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伊掃部頭就任幕府萬人之上的大老,時間是安政五年(1858)四月二十三日,而他被刺身亡或者按幕府說的病重不能理政,則發(fā)生在今年三月的上巳節(jié)。
這樣算來,大老井伊的主政時間是不到兩年——比他前任老中首席堀田正睦的任期還短,堀田好歹是從安政二年(1855年)十月干到了安政五年(1858)六月,時長將近三年,就算減去井伊當大老的時段,那也足有兩年半。
井伊主政的時期,幕政到底有啥變化呢?
除去“戊午密敕之案”和內(nèi)斗,其實還他真干了不少事情:
簡單分成對外和對內(nèi)兩種好了。
對外最有名的,當然是五國通商約定的簽署了。
安政五年(1858),井伊在沒有取得小朝廷同意的情況下,先后與米、蘭、英、佛四國簽署了通商約定,翌年又和魯西亞簽署了同樣的約定,并按文化十年(1813年)的舊約,與其分割了北方的云霧千島。
對此,扶桑有很多人不滿,挑頭的就是齊昭一系,認為退讓太過。
可直秀一系卻對此評價很高,力不如人奈若何,該簽就得簽,否則可就真變成敬酒不吃吃罰酒了——直秀等人在北地反復折騰,只是往后推延了一年,也沒最終改變與魯西亞簽約的發(fā)生。這就是形勢使然,不得不如此。
另外,后世有一個著名誤解,那就是安政五國通商約定沒有限期。其實呢,是有的,當時約定“十四年后修約”。至于后來改成無限期,那是慶應二年五月十三日(1866.6.25)幕府和西洋諸國簽署的《改稅約書》干的好事,而且那時也不是真的無限期,只是約定“如一方(西洋人)不同意,那關稅不能更改”而已。
而且別人不知道,直秀知道啊,在他原本的世界里,1859年8月,魯人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9艘軍艦兵臨江戶灣,提出“北地以北緯48°線劃界,北蝦夷地整體為魯西亞所有”,但大老井伊一系予以堅定拒絕。
從這件事上看,井伊并非一味的對外屈躬卑膝,只是實力相差懸殊,不得不服軟罷了。
而且,井伊還干了一件大事,可以證明他也不甘心一直屈從西洋諸國。
這件大事對幕末的影響非常深遠,真正開啟了公武合體的序幕——雖然齊昭一系早就提議扶桑大事需要京都小朝廷的敕許,但實際上還是只基本停留在幕府上奏小朝廷審判的階段。京都想插手大政,實際上既沒有體制保證又缺乏和幕府的合作基礎。
當然了,如果齊昭一系掌權,那這兩樣有可能會補上。
安政五年(1858年)十月,也就是安政大獄開始后一個月,井伊在打壓小朝廷的同時,開始試探,“能不能讓皇室和德川家聯(lián)姻?”
在這之前,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倒是將女兒嫁給過皇室,但公方樣自己娶的卻是頂級公卿的女兒或養(yǎng)女,這皇室和德川家聯(lián)姻,無疑是井伊的釜底抽薪之計——大家爭權奪利不要搞的這么難看,聯(lián)姻多好啊,血脈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啥事不能商量啊。
本來皇室是不同意的,畢竟這是自己最后的臉面和底線了——幕府名義上是臣子,這皇室公主嫁給臣子,太危險了。以己度人,如果皇室血脈斷絕,那德川家過繼兒子當皇帝,好像沒啥不可以。再說了,安政大獄搞的這么難看,幕府你想屁吃呢?
但赤鬼井伊可不是好惹的,于是扶桑皇室就一直敷衍著,不說行也不是不行,“這么大的事情,不可輕率,總要先把細節(jié)都確認好了再說吧?!?br/>
而在此期間,大老井伊通過手下給小朝廷和皇室交了個底,“這開國只是權宜之計,等扶桑海防健全、兵強馬壯了,到時自有計較。就算通商,這國本亦不可動搖?!?br/>
啥意思呢?
