文的歷史——那是說明，我感覺到了，《先前的風(fēng)氣》是承續(xù)著散文的文脈的，是承接著先前的散文風(fēng)氣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風(fēng)氣之文。境界高邁，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幾乎圣賢氣象，直接最高境界。

    穆濤的文字在當(dāng)代是一流的文字，規(guī)范正道又幽默親切，簡約含蓄又意蘊豐足。規(guī)范正道看起來是文字的基本功，但是，當(dāng)代很多作家卻并不具備這份基本功，這份基本功是建立在對古代漢語嫻熟掌握的基礎(chǔ)上的，很多當(dāng)代作家的古文修養(yǎng)顯然不夠。規(guī)范規(guī)范，那是規(guī)矩和模范；規(guī)格規(guī)格，有規(guī)才有格。有規(guī)矩，然后才可以說有高格。文字是有規(guī)矩的，是有門第的，是有身份的，是有等級的。

    規(guī)范了，才能正道。規(guī)范是語法和詞法，正道則是一種風(fēng)格，它來自于作者的語言修養(yǎng)——他能判斷出哪種語言風(fēng)格是有境界的語言，有身份的語言。舉例而言，這樣的作家，自尊心也使他不會寫出諸如“你有吃飯嗎？我有”這樣混血的句子。混血的句子，也是混賬的句子。漢語是有文化的語言，因為歷史悠久積淀深厚大家輩出經(jīng)典汗牛充棟，漢語身份高貴，氣象萬千，用漢語寫作，有點像和大家閨秀談戀愛，你自身得有些教養(yǎng)，至少得有對于文化的敬重，否則就如同高衙內(nèi)調(diào)戲林娘子，那不是愛情，是對語言耍流氓。對語言的敬重，也是作者內(nèi)心正道的體現(xiàn)。讀穆濤的文字，因為其文字的正道，我就感覺他為人的正派，他在面對語言時的本分謙恭恪守規(guī)矩，使得他的文字呈現(xiàn)出一種高貴的氣質(zhì)。

    但穆濤并不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他自有一份輕松幽默。有意思的是，他的這種幽默往往還不是出于文字效果的考慮，而是出于他輕松自得云淡風(fēng)輕的態(tài)度：他可以舉重若輕，他可以哀而不傷，他可以怨而不怒，他可以樂而不淫。穆濤的風(fēng)格來自于他的性格，文字來自于他的氣質(zhì)，機智幽默卻出自于他的憨誠厚道。因為他總是洞悉人心，所以不免常常幽你一默，機你一鋒，但宅心仁厚，所以他常常是仁厚包裹著才智。他說事，總是留有余地，這是他洞悉世事，知道凡事都有因果，而因果不止一端，故不可極端；他說人，也是心存寬恕，這是他體諒人心，知道凡人都有苦衷，而苦衷不可盡悉，故不可究悉；他諷世，更是怨而不怒，這是他意在匡正，知道興亡都有氣數(shù)，而氣數(shù)總有消息，故不可勉強。他熱諷你，你心中五味雜陳但臉上卻掛得住，因為他從不撕破了說；他冷嘲你，你感到切膚之痛卻并不由此積怨種仇，因為他從不抵死了說。讓你臉上掛得住，給你生路，這是他的厚道處。這種厚道，體現(xiàn)為文風(fēng)，就是圣賢氣象。所以，穆濤的文章，讓我們想起先前的風(fēng)氣——文章的氣象，就是人的氣象。

    再說簡約含蓄。簡約含蓄歷來是語言的最高境界，它的根源也在人的境界。喋喋不休夸夸其談曉曉善辯固然不是簡約含蓄，但簡約含蓄也不是吞吞吐吐閃爍其詞，而是言簡意賅，要言不煩，不是心中有鬼而是心中有分寸，不是想隱瞞什么而是要折衷什么。這種折衷分寸的根據(jù)是：這世界上，有大的原則，卻也有小的通融，大處要分明，細(xì)處宜模糊，若一味計較，到最后反而沒有滿盤道理了。東方朔感嘆：談何容易！知道談何容易，才能做出圣賢文章。

    穆濤的文章謀篇布局上也極有特點。我們這一代，讀中學(xué)時讀的是楊朔秦牧劉白羽三大家，三大家固然有其魁偉杰出處而不可妄加菲薄，但其不足處也毋庸諱言。他們都布局精心而結(jié)構(gòu)精巧，卻又動輒升華主題而文風(fēng)浮夸，以文章的精心布局來重置現(xiàn)實中的時空關(guān)系從而再造現(xiàn)實粉飾現(xiàn)實。布局越是精心，對現(xiàn)實的扭曲越是嚴(yán)重，對事實的遮蔽越是嚴(yán)實；越是升華高超，越是虛情假意，浮夸空泛。影響所及，幾代人很難脫其窠臼。但穆濤幾乎把這樣的風(fēng)氣洗刷殆盡，他提筆為文，不知何處下筆，又何處不可下筆，如同高明的畫家，在一張白紙上，東一筆西一點，毫無心機，讓我們莫名其妙，但到了最后，待意義水落石出，竟然萬象畢呈，纖毫畢現(xiàn)，處處妥帖，無一筆不在其位，無一點不得要領(lǐng)，令我們喟然而嘆。東坡先生說自己的文章是“常行于所當(dāng)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穆濤的文章，則給我不當(dāng)行也行，有何不行；不當(dāng)止就止，無不可止的感覺。這種謀篇布局，已達(dá)到不謀不布，篇局自在的神妙境界。蓋穆濤撰文，用心不在文章，而在自家心意興致，本自乘興而行，興盡自然可返，彼處既可起興而行，此地有何處歇不得？文章不是文之彰，文章乃是心之跡，是心靈行跡，心行文顯，心息文寂。

    新時期以來，散文中“文化大散文”奇葩獨放，出現(xiàn)了不少杰出的作品。但這種以宏大敘事為基本特色的散文，卻也常常粗疏空洞甚至矯情，不僅缺少與宏大的規(guī)模相應(yīng)的思想的厚重，甚至連一些基本史實和文本解讀都不得要領(lǐng)，而其矯情煽情處，則正讓我們又看見“三大家”的“升華”套路。跳得出跳不出前人窠臼，正可以驗明作者的才力。穆濤散文，文化深厚卻篇幅短小，大多數(shù)只有千把字，我暫謂之“文化小散文”。大者，往往有小算盤，小者，常常具大氣象。穆濤的《先前的風(fēng)氣》，雖都是短小篇什，卻是有良知的剴切之作，有德性的濟世之文，有智慧的覺人之言。蓋其真有文化，從而小而深厚，小而廣大，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這是為文者的基本立足點和職業(yè)良知，今日操持文字者，多少人無此能力，多少人甚至無此意思！

    鮑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