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后的哈里發(fā)都只能繼承遺志，再也不能接受天啟。這就從理論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當“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只聽命于安拉，只順從安拉的旨意。如果說有什么人能夠指導(dǎo)他們的思想的行為，那也是已經(jīng)歸真的最后先知。

    這就導(dǎo)致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區(qū)別：沒有教士階層，沒有教義機構(gòu)，沒有教會組織。當然，伊斯蘭教也有烏里瑪（阿拉伯語'Ulamā），即教法學(xué)家和神學(xué)家。但他們只是正統(tǒng)觀念和社會準則的監(jiān)護人，沒有直接干涉穆民生活的權(quán)力和手段，何況他們的機構(gòu)還是國家控制的。[26]

    因此阿拉伯帝國不存在顛覆上層建筑的基層力量，這在其創(chuàng)始之初就已經(jīng)確定下來。伊斯蘭教則在麥地那烏瑪建立后就自上而下地傳播，并非基督教那樣先在基層發(fā)酵，然后才自下而上地奪權(quán)，又豈會出現(xiàn)二元結(jié)構(gòu)？

    這可與中華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國一樣，中華帝國從來就沒有過教權(quán)和王權(quán)的同時并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后者從東漢末年起就有以宗教為名義和號召的反政府武裝斗爭。只不過，從黃巾起義到太平天國，爭取的都不是教權(quán)，而是政權(quán)。

    事實上，中國人從來就不知教權(quán)為何物，也不知教會為何物。即便有組織，也是幫派，不是教派；有領(lǐng)袖，也是幫主，不是教主；有規(guī)矩，也是幫規(guī)，不是教規(guī)，盡管打著宗教的旗號。同樣，中華皇帝也會皈依某教，但如果某個和尚或道士膽敢自稱教皇，他的腦袋就會立即搬家。

    更何況，中華皇帝即便自稱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弟子，甚至被認定為佛陀轉(zhuǎn)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只有禮拜贊頌的份，哪里還能平起平坐？何況更多的時候皇帝還是孔夫子的好學(xué)生，佛教和道教能夠敲敲邊鼓分一杯羹，就已經(jīng)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了。

    難怪儒釋道三家混戰(zhàn)多年，合流或并存以后仍然要以儒家為首，以儒家為主。說白了，就因為儒學(xué)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階層，儒家也沒有教義機構(gòu)和教會組織，而且永遠都不會有。當然，他們更不會變成敵對勢力，或者讓統(tǒng)治者感到頭皮發(fā)麻，就像打著凈土宗旗號的白蓮教。

    這倒是有點像伊斯蘭。

    伊斯蘭教與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處：都可能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都是族民或臣民從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養(yǎng)和道德情操，也都從頭到腳影響和規(guī)范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舉止，還都主張與人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這樣傳達他得到的天啟：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親弱上加弱地懷著他……你應(yīng)當感謝我和你的父母。[27]

    孝敬父母，已是僅次于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務(wù)實。他沒有提出玄奧莫測的教義、難以完成的目標，所有的訓(xùn)示教誨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義務(wù)也都簡單易行。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禪宗。換言之，伊斯蘭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實踐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間的。

    唯其如此，伊斯蘭教才不僅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tài)，也是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也因此，它的維持和發(fā)展僅靠自身機制就能實現(xiàn)，可以完全不受王朝興替的影響。[28]

    這才真叫“長治久安”。

    那么，如果伊斯蘭教搶先一步傳入中國，會不會也像佛教那樣中國化，改變中華文明的走向？不會的，因為跟儒學(xué)太像。太像就沒有互補性，也就沒有必要重復(fù)。何況伊斯蘭教是信仰極為堅定的宗教，他們在全盛時期的寬容也只是允許其他民族自行其是，并不等于放棄自己的原則遷就和融入其他文明。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點。[29]

    能夠中國化的，只有佛教。

    佛教卻是奇葩。作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種，佛教誕生在原本不該它誕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種姓觀念，而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因此，當世俗的權(quán)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時，也能興旺發(fā)達盛極一時。一旦社會政治發(fā)生巨變，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強勢興起，佛教在本土就沒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30]

    離家出走的佛教選擇了與猶太教不同的道路，這也并不奇怪。因為猶太教不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猶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則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盡管猶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卻必須頑強地保持猶太教的純潔性，才能保證猶太人的獨立性，從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卻沒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慮與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況印度也不存在統(tǒng)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樣多種族的。所以，佛教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同時，也會設(shè)法適應(yīng)當?shù)氐耐寥?。這其實是明智的選擇。因為盡管結(jié)出的果子會發(fā)生基因變異，卻也畢竟是豐碩成果。

    比如禪宗。

    錯失良機

    禪宗誕生在中國，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無論人們怎樣強調(diào)禪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卻無法否認它是佛教的一個宗派。既然還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脫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又實在是相去甚遠。

    不妨看看印度。

    歷史上所謂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創(chuàng)造的。這些移民來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稱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識”。既然如此，他們實行種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識的祭司婆羅門位居第一等級，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lǐng)，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沒有教皇。

    這里面的原因說復(fù)雜也復(fù)雜，說簡單也簡單。首先，印度的婆羅門就像中國東晉的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卻沒有組織，不是集團，當然也沒有領(lǐng)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輪流坐莊的，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jīng)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耆那教和錫克教也勢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屢遭外敵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奪而去，有的入鄉(xiāng)隨俗，有的還帶來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請問選誰？

