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復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歷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里獲得一種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么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于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么是漢奸、什么是賣國賊、什么是民族大義、什么是氣節(jié)。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強，關(guān)鍵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清朝的仇恨，提出“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讓人解氣。清朝終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后，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chǎn)生警惕。因為無數(shù)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nèi)鄙偃祟惼毡橐饬x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大多是從封建正統(tǒng)觀念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大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tǒng)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系列中所出現(xiàn)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zhèn)巍⒄?、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tǒng)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tǒng)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tǒng)論復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tǒng)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tǒng)論，便是例證。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于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部壓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丑惡，它的統(tǒng)治者曾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漢族正統(tǒng)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這些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里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
二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離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歷來光顧的人不多。我去時，找了山莊背后的一個旅館住下。那時正是薄暮時分，我獨個兒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fā)呆。查過地圖，這山嶺便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么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時候都在想些什么呢？
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里，遠遠地、靜靜地、純純地、悄悄地，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對我產(chǎn)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從第二天開始，我便一頭埋到了山莊里邊。
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jīng)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jù)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nèi)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山莊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是開闊的湖區(qū)、平原區(qū)和山區(qū)。尤其是山區(qū)，幾乎占了整個山莊的八成，這讓游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莊里有很多楹聯(lián)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后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他們寫給后輩繼承人看的。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辨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一路走去，終于可以有把握地說：山莊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里來喘口氣，應(yīng)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jīng)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紀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quán)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個是自恃當初領(lǐng)清兵入關(guān)有功、擁兵自重于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于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guān)系的重要政治勢力，有幾人能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zhàn)了。他，十六歲上干凈利落地除了鰲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zhàn)，花八年時間的征戰(zhàn)取得徹底勝利。
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chuàng)業(yè)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jīng)找不到什么對手，但他還是經(jīng)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yè)的依托點。
他每次都要經(jīng)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jīng)破敗。對著這堵歷代帝王切切關(guān)心的城墻，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么長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wèi)？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結(jié)果，可以從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
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筑”，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tǒng)大兵長驅(qū)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梢娛貒?，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shù)千里，養(yǎng)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無形的長城。對此，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shè)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lǐng)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余人去進行大規(guī)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范，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澳咎m圍場”既然設(shè)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兒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shù)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guān)系，他們的首領(lǐng)不必長途進京也能有與清廷交誼的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
總之，軟硬兩手最后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里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于此。把復雜的政治目的轉(zhuǎn)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
康熙幾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蘭圍場”參加一次為期二十天的秋獵，一生共參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圍獵，情景都極為壯觀。先由康熙選定逐年輪換的狩獵區(qū)域，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帳篷為“內(nèi)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帳篷為“外城”，城外再設(shè)警衛(wèi)。第二天拂曉，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統(tǒng)一督導下集結(jié)圍攏。在上萬官兵的齊聲吶喊下，康熙一馬當先，引弓射獵，每有所中便引來一片歡呼。然后，扈從大臣和各級將士也緊隨康熙射獵。
康熙身強力壯，騎術(shù)高明，圍獵時智勇雙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讓王公大臣由衷驚服，因而他本人的獵獲就很多。
晚上，營地上篝火處處，肉香飄蕩，人笑馬嘶，而康熙還必須回到帳篷里批閱每天疾馳送來的奏章文書。
康熙一生打過許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還是自己打獵的成績，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生命力的驗證。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蘭圍場”行獵后返回避暑山莊時，曾興致勃勃地告諭御前侍衛(wèi)：
朕自幼至今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數(shù)百，其余圍場內(nèi)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于一日**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shù)也。
這筆流水賬，他說得很得意，我們讀得也很高興。身體的強健和精神的強健是連在一起的，須知中國歷史上多的是病懨懨的皇帝，他們即便再“內(nèi)秀”，卻何以面對如此龐大的國家？
由于強健，他有足夠的精力處理復雜的西藏事務(wù)和蒙古事務(wù)，解決治理黃河、淮河和疏通漕運等大問題，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澤后世。由于強健，他還愿意勤奮地學習，結(jié)果不僅武功一流，“內(nèi)秀”也十分了得，成為中國歷代皇帝中特別有學問，也特別重視學問的一位。
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漢族傳統(tǒng)文化。大凡經(jīng)、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鉆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還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規(guī)模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字典辭書，文化氣魄鋪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那些重要的工具書。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涌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文史專家。在這一點上，很少有哪個年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只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xiàn)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使到了現(xiàn)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諳兩邊的畢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里得幾何學，經(jīng)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shù)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并比較它與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后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以數(shù)學為基礎(chǔ)，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歷法、物理、醫(yī)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jīng)常發(fā)生矛盾，康熙從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認真學習，幾乎每次都做出了公正的裁斷。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一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jīng)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并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quán)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只是，在中國歷代帝王中，這位少數(shù)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確有點兒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歷皇帝（神宗
）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nèi)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內(nèi)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后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fā)霉、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tài)者，但他又集權(quán)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還有后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敗定了?？滴跖c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里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lǐng)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歷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復雜。