所謂國本不可動搖,指的是皇室還是皇室、幕府還是幕府,也就是說,井伊心目中的未來扶桑,還是現(xiàn)有治政架構,一切舉動只不過是為了改良求存罷了。
而“到時自有計較”,則說明井伊對現(xiàn)在伏低做小也不滿意,只不過是形勢使然,只好暫且忍耐罷了。
其實,直到維新前,幕府都對西洋諸國充滿了警惕,到最后洋人也反應過來了——后來英吉利轉而支持薩摩、長州等藩國倒幕,這是有緣由的。
就算井伊和小朝廷的話有虛以委蛇的嫌疑,可幕府的法令總是真的在執(zhí)行吧?
安政六年(1859年)五月,江戶令禁洋服;同年六月,“禁鬻官銜、圖籍及兵器于外舶?!?br/>
更在六月二十日,下令允許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可自行購買槍炮——以前是,先申請幕府批準了才可以購買,但這次是先買后報備。要知道幕府一直警惕各家積蓄武力,這回則是放開了一個大大地口子。
就憑這幾道法令,說大老井伊對西洋諸國沒有敵意,這誰都不信啊——難道買來軍械是為了玩嗎?總要有一個假想敵吧。幕府下發(fā)的法令,那自然不是針對自己,而此時幕府還是在扶桑一家獨大,用排除法這么一看,那針對的自然只能是西洋人了。
同年九月,又令伊達慶邦、???br/>
容保、南部利剛、佐竹義就、津輕承烈、酒井忠寬六家助墾蝦夷地。
這幕府直轄的御領都肯讓出部分給諸大名,井伊一系都北方魯西亞的提防之心躍然紙上啊。
同樣可以說明井伊不甘心屈從西洋諸國或者說自強的事情還有:
自安政五年(1858年)起,幕府開始放松門閥之限,官學昌平簧改制,以前的招收對象只針對中高級幕臣子弟,如今下級武士子弟也可以入學了,而且也增加了各藩子弟的名額。同時,課本也從原來以四書五經(jīng)為主的儒學經(jīng)典,增加了經(jīng)科、史書、刑名等內(nèi)容。
至于幕府的西洋學術教育機構“蕃書調(diào)所”,保持了井伊執(zhí)政前的擴大趨勢,另外也在同年對各藩子弟開放——之前在安政四年(1857年)時,學生就約有190人。
作為重中之重的兵學,也在井伊執(zhí)政期間得到了大力扶持:
雖說,推行西洋軍制的講武所,是安政七年(1860年)才從筑地鐵炮洲搬到神田然后開始擴招的,但擴建可是之前就開始進行了。
至于水軍,安政五年(1859年)幕府關閉了長崎水軍傳習所。
這關閉傳習所,應該是后退咋能說是扶持呢?
原因在于,雖然關閉了長崎水軍傳習所,但這是因為軍艦教授所越發(fā)壯大——幕府不甘心水軍教練一直外人掌握。
安政四年(1857年),在江戶講武所內(nèi)附設軍艦教授所,教師方頭取是直秀的老朋友麟太郎——勝義邦,其他教授、講習為長崎傳習所的畢業(yè)生,訓練地設在了越中島。
雖然關閉了長崎傳習所,但幕府沒有停止大肆建造海軍的計劃——除了擴建軍艦教授所外,還準備大量外購戰(zhàn)船。
安政七年(1860年)正月,幕府派遣了第一個出使西洋諸國的使團,也就是后世所說的“咸臨丸訪米”,除了擔負協(xié)調(diào)的使命外,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購買戰(zhàn)船。
同時,幕府也沒有忘記自建戰(zhàn)船,自從安政六年(1859年)佐賀藩獻上了進口的造船機械后,幕府的第一個洋式造船所“長崎制鐵所”就已經(jīng)開始立項籌備了。
以上井伊一系的施政,除了安政大獄外,直秀一系并沒有啥太不滿意的地方,最多就是覺得low了點——想象力不夠,制度建設不夠大膽,執(zhí)行力一般般,步子太慢。
但扶桑內(nèi)部積弊已久,能做到這些就不容易了,換直秀親自上的話,有些事情未必能做的下來。
可關于其它方面,尤其是內(nèi)政,箱館一系可對大老井伊沒啥好評,一致認為,“這手里的爛牌打了個稀巴爛,真是意料之中、毫無驚喜可言?!?br/>
本來,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忠順提前當上了勘定奉行,雖說勘定奉行定員四人,可“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原本的大老爺們只會調(diào)和陰陽也就罷了,你小栗可是蘭學先鋒,又在長崎干了多年,學到的本事到哪里去了?!
