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德國，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會漏掉一個文化圣地或歷史遺跡。在柏林我上菩提樹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馬克思當過學生、黑格爾、愛因斯坦等人教過書的洪堡大學；看到了希特勒焚燒書籍的廣場；看到了列寧讀過書的圖書館，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爾·李卜克內(nèi)西活動過的場所，滿以為無所遺漏了?；貋砗笕藗儐栁覍Ｄ墓示佑惺裁从∠螅覅s茫然，再問我別的幾個地方，我更傻了。從此就特別緊張而小心。到魏瑪?shù)臅r候，看到一塊石頭我也要問一下是否貝多芬或歌德在這兒坐下來沉思過、休息過，哪怕是系一下鞋帶。后來進了植物園，我才松弛下來，心想在這些棕櫚樹、龍舌蘭之間總不會有什么歷史遺物了。恰在這時，一個中年人就過來問我有沒有時間看一點他負責保存的“有趣的東西”。我當然要看。他領(lǐng)我進了一個比較大的房間，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侖從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輛馬車。我還看到了另一輛馬車，是嫁到魏瑪來的俄羅斯公主乘的。我從沒想到馬車會造得這么精美，甚至帶有廁所！還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請我去吃飯，我無竟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對我說：“對面這個小樓安徒生居住過……”

    所以，回國之后，要想寫篇文章記錄這次旅行，就十分困難。反法西斯同盟軍會師的易北河，發(fā)表了有歷史意義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騎在酒桶上飛翔的那個地下室酒館，哪一處不值得一寫呢！

    我只能先寫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懷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國的朋友們和同行們。

    我讀過坎特的短篇小說。尤其是《第三顆釘子》，給我印象極深。他寫的那些“關(guān)系學”在我們中國隨處可見。他現(xiàn)在是民主德國作協(xié)**，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訪作協(xié)時見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個子，充滿機智和幽默的目光，馬上就認出了他。我說：“你就是釘那棵釘子的人吧？請告訴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遠鏡，把中國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會寫得這么像在中國發(fā)生的事？”他擠擠眼，笑而不答?？傻轿宜退环鶉嬜骷o念時，他找到報復的機會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學》主編沃瓦·沃伊斯基不約而同地問我：“這是不是‘畫兒韓’偽造的一幅假畫，你拿來騙我們？”

    我們在笑聲中發(fā)現(xiàn)，兩國作家盡管中斷來往二十多年，可誰也沒忘記誰，大家都注視著對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協(xié)副**舒爾茨教授是個更富有學者氣質(zhì)的人，他高個子，男低音，說話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與形勢》雜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與建設(shè)出版社”有工作聯(lián)系。這個出版社為向民主德國的讀者介紹外國文學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探索》就是他們出的。前不久他們又出版了《天云山傳奇》。在地鐵火車上，在飯店大廳里，我都見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讀它。也許這個書名不好記，我問一個姑娘，“你在讀什么？”她說：“魯彥周?！蔽覇査骸跋矚g嗎？”她說：“很喜歡，這里寫的一切對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這是中國當代最好的一本小說嗎！”

    我說：“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說，因為這樣水平的小說，中國有不少，而且還在不斷地寫出來。”她先把眼睛睜得很大，“噢”了一聲，隨后說：“希望我們多看到一些。”我把這事告訴了舒爾茨教授，他說：“這兩本書確實很受歡迎，《探索》出來三個月，已經(jīng)準備再版了，在民主德國這是少有的。希望你給我推薦一批作品，我盡快找人譯出來出版！”此后每次見面他都提醒我這件事，到臨走時，他又囑咐我千萬把這事記住。

    這種對中國當代文藝的關(guān)心也表現(xiàn)在許多普通工作人員身上。有一位電臺的女編輯，在柏林要見我，我沒抽出時間來，她跟蹤追擊，在萊比錫找到了我。我以為她是來采訪的，見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說她決心在電臺安排一個固定時間，專門播送中國當代的廣播劇或獨幕劇，可她不知哪兒去找劇本。她帶來一本1977年出的中國廣播劇選，問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還是**前后的作品。