開始，大多數(shù)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復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zhuǎn)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jié)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qū)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發(fā)”之事，即漢人歷來束發(fā)而清人強令削發(fā)，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的地步。頭發(fā)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guān)及文化生態(tài)。結(jié)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fā)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并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fā)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后便絕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后回余姚家鄉(xiāng)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后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后終老陜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luò)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zhàn)爭還沒有結(jié)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yōu)、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yīng)考。傅山被人推薦后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xiāng)后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后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絕食相抗，眾人只得作罷。這事發(fā)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颙沒有應(yīng)召，但心里畢竟已經(jīng)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yīng)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當?shù)匮矒岬近S宗羲家里，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nèi)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wù)。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颙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jié)，也不是妥協(xié)，而是一種文化生態(tài)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么誠懇，漢族文人為什么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滴跞蚊舜髿v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jù)《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復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lǐng)導著漢族的歷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于反清復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睹魇贰泛髞沓蔀檎麄€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余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diào)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陜總督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岳飛遺志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jīng)有點兒近乎笑話。岳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鐘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岳”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里。
岳鐘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后虛假地應(yīng)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tǒng)治者并不差，可為什么還有人要對抗清廷？于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fā)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么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于他們的圣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只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只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復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后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zhí)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shù)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頭，到后來也真沒有什么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jīng)不想做反清復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yōu)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yè)，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jīng)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zhàn)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nèi)記載這種征戰(zhàn)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zhàn)與漢族的利益沒有沖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圣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后卻產(chǎn)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shù)戰(zhàn)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么大嗎？需要反復那么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里樂滋滋地自我品嘗，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jié)束之后，這里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nèi)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扎京設(shè)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mào)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nèi)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yōu)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于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nèi)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shè)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后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茍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shè)四個海關(guān)歡迎外商來貿(mào)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guān)閉其他海關(guān)只許外商在廣州貿(mào)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于何種心理規(guī)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guān)系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歷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
四
我在山莊松云峽乾隆詩碑的西側(cè)，讀到了他兒子嘉慶寫的一首詩。嘉慶即位后經(jīng)過這里，看到父親那些得意揚揚的詩作后不禁長嘆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ā罢邦}蘊精奧，守位重仔肩。”
）
嘉慶一生都在面對內(nèi)憂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近四十歲，沒有什么才能，只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么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模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jīng)沒有多少氣數(shù)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讓它空關(guān)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jīng)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么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鴉片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他憂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guān)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咸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lián)軍正威脅著北京。咸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么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里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quán)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后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著遺體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歷史學家稱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里制訂。然后，咸豐的靈柩向北京起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fā)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guān)住了。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tǒng)治中國數(shù)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后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jīng)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只是咸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xiàn)在咸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后輝映?？滴醯摹伴L城”也終于傾塌了，荒草凄迷，暮鴉回翔，舊墻斑駁，霉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guān)著。
關(guān)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guān)住了那么些蒼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丟棄了。被丟棄了的它可憐，丟棄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憐，連一把羅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喪魂落魄。
后來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峙”。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峙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于另外一個時代。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quán)發(fā)出了毀滅性聲討。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fā)現(xiàn)。
五
清朝滅亡后，社會震蕩，世事忙亂。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只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里，遺囑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fā)還是留辮之爭曾發(fā)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歷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并不是死于政治斗爭、人事糾葛，而是死于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里，《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都歷歷在目，每一本、每一頁都無法分割。在他看來，在他身邊隕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且更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古典時代。
他，只想留在古典時代。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jīng)過劇烈的心理掙扎已開始與朝廷建立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事業(yè)破敗之后，文化認同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后表現(xiàn)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后是這樣，清末以后也是這樣。
文化的極度脆弱和極度強大，都在王國維先生縱身投水的撲通聲中呈現(xiàn)無遺。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面對著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輕輕地嘆息一聲：一個風云數(shù)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后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zhì)彬彬的凄怨靈魂。
秋雨注：
這篇文章發(fā)表于一九九三年，后來被中國評論界看成是全部“清宮電視劇”的肇始之文?！扒鍖m電視劇”拍得不錯，但整體歷史觀念與我有很大差別。我對清代宮廷的看法，可參見本書另一篇《寧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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