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時的大唐國庫,相較于漢武帝初期的大漢國庫,根本無從望其項背啊!
過去十余年,不,過去數(shù)十年,突厥的勢力遠盛于華夏中土之內(nèi)的任何一個政權(quán)。
與突厥相鄰的隋末群雄,包括李淵,都曾向突厥稱臣,那是何等屈辱!武德年間李唐將中土群雄逐一戡定,聲勢愈來愈強,致使突厥感到威脅。
因而從武德七年開始,突厥犯境的力道便一年強似一年,最后兩年甚至必得將李藥師由南方調(diào)到北方,直接與頡利對壘,方才能將突厥阻于北境之外。
李世民登基之后仍須隱忍,在渭水便橋之上,對頡利屈辱求和。
李世民、李藥師都非常清楚,這多年的屈辱隱忍,所待便是厚積薄發(fā),以期終有一天,大唐有能力直面突厥,全方位開戰(zhàn)。
過去三年秣馬厲兵,所圖也都在此。
然而眼前,這最佳時機是否終于到來?當時朝中幾經(jīng)參議,并未能夠達成共識。
畢竟這是無與倫比的大事,李藥師教導(dǎo)稚齡學子,開宗明義也諄諄叮囑:“相政乖虧猶可救,朝綱雖失亦能回,兵敗國傾危?!?br/>
這次由代州都督張公謹條陳突厥可取,實是他君臣商榷之后,做出的投石問路之策。
兩年半前苑君璋歸唐,馬邑卻仍為突厥所據(jù)。
當年大唐擊潰劉武周之后,雖曾將馬邑改置為朔州,但其后此地又歸突厥掌控,改回馬邑舊稱。
代州則是隋煬帝時期的雁門,與馬邑相距不過百里,兩地隔桑干河對望,自然各設(shè)軍備,時有摩擦。
大唐平滅梁師都,取得夏州之后,曾經(jīng)大肆歡慶,包括李藥師設(shè)新居安宅之宴、讓五位王孫公子“出關(guān)狩獵”等等高調(diào)作態(tài),目的都在為使頡利松懈防備之心。
這次出兵則以張公謹上表請戰(zhàn)為名,李藥師遣人將消息傳予康蘇密,表示此舉只是代州都督意欲掌控當?shù)剡吘尘謩?,讓頡利以為大唐并沒有更進一步的意圖。
在李藥師接下代州道行軍總管的任命,率軍出發(fā)之前,他與李世民又作了一次米盤推演。
只因平滅梁師都至今,不到兩年期間,局勢已然大有變化。
北方戈壁大漠,中部有陰山山脈橫亙東西,將之分隔為漠南、漠北,磧口是兩者之間的重要通道。
突厥強盛之時,大汗居于磧口。
然則此時,漠北大部分已成為薛延陀的勢力范圍。
頡利北方的欲谷設(shè)、拓設(shè)、延陀設(shè),都已退至漠北南緣,陰山北麓。
因此頡利的牙帳,只得往南移至定襄。
而在梁師都覆亡之后,頡利南方的郁射設(shè),在河套之南的勢力可說已不復(fù)存,叱吉設(shè)、步利設(shè)更沒有能力南進,只得蟄居河套之北。
東方的突利則已與頡利決裂,自請歸附大唐。
惟有西方的沙缽羅設(shè),尚有能力聲援頡利。
是以此戰(zhàn),大唐只須在西面遏制沙缽羅設(shè)的援軍,在東面則監(jiān)控突利,并抑止東方諸羈縻部落的干擾,便可直搗定襄牙帳,云云……
這次的米盤推演,李世民只默聽李藥師闡述,除頷首贊同而外,幾乎沒有接口。
李藥師分析大漠形勢之后,接著便強調(diào),基于后勤、馬匹等等考慮,此番出征必須速戰(zhàn)速決。
畢竟早在千百年前,《孫子》便已提出“千里饋糧……日費千金……故兵貴勝不貴久”,以及“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等原則。
他見李世民仍自頷首贊同,便又舉薦東、西兩翼適任的將領(lǐng)。
李世民聽取李藥師對于財務(wù)、人事等各方面的建言,始終只是頷首贊同。
告一段落之后,皇帝親筆書寫一紙手詔,交予這位自己心目中的“吾兄”:“兵事節(jié)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倍潭淌嘧郑宫F(xiàn)出多少毫無保留的信任!
李藥師接過這端手詔,感動莫名。
然他除領(lǐng)旨謝恩之外,也沒有多言。
畢竟此時君臣之間的莫逆,豈是言語所能表述!
這年九月,李藥師率軍來到代州。
隨行不但有薛孤吳、和璧,還多了蘇定方、薛萬徹。
他與張公謹會師之后,首先便往桑干河推進。
因著大唐情報人員兩年多來的分化,桑干河上游一帶早已對頡利離心離德。
聽說天朝大軍到來,附近九位突厥俟斤,亦即部落首領(lǐng),便率所屬三千騎兵請降。
消息很快順著桑干河傳往東方,十余日后,原屬突厥的四個東方部落,包括拔野古、仆骨、同羅、奚,均由酋長率眾來歸。
于是李藥師順利取得朔州,亦即馬邑,及其周邊地區(qū)。
戰(zhàn)事的順利超出李世民的預(yù)期,于是他在西方另辟戰(zhàn)場,遣柴紹出擊勝州。
勝州在夏州之北,位于河套前套地區(qū)的東北角。
這帶地區(qū)原為郭子和所據(jù),其后降于大唐。
然而武德后期,李建成認為其地絕遠,居民與突厥交相往來,官吏無法禁止,因此議請廢棄城廓,將百姓遷至靈州。
李淵竟然照準,于是河套一帶的大片土地,包括勝州、夏州,便被突厥所據(jù)。
一年半前,大唐已將梁師都擊潰,取得夏州。
此時李世民再遣柴紹出擊勝州,并不只為奪回這片土地,更因為這里距離頡利的牙帳定襄,也就是今日內(nèi)蒙古的和林格爾,尚不及二百里。
從勝州渡過大河之后直驅(qū)定襄,其間一馬平川,皆是適宜疾馳的草原地形。
而朔州,與定襄距離將近四百里,其間多有丘陵山地,頗不利于行軍。
此時頡利終于意識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然而他的處置方式,卻出乎李世民、李藥師的意料。
頡利并沒有將重兵調(diào)至定襄,準備決戰(zhàn),而遣西方的沙缽羅設(shè)進犯河西。
涼州都督李大亮只以當?shù)伛v軍抵御,輕易便將之擊退。
頡利反常的處置方式,讓貞觀君臣意識到,突厥的疲弱,超出他們最樂觀的評估。
于是,大唐貞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次庚申,李世民以頡利進犯河西為理由,正式下達全面討伐突厥的詔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