    我說：“這是本過時的作品，有些錯誤觀點早被我們否定了?！彼辜钡貑枺何业绞裁吹胤侥苷襾砟銈冃碌淖髌纺?？我告訴了她應當找中國的廣播電臺和戲劇家協(xié)會，并且答應替她傳遞信息，她十分感謝。

    民主德國的同行們關(guān)心中國文學，當然也關(guān)心中國作家，尤里·布雷贊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國作協(xié)的副**，又是民主德國少數(shù)民族——索爾維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處流傳，而他自己則深居簡出住在葆琛的鄉(xiāng)下，一般有外國作家來訪，他都拒絕接見。我們到柏林后，作協(xié)打電話給他，說中國作家代表團來了，問他有時間會面沒有？他說：“當然有?！?月9日我們一早到了葆琛。訪問完民族聯(lián)合會去吃中飯時，他已在餐廳等我們了。他滿頭白發(fā)，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從鄉(xiāng)間這么遠開車來招待我們，使我們很不安。他說：“這不算什么，我已經(jīng)買了輛自行車，還打算騎著車上北京去訪問你們呢！”我說：“中國有幾個人正在騎車來歐洲旅行，他們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這個雄心，他們會吸收你作隊員?！彼f：“也許我騎車在半路上會碰見他們，正好向他們打聽一下，去中國哪條路最好走?！?br/>
    飯后我們?nèi)⒂^一個索爾維族學樣，他非要陪我們一同去不可。在學校里，孩子們?yōu)槲覀兂怂估蜃迕窀?。索爾維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風習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點。我們對這里的一切極感興趣，和老師們談話時間就長了些。我擔心布雷贊同志會疲倦，誰知離校時，他卻極鄭重地對我說：“這兒離我家不遠了。我想請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賞光！”我說：“當然愿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勞嗎！”他說：“能有這種榮幸的機會，怎么會疲勞！”他立刻打電話請他夫人作準備。

    我們在他的寫作間受到了家庭般溫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紀念冊給我們看，上邊有賀敬之、黃藥眠等同志的照片，有馮至、田間的簽名。他說：“瞧，你們距離上一批中國同行來，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會再隔這么久。”天黑以后我們才和他告別，可他卻說：“不不，我要陪你們?nèi)コ酝盹?，不能這么早就告別！”那天是在一個鄉(xiāng)村小酒店吃的晚飯。環(huán)境、風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幾杯酒后，布雷贊興致更高了。他告訴我他讀了《探索》這本書，也讀了《畫兒韓》，這真是一種全新的文學體驗。中國有一個和歐洲的、西方的美學經(jīng)驗完全不同的美學體系，是幾千年民族文化發(fā)展的結(jié)晶。他說：“你們有你們的特色。用你們的特色來豐富世界文學吧，千萬不要丟掉自己的寶貝去照搬別人手法?！?br/>
    像布雷贊這樣熱誠的老朋友，我們幾乎走到每個城市都碰到。在魏瑪，曾在我國工作多年的哈里·吐爾克，自己開車陪我們?nèi)⒂^布痕***集中營、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聽丁玲身體情況，笑嘻嘻地跟我說他和楊憲益住鄰居時的各種笑話，問我：“他還那么喝酒嗎？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異功能，從來沒見他醉過。”在柏林，漢學家梅慧華把我們請到她家時：拿出她北京大學同班同學照片給我們夸耀：“我們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這是陳丹晨，這是謝冕——謝冕在當學生時就特別膽大、愛發(fā)表獨立見解，這是張炯——”比她低兩班的尹虹很文弱、輕聲細語地說，他們那班素質(zhì)也不錯，不過時間趕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干擾。她現(xiàn)在正致力于中國當代戲劇的研究，對目前中國話劇舞臺的狀況十分關(guān)心。梅慧華教授為歡迎我們到來，專門在洪堡大學的亞洲院開了一次漢學家的座談會。會上大家發(fā)言、討論全用中文，我們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們這次十四天的訪問，能如此順利而愉快，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三位陪同我們的德國同志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們用心來接待我們，那是三顆對中國人民充滿了友好情誼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協(xié)的外事秘書。我在作協(xié)搞外聯(lián)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們忙得團團轉(zhuǎn)，頭昏腦脹。她就是一個人，面對五大洲，廣拓八方客：井井有條，輕松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干。不論我們提出什么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劃個弧形，高聲說“古——得”，就全齊了。所以我學會的唯一一句德語就是“古——得”；她請我們?nèi)ニ易鬟^客，我發(fā)現(xiàn)她愛人舒曼先生對她的指揮才能比我們更心服口服，所以她們家也秩序井然，氣氛溫暖和美。舒曼先生是個自由職業(yè)的翻譯家，對波蘭的歷史、文學極有研究。因為他在家中工作，家務勞動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們?nèi)ヂ眯小Ｎ艺f：“這幾天舒慢先生會輕松一點了?！卑虐爬f：“不會。我臨走給他留下了作業(yè)，回來我要檢查的。他不敢偷懶?！笨墒撬龕鬯麗鄣靡f她能安心把作協(xié)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后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個好妻子。沒照顧好他！”

