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之人，卻是剛剛卸任信都縣令的涼州名士閻忠，他年約四旬左右，長相并不英俊，惟有雙目閃閃有神，給人一種能夠看透世間一切事物的感覺。

    不過，其人也確實如同當初皇甫嵩所介紹般出名，就連伏泉也耳聞其有“人倫識鑒”之能，被他一語而登上仕途者不在少數(shù)。而且，閻忠所鑒之人，也幾乎都有不小成就，這并不是在說假話，因為伏泉自己也算半個見識其鑒人之術(shù)的人，就比如伏泉的好友賈詡，就是其人發(fā)掘，并未其揚名。

    賈年少時并不出名，只有閻忠這涼州名士，見了他后，認為他與眾不同，稱其有良、平之奇。所謂“良、平”，自然是指大漢開國名臣張良、陳平，事實上賈詡最終結(jié)果，卻是對得起閻忠所言，后來在真實歷史上，幾乎如張良、陳平二人那般，低調(diào)做人，卻屢屢為曹操父子，獻出絕計，后來更是成為了魏之開國三公的太尉，這么看來確實是有良、平之奇無疑。

    當然了，在伏泉看來，賈詡?cè)羰窃趶埩?、陳平二人中比較的話，他卻更像是張良?？峙氯舴遣懿賹Τ甲?，不像劉邦因為微末地痞出身，在意江山不穩(wěn)固，而兔死狗烹的話，說不得后來的歷史上，賈詡也要成為三公以后，辭官隱居了，至于學(xué)習(xí)陳平那樣自污免禍的話，估計是做不來的。

    至于原因，無它，性子使然，賈詡這家伙雖然喜歡做官，但并沒到癡迷程度，如果涉及自身危險，是根本不會去冒險的。

    閑話少說，閻忠其實是皇甫嵩在他賦閑在家后，從家鄉(xiāng)涼州所征辟的謀士，自皇甫嵩奉命平亂太平道黃巾蛾賊以來，一直隨侍早皇甫嵩左右。

    適才，閻忠此言，可謂是大逆不道，忤逆之極，罪魁禍首誰人也？

    其話中之意，為如今在京師享樂的朝廷高層，而以當今士人之間的輿論，太平道舉事，卻是朝廷無能，天子昏庸，奸臣當?shù)溃率拱傩丈罾ьD，黎民黔首揭竿起義。

    當然，在伏泉看來，這話太過官方，如同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他們在民間的官府輿論、評價，幾乎如出一轍。

    不過，很明顯，這些東西，在人口中，想怎么說都能怎么說。

    太平道舉事，真是起義嗎？

    明顯不能用起義來定義，最簡單的一項便是這些起義的百姓，不說那些被裹挾的百姓，就是太平道的忠實信徒，他們是怎么來的？

    他們最初成為太平道信徒，可是喝張角三兄弟的符水，治病救命，忽悠來的，這樣的人舉事，被說是反對昏庸朝廷起義，明顯貽笑大方得了。

    再則，說這些舉事的人，都是困苦農(nóng)民，明顯也是胡扯之極。

    先不說張角三兄弟，幾乎起事前，都靠著太平道謀利成為富甲一方的巨戶，其廣宗縣城的宅院，伏泉見了都震驚，便說太平道高層，也都有不少朝廷上層在呼應(yīng)，最可說明的便是太平道舉事前，被朝廷發(fā)現(xiàn)并誅殺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他們可是心向太平道，并愿意為太平道內(nèi)應(yīng)的。

    伏泉看來，如果做個對比的話，太平道其實和后世的白蓮教類似，當然，白蓮教和張角的太平道比起來，實在是差得遠了。

    雖然張角的這套玩法確實是日后白蓮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蓮教高大上太多。白蓮教主要在底層民眾中流傳，所以時常凸顯出逼格太低，太土的氣質(zhì)，而張角的太平道則是同時在上層和下層流傳，無論涵蓋面、組織度還是理論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蓮教可比。

