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作我

    魏晉士人對自我與個性的堅持

    《世說新語·品藻》里有這樣一則故事：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竼栆螅骸扒浜稳缥?？” 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公”是桓溫（312—373年），“殷侯”是殷浩（？—356年）。殷浩與桓溫是東晉中期的兩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時人視為朝廷的兩大支柱。兩個人都出身名門，年齡也差不多，少時還是朋友，但老是暗中較勁。長大后兩人的地位名望差不多，都一度大權(quán)在握，桓溫當(dāng)了荊州刺史，殷浩則做了揚州刺史，荊揚兩州在東晉算是最重要的兩個州了。更巧的是，兩人都曾率軍北伐，也都沒有成功，只是殷浩敗得更慘一些，且是在桓溫之前，桓溫便乘機把他奏免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終。上面的對話究竟發(fā)生在什么時候，難以考證，比較可能是兩人都已冒頭，但還沒到位高權(quán)重的時候?；笢氐脑捗黠@帶有一些挑釁性質(zhì)，殷浩的話則軟中帶硬，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溫，話也說得極漂亮，可以說是一等一的外交辭令。

    關(guān)于殷浩與桓溫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說，二人之間也可以做一大堆比較。但這些不是這里要談的，要談的是這則故事中殷浩的答語：“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逼鋵嵾@話是不是殷浩說的也不重要，我們只是關(guān)注這句話里所反映的內(nèi)容及其所標(biāo)榜、所張揚的精神。

    這話反映了第二章所講的，在魏晉時代，在士族階級當(dāng)中，普遍覺醒了一種個體意識。隨著這種個體意識的覺醒，一個人開始認(rèn)識自己的個性，即在精神上不同于別人的那點特別的東西。人們在珍視個體生命的同時，也開始珍視自己不同于別人的個性，于是開始萌發(fā)一種新的精神，就是欣賞自我、看重個性，并且堅持自我、堅持個性。

    今天讀《世說新語》，不難發(fā)現(xiàn)在那個時代有很多個性鮮明的人物。拿竹林七賢來講，他們雖然是七個好朋友，卻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選擇，各有各的人生道路。難得的是，他們不僅各自堅持自己的個性，而且能尊重別人的個性；各自選擇政治態(tài)度與人生道路，也能尊重別人的選擇。比如前面講過，嵇康和山濤是好朋友，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山濤卻選擇了司馬氏。他們選擇不同，當(dāng)然有許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個性不同。嵇康是一個“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點灰塵，而山濤卻是一個氣度寬宏、能夠和光同塵的人?！妒勒f新語·賢媛》有一個故事。一次嵇康和阮籍來看山濤，山濤的老婆想要觀察一下嵇阮二人，便勸山濤留二人在家里過夜，她就躲在隔壁，從墻洞里偷看他們?nèi)齻€聊天相處。后來山濤進去問老婆，你覺得這兩個人怎么樣。他老婆說，你的才情比不上他們兩個，只能以見識和度量與他們交朋友。山濤說，他們兩個也常常說我的度量比他們大。《世說新語》里講山濤跟嵇康、阮籍剛認(rèn)識便成了好朋友，他們的情誼像兄弟一樣“契若金蘭”。三個個性完全不同的人，為什么能夠“契若金蘭”呢？因為他們都是君子，都是道德高尚、品格正直的人，有了這個基本點，他們就可以成為好朋友，可以互相欣賞，而并不需要去改變對方。山濤欣賞嵇、阮的才情，嵇、阮欣賞山濤的度量，后來各人有各自的選擇，連政治道路都相差很遠，也不妨礙他們成為好朋友。我們讀了嵇康給山濤的絕交信，以為他們真的絕交了，變成敵人了，其實不然。嵇康臨死之時，擔(dān)心自己的兒子嵇紹年幼無人照顧，竟然把兒子托付給山濤，可見他雖然寫了絕交信，心里還是把山濤看作最可靠的朋友。他的絕交信與其說是寫給山濤的，不如說是寫給司馬氏看的。山濤后來果然不負重托，不僅把嵇紹培養(yǎng)成人，而且把他推薦出來做官，后來做到侍中，在八王之亂中為保衛(wèi)當(dāng)時的皇帝晉惠帝（司馬昭的孫子、司馬炎的兒子）而被殺。文天祥被囚獄中時所寫的《正氣歌》中有“為嚴(yán)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的句子，“嵇侍中”就是指嵇紹。至于嵇紹值不值得為那個白癡皇帝送命，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這個問題是可以再討論的。

