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好，曹cao又進行了三次戰(zhàn)爭，即破馬、韓，征孫權(quán)，伐張魯。三次戰(zhàn)爭，時間都不超過一年。曹cao甚至寧肯半途而廢，也要返回鄴城。那么，曹cao為什么要這樣做？他每次都匆匆忙忙地趕了回去，究竟是要做什么？是什么事情他一直在牽掛著呢？

    上一集我們講到，法正指出，曹cao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繼續(xù)前進拿下巴、蜀，反倒“身遽北還”，一定是因為“內(nèi)有憂逼”。這是有道理的。曹cao的大后方，一直不太穩(wěn)定，這是他和孫權(quán)、劉備不同的地方。孫權(quán)的情況最好。他那個東吳政權(quán)，基本上都是自己人。不是孫堅、孫策留下的老臣，如程普、黃蓋、張昭、周瑜，就是他自己網(wǎng)羅、發(fā)現(xiàn)、提拔、培養(yǎng)的，如魯肅、甘寧、呂蒙、陸遜。劉備的情況復(fù)雜一點。他得到益州以后，蜀漢政權(quán)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他從荊州帶來的，包括諸葛亮，也包括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關(guān)羽、張飛，無妨稱之為“東州集團”。還有一個部分是當(dāng)?shù)氐?，無妨稱之為“益州集團”。這三個集團之間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是后來漢蜀政權(quán)滅亡的原因之一。不過，劉備入蜀之前，并無此矛盾。入蜀之后，也沒有尖銳到劉備鎮(zhèn)不住的程度。

    曹cao就不一樣了。曹cao不像劉備、孫權(quán)那樣自立門戶，而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挾天子而令諸侯”。這樣一來，他的“大后方”，也往往同時是他的“大前方”，因為朝廷里并不都是他的人。相反，蔑視、嫉妒、反感、仇恨，打他的主意，看他笑話的，大有人在。赤壁之戰(zhàn)前，曹cao所向披靡，戰(zhàn)果輝煌，反對派一般不敢公開非議。而且，赤壁之戰(zhàn)前，曹cao對朝廷、對百官的態(tài)度可能還相對比較謙和，野心也不那么明顯，一些心存漢室的人對他還保有希望，也表示支持。赤壁之戰(zhàn)后就不同了。曹cao的功勞沒有以前多，野心倒比以前大。這就引起不滿。朝廷內(nèi)部，一方面，正如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時所云，有人想借赤壁之?dāng)“獾共躢ao，趁機取而代之（cao以赤壁之?dāng)?，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yu因其敗而圖之）；另一方面，也開始有人對曹cao是忠是jian產(chǎn)生jing惕和懷疑。這些人以前不多，或者不公開，赤壁之戰(zhàn)后就多起來了，甚至此起彼伏前赴后繼。

    對此，曹cao心里非常清楚。因此，他在赤壁之戰(zhàn)后，征討馬超、韓遂前，也就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發(fā)布了一道教令，即《讓縣自明本志令》，也叫《述志令》，我們在第二集《jian雄之謎》已經(jīng)講過。這事的起因，是漢獻(xiàn)帝給曹cao增加了封地。我們知道，曹cao把漢獻(xiàn)帝迎奉到許縣后，就被封為武平侯。武平是一個大縣，食一萬戶。所以，武平侯是縣侯，也是萬戶侯。這個等級已經(jīng)很高了，比他的祖父和父親高了兩級。曹cao和曹嵩的封侯（費亭侯），亭侯之上是鄉(xiāng)侯，鄉(xiāng)侯之上才是縣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術(shù)、袁紹、濾布、劉表他們都還在，曹cao便已是縣侯，地位是很高的。

    十五年光yin過去，此刻的曹cao，已不是一個萬戶侯就可以滿足的了。但是，縣侯已是最高規(guī)格，再封就是公爵和王爵。這是不可以的，至少暫時不行。于是，傀儡皇帝就給曹cao增加封地，增封陽夏（音jia,今河南省大康縣）、柘（音zhe,今河南省柘城縣），苦（音hu,今河南省鹿邑縣東）三縣二萬戶。曹cao發(fā)布《讓縣自明本志令》，就是要辭讓增封的這三縣二萬戶。