    這是因為，從先秦至今，無論豪族階層還是平民階層，對“天命”的說法都深信不疑。說他們迷信也好，虔誠也罷，他們認為要當天子，光有實力還不行，還得有天命，而張角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使自己在部分上層人士中成為天命的代言人。

    如本朝初學(xué)者班彪，并不認為太祖高皇帝劉邦奪取天下是群雄逐鹿、優(yōu)勝劣汰的結(jié)果，而是認為劉氏擁有天命，所以他在《王命論》中寫道：“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br/>
    這種天命論，不是個例，而是自上而下，有意宣傳洗腦民眾思想，最終成為社會常態(tài)，成為統(tǒng)治者有效統(tǒng)治天下的神器。所謂“朕即天命”，便是如此，于統(tǒng)治者而言，什么有利于自己統(tǒng)治，當然就選擇什么宣傳。

    而這一點，不止是大漢如此，即使后世，也依舊盛行。如南朝名士沈約，在得天下的問題上，為了鞏固門閥士族以及皇權(quán)統(tǒng)治的根基，亦推崇天命說，反對逐鹿說，其在《宋書·符瑞志》中說道：“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yīng)?！?br/>
    甚至直到晚唐時期，屢試不第的杜光庭，為了仕途還借助《虬髯客傳》這樣的傳奇故事來強調(diào)天命，反對草昧英雄，希望借此為官，比如該傳奇故事的末尾說道：“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br/>
    以上種種，皆表明了天命說對百姓的影響的深遠，即使后來漢末亂世，諸侯皆有實力，然敢稱帝者，唯袁術(shù)而已，其余之人，就連曹操，在其彈下“文王操”時，心中估計也在想著所謂天命不在我而已。

    而就像張角，此番他率領(lǐng)太平道起義，所用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在一開始，就用了天命說，他說了天命到了要變的時候，這才能獲得絕大多數(shù)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認可。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議，遷徙所俘虜?shù)狞S巾蛾賊去塞外，要重新進行思想教育的原因，因為不將他們的天命重新變回大漢，他們想改變天命的思想，依舊會成為隱形的禍根。

    天命論能有這么大的影響力，自然也不是一時一刻可以形成的，從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變商代的“敬神”而為“敬德”，使中國政治向現(xiàn)實性和理性轉(zhuǎn)變，到至圣先師孔子，更是“敬鬼神而遠之”，因此容易給大家一種儒家思想與宗教、鬼神毫無關(guān)系的錯覺，甚至被當作文化優(yōu)越性來大肆宣揚。

    實際上在專制皇權(quán)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擊，神性還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對皇帝形成制約則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與上古神學(xué)其實密不可分，孔子雖然不怎么談鬼神，但并沒有否認鬼神的存在，相反他還相信麒麟降世會帶來太平，并且因為好不容易出現(xiàn)的瑞獸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擊，從此擱筆不作，不久便與世長辭，即所謂“絕筆于獲麟”。

    到了前漢董仲舒時，儒學(xué)糅合了道家、陰陽家思想，認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會對人間的事做出反應(yīng)，具體怎樣反應(yīng)是一門學(xué)問，叫做“讖緯之學(xué)”。這一點，一下子就獲得了漢武帝的認可，因為他的思想，極大的附和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br/>
    而后漢建國，光武帝得讖緯之力甚多，之后歷代皇帝也都對讖緯加以發(fā)展，最終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學(xué)體系，甚至連東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誰都一一規(guī)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義》便一一解釋。

    當然，不止如此，為了更加鞏固天命論，自漢以來，就不斷依照儒家典籍，將社會實際事物改變，從而更符合天命論的傳播。比如《尚書》等儒家典籍中的語句就成為帶有神圣性的教義，前漢甚至曾經(jīng)根據(jù)《尚書》、《周禮》的辭句把九州改為十一州，把宰相改為三公，使現(xiàn)實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于，太平道起事時，向栩提出“但遣將于河上北向讀《孝經(jīng)》，賊自當消滅”的平定黃巾蛾賊的論調(diào)，其中也不無天命論的影子，當然，這個提議，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經(jīng)典《孝經(jīng)》，甚至它的經(jīng)文簡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亂?？梢娙缃竦娜寮乙呀?jīng)成為類似佛教的法則宗教，雖然沒有造物主那樣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則，如同佛法一樣的儒經(jīng)。