    說到嵇康，鐘會去拜訪他，他理都不理；說到阮籍，如果鐘會去看他，他大概會虛與委蛇一番；現(xiàn)在假定鐘會去看山濤，我想山濤會客客氣氣地接待他。但無論嵇康或阮籍或山濤，都不會跟鐘會交朋友，更不會“契若金蘭”，主要不是因為政治主張不同，根本原因是個性不同，氣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們選擇了什么樣的人生和政治道路；鐘會卻是個小人，也不必管他選擇了什么樣的人生和政治道路。哪怕鐘會像嵇康一樣選擇了曹氏，他們還是成不了朋友，因為一個終歸是君子，一個終歸是小人。君子和君子可以交朋友，哪怕在敵對的政治陣營中，也不妨礙他們互相欣賞和尊重；而君子和小人則無法交朋友，哪怕他們在相同的政治陣營中，仍然免不了內(nèi)心深處的隔閡與排斥。

    還有兩對兄弟的故事。一對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康和嵇喜兄弟兩個感情很好，在政治上卻各走各的路。嵇康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嵇喜卻是個熱衷世事、不甘心被埋沒的人，哪怕是司馬氏當(dāng)政，他還是要做官，于是選擇向司馬氏妥協(xié)。大概因為這一點，阮籍不喜歡他，對他翻白眼。呂安也不喜歡他，稱他為“凡鳥”。這個故事載于《世說新語·簡傲》第四則：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后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傍P”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保┰搫t劉孝標(biāo)注引《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吊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赍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

    不過嵇喜人品并不壞，還是好人，后來官做得不小，也還算個好官。如果他是一個像鐘會那樣的小人，又是司馬氏的爪牙，恐怕阮籍和呂安反而不敢跟他開那種玩笑了。

    另外一對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戴逵是東晉著名的畫家和音樂家，文章也寫得很好，總之是個才子。他安于清貧，不愿做官，朝廷征他當(dāng)國子博士（太學(xué)教授），他也堅辭不就。戴逵的哥哥戴逯卻熱衷世事，要建功立業(yè)，后來終于做到大司農(nóng)（九卿之一），而且被封為廣陵侯。有一次謝安對戴逯說，你們兩兄弟的志向和事業(yè)怎么相差這么遠？戴逯回答說：“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本褪钦f，我是個俗人，怕窮，我弟弟則像顏回一樣，雖然窮，卻在學(xué)問中找到了樂趣。

    這兩對兄弟各人堅持各人的個性，各人走各人的路，卻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沒有破壞他們的兄弟情誼。這樣的例子在那個時代還可以舉出很多。

    再看竹林七賢。除了嵇康、阮籍和山濤，還有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他們也都各有各的性格，人生道路和政治歸屬也各有不同。如果仔細分析，幾乎可以說他們是七種類型。我們姑且簡略地分個類：一型，嵇康：剛腸疾惡，寧折不彎，堅決不與自己討厭的當(dāng)局者合作。

    二型，阮籍：愛憎分明，內(nèi)心痛苦，但不想得罪當(dāng)局，只好與他們假意周旋。

    三型，向秀：起初也拒絕與當(dāng)局合作，但最終敵不過大勢，只好放棄反對立場。

    四型，劉伶：因為討厭當(dāng)局，又不想或不敢公開反抗，于是飲酒裝瘋，佯狂避世。

    五型，阮咸：對現(xiàn)實不滿，于是寄情于藝術(shù)，想逃避政治，但最后還是出來做了官。

    六型，山濤：在新舊統(tǒng)治者對決未分勝負之時，暫不表態(tài)；新的統(tǒng)治者勝利之后，則出而應(yīng)世，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七型，王戎：對當(dāng)局好壞不在意，只要自己做一個好官就好。

    王戎（234－305年）和山濤差不多，他是七個人當(dāng)中年紀(jì)最輕的，跟這幾個人交往的時候尚未成年，只是因為聰明為大家所賞識，嵇康死的時候（262年）他才二十八歲。那時候司馬氏的政權(quán)大局已定，他也就順勢做了司馬氏的官，基本上沒有參與司馬氏和曹氏的爭權(quán)。

    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還常常跟嵇康商討哲理，嵇康寫《養(yǎng)生論》，他就寫《難養(yǎng)生論》，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議論。鐘會來看嵇康的時候，嵇康正在跟一個朋友打鐵，不理睬鐘會，這個打鐵的朋友就是向秀。所以向秀的政治態(tài)度跟嵇康是一樣的。待到司馬氏接連屠殺政敵，向秀的好友嵇康也被殺了以后，他感到膽寒了，知道如果不屈服于司馬氏，自己也會落得嵇康那樣的下場，只好勉強當(dāng)了一個小官。司馬昭還調(diào)侃他說：不是聽說你要隱居嗎，怎么到洛陽來了呢？他只好忽悠說：隱士們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得多加羨慕。向秀雖然做了小官，其實只是敷衍避禍而已，所以《晉書》說他“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叭蒇E”其實跟隱居沒有多大區(qū)別，就是前人講的“大隱隱于朝”。