結果除了推廣農(nóng)學有所成就外,小栗連韭山煉鐵所都沒保住——1858年坦庵先生死后,幕府開始分拆韭山煉鐵所,將人員、器械大量分流到湯島鑄炮廠、橫濱煉鐵所和石川島船廠。
按理說,這么開花散葉也沒錯,可是人、物要用起來啊,坦庵先生建立的先進管理制度在別的地方推行困難,這些好不容易培養(yǎng)起來的西洋學人才,很快學會了鉆營奉承,跑冒滴漏那玩的甚是爽利——這倒是沒辜負坦庵先生的眼光,都是聰明人啊,這學啥都賊快。
幸好,當初在直秀的建議下,韭山煉鐵所建了一批配套工廠,這些都是商人或江川自家的產(chǎn)業(yè),人員也多來自繩武館的老人和韭山本地人。而這些技工要么更信任韭山的施政環(huán)境,要么沒編制想走也走不了,這才給韭山保留了元氣。
如今韭山能有一些民用機械的產(chǎn)出,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說到底,還是因為小栗和其他勘定奉行一樣,都更信任官營,對民間產(chǎn)業(yè)哪不太看得上眼,一心想造幾個大廠,然后干出驚天動地的事業(yè)。
這個直秀也沒法說,放大招之前是要搖很久,況且白主最初也是走的這條路。但幕府和白主有根本不同:
白主人少錢少,當時是迫不得已,可幕府地廣人多,非要自己上這是要鬧哪樣?。?br/>
反正幕府的內(nèi)政在井伊時代成果寥寥。
另外可說的就是:
毀鐘鑄炮令終于廢止了。
安政元年(1854年)十二月,小朝廷給幕府下了旨意,要求“梵鐘均要搗毀以改鑄槍炮”。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幕府下令“銷梵鐘以鑄大小炮。惟余古名鐘、宗寺鐘、報時鐘不毀?!?br/>
在韭山煉鐵所1857年煉鋼成功、1858年仿制線膛炮成功前,這條法令一直在執(zhí)行,給各地侵吞寺廟財產(chǎn)提供了借口,鬧出的亂子很多——真以為光毀鐘啊,這別的財物不也是可以加強海防嗎?反正開了口子就收不住了。
安政六年(1859年)二月,也不知道是幕府醒悟過來——佛徒鼓動民眾大亂太傷根基,還是因為鑄造線膛炮用鋼材就行,反正以“梵鐘的鑄鐵中難以提煉出炮材
”為由,幕府廢除了“毀鐘鑄炮令”。
另外兩件事,雖然是在大老井伊遇刺后才實行的,但和他脫離不了干系:
第一件事是五品江戶回令。
萬延元年(1860)閏三月,幕府發(fā)出了五品江戶回令,要求“為免扶桑緊缺,雜谷、水油、蠟、吳服(絲綢)、生絲五品,禁止直接與西洋通商,必須經(jīng)由江戶問屋操辦”。
安政元年(1854年),老中阿部下令解散株仲間,就是取消了問屋商人的特權,既希望能促進流通、平抑物價,也是為了減少對各藩的經(jīng)濟盤剝,好匯聚人心。
如今這五品江戶回令一出,雖然打的旗號是平抑物價、提高獲利,可結果如何,大家都不看好——雜谷這些糧食管制一下是對的,可其它四品,江戶問屋能不開撈甚至大撈特撈么,想想就不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萬延鑄幣。
這扶桑的金銀匯兌是一比五,而海外是一比十五,直秀在嘉永二年(1849年)回扶桑時就特別提醒幕府了??芍钡浇衲耆f延鑄幣前,明面上幕府愣是沒啥動靜——當然了,私下里,安政二年(1855年)秋,幕府開始偷偷地通過咸亨洋行“以扶桑金易海外銀”。
這貨幣秩序可亂不得,因此直秀一系都老老實實地,除了偷偷吸納一些黃金,并未從中大幅漁利。
可一直等到安政六年六月(1859年7月)三地開港通商,幕府都沒啥動作,直秀當時就覺得,“壞了!”
