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對于蘇亦聽過自己的名諱，周一良多少有些意外。

    隨即又釋然。

    在北大，鮮少有沒聽過他名聲狼藉的梁曉成員。

    所以，他才把注意力放在蘇亦借閱的書籍上。

    沒有錯，蘇亦借閱的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就是《西游記》的學術版。

    蘇亦之所以借閱《大唐西域記》完全就是張光達教授推薦的結果。

    《大唐西域記》簡稱《西域記》，是記載唐僧玄奘西行取經(jīng)的游記。

    《西域記》版本很多，我國收藏的版本，以敦煌唐寫本（殘本）、南宋安吉州資福寺刊本、南宋蘇州磧砂延圣院刊本最為珍貴。明清時，亦有刻本多種。

    “為何不借閱原版？”見蘇亦錯愕，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周一良繼續(xù)問。

    這就尷尬了。

    大佬版本的何不食肉糜。

    蘇亦只能老實回答，“上課在通史課程的時候，因為想要了解西域史相關內(nèi)容，張光達教授便推薦先我閱讀《大唐西域記》，原版太難，看不懂?！?br/>
    蘇亦確實借閱不是原版，以他現(xiàn)在的文獻功底，還做不到這些。

    他借閱的是，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點校校本。

    周一良恍然，“該本經(jīng)過點校者悉心整理，是當前最好的通行本，頗便初學者使用，你初次閱讀，整個合適?！?br/>
    實際上，蘇亦也不是第一次閱讀《大唐西域記》，不過他之前看的是季羨林先生校對的版本。

    除此之外，還有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季羨林等10多位學者共同整理的《大唐西域記校注》，這些學者其中就包括張光達。

    難怪蘇亦第一次聽到張光達這個名字的時候，覺得有些莫名的熟悉，原來是在這里。

    所以，等張光達給他推薦《西域記》的時候，他才想起來，曾經(jīng)在這本書里面看到對方的名字。

    這個版本就牛了。

    可以說是博取中外之長，縱考古今之變，參閱了14種版本和11種參考書，吸收中外學者成果5百余種，是我國研究《西域記》的最新成果。該書注釋名詞，能追根尋源，廣為詮解，突破了不少長期以來未獲解決的問題。本書末附有參考書目、地圖、索引，頗便讀者進一步研究和查考。

    不過現(xiàn)在距離這本出版還有八年的時間，蘇亦想看也沒機會。

    實際上，我國最早研究《西域記》地理考證的專著是清末民初丁謙的《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

    最早對古代版本進行整理研究的是1964年向達輯成《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

    除了這兩版外，還有1984年出版的，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

    這書可以說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本書作者、行程及其他內(nèi)容的專著。

    除此之外，還有董志翹和芮傳明兩個版本。

    不過這兩版本都是季羨林版本的擴充。

    比如，董的版本就是季的版本為工作底本，有題解、注釋和譯文。

    至于章巽、芮傳明《大唐西域記導讀》，巴蜀書社，芮傳明《大唐西域記全譯（詳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光聽名字就知道它們的特色。

    有題解、注釋和譯文，除了標點不太一樣，其他的沒啥區(qū)別。

    畢竟，西域記比較枯燥，是地理書，要對佛教遺址以及故事不感興趣的話，這本書根本就看不下去，它畢竟不是吳承恩版《西游記》，實際上，《西游記》原本，很多人也看不懂。

    不過是芮傳明章先生的學生芮先生本來就研究交通史，注釋更詳細。如果喜歡中西地理交通，看芮傳明的版本，多少有點意思。

    畢竟，芮傳明是章巽的學生。

    蘇亦現(xiàn)在借閱的這個版本就是章巽的點校本。

    雖然沒有季羨林的經(jīng)典，而且還是豎版，但對于目前階段的蘇亦來說，足夠了。

    《西域記》本來就是一本枯燥的書，然而，看什么版本還涉及到文獻學，光聽這些版本目錄，就足夠讓人頭大。

    更不要說看。

    然而，當你沉浸其中，翻閱這些散發(fā)著紙質特有墨香的書籍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特別的充實感。

    尤其是，你經(jīng)過特殊年代的沖擊，經(jīng)過那些動蕩不安，顛沛流離的生活的時候，就知道在這個時間，有一個安靜的地方供自己讀書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蘇亦沒有經(jīng)歷這些年代。

    但前世，三戰(zhàn)北大的狼狽，讓他珍惜一個有可能讀書的機會。

    然而，等周一良說完話要走的時候，蘇亦突然福至心靈地來一句，“周先生，我讀過您的《TantrisminChina》，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可以耽擱你一段時間嗎？”

    這一下子，周一良望著蘇亦，眸子閃過一道精光，隨即暗淡下去，“你知道《TantrisminChina》？”

    蘇亦解釋，“是的，以前因為讀西域佛教感興趣，所以無意間看過您的文章。”

    TantrisminChina，音譯中國的怛特羅教，而第一個把這段英文翻譯成為中文的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復旦的錢文良教授，他翻譯成為——唐代密宗。

    而此文乃是周先生的博士論文，1945年發(fā)表在哈佛燕京學社的刊物《哈佛亞洲學刊》第8卷第34號上(合刊，頁241—332)。

    它在研究中國漢地密教發(fā)展史中確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依然可以說是此一領域之中難以避開的重要拓荒之作。

    如果不是對這個細分領域有研究的話，基本上聽都沒有聽說過這個“詞匯”。

    這論文有多重要，只需要用谷歌學術搜索來核實一下其引用數(shù)就一目了然。

    而且蘇亦不能不承認，在某些領域之中，即使在此文發(fā)表數(shù)十年之后還有學界中的文章在炒周先生的冷飯，這不僅是在唐代密宗重要人物的考訂上，也包括中晚唐制度史中諸多重要問題的闡述。