    這是曹cao自編自導(dǎo)自演的一場戲，也是他沽名釣譽的慣用伎倆。事情很簡單，如果不是演戲，做秀，那就該真讓。然而實際上怎么樣呢？據(jù)《三國志?武帝紀(jì)》裴松之注引《魏書》，增封曹cao的三縣二萬戶倒是收回了，他的三個兒子卻在幾天后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據(jù)封范陽侯，曹豹封饒陽侯，均食邑五千戶。平原在青州平原郡，范陽在幽州涿郡，饒陽在冀州安平縣。表面上看，曹cao少了五千戶，換來的卻是三個縣侯，而且一個州一個，封地都是戰(zhàn)略要沖，你說曹cao是賠了還是賺了？

    再說了，曹cao的目的如果真是讓封，或者只是讓封，那就應(yīng)該給皇帝上表章。然而曹cao的做法卻是給群臣下教令。這是臨下，不是奏上。很顯然，曹cao是要借個由頭把自己想說該說的話說出來，就像現(xiàn)在的公眾人物制造一個事件，以便開新聞發(fā)布會一樣。這一點，曹cao到不避諱。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得很清楚，發(fā)布這個教令，就是要讓朝廷內(nèi)朝廷外的反對派都沒有話說（yu人言盡）。這就是大實話了。此外，令中所言，比如絕不讓權(quán)等等，也都是真話。所以，也不能說他全是演戲做秀。有些學(xué)者因為曹cao讓縣并非本志，就說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也不是真話，這就未免書呆子氣了。要知道曹cao原本就是借雞下蛋借殼上市，你管他讓縣是真是假呢？實際上，曹cao讓縣是假的，讓縣時說的話是真的，或基本上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假戲真做，真戲假做，半真半假，以假亂真，這就是曹cao高明的地方。

    那么，曹cao把別人的嘴巴都堵起來了嗎？沒有，也堵不住。事實上，《讓縣自明本志令》發(fā)布以后，反對的聲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小了，而是大了。這些“謗議”讓曹cao清醒地意識到，輿論固然重要，權(quán)力就更重要；筆桿子固然重要，槍桿子就更重要；與其堵住天下人的嘴巴，不如捏住天下人的腦袋。因此，曹cao在利用甚至在創(chuàng)造機會來大造輿論的同時，加緊了對權(quán)力的攫取和控制。

    要攫取和控制權(quán)力，尤其是zhong yangzheng fu的最高權(quán)力，就不能長時間地離開政治中心。所以，上一集說到的三次出征，曹cao用的時間都不長，甚至不惜無功而返，半途而廢。西征馬超、韓遂，是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次年正月回到鄴城，前后不超過七個月；南征孫權(quán)，是建安十七年十月出兵，次年四月回到鄴城，前后也不超過七個月；征張魯?shù)臅r間長一點，建安二十年三月出兵，次年二月回到鄴城，也不超過一年。

    曹cao匆匆忙忙趕回鄴城，并不是為了陪老婆孩子。戰(zhàn)場上沒得到的東西，他要在官場上撈回來。西征馬超、韓遂歸來，他得到的是“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南征孫權(quán)歸來，他得到的是封魏公，加九錫，建社稷；征張魯歸來，他得到的都是“進公爵為魏王”。所謂“贊拜不名”，就是朝見天子的時候，司儀官只報他的官銜，不呼他的名字。所謂“入朝不趨”，就是朝見天子的時候，用不著小步快走表示恭敬。所謂“劍履上殿”，就是朝見天子的時候，可以佩戴兵器穿著鞋子。所謂“如蕭何故事”，就是享受當(dāng)年劉邦給蕭何的待遇。封魏公，晉魏王，就是從侯爵升為公爵，又由公爵升為王爵了。這三件事，第一件是在建安十七年，第二件是在建安十八年，第三件是在建安二十一年。中間，建安十九年時，還有一個“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真可謂年年都有新套套，一步一個新臺階。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cao的政治待遇已經(jīng)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四月，皇帝批準(zhǔn)他“設(shè)天子旌旗，出入稱jing蹕（音bi）”,是天子出入的專稱。出稱jing，入稱蹕。冕十二旒，是天子的服飾。東漢制度，皇帝十二旒，白玉；三公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金根車是皇帝的專車，駕六馬也是皇帝的待遇，諸侯只能四匹。五se副車是和金根車配套的，按東西南北中涂成青白紅黑黃五se，也是皇帝專用的。天子旌旗就更不用說了。曹cao獲得這些待遇以后，在禮儀上和皇帝已經(jīng)沒有什么兩樣。再加上他大權(quán)獨攬，已是沒有皇帝稱號的皇帝，而且比那個傀儡皇帝更像皇帝。

    這個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認(rèn)為曹cao要代漢自立了，而實際情況是曹cao終其一生都沒有邁出這一步。那么，曹cao為什么不稱帝呢？