果然,轉過年來,到今年五月,直秀的最后一絲幻想破滅了。
以“海外金銀比價不同,西洋商人大肆套利”為由,幕府發(fā)行了新的鑄幣,這萬延小判金的含金量只有天保小判的三成三不到!
好么,這一下子造成的所有損失都由民眾承擔了。
除了幕府旗本以外,得聞“以扶桑金易海外銀”的還有當時的老中后來的大老井伊,雖然大家斗得厲害,可在此事上居然保持了一致,真是活久見!
其實直秀早該想到這一點,因為除了以法令嚴格控制黃金流出這一條路外,逐年拉平金銀比價差異才是合適的辦法。既然幕府一直遲遲沒有動作,甚至在安政六年(1859年)三港通商后,連本來的安政鑄幣都沒發(fā)生——安政鑄幣稍微降低了含金量,那再期望幕府承擔起這個重擔就不現(xiàn)實了。
其實箱館開港后,直秀作為奉行,他是用統(tǒng)一結算制搞定這件事:
家樂屋、喜梅屋、四季屋三家聯(lián)手,在箱館乃至扶桑各地發(fā)行金銀票,存的是金子提取的時候還是金子,不主動要求金銀之間進行兌換。
而對在箱館的西洋商人,也是同樣處理。
想拿鷹洋換丁銀然后再拿銀子換黃金,想多了吧,扶桑哪個商人敢?guī)兔?,奉行所立馬找上門去,“這防火做的不好,先關門整頓好了?!?br/>
當然,這也給箱館帶來的巨大的外部壓力——各國商人紛紛抱怨。
但直秀一臉無辜地問,“為啥抱怨???”
這些外國商人唯唯諾諾卻說不出理由,所以抱怨也沒用!
但直秀卻沒料到幕府的處理方式。
直秀早該醒悟的,他之前多次讓使番咨詢勘定奉行小栗,而小栗一直避而不談,這事情不是明擺著嘛——幕府就沒安好心!
可直秀一直幻想,這“以扶桑金易海外銀”的事情如果泄露了,幕府立馬人心盡失,所以肯定要有所表示,最起碼補貼各藩是要做的——箱館是幕府直轄地御領,所以不用補貼?
但萬萬沒料到,萬延鑄幣幕府一步到位,把責任推給了洋商,同時據(jù)說是提高了對各藩的借款額度,這除了坑了普通民眾,不但自己掙到了鑄幣的巨大利益,還賣好四方,真是刀切豆腐兩面光!
雖然萬延小判金發(fā)行在和歷五月,而三個月前大老井伊就遇刺了,可他能脫得了干系嘛——鑄幣這樣的大事,籌劃要好久,因此明顯是早有預謀。
這限制西洋人兌換金銀,肯定會被報復,而且說不得會有海運便利的各藩會私下勾結外人牟利,而在通商后延遲一年發(fā)行新鑄幣,弊處已見,誰也無話可說!
大老井伊,你這算盤打的可真精啊。
正是隱隱覺察到井伊會出歪招這一點,直秀才在櫻田門一事上置身事外,既沒通過小栗提醒,也沒獻上啥短鐵銃、新式馬車之類的。
當然了,因為直秀亂入,櫻田門之變能不能發(fā)生還是兩回事,但直秀這種態(tài)度,無疑代表了對井伊治政的不認可。
撿知道的、能說的,秀念和尚與江木繁太郎議論了個痛快,之后他開始旁敲側擊問起備后福山藩的日后打算。
可想到,熱衷政事的江木卻兩手一攤,“本家不過是水波逐流罷了,能安定一方就是萬幸?!?br/>
秀念也不好說啥,只能暗戳戳地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你們坐不住的時候?!?br/>
可當時和尚可沒料到,幕末風暴里人心詭譎,等江木隨著大殿阿部再出山的時候,這雙方是敵是友?大潮洶涌,未來誰能完全預料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