    劉伶跟向秀差不多，也當(dāng)個小官，整天喝酒，混得更厲害。每次他出去玩就帶個小兵，叫小兵扛把鋤頭、挑個酒葫蘆，跟小兵說：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你就挖個坑把我埋了就好了。有一次一個朋友來看他，他正在家里一絲不掛，估計是喝了酒，又服了五石散，身上發(fā)燒，穿衣服不舒服，所以脫得光光的。朋友笑他，他說：我這個人是把天地當(dāng)屋宇，把房子當(dāng)衣褲，你干嗎不打招呼就鉆到我的褲襠里來了？劉伶沒留下什么作品，只有一首詩，還是跟酒有關(guān)的。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兇，怕傷了身體，勸他把酒戒了，他說：這么重要的事，你得先擺一桌酒席，讓我先向上天祈禱，祈禱之后再戒酒。老婆照辦了，他的祈禱詩是這樣的：“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這首祈禱詩就是劉伶留在這個世上的唯一作品。但是如果我們把劉伶僅僅看成一個酒鬼，顯然是不對的，他喝酒跟阮籍有相同之處，也是借酒澆愁，以醉酒來避世；也跟向秀類似，喝酒就是“容跡”的手段，他是“隱于酒”，以忘掉那個污濁的現(xiàn)實。

    阮咸是阮籍的侄兒，因阮籍的介紹而加入竹林七賢的圈子。他有另外一套逃避現(xiàn)實的方法，那就是醉心于音樂，也可以說是“隱于音樂”。他也做官，也“容跡”于朝，但真正喜歡的卻是音樂。他對音樂有天生的敏感，琵琶彈得非常好。有一種琵琶后世稱為“阮咸”，據(jù)說這種琵琶他彈得非常好，后人就為之取名“阮咸”來紀(jì)念他。也有人說，是他對琵琶做了一點改造，成了一種新樂器，后人名之曰“阮咸”。總之，阮咸也是不滿當(dāng)時現(xiàn)實的人，他逃避現(xiàn)實的方法是逃進藝術(shù)，在音樂中忘掉現(xiàn)實。

    這七類人都不失為君子，可以看作正派的知識分子在政權(quán)更替之際可能做出的各種選擇：反潮流呢，還是隨大溜呢？體制外呢，還是體制內(nèi)呢？搞政治呢，還是搞學(xué)術(shù)或文學(xué)藝術(shù)呢？大概不外乎以上幾種吧。中國文人喜歡講七賢的故事，可能正是因為七賢為我們提供了選擇人生道路的幾種基本范式。

    總之，人生在世，都應(yīng)該認(rèn)清自我，堅持自我，根據(jù)自己的個性來選擇自己的道路，而不需要受別人的影響，擺來擺去，這就是“寧作我”的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做自己”。“寧作我”，或說“做自己”，就是不甘心做你，當(dāng)然也不甘心做他，而要做我自己。在人群中堅守自我，不羨慕別人，不茍同別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多人一輩子都沒有“作我”。其中大多數(shù)是沒頭沒腦地隨大溜，簡直不知道“自我”是什么。還有一些人則是滿腹醋意地羨慕社會上所謂的“成功者”，隨時隨地準(zhǔn)備改變自己，向“成功者”靠攏。這種人內(nèi)心缺乏自信，也沒有做人的原則，他向“成功者”靠攏并非見賢思齊，而是見錢思齊、見權(quán)思齊、見名思齊。這種人根本沒有什么需要堅持的“自我”，要的不是“作我”，而是“做別人”。

    總之，“作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淡泊之心、有做人的原則、有超然的氣概，才安于“作我”；有主見、有勇氣、有自信，才敢于“作我”。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边@就是安于“作我”。他何以這樣淡定呢？他說：“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边@就是自信，這就是超然。正因如此，在劉備三顧之后，他才敢于“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只有安于“作我”的人才敢于“作我”，心中有主心骨，才不會東倒西歪，也無須左顧右盼。

    陶淵明以五柳先生自況，說：“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fēng)日；短褐穿結(jié)，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备F到這樣，居然“晏如”。給他一個縣長（彭澤令）做，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為什么呢？因為當(dāng)時有個不學(xué)無術(shù)的督郵—陶淵明的上級，要來彭澤縣巡視，陶淵明想，這家伙要人品沒人品，要學(xué)問沒學(xué)問，我憑什么向他作揖打躬？用他的原話講，就是“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陶淵明說自己“質(zhì)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挨餓受凍固然難受，如果委屈了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天性，那就更糟糕，恐怕要百病叢生了。他又說：“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保ā稓w去來辭》序）出去做官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為了賺錢糊口，想起來對不起自己的志向抱負。做人的原則不能改變，“平生之志”不能屈從“口腹”，做一個縣長，權(quán)、錢、名都有了，卻沒了自我，所以不干。這才是勇于“作我”、安于“作我”的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