    對此，學(xué)術(shù)界有不同意見。比較通行的說法，是曹cao雖有此念，但他審時度勢，最終還是決定知難而退，適可而止，把代漢自立的任務(wù)留給了他的兒子，證據(jù)則在《三國志?武帝紀(jì)》裴松之注引《魏略》和《魏氏chun秋》。據(jù)兩書，曹cao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后，代漢自立的呼聲就開始高漲起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以陳群、桓階、夏侯惇為代表的一些人拒絕勸進。陳群、桓階認(rèn)為，漢朝早已名存實亡，天底下一尺土地一個子民都不屬于漢（尺土一民，皆非漢有〉，只剩下一個虛名（唯有名號），取而代之有什么不可以？夏侯惇則說，什么是萬民之主？就是能夠為民除害眾望所歸的人。從古至今，都是這樣。殿下就是這樣的人，應(yīng)該盡快“應(yīng)天順民”，有什么猶豫的？曹cao的回答是：孔子說過，施行的是政事，就是從政（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如果天命確實眷顧我，我就做周文王好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亦），眾所周知，周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卻仍然服事殷商的。取代殷商的是他的兒子周武王。所以學(xué)術(shù)界一般都認(rèn)為，曹cao這話的意思是要曹丕去做他想做的事。果然，曹cao去世才幾個月，曹丕就逼漢禪位了。

    然而呂思勉先生不同意。呂先生的《三國話史》中有一節(jié)《替魏武帝辨誣》，全盤否定曹cao代漢自立的說法，認(rèn)為曹cao根本就沒有這個念頭。他說，曹cao自比周文王，“正見得他不肯篡漢”。至于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rèn)為這話的意思是暗示曹丕來做，呂先生的評論是“豈非夢囈”。我對呂思勉先生是十分敬佩的，先前曾多次引用先生的話以為論據(jù)。但實在地講，這段話我真沒看懂。周文王的兒子不就是周武王嗎？周武王不是把殷商王朝滅了嗎？怎么曹cao的自比周文，就只不過是想做齊桓、晉文呢？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我認(rèn)為在這個問題上，曹cao的內(nèi)心深處其實很矛盾。要說曹cao從來就沒想過要代漢自立，怕不是事實。說曹cao沒有這個資格和條件，就更不是事實。但他終其一生確實沒有這樣做，確是事實。原因何在呢？有障礙。張作耀先生的《曹cao評傳》總結(jié)了四條，我歸納為十二個字：不吉利，想報仇，難改口，不合算。具體說就是：一，曹cao年輕的時候說過“廢立之時，天下之至不詳也”的話。這個觀念，晚年時可能還有。二，曹cao世受漢恩，報答之心是有的。三，曹cao一直信誓旦旦，絕無篡漢之意，總不能自食其言。四，劉備和孫權(quán)一直把曹cao看作對手和榜樣，一方面罵他漢賊，另一方面又巴不得他早點稱帝。據(jù)《三國志?武帝紀(jì)》裴松之注引《魏略》，孫權(quán)甚至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上表稱臣，說天命就在曹cao這里。對此，曹cao的頭腦倒是很清醒。他明白，只要自己稱帝，劉備、孫權(quán)他們馬上就會跟著來，“篡漢”的罪名卻得由他曹某來背。他不可能上這個當(dāng)。再說了，曹cao現(xiàn)在雖然不是皇帝，卻是“zhong yang”，劉備、孫權(quán)也只是“地方”。如果三個人都稱帝，劉備、孫權(quán)他們就不是“地方”，而是“對方”了。這不劃算。所以，曹cao拿著孫權(quán)的信對大家說，這小子是要把老夫擱在爐子上烤哇（是兒yu踞吾著爐上火邪）！這才有“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亦”的說法。也就是說，是否代漢自立，令創(chuàng)打魏王朝，聽天由命吧！但是，封公、建國、稱王這些事，該做還得做，而且一往無前。

    這當(dāng)中最重要的是封魏公，加九錫，建社稷，因為它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封公和封侯有什么不同呢?表面上看，不過是爵位高了一等，從侯爵晉升為公爵，然而實際上卻有質(zhì)的區(qū)別。封侯，不過得到了一片土地，一個食邑，甚至只是榮譽和面子（比如關(guān)內(nèi)侯）；封公，就可以建立社稷和宗廟了。社稷，就是社神和稷神，亦即土神和谷神?！栋谆⑼?社稷》說：“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睋碛辛送恋睾臀骞龋簿蛽碛辛私y(tǒng)治權(quán)。所以，在中國古代，國家的統(tǒng)治者一定要立社以祭土神，立稷以祭谷神。它們也叫“社稷”，即社壇和稷壇。宗廟則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中國古代的國家元首（天子或諸侯，皇帝或國君）都是世襲的。建立宗廟，就表示某個公族、王族或皇族的統(tǒng)治有由來有自，而且萬代千秋。