    如此說起來，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經(jīng)沒什么區(qū)別了，甚至可以直接稱其為“儒教”了，只不過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義而已。

    不過既然是帶有神性的宗教，理論上自然高于現(xiàn)實的皇權(quán)，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讓他退位，這就是改天命。

    前漢后期的儒生眭弘、蓋寬饒都曾勸漢朝皇帝退位讓賢，雖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漢朝皇帝并不敢說天命和禪讓本身不對，因為他反對，也就是在反對大漢統(tǒng)治天下的根基。

    是時，前漢政治每況愈下、難以挽救時，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漢朝皇帝應(yīng)當退位讓賢，以儒學(xué)宗師劉歆為首，大家認定這個“賢”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漢稱帝，立志建造儒教教義描述的理想世界，卻因施政脫離實際，引發(fā)天下大亂，身死國滅。

    到了東漢，東漢皇帝有意宣揚讖緯，維護自己的神選地位，同時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訓(xùn)，不再讓儒生有改天命的機會，從而奪位。

    當然，這些舉措都是暗中進行的，自光武劉秀以來，他們都是大力大展儒學(xué)，同時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將東漢中后期，大力發(fā)展外戚、宦官勢力，使得他們交替專權(quán)，與儒學(xué)士大夫抗衡。

    不過，這種天命說，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時代在變，局勢在變，當中國內(nèi)部，再一次經(jīng)歷漢末三國般亂世時，天命說再也禁錮不了民眾了，新的思想隨之誕生，

    經(jīng)歷中晚唐的藩鎮(zhèn)割據(jù)、五代十國的慘烈亂世，王綱解紐，百姓看到君王奪位不一定長久，所謂天命純屬君主自己貼金以后，社會現(xiàn)狀卻如后晉宋初學(xué)士安重榮所言道：“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從此，自中唐開始，以柳宗元、歐陽修為代表，天命論在逐漸成為社會支柱主題的士大夫那里已經(jīng)逐漸破產(chǎn)，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說。即士大夫更多的從現(xiàn)實層面要求皇帝行仁政，來獲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關(guān)注是否受命于天的問題，從秦漢以來帶有神學(xué)意義的五德終始、傳國玉璽等神學(xué)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視。

    這才有后來，讓得士大夫為之稱頌的大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無神權(quán)天命加持，只是他們支持維護統(tǒng)治的人而已。至于為何維護統(tǒng)治，自然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畢竟，自宋明以后，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統(tǒng)計出地方的戶口稅收，而士大夫們，也逐漸開始了寒門崛起，便可享受奢華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為何統(tǒng)計不了地方戶口稅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門崛起的士大夫們，為了成為豪門，為自己謀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應(yīng)士大夫，但是官場貪污受賄，個人土地兼并，依舊成為慣例。而到了嚴格控制俸祿的明，從來就是為了自己的士大夫們，自然更加不想過苦日子，搜刮更加賣力。

    倘若宋明能有秦漢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下至一鄉(xiāng)、一里，都能查清戶口，登籍在冊的能力的話，恐怕這些士大夫們，能上下其手的機會就不會有多少了。

    反正于士大夫而言，能和皇帝平起平坐，自然就不會再有先人對于君權(quán)神授的敬畏之心，他們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義為所欲為。而皇帝，按照他們的仁政思想，就該坐于深宮，在他們的支持下，垂拱而治，所見所聞，所該知道該想的，都該是他們告訴皇帝的，不和他們思想一致的，那都是禁制，是毀壞社稷，亡國之舉。

    當然，放在如今的大漢，士大夫雖未出現(xiàn)，但是士人卻已經(jīng)在了。

    自黨錮以來，士人受打壓迫害甚重，早就存了換天命的想法，比如他們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爭權(quán)，有的人支持太平道，有的人卻想著政變……無疑，適才說話的閻忠就是其中之一。