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最基本的那些衙門，在冊的官吏無非就是知縣、縣丞、師爺那么幾個，巡捕房能拿得出去的，也就只有為首的捕頭自己。
　　原本維持治安和抓捕犯人的工作，就是由這些捕快和衙役來負(fù)責(zé)，可在王爭走出登州之前，朝廷的餉銀早就不剩下什么。
　　莫說那些最底下的捕快和衙役，就連捕頭都窮的快要當(dāng)褲子，一直靠知縣到處抓錢袋子才能勉強(qiáng)維持生計(jì)。
　　不過銀子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抓到手里的，知縣花出去自己也心疼，所以衙役和捕快還不能養(yǎng)太多，大約幾十個人，能勉強(qiáng)壓服縣城里面就行了，外面的隨它去就是。
　　地方上巡檢司可是富得流油，那些巡檢個個都有幾百個鹽狗子在手里，本來縣衙和巡檢司就是個互幫互助的局面。
　　可誰也沒想到，自打登州府那邊新上任了個巡檢，一切都變得大不一樣，像是一個晴空霹靂，登萊兩地走出一支叫登州營的兵馬，為首的雜號總兵叫做王爭。
　　到眼下那登州營成了氣候，改組成山東軍，連立大功，就連當(dāng)今皇帝都御賜起軍號曰“明威軍”，在整個山東一家獨(dú)大。
　　原本收稅這些事情是縣衙在打點(diǎn)，現(xiàn)在山東軍把持了整個山東六府，一個叫軍議司的玩意緊跟著就把山東政務(wù)攬過去，知縣們成了空架子，整天除了被養(yǎng)在自家院子里喝茶看戲，委實(shí)也沒有其他事情可干。
　　王爭鎮(zhèn)守山東以來，小亂很少，大亂更是基本沒有，地方上就連個行竊的小毛賊都看不見，那是一天一個變化。
　　說起來，這些知縣也沒什么好哭的，這日子不比從前強(qiáng)多了嗎，再也不用整日的擔(dān)驚受怕，吃喝玩樂娶老婆生兒子就好了，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況且，就連朝廷的布政三司一樣成了空架子，那左軍議李巖才是真正的布政使，差的只是個官面上的名頭而已，那些原本的一省大員都沒說出什么話，自己又有什么好叫苦的。
　　長此以往下來，到了眼下這崇禎十五年的一月份，地方上治安和政務(wù)的主導(dǎo)權(quán)，已經(jīng)完完全全落在了保安司和軍議司的手中，也就是現(xiàn)如今山東真正說話管事的機(jī)構(gòu)。
　　此番忠烈伯王爭震怒，發(fā)下一句殺意頓顯的軍令，地方上的鹽丁們不敢怠慢，自然就要全盤接手過來。
　　他們還沒有成為在朝廷上入冊的正兵，就算借著什么名頭殺了人，也是查無可查。
　　說起來，眼下山東除了王爭之外，還有兩個龐然大物，其一是翁州府嵫陽城的魯王府，還有便是曲阜的孔府。
　　肅王朱壽鏞第三子朱以派是為第十代魯王，正兒八經(jīng)的大明宗室藩王，崇禎十三年襲封，在位剛滿兩年。
　　至于孔府，那更是天下士心所向，若誰不開眼的敢動上一根毫毛，那必然是落得萬劫不復(fù)，天下共棄的地步。
　　身為忠烈伯，左都督的王爭，雖說手中已經(jīng)是大權(quán)在握，但明面上依然要尊奉明廷，對于孔府和魯王既沒有說是尊奉，也沒有過分相逼的舉動。
　　長久以來大家都是各掃門前雪，所以并沒有什么微詞傳出來。
　　自從王爭那一句話的軍令下來，整個山東六府完全陷入了一種恐慌的狀態(tài)。
　　不過這種恐慌卻不是尋常意義上的那種，僅僅是針對于朝廷文官和那些別有二心的宵小之輩。
　　對一般的軍民來說，山東軍下手抓了那些只會耍嘴皮子的朝廷官吏，快意還來不及，又怎么會多說其他。
　　借著這次大規(guī)模的抓捕官吏，山東軍順勢在六府重新來了一次核查，正兵將士們拿著文冊，從大城到小城，挨家挨戶的對照，一旦發(fā)現(xiàn)任何身份不明的人，立即抓緊牢獄中嚴(yán)加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