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山西歷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只有推著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是為頗費周折的“買糧換引”，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鳕J頂頂點說，..這也是明朝初年陜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陜西商人獨享的“特區(qū)”政策，到明朝中葉為之一變。明弘治五年（149年），主管財政和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上任不久，就將輸糧換引的“開中法”，改為以銀換引的“折色法”，也就是，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糧食到邊關，而是直接拿出白銀購買鹽引，即能獲得販賣食鹽的許可。葉淇是山陽人（今江蘇淮安），此舉顯然打破了陜西及山西等“邊商”固有的優(yōu)勢，給了地理上更接近兩淮、以徽商為主之“內商”進入利潤豐厚的鹽業(yè)經(jīng)營的良機。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jīng)濟上的意義，陜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為專業(yè)鹽商。據(jù)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陜西商人不下500人，名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他們兼籍故土，實皆居揚”，這標志著一個沖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陜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明代《揚州竹枝詞》唱道：“鹽客連穡擁巨財，朱門河下所藏生。鄉(xiāng)音秦語并歙語，不問人名但問旗?！薄扒卣Z”就是陜西話，“歙語”即徽州話（歙縣為徽州一府六縣之一）。可見陜商、徽商，皆為揚州繁華商業(yè)主力軍。據(jù)記載，當時兩淮八大總鹽商（即鹽業(yè)公會領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曾寫道：（揚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在明代，作為鹽商的陜西商人，實力曾凌駕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縣、涇陽縣、綏德州等地。

    聚集揚州的陜西鹽商。出于保護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資修建了陜西會館，后來為了對付徽商的競爭，又與山西鹽商合資共建山陜會館。那時候，山陜商人實力仍然強橫，徽商不時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鹽引。山陜會館獨自建在靠近運河的大東門東關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嶺南等商幫會館，扎堆于新興市場東門一帶，反映出商幫勢力興起先后的歷史軌跡。

    常住揚州的陜西商人不僅經(jīng)營淮鹽。還將業(yè)務擴展到典當、布匹、皮貨、煙酒等行業(yè)。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異軍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賈”的傳統(tǒng)，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動輒喜歡發(fā)起訴訟，與山陜商人屢屢發(fā)生商業(yè)沖突。據(jù)史料記載，在“南人”（即徽商）與邊商（即山陜商人）的訴訟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決。在爭斗中占據(jù)上風。

    明朝中后期萬歷年間編撰的《揚州府志》，記錄了這種微妙的趨勢：“揚州皆四方賈人。新安（徽商）最盛，關陜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揚州有名的“商籍之爭”，實際上正是山陜商人與徽商之間商場積怨的一次大爆發(fā)。

    在鹽商云集的淮安、揚州二府，山陜商人因是外省入戶定居而獲朝廷特批擁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讀淮揚二府的學校，每年還有7個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的名額。而徽商的家鄉(xiāng)徽州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按規(guī)定，其子弟不得在當?shù)厣蠈W。

    歷史上，明崇禎五年（16年），經(jīng)徽商聯(lián)名上書，巡查兩淮鹽政的官員上書。請求凡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獲得皇帝批準。但這無形中損害了原有學籍的徽商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時任揚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鄉(xiāng)的抗議，此政策遂緩行。徽商舊事重提，“西人復大喧嘩，爭訟不已”，終于又不了了之。

    “商籍之爭”，前后達數(shù)十年之久，西商先勝后敗，徽商終償所愿，其實也折射出在此期間，陜、晉、徽三大商幫在揚州實力對比的盛衰變化。

    這種爭斗，最后的結果是1644年月，陜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順軍攻入北京，逼得安徽鳳陽人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但鎮(zhèn)守遼東的明將吳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關，擊敗大順軍。順便一句，生于遼東的吳三桂祖籍“廣陵首邑”高郵，也算是揚州人了。

    這次改朝換代的戰(zhàn)爭，給揚州帶來了滅之災。1645年5月，清將多爾袞率軍南下圍揚州城，明將史可法堅守城池達半月之久，殺傷清軍甚眾。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義，多爾袞為報復大開殺戒，造成“揚州十日”慘劇，民眾死80萬，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難幸免，有明一代兩淮鹽業(yè)興盛帶來的商業(yè)繁華，毀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國形勢大定，新興的清朝亦思恢復經(jīng)濟民生，以穩(wěn)固統(tǒng)治，而鹽稅數(shù)額巨大，兩淮鹽業(yè)的復興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寬松政策之下，為躲避戰(zhàn)火退走的鹽商陸續(xù)再聚揚州，所謂“康雍乾盛世”的10余年間（1661年~1795年），揚州鹽業(yè)達到又一高峰。極盛之時，每年經(jīng)揚州運銷的鹽達160多萬引（每引折鹽00~400斤），僅鹽課（即鹽稅）一項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當時之鹽從海濱鹽場經(jīng)揚州轉運到各省市場，價格可漲10倍以上。據(jù)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年），揚州鹽商每年賺銀1500萬兩以上，繳納鹽課600萬兩以上，占全國鹽稅六成左右。這一年，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為全世界的%，而揚州鹽商提供的鹽稅就占了全世界經(jīng)濟總量的8%。

    不過，此時的揚州鹽業(yè)，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經(jīng)緊密合作的陜西商人與山西商人之間貌合神離，陜商在揚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約十幾家鹽商，不能稱幫，難成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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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科舉考試必須是回原籍參考，其實這就是后世的高考移民，這玩意兒在幾百年前就有了?！?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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