    宗廟和社稷分別建在宮殿前方的左右兩邊。左邊是宗廟，右邊是社稷，叫“左祖右社”。在中國古代，這是只有du li主權(quán)國家的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它們也同時意味著這個國家的du li主權(quán)。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兼并戰(zhàn)爭中，如果要消滅一個國家，那么，在攻入這個國家的首都以后，一定要毀滅它的宗廟和社稷，叫“毀廟滅國”。相反，如果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則一定會同時把宗廟和社稷建立起來，叫“建廟立國”。在西漢初年，只有諸侯王才能這樣做，侯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說，封侯是賜爵，封公是建國。曹cao被封為魏公，而且明文規(guī)定“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就意味著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魏郡建立一個du li公國。

    這在當(dāng)時是一件驚天動地非同小可的事，事先一定做了大量的準(zhǔn)備，其間也頗有些周折。據(jù)《三國志?董昭傳》，提出這個建議的是董昭。董昭這個人，我們在《深謀遠(yuǎn)慮》那一集講過。他三事跡雖然不算太多，卻總是出現(xiàn)在關(guān)鍵時刻。建安元年，曹cao到洛陽見皇帝，又把天子迎奉到許縣，把許縣變成大漢王朝的陪讀，就是董昭幫的大忙。這一次曹cao策封魏公，后來又晉爵魏王，也都是董昭的倡議（皆昭所創(chuàng)）。

    董昭的這個建議是他自己想到的，還是曹cao授意的?不知道，也不重要。再說這事也用不著多少創(chuàng)造xing，只要像上一回一樣，“如某某故事”就行。因此依我看，很可能是董昭看透了曹cao的心思，投其所好。實際上曹cao恐怕早就想干這事了。此前，他做了三項準(zhǔn)備工作。第一是擴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cao獲得“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的待遇，同時還得到了十五座城池，地盤就由原來的十五城變成了三十城，翻了一倍。第二是并州，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將原來的十四個州變成九個，并州和幽州兩個州，司州的河?xùn)|、河內(nèi)、馮翊、扶風(fēng)四個郡，都劃歸曹cao當(dāng)州牧的冀州。第三件事也在同時進行，那就是造輿論。這是曹cao當(dāng)然不便親自出面，而且也用不著，自然有人幫他做，比如董昭。董昭至少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中，也就是曹cao“如蕭何故事”之后，十月南征孫權(quán)之前，就開始游說了。據(jù)《三國志?董昭傳》，裴松之注引《獻(xiàn)帝chun秋》，還有《三國志?武帝紀(jì)》裴松之注引《魏書〉〉，當(dāng)時董昭找了曹cao，找了荀彧，還在朝廷上到處找人說，終于形成議案，而且得到天子的批準(zhǔn)。

    于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傀儡皇帝派御史大夫郗慮（郗音chi）持節(jié)策命曹cao為魏公，措詞冠冕堂皇，條件也非常優(yōu)厚。成為魏公的曹cao不但照樣擔(dān)任丞相，而且仍然兼領(lǐng)冀州牧一職。新建立的魏國的制度，則“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

    這正是曹cao要的東西。因為他的實權(quán)實惠一點都沒少，地位卻高了許多，名譽也得不少。曹cao的主張，是“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但如果名利雙收，實權(quán)不小，實惠不少，那又為什么不呢？何況“魏公”這個頭銜也不是虛名，也是意味著實惠的。所以，這時曹cao心里肯定高興，卻還是要做謙讓狀，先后讓了三次。于是，以中軍師荀攸為首，包括鐘繇、毛玠、程昱、賈詡、董昭等三十多人聯(lián)名上書勸進。曹cao說，封公爵，加九錫（九種特殊賞賜），這是周公才能享受的待遇呀！我怎么敢當(dāng)呢？這些人說，敢當(dāng)，敢當(dāng)！明公的功勞比周公大多了。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沒有比明公功勞更大的。曹cao還是要讓，只接受封地，不接受爵位。這些人又說，明公這樣，就是既不尊重皇上，又不給我們面子了（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話說到這個份上，從此才扭扭捏捏地當(dāng)上了魏公。