    翻譯施白蘭，看起來還像小姑娘，像我們五十年代的共青團員，信仰堅定、熱情、坦率又有些固執(zhí)。我們在一起常忘了是兩個國家的人，為一些小事爭論下休，一邊爭一邊笑。越爭論越親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寧格勒學的中文。畢業(yè)時俄文倒是學好了，中文卻不大理想，為此她又到中國來工作了幾年。平心而論，她的漢語滿不錯了，可她不滿足，還想到中國進修一次。她常常一邊翻譯一邊虛心地問我們她哪句話說得不對。劉紹棠很贊佩她的求學精神，就故意逗她，專用一些生癖的，連鄒荻帆也聽不懂的北京土話跟她聊天：“鄧友梅沒有好湮臺、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別讓她有貓溺——”她越聽越糊涂，最后急了，哀求說：“劉紹棠，你別說這種話了，我完全沒辦法了！”引得我們大笑，她卻認真地把這些聽不懂的話全記在本上，不斷地復習。

    至于我們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機克勞茨，我只能說我永遠不忘他對我們的熱誠與負責，我也希望我們中國的司機個個都有他這么好的技術(shù)和這么好的工作態(tài)度。跟我們在一起，開車成了池的副業(yè)，一切生活雜事他都包下來了。從葆琛去萊比錫的夜里，我們走錯了路。一向以記憶力好自夸的劉紹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發(fā)號施令了。克勞茨只好一個人到村子里去挨門求教，打了三家門才找到個老人問清路線。他始終笑嘻嘻的毫無倦色。

    我們在民主德國欣賞過好幾次音樂、舞蹈、戲劇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萊希特劇團演出的“三便士歌劇”。我一向敬仰這位大師，他的劇本凡譯成中文的我都找來讀了，也看過中國人演的布派戲。甚至自己也寫過一個沒有人演、也幸虧沒有人演過的“布式”劇本。這次一看地道的布萊希特劇團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萊希特和它的本來面貌相差極遠。當然，各國可以有各國的“布萊希特”戲劇，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萊希特，但認識一下地道的布萊希特卻是十分必要的，總要看看廬山真面目，才可以評論和發(fā)揮。我想，對整個的民主德國也是如此，親自看看，才知道這是個有著多么深厚文化歷史傳統(tǒng)，而又有著多么強大現(xiàn)代活力的國家，才知道那里的人民對中國對中國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誼。

    離開民主德國的前一天，我們登柏林的電視塔。有幾個朋友陪我們一道去參觀，在路上他們笑著說：“你們來以前，我們作過一個估計，中國作家會是什么樣。大家說，會彬彬有禮，會握手，不會有深入的談話，更不會擁抱?？墒乾F(xiàn)在我們什么都談了，而且擁抱得很緊！”我說：“為什么那樣估計呢？我們不都是馬克思的學生嗎！不都在建設(shè)社會主義嗎！”他們說：“是的，我們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稱作同志！”

    友誼之花盛開的。喂，同志，一齊加把勁來培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