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攜子蘇軾、蘇轍，帶著張方平的推薦書信，入京謁見韓琦、歐陽修。這時又值歐陽修等慶歷新政時期的人物用事，歐陽修立即向朝廷推薦蘇洵，在《薦布衣蘇洵狀》中說：“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淙宋男芯脼猷l(xiāng)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此后不久，蘇洵即因妻喪而回鄉(xiāng)，復萌守道安貧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蘇洵赴闕應試，他上書皇帝，表示謝絕。與此同時，他寫了《答雷簡夫書》、《與梅圣俞書》、《上歐陽內翰第四書》等，發(fā)泄自己不肯應試的情緒。在《答雷簡夫書》中說：“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仆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迫而進之。茍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茍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與梅圣俞書》中說：“且以永叔之言與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詔仆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茍進以求其榮利也?！边@就是說，自己的識見水平，具見于《權書》、《衡論》、《幾策》三書之中，沒有必要再加策試；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試，等于不被信任。對此，蘇洵是頗為憤慨的。盡管蘇洵如此憤慨，而作為一介書生，要想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頭，他雖然拒絕了應試，卻又寫了《上皇帝書》。說是“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實際上也是以此作為“應試”之文。在這篇上書中，蘇洵比較系統(tǒng)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其中有些觀點，等于重申慶歷新政的主張。而且總結了慶歷時期的經(jīng)驗教訓。可是，此書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視。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蘇洵才被任命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的卑職。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而終，時年58歲。著作有《嘉祐集》。
蘇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過縣主簿，級不過八品。居官期間，只參與修纂了《太常因革禮》100卷。他的業(yè)績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論兵見長的，縱論古今，指切時弊，極有深度。其中《權書·六國》，早為世人傳誦。如文中有云：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zhàn)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蛟唬毫鶉剩寿T秦也？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這是從“古人以往成敗之跡”講起，也即是他所謂“施之于今，無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講古人的成敗之跡，今人未必深曉，于是最后又點明道：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這就更明確地說到當代了。這樣的筆墨正是邵博《聞見后錄》所謂“譏時之弊”的文章。
蘇洵是以論兵自負的，其論兵之文也確有成就，但蘇洵文章的成就卻不僅在于論兵。論兵之文也只是論政之文的一個部分。蘇洵論政，亦如論兵，不為空談，常有獨到之見。關于朝廷用人問題，蘇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 關于“任相”，言之最詳。在《衡論·遠慮》中，他說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則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洎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shù)遷數(shù)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嬗泌w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后可也。 宋時宰相之權，同歷代相比，可以說是夠重的了。但蘇洵還以為不夠，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作到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文章最后舉趙普、寇準為例，以為寇準雖然得用，而失之“權輕”。結論是任用宰相，不僅要“尊其爵，厚其祿”，而且要“重其權”。要求重宰相之權，等于分天子之權。這是唐宋兩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種新的政治要求。盡管主觀上是要“盡心以安社稷”，而客觀上則是庶族文人爭政治權力。歐陽修曾經(jīng)主張“不為宰相，必為諫官”，說宰相、諫官能在天子面前爭是非云云，實質上也是憑借言權來左右天子的權力。蘇洵為了發(fā)揮這樣的思想，還寫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別指出“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必須“接之以禮”。對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至為不滿。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