    現(xiàn)在看來，曹cao這戲演得真是惡心，讓人看了很是不爽，也不符合曹cao的xing格。但沒有辦法，因為這是規(guī)矩，是慣例，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如果不裝模作樣讓一讓，他就會被破罵作“厚顏無恥”。更何況，曹cao還必須應(yīng)對輿論的壓力。他的封公建國，畢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當(dāng)時并非一片贊成。這不能不讓他多加小心，甚至演戲做秀。

    事實上，反對派大有人在。而且，有一個曹cao最信任、最看重的人，也不是反對。這個人在過去的歲月里，一直在關(guān)鍵時刻支持和幫助著曹cao，這回卻唱起了反調(diào)。這就讓曹cao意想不到和倍感傷心。那么，這個人是誰呢？

    是荀彧。

    荀彧在曹cao的陣營中，絕對是一等一的重量級人物。曹cao是把他當(dāng)作張良來看待的。他二十九歲投奔曹cao時，曹cao就說“吾之子房也”。在后來的歲月里，荀彧不負(fù)厚望，為曹cao出謀劃策，甚至出生入死。據(jù)《三國志》之《武帝紀(jì)》、《程昱傳〉〉、和《荀彧傳》，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夏，身為代理兗　州牧的曹cao率軍傾巢而出征陶謙，留荀彧和程昱守鄄城（鄄音juan,鄄城在今山東省鄄城縣北）。這時，曹cao的老朋友張邈和陳宮突然翻臉，聯(lián)合呂布來打兗州。兗州境內(nèi)，處處舉起了降旗。沒投降的，只有鄄城、范縣（今河南省范縣）和東阿（今山東省陽谷縣）。這三座城再保不住，曹cao就變成喪家之犬了。荀彧就和程昱商量，兩人分頭行事。程昱先穩(wěn)定的范縣，然后和棗祗（音zhi）一起固守東阿。荀彧則急調(diào)東郡太守夏侯惇前來同守鄴城。夏侯惇到了鄴城以后，一個晚上“誅謀叛者數(shù)十人”，局勢才算穩(wěn)定下來。這時，豫州刺史郭貢帶了數(shù)萬人來到城下，要見荀彧。夏侯惇說，見不得!閣下是一州之鎮(zhèn)守，一去，必有生命危險。荀彧說，無礙！郭貢和張邈一伙平時并無勾結(jié)。如今匆匆忙忙趕過來，顯然還沒有拿定主意，正好可以去勸說以下。即使不能把他爭取過來，也可以讓他守中立。如果不去見他，他覺得我們不信任，反倒會惱羞成怒。于是荀彧只身一人去見郭貢。郭貢見荀彧毫無怯se，知道鄄城不容易攻下，便撤了回去，鄄城也得以保全。荀彧詞句，實在可以和傳說中關(guān)羽的“單刀赴會”相媲美。

    實際上，在曹cao進行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的每一個關(guān)鍵時刻，我們幾乎總能看到荀彧的重要作用。初起兵時，董卓威陵天下，曹cao信心不足，是荀彧告訴他董卓“必以亂終，未能為也”，事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發(fā)展時期，諸侯割據(jù)中原，曹cao舉棋不定，是荀彧指點迷津，幫他做出戰(zhàn)略規(guī)劃，事在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曹caoyu迎天災(zāi)，諸將眾說紛紜，是荀彧為他制定政治上的三大綱領(lǐng)，支持他“奉天子以令不臣”，事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caoyu戰(zhàn)袁紹，痛感力不從心，是荀彧為他分析必能順利的四大原因，激勵了他的斗志，是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甚至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南征劉表時，為曹cao戰(zhàn)略方案的，也還是荀彧。

    然而，正當(dāng)曹cao興致勃勃準(zhǔn)備封公建國的時候，荀彧卻潑了一瓢冷水。荀彧對前來秘密征求意見的董昭說，曹公興義兵，除暴亂，平天下，原本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國家（匡朝寧國）。他秉持的是忠誠（秉忠貞之誠），堅守的是謙讓（退守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呀！你們?nèi)绻鎼鄄芄蛻?yīng)該幫助他保持晚節(jié)。即使不能功成身退，至少也別得寸進尺，“如蕭何故事”以后又“如周公故事”。所以這事怕不合適（不宜如此）!

    這就奇怪！荀彧不是曹cao的“張良”嗎？他怎么會唱反調(diào)呢？荀彧唱了反調(diào)以后，結(jié)果又如何呢？

    請看下集：進退失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