    故而由復旦歷史系錢文忠教授在二十年前曾將之迻譯為漢語(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初版)，其譯文清通可喜，實在是難能可貴，當然這也與周先生原文風格簡練流暢有關，故少有復雜的句法與生僻詞。

    不過并非說此文就容易翻譯，因為周文本身利用了大量梵、巴、德、法、日語文獻，而且牽涉到很多佛教與中古史學的艱深知識，所以這些對于譯者而言就是一個相當嚴肅的學術挑戰(zhàn)，因此能夠完成翻譯本身就是一項不小的成就。

    前世的時候，蘇亦曾經(jīng)讀過譯本。然后找了原版的論文觀看。

    可以說，周一良是蘇亦最為感興趣的北大歷史系教授之一。

    甚至，蘇亦對于他的興趣比恭三先生還要大。

    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個人偏愛佛教考古而非宋史研究的原因。

    錢文忠的譯本，按照蘇亦的能力來說，是沒有辦法挑錯的。

    更為難得的是，通過全文的校讀明顯可能發(fā)現(xiàn)越到后面，譯者的錯誤越少。

    像前面出現(xiàn)的不少問題，如回譯等，到了后面都有了非常精細的處理。像沙畹等大師的很多古著法譯，在漢譯中都作了精確的定位與回譯。

    這也反應了一個重要的經(jīng)驗，即翻譯本身對于譯者也是一個有益的學習過程。

    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完美的翻譯，只是錯多錯少而已，所以對于任何真誠的學術翻譯我們都應該鼓勵。

    而且翻譯全書難，不過，蘇亦在翻看譯本的時候，確實遇到不少讀著不太通順的地方。

    如果沒有譯本的話，以蘇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難完全讀懂這片論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這年頭有人愿意去翻譯這些偏門的論文已經(jīng)是很難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說當年蘇亦也不是研究這個領域，只不過，這個時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蘇亦就覺得不應該錯過這個請教的機會了。

    不然，天知道要等多久，才有這樣的機會遇到周先生。并且，還能夠跟對方搭上話。

    聽到蘇亦的話，周一良望著他一眼以后，就示意他拿上書本，“咱們出去聊，不要在這里耽擱其他同學借書?！?br/>
    除了二樓借閱室，周一良望著蘇亦，“你就是蘇亦同學吧？宿白先生學生？”

    “周先生，認識我？”

    蘇亦驚訝，自己那么出名了嗎？

    這位連講臺都沒有再出現(xiàn)的老人，竟然能夠知道自己的名字？

    周一良點頭，“雖然未曾見過，但你的名字我確實已經(jīng)多次聽說過了，從你進入歷史系復試的時候，咱們系里面關于你的討論就不少，同樣，前段時間你們王永興教授去我住處拜訪我的時候，曾經(jīng)談論過你，還曾經(jīng)說恭三先生想要收你為徒，卻被你拒絕了?！?br/>
    得，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這樣的小八卦，似乎在北大歷史系，似乎已經(jīng)不是什么秘密了。

    這不，連這位老爺子也知道了。

    而且，周一良提到的王永興，這位也是一個大名人。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里，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復”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xiàn)政權，在宣統(tǒng)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br/>
    然后，陳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國哈佛留學，戰(zhàn)火的阻隔，讓陳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戰(zhàn)前書信往來論學之舊事。他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的開端充滿感情地寫道：“噫！當與周君往復商討之時，猶能從容閑暇，析疑論學，此日回思，可謂太平盛世，今則巨浸稽天，莫知所屆。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由此可見陳周師生情感之深。

    然而，1949年之后，周一良受輿論和形勢的影響，在家信中將胡適稱之為“文化買辦”，隨后著文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

    周一良此舉，完全背叛了陳寅恪，并對其反戈一擊，師生斷誼。1963年，陳寅恪編訂《叢稿》時，將《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記錄陳周師生之情的序刪掉，以示往日師生情誼不再。這種舉動，可以和古代先生對弟子的“破門”視之。

    那么破門有是什么呢？

    這個這是古代讀書人對門下弟子的一種懲罰之道。

    他跟我說：“你說誰能上課？要不是這個歲數(shù)，我該先上！“他還跟我說：“能上的，倒是有兩個，可他們能來嗎！“鄧先生說的這“兩個“，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慶。當時這兩個人正在“梁效“學習班接受審查。這樣，鄧先生外請了一批人來開課。一時之間，歷史系的課堂上外來教師云集。有寧可講《中國通史》、蔡美彪講《遼金元史》、漆俠講《宋代經(jīng)濟史》、胡如雷講《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劉乃和講《歷史知識講座》、王利器講《古文選讀》。

    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十年、晃蕩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這個時候，誰不想上課？其實，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點點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輕一點的或是學了英語、或是學了日語。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老師的成果最早見了天日。發(fā)掘的發(fā)掘，發(fā)文章的發(fā)文章；歷史專業(yè)老師的抽屜里，也有不少存貨。對于這一點，鄧先生可能估計不足。

    結果這個時候，鄧廣銘先生從外面把人挖人過來，事情就大條了。

    不滿盡管不滿，可在鄧先生面前敢于表達出來，那是另一回事。

    說到這些有些跑題了。

    蘇亦跟隨著周一良走出圖書館，走在林蔭道上，蘇亦才問，“周先生，學生有個疑惑，在您的論文原文頁242-3中是:鄄sandmilesaway。很明顯，此處的“palm冶是是貝葉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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