    實際上印度半島是一塊動蕩的土地。英國人實行殖民統(tǒng)治之前，它幾乎沒有被真正統(tǒng)一過，分裂和斷裂倒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可謂鐵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實上，它的面積過于廣袤，人口過于密集，文化過于多元，力量又過于分散，實在無法形成中華或羅馬那樣的大帝國。[32]

    沒有統(tǒng)一的帝國，就不需要統(tǒng)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統(tǒng)一的宗教，當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從未有過安寧的印度便只好變成“宗教博物館”，還是沒有館長的。

    這倒不難理解。奇怪的是，雖然印度盛產(chǎn)宗教，印度人也充滿宗教情感，卻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都不邁出國門一步，這又是為什么呢？

    也只能說佛教是異類。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國門，而且還是公派出國。在中國的韓非子竭力宣揚法家學(xué)說時，梵文名叫無憂（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揚佛法，足跡所至東到緬甸，南到斯里蘭卡，西邊甚至到了敘利亞、埃及和希臘。[33]

    不能確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許在他看來，好東西就該與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脫，則無疑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也體現(xiàn)了菩薩心腸。

    后來興起的印度教卻顯然沒有這個興趣。他們跟猶太教一樣，更愿意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階級性。這個新的綜合體雖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義，本質(zhì)上卻仍屬婆羅門。三位偉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濕奴（Visnu）和濕婆（Siva）分別作為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保護者和破壞者共存于頂級，然后繁衍出眾多的神。

    這是符合印度國情的。等級森嚴符合種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風(fēng)。無法回到祖國的佛教只好繼續(xù)遠行，到異國他鄉(xiāng)去尋找出路。

    幸運的是，他們來到了中國。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不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還是宗教的真空地帶。何況佛教來得正是時候。沒過多久，中國就像印度一樣陷入長時間的動亂和分裂，此為天時；傳播路線主要經(jīng)由少數(shù)民族居住的西域，此為地利；北方胡人視其為同類，南方士族視其為知音，此為人和。

    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還能做轉(zhuǎn)口貿(mào)易。

    當然，這里面其實存在問題：中華和印度兩大文明畢竟異質(zhì)，就像希臘和希伯來。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類奇怪的組合，比如羅馬教皇與法蘭克人的聯(lián)盟?？梢娛澜缟蠜]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況佛教與中華文明并非沒有相通之處。實際上從宗教的角度看，文明無非四種：一神、多神、泛神、無神。多神教很難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雖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條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實質(zhì)上是泛神論者，原本并沒有堅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當然，如果他們之前已有一神傾向，也不妨順水推舟地改宗更為純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華人的態(tài)度卻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的。你可以說他們無神，因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樣，也不妨稱其為多神和泛神，因為這些崇拜對象具有神性，能夠賜福于子孫后代和蕓蕓眾生。正是這種不確定，使雙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間和余地，難怪能夠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勢必產(chǎn)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實上，從中國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跟儒家學(xué)說等等一起漂洋過海的，這里面當然也有禪宗一份功勞。

    但，禪宗也讓我們錯失良機。

    機會是佛教帶來的，玄奘法師取回的真經(jīng)其實包含著中華文明稀缺的資源，這就是作為印度哲學(xué)“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明（Vidyā）就是知識、智慧、學(xué)問，比如聲明就是音韻學(xué)和語言學(xué)。因（Hetu）則是推理依據(jù)，所以因明就是邏輯學(xué)和認識論。認識論又叫量論，研究對象則是現(xiàn)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覺知識和推理知識。[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卻主要是聲明。它被運用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由此產(chǎn)生了格律詩。因明卻很少有人知道，因為禪宗的主張是頓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邏輯推理？[35]

    于是連同因明背后的科學(xué)精神也被拒之門外。事實上遍檢禪宗的公案和機鋒，你會發(fā)現(xiàn)那更多的是抖機靈，而非愛智慧。要知道，智慧和愛智慧可是兩回事。沒有希臘人那樣對智慧的愛，最后就只會剩下文字游戲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屬于地中海，科學(xué)精神屬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質(zhì)上是西方的。所以這一次的擦肩而過，就給我們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因為技術(shù)進步可以依靠勞動人民，科學(xué)研究和國民教育卻只能依靠知識階層。如果知識階層集體地對邏輯推理不感興趣，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就實在堪憂。甚至就連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禪宗負責(zé)。試想，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游街示眾等等，不也頗有禪意嗎？

    看來，反思是必須的，卻又只能留待將來。

    現(xiàn)在可以做總結(jié)了。似乎可以這么說：自從隋煬帝打通南北大運河，穆罕默德在麥加得到天啟，世界就進入了洗牌的時代。洗牌風(fēng)起云涌地延續(xù)了好幾個世紀，從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國，日耳曼蠻族成為歐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風(fēng)橫掃歐亞大陸，奧斯曼土耳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為千年帝國落下帷幕。

    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這浪潮激蕩的歲月，中華文明一方面與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lián)系，另方面則按照自身的趨勢走向巔峰。燦爛輝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時代。之后，是盛極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華帝國由擴張而收縮的轉(zhuǎn)折點，則正是看似與禪宗無關(guān)的怛羅斯戰(zhàn)役和安史之亂。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紀，卻反倒是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的黃金時期？為什么這兩大文明，后來會有不同的道路？為什么禪宗的興起，也會成為歷史的分水嶺？其中奧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這些問題，又必須先看武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